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bytel也想在日本开展业务，但还不能达到美国那样的程度。
图23autobytel的业务流程
原因就是，日本的业务人员尚不能熟练操作业务，日本的市场还不像美国那样成熟，还没有从生产厂商的控制中摆脱出来。但我认为日本存在潜在的需求，总有一天能发展出像美国那样发达的销售渠道。
从“推动”到“拉动”的转变
如果有一天这种中立无所属的网络成为主流，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它意味着营业方式的变化。在以前，与汽车生产厂商联合的销售店铺都要派出员工负责一片区域，以有换车计划的家庭为目标，天天登门拜访，发动销售攻势，这就是那时主流的售车方式。人寿保险、财产保险也是一样的做法。
所以，公司一定要配备足够的营业人员，这需要庞大的经费，最终这笔钱就会加到汽车的销售价格里，摊到消费者的头上。
但如果有发达的中立网络存在，消费者就可以同时比较许多公司的商品，购买将不再是由于营业员的热情，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喜好和产品本身的价格、性能，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加入到网络购买中来。
以这种消费者为目标进行创业，其“构思”就是从这里来的。
比如日本以前的人寿保险，都是让营业员中的中年女性来做销售，而索尼人寿保险和prudential人寿保险则不用人保推销女郎，削减了不必要的开支，并为顾客提供专业保险人士的咨询服务，销售高价保险，从而取得成功。
后来又出现了“DIY人寿保险”，完全由消费者按自己的喜好作计划，也可以说是从套餐方式变为了顾客自助方式。你可以把因特网看做是借助Google等搜索引擎，把消费者变得神通广大的转化器。
从“推动”（push）到“拉动”（pull）的转换，是指从一切强加给顾客，转换为扩大选择的范围、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
这就叫做从“推动”（push）到“拉动”（pull）的转换。从一切强加给顾客，转换为扩大选择的范围、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CS，CustomerSatisfaction）。
实际上在网络的销售中，不管生产厂商或服务提供商如何强加于顾客，选择的主动权始终在消费者手里。供给方只有转为吸引消费者，把全世界最便宜最优质的商品最及时地送到消费者手里，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构建网络
前面讲了从网络的分析出发构思一个创意，下面我将举一个从网络的构思和建立出发取得创业成功的例子——美国有线电视（CableTV）。
通过广泛联合，也就是组建一个网络，就使得原先不过是小公司的地方有线电视台一下子身价倍增。
原来美国的有线电视都以地方台的形式存在，各地方台相互独立。美国虽然幅员辽阔，但也有许多地方接收不到地面信号。后来这些地方也能收到ABC、CBS、NBC三大广播电视网的节目了，但除此之外都是地方台或社区的节目。
有一个人，在20世纪80年代就想到，要把全美国大大小小的有线电视台一个一个地收购下来。这个人就是约翰·马龙（JohnMalone）。
就是这个马龙收购了一个个有线电视台，第一次组成了一个遍及全美的有线电视网络。
这个网络可以做什么呢？
有线电视的优势就在于它与地面信号不同，它什么频道都可以做。推出一个频道，然后就可以卖掉，进一步来讲，如果各个独立的有线电视台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广告就可以在全美范围内播放，也就可以找到全美范围的赞助商。当然，广告费用也就随之上升了。
美国媒体把马龙的这种做法叫做“assemble”了各有线电视台。Assemble翻译过来就是“联合”或“组建”。在英国，人们把这样的做法（包括“组建”在内）叫做“amalgamate”（合并）。Amalgam原指汞合金，是修补蛀牙的时候使用的填充物，这么看来amalgamate这个词有点怪异，但却是在合并和联合时最常用的一个词。
汽车的销售网络(3)
通过广泛联合，也就是组建一个网络，就使得原先不过是小公司的地方有线电视台一下子身价倍增。
最强大的网络是可以收费的网络
马龙组建的有线电视网络叫做TCI（Tele-Communications）。
但与靠地面信号并与地方电视台垂直联合的三大电视网相比，TCI却拥有前三大网络所不及的长处。那就是它的收费系统。
举例来说，假如你生活在美国的某一个城市，有一天想加装有线电视。于是有线电视台就派人来为你的电视安装机顶盒。机顶盒装好以后，当你想收看电影频道的收费节目时，你只需用遥控器操作就可以了。因为在银行或是信用卡公司绑定了一个账户，收看节目产生的费用会自动从中扣除。
能把触角伸向美国的各个角落，在全美范围的家庭中拥有收费网络，这真是了不起的优势。它还可以对很多人想看的电视节目——如拳王争霸赛等征收特别费用。
顺便提一句，TCI（1999年与AT&T合并）本身并不提供节目资源。它只不过是负责管理这个网络，像赌场一样抽取头钱。成百个频道都由各自的资源提供企业所有。
看到这儿，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你一直在讲有线电视，难道美国就没有卫星播放吗？
美国当然有卫星电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马龙组建了有线电视的全美网络以后，进入90年代有线电视就开始了和卫星电视的激烈竞争。那个时候在卫星电视的穷追不舍之下，有线电视采取的策略就是资源提供的网络（因特网）化，也就是利用原有的光缆和家庭中的因特网。
机顶盒具备路由器的功能，下行传送速度达2M～10M。在美国，因为宽带使用有线电视的光缆，所以普及程度很高。通过光缆，美国出现了电视与因特网的融合。
这也可以称为广播电视与IT的一种（物理性的）融合。
如果换成卫星电视，这在当时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卫星播放下行传递电视影像，速度可以非常快，但上行却必须要有线连接，无法独立实现双向传递（这项技术后来得到了开发）。因特网一定要具备双向传递的功能，而且上行与下行的速度应该相对称（在日本普及的是非对称的ADSL，但这仅是一项过渡期的技术）。绝对重视下行传递的广播电视与因特网的区别就在这里。
为有线电视铺设的光缆也就是通往家庭的因特网的网线，约翰·马龙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要实现有效地双向传递需要投入大量的设备和费用，但对于有线电视网络而言，一根光缆和一个机顶盒就可以同时解决因特网和电视信号接收两个问题，再追加投资也不过了了。
马龙可真是深谙“从网络出发思考”的真谛的人。
能否出现“日本的约翰·马龙”(1)
在日本，有没有可能出现像约翰·马龙这样整合各媒体的企业家呢？我们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日本的现状是，以核心电视台为中心，各地的民间电视台组成一个系统，可以说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联合（assemble）。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有小规模的地方电视台做节目的能力必然有限这一现实的理由，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广告的收入。
日本的全国性品牌在广告宣传上的花费是非常惊人的，但这些全国性品牌却不会先在地方台作广告。比如山形县的广播电视局想邀请汽车制造商作广告，但即便要作也是当地的经销商，而不是汽车制造商本身。所以为了确保广告主的数量，各地的地方电视台努力实现了彼此的联合，以便能接到全国性品牌的广告订单。
顺着这个思路来看，在东京的MetropolitanTV和兵库的SunTV这种独立的UHF电视台，或者是FM广播局中，只要政府渐渐放松管制，也许就会出现一个人来做联合这件事。尤其是FM广播局最有魅力，各地的分局的规模比较小，也容易收购。
比如FM广播局的横滨地方台，打开收音机的时候正在播放“湘南地区今天早上的文体活动”，这对于当地的人来说是有用的信息，但要想在这种节目中作广告就有点难了。也就是说，全国性品牌是不会在这里作广告的。
静悄悄地、不引人注目地一个个收购，最后像下围棋一样，用网络包围使其不能脱身，这才是正确的战略。
在许多地方，FM的老总都是当地的名人。他们这些人因为有名气和地位，办执照的时候只要说声“你！帮个忙”就可以撒手不管了，但要是说到经营广播电视局的商业头脑，恐怕还是要打个问号的。所以在经营上就难免出现赤字，甚至落到不得不关门的地步。
要把它们用收购兼并（M&A）的方式全部买下来，将花费一笔庞大的费用。但用特许化经营的方式可以同时抓节目、促广告，并提高业务水准，这样在FM中出现一个统一全国的“织田信长”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战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几乎统一了日本。——译者注还是有可能的。花个十年左右的时间，统合在优秀的经理人之下，企业马上就会改观，收益也会增加。
说起在传媒世界里的成功人士，像约翰·马龙和澳大利亚的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那样、白手起家功成名就的例子还是少数。他们的经营方式就像织田信长一样，各个击破建立网络，利用规模优势吸引好的广告，再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将企业上市，股价上升后获得新的资金，再进一步扩大规模。
活力门的堀江贵文采取的战略是，吞并富士电视台这一现有的巨大网络，但他一上来就发出这么大的动静惹得众人皆知，而使他面对一盘高度戒备的大棋局。更明智的做法是，静悄悄地、不引人注目地一个个收购，最后像下围棋一样，用网络包围使其不能脱身，这才是正确的战略。
所以我曾经说过，我完全不指望堀江贵文能成为传媒之王，成为日本的约翰·马龙。他只是单纯地出于股票讹诈的目的而行动。讲到这里说了很多传媒的事情，因为要讲收购媒体公司，所以不得不先讲一点媒体的事情。下一节我们将回到网络的话题上来。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飞跃
让我们再回到网络的分析上来。
从分析网络出发创业成功的例子，在美国的航空界也可以找到。
美国于1971年取消了对航空业的管制，准许新的力量自由进入这一行业。
由于取消管制出现了一大批航空公司，其中最成功的就是西南航空公司。
下面讲一讲西南航空的战略。
在这之前，美国的航空路线就像图24所示，大型的航空公司比如联合航空、芝加哥航空、德尔塔航空还有亚特兰大航空，都拥有自己的枢纽（hub）机场。
所谓枢纽，就像是自行车的车轴，从那里放射状地伸出许多根辐条。那时美国的主要航空公司采用的都是中心辐射型网络，以枢纽机场为中心，呈放射状地延伸出许多条航空路线。
能否出现“日本的约翰·马龙”(2)
这样航空公司就能将线路覆盖各个城市，而且只需将设备基地设在枢纽机场这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在领土如此广阔的美国，要想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开设点对点的直航班机，可是要花费庞大的经费的。
图24西南航空公司的战略
如图24所示，如果想从A城市飞到B城市，先要从A飞到枢纽机场X，然后在X换乘别的飞机飞往B城市。机票虽然是从A到B的，但实际上要中途停靠X。因为有了枢纽机场，从A、B、C、D直到H，航空公司任意两地之间的机票都可以卖。
这对航空公司来说是方便了，却给乘客增加了额外的乘机时间和手续。
从洛杉矶到纽约这种大城市间的航线，对航空公司来说是最赚钱的线路，大型航空公司原本就有直航班机，但如果去中等规模的城市，乘客就不得不绕道迂回。
西南航空从中发现了商机，它先从开拓A到B之间的直航线路开始。达拉斯到休斯敦、圣安东尼奥到休斯敦、圣安东尼奥到达拉斯，西南航空选择了这三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开始了点对点之间的直航飞行。小规模的航空公司只飞中等城市的直航线路，成本也就可以降下来。因为价格不到大型航空公司的一半，又能直达目的地，西南航空唤起了乘客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西南航空，也为它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在现有的网络中，如果存在对消费者而言不方便的地方，这就意味着有机会。你如果能创造一个网络，排除这个不方便，你就有可能做成大的事业。
西南航空现在的航线覆盖了全美的60个城市，也具备准枢纽性质的机场，但它基本上还是采取中等规模城市直航的策略。
选择最有利的网络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产生一个创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创业的时候，要非常重视对网络的分析。
对于你想做的事情，首先要思考，你将用什么样的网络连接最终的消费者，而现在已有的网络又是什么样的，从而在其中选择最有利的网络。在现有的网络中，如果存在对消费者而言不方便的地方，这就意味着有机会。你如果能创造一个网络，排除这个不方便，你就有可能做成大的事业。
针对一直由国家垄断的邮政运输的不完善之处，大和运输的“宅急便”向顾客提供了非常细致的运送网络和服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不能创造这种网络，还可以利用网络的特性做资源的提供方。
但有一点必须要切记，那就是“提供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资源”。
我们的下一章，就从泰德·特纳（TedTurner）谈起，他运用了马龙整合的有限电视网络，在美国缔造了一个新闻帝国。
基于一个24小时无间断向全世界播送新闻的创意，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CableNewsNetwork）于1980年创立，并成功超越了三大网络。
“堀江现象”的启示(1)
年轻族群在收入上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在媒体乃至政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形形色色的建言与对策层出不穷，但这也许就是难以逆转的时代趋势吧。随着能力至上主义的不断蔓延，这种收入上的差距一旦拉大，恐怕就再也难以缩小了。
我觉得，如果充分考虑个人在工作中所创造的附加价值的话，即使在收入上出现近乎百倍的差距也是合理的。从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两个人，在工作20年后，年收入却分别为5亿日元和500万日元，这个真实的事例容我在后文细述。如果以国际通行的标准视之，从事重复工作与简单业务的公司职员的年薪应该只有200万日元左右的话，那么，更为朝不保夕的自由职业者和打工一族，在收入上与社会精英阶层产生巨大的差距自然不足为奇。
日本的公司职员们不能再满足于在“好心”雇主的庇护之下过安稳日子了，现在到了对公司能否保障你平稳退休、国家能否支付年金让你颐养天年等事情时刻保持高度怀疑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今后无论公司或国家走向何方，职员都必须具备自力更生的能力，而相关的培训开展得越早越好。我所指的就是努力磨炼个人的“即战力”与“实战力”。
我将在本书的序章中对甚嚣尘上的“堀江现象”给日本社会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及其功过是非进行深入分析；并在第一章至第三章中着重阐释如何拥有“即战力的三大神器”——“语言能力”、“理财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对于如何培养日本职员普遍欠缺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以及在会议上探讨问题的能力，我将在本书的第四章、第五章中加以详述与总结；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我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如何规划自己人生的蓝图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我深信，年龄不是问题，只要能从当下做起，就一定能够达到脱胎换骨的效果。而越来越多的个体发生改变，必将使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
到目前为止，我创立了自发性的政策研究团体“平成维新会”，发起设立了发掘、培养商业人才的“一新塾”，同时，不断努力扩大致力于培养创业人士的“创业者商学院”和“商务飞跃”课程等事业。近期还专门开设了“商务飞跃”研究生培训课程。而以上这些，都是以鄙人对重建这个国家以及让年轻一代具备在严酷的竞争环境中生存的能力的满腔热望为基础的。
最后，我希望大家都能以本书为参考，自由自在地悠游于这个时代。
大前研一“堀江现象”的启示
时间刚刚进入2006年，东京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就强行搜查了活力门公司的总部，一周以后，包括董事长堀江贵文在内的四名公司领导层成员被逮捕。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
2004年，堀江贵文因一手挑起了日本棒球大联赛近铁水牛队的收购大战而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时代宠儿”。从六本木新城多如过江之鲫的上班族的一员，摇身一变成为威震一方的明星人物，个中缘由甚或连他自己都无法说清吧。
而就在此时，此前一直将堀江奉若神明的大众媒体，却一致调转枪口，争做“倒堀江派”的急先锋，同时痛批小泉首相极力倡导和推动的结构改革运动，因为，正是日本政府过度地放宽对相关领域的限制，才造就了众多如堀江这样笃信“金钱万能”的荒唐的年轻人。
在得知活力门公司于正常股票交易时间外购入日本放送公司35%的股份时，我马上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对这一违反《证券交易法》第141条的交易行为提出了质疑。当然，深知一旦这一行为得到政府默许，任何人都能在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的“专家”绝不会只有我一个，但却没有人站出来遏止这一行为。
富士电视台的风波刚刚平息，堀江马上就声称要将自己持有的4000万股价值1428亿日元的活力门公司股票全部抛出套现，开始他的太空旅行计划。看到这一情况，我就作出了“看来堀江这回算是步入穷途末路了”的判断。
“堀江现象”的启示(2)
正是日本政府过度地放宽对相关领域的限制，才造就了众多如堀江这样笃信“金钱万能”的荒唐的年轻人。
迄今为止，我与全世界数百位企业经营者打过交道，对他们必须时刻面对风险与竞争，难以得到片刻闲暇的生存状态有着切身的体会，深感如果不是对公司或事业保有高度的热情与旺盛的斗志，是无法承受如此的重压的。更何况活力门表面上是一家网络公司，实际上却从事着庞大的资本并购，而涉足这一与IT产业毫无关联的领域，就必须拼命地到处收购那些非一流的公司，采用圈地的方式不断扩张企业规模以抬高公司股价，从而维持较高的市盈率。在这一过程中，稍有松懈就会导致公司的市值暴跌。在我个人看来，不断重复着这种如同走钢丝般的经营方式的堀江或许觉得，与其在终日的患得患失中饱受煎熬，不如在现钱落袋后立刻“斩仓离场”更为明智。而事实上，有着如此想法的经营者也不在少数。
如果不是对公司或事业保有高度的热情与旺盛的斗志，是无法承受风险与竞争的重压的。
也许，堀江若能早日撤出这个“硝烟弥漫的战场”，还能成为一个不错的电视演员。说到底，他还不是值得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简称，成立于1946年8月，是日本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其会员多为对日本经济有影响的大企业，其会长素有“财界总理”之称。——编者注三顾茅庐邀请加入的人才。
如果活力门公司真的像安然或世通公司那样涉及企业犯罪，那对堀江就没有丝毫同情的余地可言，其所犯下的罪行必须全部加以偿还。
总之，堀江现象不过是特定时代的昙花一现罢了，他的倏忽起落甚至称不上“顺应时代潮流”。我认为，对于堀江现象应该进行客观的分析，对其中有益的因素也应加以肯定。
在当下，“秩序”一词的重要性已经渐趋弱化，只要有实力，即使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也可以一鼓作气爬到社会的最顶层。
“以下犯上”的时代(1)
人气日渐低迷的职业棒球联赛在黔驴技穷之际，组委会召集各球会主席商讨两大联赛合并计划，而堀江贵文就在此时突然现身。
在正式场合以休闲T恤示人，张口闭口“不应受人驱使”、“金钱万能”，所领导的活力门公司的主营业务更是让人无从知晓……这个颇为神秘的年轻人迅速聚集了人们惊异的目光，大众媒体因之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最初这种兴趣绝非出自好意。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人们对堀江抱有的反感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比起西装革履、在摄像机前只会讲些无关痛痒的漂亮话的旧秩序的维护者们，于电视节目上大言不惭地宣扬“我的资产是渡边恒雄渡边恒雄：日本《读卖新闻》社董事长，读卖巨人棒球队董事长。——译者注的100倍”的堀江，在如今的时代无疑更具魅力，也更易赢得大多数日本人的好感。
我认为，堀江贵文等人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们用自身的实
践教导人们，21世纪将是打破秩序“以下犯上”的时代。
在当下，“秩序”一词的重要性已经渐趋弱化，只要有实力，即使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也可以一鼓作气爬到社会的最顶层。这一点，早已在体育竞技与艺术领域得到了印证，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天才们不断以他们的成绩或作品感动着整个世界。但是，体育竞技有着各种各样的规则制约，而艺术与音乐作品也较容易辨别真伪。本来，如果企业经营与市场竞争也拥有足够透明度的话，其性质应该与体育竞技和艺术同样简单，但无论审计协会、企业董事联合会、东京证券交易所还是日本证监会，其状态在现阶段都只能说是“身处云雾之中”，因此，这只能是一种奢望。
我认为，堀江贵文等人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们用自身的实践教导人们，21世纪将是打破秩序“以下犯上”的时代。
例如，堀江买入日本放送的股份及此后收购富士电视台的“战役”，向公众展示了即使公司的规模与地区级的超级市场差不多，只要能够使市盈率达到此前的50倍乃至100倍，在极短时间内筹措到700亿日元的现金也是易如反掌的。我曾在拙著《新?资本论》中论述过这种“倍率经济”的威力。
堀江这一连串的“战役”反复在电视新闻及评论节目中播放，使得家庭主妇也对TOB（股票公开收购）、MBO（管理层收购）这种经济学的专业词汇了解得一清二楚，而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这一系列事件在激起大众对股市高度关注的同时，无疑又催生出众多的个人投资者。
除了堀江以外，创立乐天公司的三木谷浩史、成立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等“六本木新城一族”六本木新城，东京旧城改造的典范，东京新兴高档消费区，六本木新城一族，即指一掷千金的新贵们。——编者注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勇敢地用与常识相悖的经营方式公开向旧秩序宣战。他们的出现令人们进一步思考时代变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和在幕府统治末期涌现出的一批又一批打破旧体制、点燃明治维新导火索的倒幕志士们无疑是相似的，故此，说他们勇于担负起时代的使命似乎并不为过。
事实上，堀江贵文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曾将自己的前辈、同行孙正义比做壮志未酬的坂本龙马，而把自己喻为曾在明治新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伊藤博文。然而遗憾的是，有关他自己的比喻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让我说的话，他也是另一个坂本龙马。
巧合的是，我的确曾于堀江被捕之前，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述包括堀江在内的“六本木新城一族”的命运是否会重蹈曾作为明治维新运动先驱但却无法看到维新运动胜利的坂本龙马的覆辙。
最终的结局是，堀江被捕；三木谷难抵TBS等经济实体的诱惑，投入1100亿日元的资金却难以保证是否能够收回投资；村上在以溢价收购的方式得到了阪神电铁近50%的股份后，自身却缺乏经营能力，如不能适时脱身，必将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
“以下犯上”的时代(2)
“六本木新城一族”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勇敢地用与常识相悖的经营方式公开向旧秩序宣战。他们的出现令人们进一步思考时代变迁的问题。
如上所述，在成功地撼动旧体制之后，他们的表演行将结束。我的预言看来并非杞人忧天。
那么，承继他们衣钵的又将是什么人？翻开历史书，我们会找到相似的先例。是的，在幕府体制被瓦解之后的日本，重新确立明治政府新秩序的是如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福泽渝吉这样举足轻重的人。
在活力门公司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所创办的“商务飞跃”研究生课程班曾以“想成为怎样的企业经营者”为题对学生们进行了调查，结果答案无一例外都是“堀江这样的”。然而，现在堀江的神话已然破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堀江打破旧秩序的基础之上构建崭新的企业经营模式，成为真正的国际化的商务人士。
而这就是我专门写作此书论述“即战力”的原因。
30岁成功，40岁退休(1)
因工作的缘故，每年我都会前往多个国家。我发现，虽然世界广阔，但像日本职员这样因缺乏危机感而逍遥自在的人还真是少有。
虽然人类社会早已进入实力至上主义时代，但几乎所有的日本人无论在学校还是公司，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乘坐着“自动电梯”。此前，这部“电梯”无一例外地在人们四五十岁的时候，将他们输送到课长或是部长的位置。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进程，最近却因失业率的上升与企业业绩的普遍恶化而被打乱。也正因此，在这个“万事讲究平均”的国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出人头地”与“丧家之犬”的概念。
也许有人会说我有些鸡蛋里挑骨头。然而，如果我们将这种“坐电梯式”的个人发展方式放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来看，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它的荒谬所在。
例如，在美国，没有一个人会幼稚地认为只要进入一个好公司，就可以等着天上掉馅饼，过上好日子。美国人的常识是，在20多岁的时候考入名牌大学，首先拿到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尽可能地出入于各种社会精英人士的聚会，努力向周围的人推销自己。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尚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得这样积极呢？
优秀的商务人士在30岁左右就应该成为某个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否则到40岁都未必能够成功——这就是美国商界通行的成功标准。
那正是因为美国的商务人士都将而立之年视做其获得成功的最终阶段的缘故。在35岁的时候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40岁的时候将自己的公司转手获利，就此引退，在加勒比海的沙滩上享受人生。实现这样的美国梦，是绝大多数美国商务人士的终极目标。
而据我的观察，美国的商务人士的确有许多都在30岁左右达至成功的境地。优秀的商务人士在30岁左右就应该成为某个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否则到40岁都未必能够成功——这就是美国商界通行的成功标准。最近，德国似乎也受到了这种影响，众多商务人士为了尽可能早地在德国乃至海外取得成功，而掀起了学习工商管理知识与提高英语水平的热潮。
在这一点上表现更为突出的是印度。设若相扑可以被称为日本的“国技”的话，那么印度人最值得骄傲的东西则是“学习”——不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以完善自身。这是因为，所有的印度人都意识到，对于制造业基础薄弱的印度来说，如果不靠全民学习来增强自身的实力，进而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话，必将被日新月异的世界所抛弃。
因此，众多的印度青年都认准了只有获得大学文凭才能够活跃于当今社会这个道理，争相奔赴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国的一流大学留学。但是，由于印度学生的考试成绩十分出色，如果全数接收的话，学校恐怕就会被印度学生所“占领”。因此，上述国家的不少学校在入学考试时都默认一种被称为“印度折扣”的制度，也即有意压低印度籍学生的分数。
设若相扑可以被称为日本的“国技”的话，那么印度人最值得骄傲的东西则是“学习”——不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以完善自身。
当然，印度学生都有点儿自以为是的通病，习惯于在应试资料中把自己描述成不世出的天才，从这个角度讲，“印度折扣”或许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虽然和创立了SantiamComputerSevers公司的马林纳?拉什一样，绝大多数印度人的工作动机都源于为振兴本国经济出力，进而依靠创造就业机会等手段解决贫困问题的远大志向，而并非40岁左右退休在加勒比海享受生活的功利目标，但是，在趁年轻时进入欧美等国的大型企业工作，努力在30岁左右成为成功的商务人士这一点上，印度与美国并无二致。
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大多将30岁视为一个人彻底成熟的标志，越来越多的人在按照“30岁获得成功的日程表”不辞辛苦地打拼着。
而这才是21世纪的标准“日程表”。
30岁成功，40岁退休(2)
然而，为何唯独日本人会将50岁后成为公司事业部的部长视做理所当然的事情呢？而且，即便在没有绝佳机会的35岁到50岁之间的这段时期，日本人也几乎从不学习，而专注于公司内部人际关系的蝇营狗苟。据此，我在30年前就将这一时期命名为“鬼迷心窍的15年”。在这15年中，年轻时的血气方刚与强烈的进取心都被消磨殆尽，而一个尸位素餐的公司职员的“染色体”却就此生成，最终在50岁时成就了一个畏惧挑战，只知谨小慎微安生度命的公司事业部部长。
在世界经济逐渐向“无国界经济”过渡的时候，任何企业都不能单纯依靠本地消费者和国内的市场而存活。
不知读者有没有想过，在日本的企业里，这些或许都是“常识”，而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这早已成为鲜有的荒唐景象。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时代，生存在落后于别国20年的环境中，对于一个商务人士来讲，是多么致命的事情啊。
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只有日本落后于别国20年呢？事实上，日本在战后不久就曾涌现出一批30多岁的杰出商业精英。松下幸之助在30岁时确立了事业部制度；藤泽武夫与本田宗一郎相遇进而就任本田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在30岁时；而盛田昭夫和井深大等人创建索尼公司的前身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时甚至只有20来岁。
但是，在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之后，老职员占据着主要职位，新职员必须在接受老职员教导的同时等待职位的空缺这种日本公司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那落后的20年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奠定了基础。
如今，抱着“我在日本企业里工作，什么世界标准随他去”的想法显然是不行了。在世界经济逐渐向“无国界经济”过渡的时候，任何企业都不能单纯依靠本地消费者和国内的市场而存活。类似在一夜之间企业就被收购，自己的上司换成韩国人，或是参加企业间的高尔夫球比赛时发现对手竟没有一个是日本公司的人这样的事情，今后将成为家常便饭。
此外，正如前文所说，即使身处“好心”雇主庇护之下的日本企业之中，它也无法再为你的正常退休提供保证。更有甚者，也许在10年、20年后，这个国家都不能再很好地守护它的国民。
故此，今后日本所有的商务人士都必须学会无论公司、国家发生怎样的变化，自己都能够独立生存的本领。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但无论美国、印度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几乎所有的商务人士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工作着。可以说，这作为常识早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至此，若某些人还对“电梯”的正常运转抱有些许幻想的话，我奉劝他们赶紧开始全速登上旁边的“楼梯”，为储备体能而发奋训练吧。
21世纪是呼唤精英的时代
众所周知，日本的强盛之源在于产品制造与加工，但当听到政府要制定政策进一步保护制造业发展的消息之时，我却产生了恍若隔世之感。
的确，日本在战后能够成为GDP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靠的就是像松下电器、索尼这样在国内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并出口国外的企业。2006年，前经团联会长丰田汽车公司的奥田硕董事长在卸任时召开记者招待会，提名佳能公司的御手洗富士夫为下任会长，而其理由之一就是御手洗氏是致力于不断开发尖端技术的大型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者。
然而，对于认为日本应继续依靠制造加工立国的意见，以及只要制造业屹立不倒，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就无法撼动的观点，我仍然感觉不知所云。
佳能公司在众多日本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的时候，却逆潮流而动进行着将制造加工部门迁回国内的尝试。然而，也只有像佳能这样拥有着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及雄厚实力的公司才敢于做这样的尝试，如果要其他稍逊一筹的制造业企业也照搬此举的话，无疑是十分残酷的事情。
我认为，日本的制造业企业今后无须再拘泥于国内生产，甚至应主动抛弃“国内生产”的旗帜。原因就在于，根据经济学通则，如果制造同样品质的产品，自然应选择生产成本较低且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作为生产基地。
30岁成功，40岁退休(3)
世界范围的分工协作和全球性的生产资料调配正是21世纪“无国界经济”模式的特征。如果日本所有的产品都像大米一样崇尚国内生产的话，那么在澳大利亚10公斤只要250日元的大米，日本消费者却要支付2500日元才能买到，类似这样不近情理的事情将会层出不穷。
假如某些人担心一旦丧失旧有的制造加工基地的地位优势，日本的经济将会风雨飘摇的话，不妨去看看近邻新加坡。在把制造加工业转移到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后，新加坡大力扶植本国的服务业，从而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一举超过日本。
环视整个世界，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用国民税收来扶植某一产业而获得良好结果的。
因而，我认为最为恶劣的就是“日本依靠制造加工立国，现在更需要国家与产业界团结一致，依靠制造业的优势令日本在世界经济浪潮中屹立不倒”这样经团联式的想法。假设这样的想法真的付诸实行，那么消费者、纳税者作为弱势群体必将成为受驱使的对象，蒙受巨大损失。这是对自由经济的亵渎，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况且，环视整个世界，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用国民税收来扶植某一产业而获得良好结果的。
作为世界三大渔场之一的加拿大纽芬兰，以盛产北极鲑鱼而驰名天下。但是由于当地海域一年到头终日风急浪高，致使渔民们的生活总是难以安定。为此，加拿大政府颁布了渔民只要一周出海捕鱼两天以上，政府将提供补贴以保证渔民在不出海时候的收入的政策。政令一出，所有的渔民一周只出海两天，受此影响，加拿大北极鲑鱼的产量锐减，最终落到不得不从智利进口人工养殖鲑鱼的地步。
另一个例子来自德国。政府为失业者提供最长9个月的失业保险，这使得众多国民选择在一年中的9个月无所事事，从而成为社会的一大难题。作为一向以勤勉著称的日耳曼民族，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佳能公司虽是制造业的巨头，但在企业经营困难时期也没有选择走与理光公司合作这样的捷径。真正令他们再攀高峰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毅然舍弃了个人电脑事业部，将资源投向其他数码产品的研发。而重要的是，做出这一英明决断的人，必须是企业的最高层领导。
故此，我觉得在日本这个国度里，最急需的并非制造业的发展，而是努力培养像御手洗董事长这样的人。
或许有人又会担心这样做是否会导致某些个体或部分企业独强，而日本经济整体趋弱的局面。对此，我奉劝他不妨去美国的夏洛特市或奥斯汀市看一看。曾是波音公司的“城中城”的夏洛特，现在已然成为了“比尔?盖茨市”。而奥斯汀市以20%的惊人经济增长速度成为拥有上百万人口的高科技都市，靠的就是戴尔电脑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
所以，为了国家的繁荣兴旺，我们应该共同祈祷像盖茨或戴尔这样的人才不断涌现才是。
21世纪是呼唤精英的时代，拉帮结派的方式已然过时，如果不认清形势的话，惟有吞下失败的苦果了。
事实上，美国总统在探讨经济问题的时候，并不会同像经团联这样的经济团体召开圆桌会议，而是直接把电话打给比尔?盖茨或是思科系统公司的约翰?钱伯斯。
综上所述，21世纪是呼唤精英的时代，拉帮结派的方式已然过时，如果不认清形势的话，惟有吞下失败的苦果了。
正是由于IT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因特网的普及，人类社会这块“新大陆”的经济运行模式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新大陆”的戒律(1)
幕末时期，以坂本龙马为代表的勤皇志士们，并非如无根之草般突然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当时，日本已经受到了来自依靠产业革命而兴起的西方列强国家的威胁，这群青年凭借敏锐的感觉辨别出时代的动向，因此提前做出了反应。
与此相同，堀江贵文等人的出现并非为了改朝换代，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敏锐地发现时代即将产生变革的能力。他们意识到在这个全新的世纪，比起往昔的日本人那种埋头苦干的方式，似乎新的做法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从而率先采取了行动。
的确，在他们沐浴在聚光灯下的20年前，时代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一点，我早已从各个角度加以指明，那还是在1985年。
就在这一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宣告了东西方冷战的终结。与此同时，美日两国签署的《广场协定》迫使日元升值，宣告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结束。而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微软公司推出了“视窗10”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