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影响人的幸福的最大因素，莫过于社会制度的因素。处于剥削制度下的劳动人民，从总体上说，无幸福可言。而要摆脱这种不幸，仅靠个人的努力是作不到的。卢梭在《爱弥儿》中曾接触到这一问题。他说：“有钱人的痛苦，不是来之于他的社会地位，而是来之于他的本身，是由于他滥用了他的社会地位。即便他比穷人还痛苦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可怜的，因为他的痛苦都是他自己造成的，能不能幸福愉快地生活，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然而穷人的痛苦则是来源于环境，来源于压在他身上的严酷的命运。没有任何习惯的办法可以使他的肉体不感觉疲劳、穷苦和饥饿”。
①卢梭还认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主体在幸福问题上是难以发挥作用的。他说，主体的“聪明智慧也不能使他免受他那个地位的痛苦”。卢梭举例说，一个奴隶，早就预料到他的主人要打断他的腿，“然而预料到这一点又有什么用处呢？
他的主人是不是因此就不打断他的腿呢？他有了先见之明反而痛上加痛“。
②
卢梭说的是奴隶社会的情况，当时在奴隶主的眼中，奴隶不是人，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虽然也有意志，追求幸福，但是他追求不到幸福。在奴隶主眼里，奴隶不配有幸福。
亚里士多德也承认没有人给奴隶以幸福。
他说：“随便什么人都能享受肉体快乐，奴隶也不比出身高贵者差，但没有人去给奴隶以幸福，而只是给他一条命。”
②
①②《爱弥儿》上卷，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②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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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幸福是什么７１３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生命的”
、或是“肉体的”幸福，指的是饮食男女之快乐。这种快乐只是人的生理的、本能的快乐和满足，有的高级动物就已具有了。亚里士多德这句话的意思，可以作如下解释：奴隶只有在他的动物本能得以实现时，他才能体验到一点点幸福。
而人所能得到的其他幸福，奴隶是得不到的。这就如同马克思所尖锐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度下，被雇佣的劳动者，“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
①“自由活动”对于人来说就是一种幸福；被迫的活动对于人来说，就是痛苦。
雇佣劳动者与奴隶一样，只有在他的动物的机能得以实现时，他才能体验到一点幸福。
社会制度给人，给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追求幸福造成的这种障碍，被奴役阶级的个别成员，是难以逾越的。获得幸福的这一部分因素，主动权就不掌握在主体手中。
人生幸福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不仅包括社会制度，更包括社会生产力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这也不是每个时代的人所能随意决定的。在我们的国家，人与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在经济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社会以个人的劳动的多寡、好坏等来分配生活资料。这样，人们谋求个人幸福的权力，在社会制度上大体已经具备了。
但是，由于我们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低、经济不发达，所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受教育的机会较少。而那些处于边远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页，第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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