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公司而言，一国的繁荣富裕取决于其能否通过人民来创造价值，而非节约资源和科技。当然，发展中国家尤其得上这一课，而在美国、日本与欧洲共同体的老旧官僚也很需要。
在一个真正的关联经济体系里，是不会有单打独斗闯天下或失天下的情形。要取得胜利的代价越来越昂贵，因为利率与工资不断地调整，而所得的盈余却又需大笔花费在市场的竞争上。这也是日本与德国所走过的路。即使是一个铁三角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共体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若真能将其经济自由地与外部的世界联结起来，也可以利用全球经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所做的正是这一回事。因为这两个地区都没有农民，所以对进口的农产品可以说几乎没有关税。这也就是说，居民可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新加坡的食物比日本便宜，这是因为新加坡当地没有生产的缘故，此一事实是我刚刚所谈的内容最好的一个佐证。即使像印度这样不太开放、不够发达的国家，它的许多地区也拥有众多有才智的软件工程师，如班加罗尔，如果能打进关联经济区的市场，印度也可以繁荣富裕。因此，关联经济区的繁荣成长不仅为其中的居民而存在，也为任何有志驰骋于其中的人而设。
因此政府的角色在确保人民能过好日子的同时，也应该让他们能安安稳稳地从世界各地使用既好又便宜的产品和各项服务，而不是保护某些产业和某一群人。当今的政府应该让流通于世界各地的信息透明化，而不是对人民隐瞒实情。每当政府想保护资源、市场、工业和就业时，纳税人便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跨国公司还存有殖民主义的心态时，这些公司便利用政府所配给他们的专权和特惠来获取利益。但是今天的消费者消息灵通多了，生存下来的全球公司是为服务他们而存在的，假如这点做不到，就会被消费者所淘汰，不用东道主国家出面。
很不幸的是，古板的政府还是对外国公司的进入与经营进行限制与控制。可一旦外国企业挤进以后，便能利用其优势坐享成功，所以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使劲关小门却关不上的情形。往往是10年前的旧车型，现在却又以新车型的名义再度被引进，这些汽车的零件、备胎早就不堪使用了。而在一个真正开放的市场，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因为竞争会把低性能的产品淘汰掉。政府官员往往借着对市场的管制来发挥影响力，但是他们的新角色是应该坐在后座而不是前排司机的位子。其实官员们也应体会到真正开放的市场，长期而言会使人民无须付出高成本，而国家确实能在世界上最好的公司与制造商身上获得最大利益。
所谓国家安全的神话
在冷战思维的假设前提下，政府官员一直不停地说，国家得为紧急状况做准备，也就是为战争做准备。就因为如此，绩效不佳的产业便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接受补助。即使如今冷战已经结束，政府以及特殊利益团体还想老调重弹。说什么日本一定得种稻谷，以防不测。但如此一来，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却非常高昂，因为政府得对谷农加以补贴，而国家有限的土地本来是可以用来盖房子和游乐设施的。
然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却不必担心什么“万一”。在理论上，新加坡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因为就军事力量或战略地位而言，它是非常不保险的。但是，新加坡现在却一片繁荣。我个人相信新加坡式的解决之道是正确的，因为在全球经济里，经济上的连锁关系会增加安全性。正如同发展中的市场需要产品一样，商品生产者也需要市场。相互依赖和供需关系，这本身便有制衡的力量存在。对大部分的生产者而言，这中间有短期和长期的变通之道。黄豆、棉花籽和棕榈油到最后不是做成沙拉酱就是洗衣粉。日本的右派政客在威胁要切断对美国高性能芯片供应的同时，也该意识到这一点才行。这是他们对事实的无知所致，其实有一半以上用来设计复杂性芯片的半导体制造系统和软件是美国制造。而且，这一行业的供需关系要比右派人士所能理解的复杂多了。他们对于稀有气体、光电阻导体和其他制造过程所需要的材料一无所知，而这些东西都是美方所控制的。有市场存在的话，就会有制造商，而抵制行动也不会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