一切以战略为要，然后把重点放在对顾客提供价值上，这是今天管理者面临竞争挑战时要把握的一点。公司有必要建立一套评估管理者的长期表现，而非逐年表现的制度。因为替顾客创造新价值是一种长远的过程，就是大家行之有年的“年度总结”有时也会有不利的影响。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个脑筋动得快的企业家，不管在日本或美国，开始一项新事业时，通常要比一个拿薪水的高级主管，会对整个企业进行更全面改造的原因。然而一个成功的高级主管所拥有的，却像是一块比别人要大的“橡皮擦”。当公司面临新的环境、顾客或竞争者而必须改变时，这块橡皮擦会毫不迟疑地把昨天所说过的种种全都给擦掉，一笔勾销。
当盲目的公司主义——一种不做考虑就墨守成规，只想做得更多更好的战略，影响到公司的经营方针或整体表现时，主管的工作自然更艰巨。松下电器的创办人松下幸之助有一次跟我提到，他所偏爱引用的一句话就是“脑筋不要被陷进去”。我们需要常以新奇的眼光看事情，从最根本之处想问题，在既成的事业和熟悉的产品上寻找赚钱的机会。并非每一种情形都需精明能干的经理人才玩弄财务手腕，或是单拟出重整计划不可。就是在旧的活动领域，也存在好多可以革新的大好机会。
改革的政治戏码(1)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以日本为例，谈谈日本所发生的现象及隐藏在现象里的本质，因为这一本质就是本书内容的重点。
小泉改革是一出壮观的政治戏剧，但是一般百姓，包括消费者、就业者，在观赏这出戏时却越看越扫兴。为什么？因为天才政治家小泉纯一郎所演的，只不过是“捕物帐”捕物帐是以江户时代为背景，在日本形成并获得发展的侦探小说形式。就像“小泉剧场”小泉剧场的意思是小泉自导自演的政治剧目，原是反小泉阵营批判小泉时所提出的名词，但是后来代表小泉支持者对小泉政治手法的肯定。这个名词，小泉纯一郎以戏剧方式呈现他的政治手法。因为不管怎么说，舞台上戏剧的主题，是最受大众欢迎的惩恶扬善。
如果道路公团（政府经营的公共事业）不好，就惩罚道路公团指小泉撤换道路公团总裁藤井治芳一事。；如果桥本派的人马想玩金权政治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因隐瞒日本牙科医师联盟约9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所涉及的金钱丑闻，被迫辞去派阀领导职务、脱离派阀，并被东京地方裁判所（法院）起诉，追究其刑事责任。，就在各重镇埋设“地雷”，让他们踩个痛快。如果所上演的改革剧演不下去了，就送出“刺客”（具有高知名度或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士）加以制裁，并塑造了比历史上赤穗47位义士1703年1月30日夜里，47位赤穗浪人袭击位于江户本所松阪町的吉良上野介义央的宅邸，为主君浅野内匠头长矩报仇。这些人又称“赤穗义士”。阵容更庞大的83位被称为“小泉之子”的“骑士”（新科议员）自民党在2005年9月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产生83位新科议员，这批议员亲小泉的色彩相当浓厚。。后来则致力杜绝“族议员”族议员是指精通特定政策领域，并拥有对该领域的影响力，扮演各省厅后援团与利益辩护者角色的议员。，并且裁撤政府体系下的金融机关，据说已经铲除了5%曾大捞一笔的官员。
能成功推进这一连串“事业”的小泉纯一郎，果然不同凡响，他的政治手腕真的无人能出其右。此外，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信念”，也是日本在外交上从未有过的做法。我个人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以避免激怒中国、韩国。不论是外交或内政，小泉的做法的问题，都在于只看到了“有问题的现象”，所以小泉内阁所采取的治疗方法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不堪一击的政治剧
一般来说，看起来不对劲的问题，都有其原因；再深究下去，原因中还有真正的原因。那么日本大多数问题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顺着问题追溯探索，就会发现源头竟然是自江户时代（1603～1867）一直延续下来的中央集权（统治机构）问题，以及《明治宪法》及《昭和宪法》所衍生的各种问题。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将西欧列强的统治机构直接套用于始自江户时代的国家运行模式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将失调、变形的统治机构全部推翻（事实上，大家都深信已全数推翻），以美式宪法为标准重新出发。这么做造成了混乱，那些无法因战败而被消除的明治时代富国强兵思想、江户时代的国学创意，有时仍会像走马灯一样，一幕幕又出现在眼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电视剧、漫画长大的日本国民，因为无法看透“剧情”背后的思想、意图，所以在“小泉剧场”迈入第五个年头时，在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的情形下，赞成参拜靖国神社的人超过了50%。
类似这样的政治剧持续不断地上演，由于长年如此，所以百姓们也就不会动怒要求：“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啊！快点上演正式剧目吧！”事实上，日本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大多数百姓都以为“改革的好戏正要登场”，但事实上由5幕戏构成的“小泉剧场”，有4幕已经演完了。这4幕戏都只轻轻“触碰”了一下日本所存在的问题，点到为止。小泉纯一郎明知“这已是正式的演出”，但即便戏已经告一段落了，仍旧是死也不肯告诉观众真相，因为这会让身为观众的全体国民要求他“退钱”！
改革的政治戏码(2)
戏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日本人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政府非但没有培育优秀的人才（因为教育改革还没有提上日程），而且在序幕中承诺过的财政重整，也如海市蜃楼一般，虚幻而又遥不可及。
小泉所实施的政策，并不切合国民的需求，但其实为国民谋福利才是政治的本质。换句话说，“小泉剧场”最欠缺的就是“从国民（指消费者与就业者）的角度思考一切改革，进而实现国民的梦想”的政治态度。尽管事实就摆在眼前，却无人疾呼：“喂，主要的剧情是不是‘只要改革，就可以提高生活质量，降低生活成本’啊？”
因为国民也认为“反正这种事也做不到”，所以即使觉得戏剧扫兴、冷场，还是十分赏脸地观赏着“绕道而行”的小泉政治戏剧，但是距离回过头来怒气冲冲地大骂“根本就是浪费时间”的那个时刻，应该不远了。
“打地鼠式”改革(1)
那么，我们真的只是在浪费时间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小泉先生最大的功劳，就是证明了“只要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力，即便是顽固保守的战后政治体制也可以破坏”。姑且不论改革内容如何，这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
有人说小泉纯一郎是奇人，有人说小泉纯一郎是怪人，不管是奇人也好，是怪人也罢，总之，小泉纯一郎就像是为了要打倒持续270年之久的江户幕府而存在的浪人武士一般，他发挥了自己最大的功能。不过，小泉纯一郎及其一派人马所使用的手法，也像浪人们到了新的明治政府时代就无法产生作用一样，在新的日本社会中没有登场的机会。不，我认为不可以给他们登场的机会。
理由很简单，因为不好的制度不管怎么破坏，都不会自己长出好的东西来。
道路公团民营化之后，只是让原本腐朽的组织更为专横跋扈。今天的日本根本不需要道路公团。道路公团只是在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金钱的时代，为了“借助收费充实全国高速公路网”而设的有时限的组织，因此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之后，就应该解散。把道路公团民营化，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关于邮政三事业（邮政业务、邮政储蓄、简易保险），在将邮政储蓄及简易保险废止之后，让邮局维持国营或转由民间经营都可以，但就是没有理由让三种事业全都民营化。首先，“民营化稀松平常”这一想法就是个最大的错误。小泉纯一郎也这么认为，可是当他针对“民营化”进行咨询的时候，端出民营化方案的委员会却只是敷衍了事。公务人员的定额裁减在5年之内要达到5%，对民营企业来说，这个数字只是“自然瘦身”。
小泉改革其实就是修正（各政府机构）所提供劳务或产品的不合逻辑部分，做法是“修正看得见的地方”，也就是大玩“打地鼠”游戏，并且在“对活跃在某个舞台上的不良官吏加以惩罚”的表象之下，上演“惩恶扬善”的戏码。这种做法和什么是该做的，本质上完全扯不上关系，所以才会在有一派人士反对“打地鼠”的情况下，邮政民营化变成了一出耗资770亿日元的宏伟大戏。
事实上，现今的日本根本没有空闲去为喋喋不休的民营化话题劳民伤财，因为日本政府的债务排名世界第一，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是世界第一，物价虽然稍稍下降，却仍然很高不下。日本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存款，但是这些热钱却不流入市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不相信政府。
我并不认为这些人都想抱着存款过日子，不过就算他们想用自己的钱享受人生，但是碍于对未来有一份不安，也只好把钱放着以壮胆，好让自己有备无患。而日本政府竟然把国民这些宝贵的金钱集中到几乎零利率的邮政储蓄或定期存款里，然后拼命地滥用这些钱。这种政府真的是可以下台了。
因此，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修正现象，而是修正原因，必须将病因连根拔除。
不是修正现象，而是修正原因
“不是修正现象，而应该修正原因的时刻来临了！”我第一次说这句话是在20年前的几本书里：《新·国富论》、《平成维新》、《平成维新PART2》、《新·大前研一报告》。在本书中，我则进一步加入了最近所分析的数据，希望全体日本国民产生共识：必须加速“治疗”日本政府。基于这个心愿，我铆足精神提笔完成了这本书。就算有人说“大前是个破鼓”，我也不在乎。因为铁证如山，事实就摆在眼前，政府必须彻头彻尾大翻修，所以我不能假装没看见问题而睁眼说瞎话。
就算政府玩的是“打地鼠”的游戏，小泉先生也已经证明，从来不曾有过的大胆改革是可行的，这就是最新的证据。也正因为如此，小泉先生才得以搭建有国民支持的舞台。既然如此，政府就应该更往前迈一步——“写一出从国民观点出发的剧本”。
日本如果能积极专心致力于建造“国民主权国家”，“就能提高生活质量，并降低生活成本”，这是我10年来一贯的主张。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没有看过我初期的著作吧！我当时认为“如果在2005年前，日本无法完成一连串的改革，那么迈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将陷入无法自行改革的状况”。进入平成时代（始于1989年）之后，日本人称所有的改革为“平成维新”。具体而言就是，不只是宪法，而是在各方面都制订符合21世纪需求的新法律，让日本成为真正的“国民主权国家”。
“打地鼠式”改革(2)
0和“国民主权”相对立的概念是“提供者的思考逻辑”。战后日本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提供者的思考逻辑所构成的。因为所有的物质都不足，所以这是时代的需求。农林水产省只要能继续填饱国民的胃就没事。厚生省（卫生署与社会福利局）用的是医生的思考逻辑，文部省（教育部）宣扬教育人员的思考逻辑，只要他们可以提升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政府部门也就算尽到了责任。
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昭和时期，1926～1988年），这些提供者的逻辑很明显并没有实际地让国民感受到生活更充实、更富裕。虽然数字还算亮丽，但是比起先前，国民的生活质量偏低，甚至还停滞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上。原因是政府重视公共工程等产业基础、社会基础，更甚于国民的生活基础。也就是说提供者的逻辑行之过度了。就因为我掌握了这些“会说话的证据”，所以才急切呼吁政府要致力于建设“国民主权国家”的典范。
别自认是中产阶级
日本提倡“重视国民”始于1993年细川护熙组阁（第七十九任首相，民主党）的时候。但是这几个字终究只是政治口号，并没有看到有人从政策或立法上去真正地落实。
后来到了“失落的10年”，政府呼吁要“恢复经济”、“处理不良债权”，在牺牲国民福祉的“产业再生”宏旨下，执政者鲁莽地拼命冲，结果造就了世界上最高的公债。
虽说从个人金融部门来看，日本是世界第一大储蓄国，但是在零利率的政策之下，政府其实是在从储户的户头里拿钱救济银行。公共工程少了财源，相关单位就打着“可以慢慢还钱”的幌子，胡乱核发房屋贷款，骗上班族买房子，让上班族协助政府应对不景气的经济。
结果，上班族的生活如何？土地、房子的价格一滑落，这些肩上扛着贷款的中年上班族随即陷入债务的旋涡里。银行公开表示要给予协助，可是却又提不出解救这些上班族摆脱噩梦的政策。这就是提供者逻辑僵化的日本现状。
最近，上班族因为担心被裁员，任由公司减薪、延长工作时间，生活备感艰辛。
靠着按时计薪、增加合同工、裁员的效果，公司的业绩的确恢复了，但是国民应得的报酬减少了。进入2005年之后，日本股价上扬、经济复苏，但是大多数国民，尤其是上班族，却一点实质的感受都没有。
钱理所当然都集中在退休者（老龄者）那里了。据统计，靠退休金生活的人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是家庭收入中扣除税金等非消费支出所剩的余额，也就是可以实际消费的金额。，比上班族还要多，因为他们把“退休金的30%都拿去储蓄”了。
“只要埋头工作，就会加薪、升职”是战后架构日本社会的一大前提，可是这个大前提已经完全崩塌了。现在的上班族必须觉悟，一个人薪水的最高峰平均是在他40岁左右，过了这个高峰，就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制订符合实际状况的人生规划。
就在日本徘徊于经济低迷期的这段时间，中国、印度等国家已悄悄抬头，后起的国家更以低廉工资为武器在后面奋起直追。两相比较之下，很明显，日本人的工资之所以未上涨，不是因为经济不景气的关系，而是因为一上涨就会陷入失业人口增加的恶性循环，这说明日本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
日本人的中间年龄（在人口结构中，处于最中央位置的人口年龄）为43岁，到2025年时中间年龄将超过50岁。我找遍了日本所有的学校，就是找不到一所学校有完整的课程，足以培养未来可以活跃于无国界经济、数字经济时代的人才。
看到这种情形，我想应该没有人会认为日本“再这样对问题置之不理，仍可以繁荣兴盛”吧！
看看现在欣欣向荣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它们都不是靠自己的资金来吸引世界的资金、企业、技术和人才的。而全世界取之不尽的金钱就是不流入日本，换句话说，日本靠自己的钱来打造自己的繁荣，这也导致经济后退的恶性循环。
“打地鼠式”改革(3)
21世纪经济的最大特色，就是从民族国家（NationState）转变成地域国家。已经独立的地域和世界各地域进行各种形态的经济交流以促进繁荣，这是对日本强势而僵化的中央集权制重大的警告。日本以“打地鼠”的方法，将政府机关中的冗员削减5%，让政府体系下的金融机构合并为一，但还是无法彻底解决日本的问题，所以日本现在迫切需要直接而郑重地改变统治机构。
因此，我们不仅要为自己做好人生规划，也要向政府提出改革建议。
从自觉到自救
改革，就是舍弃提供者的思考逻辑，转而采用以国民立场为出发点来思考的政治制度。因为主办者（当权者、执政者）、提供者（政府各部门等）都不会直接交出自己的权力，所以我必须再度提出自2000年起我就不断呼吁的“平成维新”。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日本人的薪水比较高；也就是说，在世界其他各国的眼里，用这种薪水过日子，应该可以过得很富足，如果日本无法实现这一点，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自民党也呼吁改革，但是改革时却完全没有把国民的需求列入考量，从道路公团、邮政事业的民营化就很容易看出来。小泉改革采用的手法是“捕物帐”、“打地鼠”的方法，拼命修正看上去不好的地方，而遗漏了主体——国民。身为在野党的民主党，也因为本身内部有自治团体劳动工会等工会问题，所以只提出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削减官员的议题。
结果，在这些政治家的主导之下，改革流于吆喝的口号，好处是否真的落入了上班族的口袋则不得而知。所以国民应该提高分贝，不客气地要求住宅、教育、车子、饮食、社会福利等费用都应彻底下调。国民不能把改革的议题全权交给政治家，而必须主动提案，争取主动权。
例如税金一事，政府表示调税是为了平衡财政收支，所以只能“增加上班族所要缴的税”，这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在收入无法增加的时代，税制也应该要归零重新检视。
这本书是为80%的中低阶层及生活在金字塔底部的人所写的，换句话说，这本书是为绝大多数人而写的。在本书中，我会告诉中低阶层的朋友必须做些什么，以及必须要求些什么。我在建议大家做人生规划及重新检视个人生活习惯的同时，也提出了从统治机构到税制的重建，及提高生活质量、降低生活成本的具体方法。
我向政府提出的建议，正是我这20年来集大成的经验所得。
“旧模式”的经济理论不管用(1)
虽说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是置身变化旋涡中的大多数人，却完全没有发现这一变化如此之大。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状况之下。
当结构产生变化的时候，既往指标无法说明的现象会一个接一个浮出水面。以日本经济状况中的一个现象为例，在“中国特需”产业的支撑下，日本的ＧＤＰ增长、股价开始上扬，经济看起好像是好转了，但是通货紧缩的情形并未明显消除，上班族的薪水也持续缩水，大家的生活未见宽裕，反而更为艰苦。
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的现象？为什么大家感觉得到，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原因究竟何在？简单来说，就是之前我们常挂在嘴边谈论的经济、社会“常识”，在现今的社会已经开始不管用了。
例如，绝大多数的人都把经济低迷的情况认为是“不景气”。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不景气的概念来自景气循环说。景气循环以各种形态呈现，例如，和库存投资活动周期重叠的短期循环（又称库存循环）、和设备投资周期重叠的中期循环、和技术革新周期重叠的长期循环等。简单来说，景气循环说就是一种“景气和不景气相互循环”的理论。因此一般人都会认为现在不景气，只要熬过去就会景气，所以借着货币供给量的调整、利息的调整等政策，就可以提早摆脱不景气的阶段，这种看法成了一般的常识。
现在的经济也是根据这一景气循环说而被认为是“泡沫经济破灭后，进入不景气阶段”。但是事实上，政府努力维持零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让资金哗哗流动之后，经济依然一点都没有好转。从这个结果所导出的结论就是：“现今经济低迷的状况，根本和景气问题毫无关系。”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提出质疑的就是“通货紧缩和景气的问题”。根据《经济用语辞典》的解释，通货紧缩是在“广泛的供给状态下”，因供过于求而造成物价滑落、企业收益减少，导致经济萧条；在货币供给方面，则是货币量少于物品流通量的状态。
现在的情形是，钱哗啦啦地响，货物流通却未见改善。现在是经济体系不吸收金钱的时代了，理由有三：第一，视货物为非必要品的老龄人口增加（人口分布的变化）；第二，既有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及时的生产方式（库存非必要，企业方面的变化）；第三，因为对未来感到不安，认为掌握金钱比拥有物质更重要的消费者心理作祟（个人方面的变化）。也就是说，不是以经济学为前提的状况，而是这三方面相互作用的现象，发生在了现在的社会中。
再进一步以世界性的经济动向来看，人们也会明白，20世纪的经济学“常识”，已经完全不适用于21世纪的经济了。
2001年我在美国出版的《新·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无国界化、全球化、倍数化三个新的要素在操纵经济。现在日本面临的问题，就是这种经济作用所产生的。
现在所发生的通货紧缩现象，就是受第一个新因素——经济无国界化影响所造成的。经济无国界化之后，资金流、物流可以很简单地越过国境。也就是说，全世界价廉物美的物品会流入原本产品价格很高的地方。所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货紧缩”，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通货紧缩，而只是“物价正常化的过程”。
如果更进一步加以解释的话，现在消费者物价指数（ＣＰＩ）的计算依据也有问题。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根据“购买同等级产品时的价格”（基于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来计算的，而数字化、高科技化则很容易变成拉低物价指数的压力。例如原本3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改进到500万像素，价格却只有原来的一半，这时指数根基即会大幅松动。因此从物价指数来看的话，数字化也是造成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究其本质，日本物价滑落的现象并不是通货紧缩。国务大臣竹中平藏先生、美国经济学者保罗·克鲁曼认为这就是“通货紧缩”，所以提出“等待经济恢复”，“应用通货膨胀目标，把价格标准带入‘合理范围’”。如果他们了解这其实只是经济无国界化及数字化所形成的“价格正常化过程”，他们就应该知道不管怎么等待经济复苏，都无法阻止价格滑落的趋势，同时也应该明白通货膨胀目标论等根本是无稽之谈。
“旧模式”的经济理论不管用(2)
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只会把朝着合理价格流动的潮流带往一个正好相反的方向，所以如果不踩剎车，将会引发非常猛烈的通货膨胀而不可收拾，届时经济将陷入一片混乱。
另外一个本质上的问题是，日本现在手上握有钞票的人大都是老龄者。在少子老龄化的社会里，不管提供多少货币，都不会被经济体系所吸收。如果政府不提出大幅改变现在的《建筑标准法》、税制，以廉价重建无障碍住宅等完善的配套政策，老龄者的储蓄将不会流入市场。之前政府的“景气对策”，就是因为疏忽了这一本质，所以把钱投入市场，却见不到任何效果。
经济还在“长期衰退”(1)
根据针对家庭和景气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20-49岁的上班族认为“感觉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中，排名第一的是“薪水未提升”（见表１-１）。但是认为“因为不景气，所以未调薪”、“如果经济好转了，即使闷不吭声也会加薪”的想法，根本就是错误的判断。如今在全世界，还抱着在年功序列（以资历、贡献决定职位的制度）的羽翼下，就算没什么成就也会加薪的幻想；或者将薪水不上调的原因完全推给不景气，抱着“他力本愿”（佛教用语，指凡事靠外力，只想坐享其成）想法的，恐怕只有日本人了吧！表1-1人们感觉经济不景气的原因
20-49岁的上班族，认为不可能加薪，所以觉得经济不景气。
（只列出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原因）
年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29岁以下薪水未提升因低利率政策，利息收入减少30-39岁薪水未提升因低利率政策，利息收入减少40-49岁薪水未提升因低利率政策，利息收入减少50-59岁因低利率政策，利息收入减少薪水未提升60-69岁因低利率政策，利息收入减少股票股息不佳注：问卷调查对象为财团法人经济情报中心的公司意见调查会会员，有效回答为3696份。
资料来源：针对家庭和景气所做的问卷调查（经济情报中心）现在日本社会的经济状况，绝对不是不景气造成的。就因为没有发现这一事实，上班族把薪水没有上调归咎于不景气，经营者也摆出经营者的架子说：“现在不景气，你们就暂时忍耐吧！”于是公司职员就抱着“经济应该会好转”的念头，嘴里发着牢骚，回到位子上静静等待。
另外，根据该调查我们也可以知道，大多数人都认为低利率和不景气是相关的。尤其是对50岁以上的人而言，低利率是让他们感觉不景气的最大原因，这也直接显示了现代人的错误理解，认为不景气导致了降息，这依据的是从前的经济学理论。现在日本拥有14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升息会使经济好转，降息只救济了银行及一部分企业，这是提供者的逻辑。
只要将利息提高一个百分点，个人部门的收入就可以增加14万亿日元。如果能够维持4%-5%的一般利息水平，一年就有50万亿-70万亿日元的热钱流入市场。这比政府部门所端出的经济对策有效多了。
日本经济之所以会长期低迷，是不了解经济结构变化的落伍学者、政治家，以及只知道以个人部门为工具的官僚们所导致的。直到现在还是有政治家企图牵制银行，不许银行调高利息，这就是他们心中没有民众而且不了解经济现状的最有力证据。
如果民众不采取任何行动，只是一味等待，不但加薪无望，连日子也会越过越苦。原因何在？因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结构开始进入“长期衰退期”。
指标依据会发生时间滞延的情形，而所有的经济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初即持续下滑到90代中期。惨跌的速度最快的就是土地价格和股票。以日本为例，土地价格在1991年降到谷底，商业区的价格指数跌幅为50%，而六大都市圈（东京区、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的跌幅更近于80%（图１-1）。日经平均股价在1989年12月达到最高峰，收盘价为38916日元，此后即一路下跌，后来在15万-2万日元之间震荡。到了2003年4月，创下最低收盘价7609日元，之后，虽然有些上升，但是也不过达到收盘价最高时的40%（图1-2）。
（各年的3月，1991年3月=100）
图1-1日本商业区地价指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不动产研究所
（以周末收盘价为基础）
图1-2日经平均股价的长期变化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因股票、土地等投机事业而造成变动的，不仅仅只有经济指标，连薪水、可支配收入等攸关国民生活基本面的一些数字也开始下滑。1997年日本人的平均工资降到最低点，连同劳工的可支配收入也在1997年前后降到谷底。
经济还在“长期衰退”(2)
大企业的经常利润经常利润指从包含本业在内的各种持续活动中所获得的利润。，从2002年起连增三年（图１-3），因此很多经济学家及评论家想当然地认为“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是2004年，经常利润超过1000亿日元的60家企业中的增长百分比较大的20家企业，如图１-4所示，有18家都
（资本额10亿日元以上的企业）
图1-3大企业的经常利润的变化
资料来源：法人企业统计（日本财务省）
（2005年3月，金融及电力除外）
图1-4在经常利润超过1000亿日元的企业中，
较前一年增长百分比较大的20家公司
资料来源：摘自上市企业经常利润排行榜是在中国特需产业的影响下才能够大幅成长的。因此增加利润的是“特需”，而非日本经济真的变强了。
反过来说，除了中国特需产业之外，利润能够增加的企业少之又少，这说明经济问题真的很严重。经济评论家、各媒体都认为经济复苏已经浮上台面，但是现在真的不是盲目乐观的时候。
欠一屁股债的日本政府(1)
日经平均股价从2000年4月起，就在12000日元上下震荡。到了2005年8月向上突破，9月因小泉所率领的自民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而超过13000日元，11月更上扬到15000日元。但是今后股价是不是还会持续攀升，则不可预测。
日本股价能够上升的最大因素，是因为以美国资金为主力进行国际分散投资的外国投资家们，把资金转向了日本。他们把世界分成美国、欧洲、亚洲、新兴市场（如中欧、中南美洲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等数个区域，再把资金依比例投入这些地区。例如，美国市场占所有资金的50%、欧洲占20%、亚洲占20%、新兴市场占10%等。这些投资家们先设定了投资资金的分配比例，再将资金交由各领域的专家进行投资。
投入亚洲的资金，由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政局不稳，这些投资家回避东南亚市场，而又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有很高的风险，所以他们才不得不把投向亚洲的资金转向日本。另外，美国人对小泉纯一郎“改革”的印象非常好，再加上小泉所属的自民党在选举中表现不错，也吸引了美国资金的投入。
但是，如果日经平均股价超过了16000日元，这些资金的投资标的就会从债券等转为股票，届时国债就有可能暴跌。资金具有流动性（投资家有强烈的追逐利润的取向），这些钱将会逐渐移向日本以外收益率较高的国家。2005年有18万亿日元流向国外，就是因为日元贬值的关系。
另外，从中国经济减速的情况看，支撑日本企业2/3收入的中国特需是否能够持续，其实是个相当大的问题。因为日本个人投资家的扩大参与，日本的股票突破16000日元大关并不是不可能。从结构上来说，很难想象日本的股票能够突破16000日元的关口。不过，假设真的突破了这个关口，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股价上涨带动经济复苏”但实际却笑不出来的状况了。
如果日经平均股价突破16000日元大关，个人投资者应该会把资金从银行转到股市，如此一来，股价便会一口气上扬。外国投资家会相准这个时机，大卖股票赚取确定可得的利润（个人投资者即成了牺牲者），而这个时机也一定会带动加息或利率的提升，因为这个时候国债的收益率也必须上调。
对日本而言，最糟糕的就是国债暴跌。把国债、地方债、短期债务、财投债（是财政投资贷款财源）做个加总，日本政府在2004年的债务余额超过了1000万亿日元（图１-5）。因此支撑这一债务的国债一旦暴跌，日本国家财政就会破产。届时很难说不会发生阿根廷国债在2001年底无法偿债那样的事件，并引发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迫使日本政府采取紧急金融措施，封锁存款。
国债、地方债、短期债务及财投债，合计超过了1000万亿日元
（其他还有年金债务约800万亿日元）
（单位：万亿日元，2004年）
*政府短期债务：政府短期证券、贴现短期国债、财务省借款、存款保险机构借款。
**财投债：在政府保证下所发行的国债。
图1-5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从日本税收及财政支出的变化来看，税收自20世纪90年代初即持续减少。2005年，日本的税收因为中国特需而增加了一些，但是从整体的趋势来看，可以说是“锐减”（图１-6）。（万亿日元）
为应对政府的财政支出，税收不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政府增加国债发行量，发行财投债所造成的浪费，不久之后将以增税的形式，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国民的一大负担。
注：至2004年的决算基础数值，2005年初的预算基础数值。
图1-6日本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图表上所有的指标都显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进入“长期衰退期”。但是政府却未认清这个事实，把经济的低迷误认为是泡沫经济崩溃，是不景气的问题，于是企图利用发行公债刺激经济，为企业解困，结果造成财政支出的扩大。这些庞大的债务将来必须由全日本人民埋单。
欠一屁股债的日本政府(2)
在有能力偿债的生产人口不断减少的现状之下，公共部门债台高筑成了经济不安定的一大重要原因。这是一种物理现象，所以不是靠“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国民心理，或者是期待政府大玩借换债日本在1967年正式建立减债制度，成立了偿债基金，并制定了公债60年平均还本规定。如果60年里并未将公债消化完毕，即由偿还基金再发行5年期、7年期或10年期的公债继续摊还债务，此时所发行的公债就称为借换债。魔术的“心理现象”就可以压制的。因此不要再相信“经济会恢复”、“不会有问题”之类的谎言，要正视这个物理现象，承认日本进入了“长期衰退”。只有找出衰退的原因，并从源头上着手治疗，才能够开辟一条通往繁荣的康庄大道。
这是小泉“打地鼠式”的改革绝对做不到的。
执政者的观念误国
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就如同我在《新·资本论》中所说的，是因为太迟转换进入1985年即开始的“新经济”跑道了。
这块看不见的新经济大陆，涵盖了四个空间：第一是延续旧世界的“实体经济”空间；第二是资金流、信息流可以穿越国境自由流通的“无国界经济”空间；第三是由包含互联网在内的各种通讯技术所产生的“数字经济”空间；第四则是以自己资金百倍、千倍的倍数资金流动的“倍数经济”空间。在这块看不见的大陆上发生的所有现象，都是由这四个空间交织的复杂关系所产生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的地价狂飙、股价强劲上扬，接着即面临泡沫经济破灭现象，其实这一切全都是“新经济”作用的产物。泡沫经济破灭（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后，许多企业都陷入了危机之中，但是大部分的日本企业还是能够在无国界化、数字化之后，一边应对呈现倍数化的资金流动，一边转战世界各地。但是日本执政者的观念却仍然停留在对旧世界的认识上，持续抛出失去准头的政策。结果中央和地方共同制造了1000万亿日元的债务，并让年金制度陷入危机。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曾在《新·国富论》、《平成维新》、《新·大前研一报告》等书中反复提出日本应做的改革。在这些书中所提到的愿景及具体的创意，现在看起来不但没有任何跟不上时代的迹象，而且每一项都是必须马上去做的。
如果能够实现这些愿景，日本的经济就不会陷入长期衰退，民众的生活也将更为富裕，当然日本也就可以步上欣欣向荣的大道。在世界经济急剧变化的时候，完全提不出终止长期衰退的对策，并且让伤口持续扩大，对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创。想到这一点，我真的觉得非常遗憾。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日本尚有最后的机会。但是要活用这个机会的大前提是，必须先认清这20年来所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的本质。
中低阶层时代已到来(1)
八成人口中低收入
进入长期衰退之后，日本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简单说，就是“收入两极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这些变化更为日本社会带来了戏剧性的“质的变化”。
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人的平均收入都是增加的，但是从1998年起开始转为减少。2003年个人平均收入更下滑至580万日元（厚生劳动省在2004年做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这10年里，每个人的平均收入减少了15%，也就是80万日元。另外，根据国税局的调查，服务于私营企业的上班族的平均薪资，从1998年起连续7年下滑，2004年的平均薪资为4388万日元，比前一年少了整整51万日元（图１-7、图１-8）。
图1-7服务满一年的平均薪资变化
资料来源：私营企业薪资状况统计调查（日本国税厅）
（工薪家庭平均月薪）
图1-8每个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变化
资料来源：家庭调查年表（日本总务省）下滑的消费物价稍稍减少了大家的负担，大家也没有因为薪资减少而引发暴动。这也可以算是日本教育的一种成果吧！教育让日本人都拥有一流的“忍功”，但是每一位国民应该都深切地感受到了收入“衰退”、荷包缩水的痛楚了。
话虽如此，不过并不是所有日本人的收入都在往下掉。因为平均收入之所以减少，是收入两极化造成的结果。
假设以一个人平均年收入600万日元为标准，超过1000万日元的为上层阶层，600万-1000万日元为中上阶层，300万-600万日元为中低阶层，300万日元以下的为低层阶层，日本的中低阶层及低层阶层人数明显增加，上层阶层也微微增加，但是在中段的中上阶层的人数却大为减少。
尤其中低阶层以下竟然在所有人口中占了近八成（789%）的比例，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信息（图1-9）。“中低阶层人数的增加”，是让经济、社会产生质的变化的最大因素。
上班族年轻时候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是随着资历增长，地位和收入都会随之上升，最后可望以中上阶层的身份退休。这是大部分上班族都默认的共识。但是随着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上述的人生规划也随之瓦解，所以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觉得“搞不好，或许自己的一生就在中低阶层度过了”。这是2004-2005年所发生的现象。根据2004年的富翁名次表资料，投资顾
（收入阶层年度薪资）
图1-9薪资收入人数的结构比率变化
资料来源：私营企业薪资状况统计调查（日本国税厅）问公司的上班族以年收入百亿日元名列第一，这表示“无等级差别的社会”已经成为幻想。
这种意识上的变化，为社会结构带来了质的变化，而且这种情形至少要经过二十多年才会呈现一种固定的形态。
中产阶级社会全面崩溃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收入两极化，尤其是中低阶层薪资的人数占了日本全体国民的大半，影响到的层面并不只有个人的生活。当市场产生戏剧性的变化，催促着企业改变战略、组织重整体系的同时，也为社会及国家的结构带来了极大的变革。
战后，日本社会的中坚一直由中产阶级构成。在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CEO李·艾柯卡和新进职员收入相差百倍的时代，日本的社长和新进员工的收入差距只有8倍。这种没有贫富差距的均质性社会，可以说是日本的优势，也是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