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领域中，宗教均有无上地位，封建贵族的幸福观也是一种宗教神学的幸福观。在中世纪漫漫长夜里，宗教神学宣扬的是禁欲主义的幸福观。他们否认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把幸福的殿堂构筑在虚无缥渺的天国。这种幸福观认为，尘世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为赎“原罪”而忍受种种不幸、痛苦和屈辱，只有这样，才能在来世“升入天国”
，享受最大的“幸福”。
《圣经》上说，上帝为他所爱的人准备的东西，眼睛是未曾见过的，耳朵是未曾听过的，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这是一种看似迷人，实质上十分虚幻的“幸福”。教会理论家和神学家所宣扬的幸福观，就是为封建贵族和宗教显贵营造幸福天堂的理论。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上。一些剥削阶级的伦理思想家，站在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立场上，漠视甚至反对人民追求幸福生活，他们往往把幸福和道德绝对对立起来，或者宣扬追求物欲就是不道德，或者把幸福归之于天国理想，用禁欲主义束缚群众。中国的理学家就把“理”与“欲”对立起来，认为追求幸福生活是邪恶的人欲，有违“天理”道德。他们宣扬“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必须“存天理，灭人欲”。而实际上，地主阶级本身却是人欲横流，他们肆意进行剥削和享受，妻妾成群，不劳而获，大量地搜刮民脂民膏，贪污受贿成风，“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而劳动人民则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无幸福可言。虽然也有过许多人，他们幻想通过个人的奋斗，追求个人的幸福，但是在封建社会残酷的现实面前，往往无法实现。汉乐府《孔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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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幸福的实现９７５
南飞》描写的聪明美丽、勤劳能干、纯洁大方、不向压迫者和恶势力示弱的刘兰芝和忠于爱情、但受封建礼教影响较深、性格又比较软弱的府吏焦仲卿希望获得爱情，却惨遭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煎迫，只得生离死别的故事说明在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统治的封建社会里，人民没有获得爱情的幸福的自由。郁达夫的《薄奠》描写了一个洋车夫勤劳善良，拼死拼活拉车，一家人也不得温饱，挣扎在死亡线上，最后悲惨地死去。
他生前想攒点钱买一辆旧车，以逃脱车主的剥削，但终于不能实现。这生动地说明了在封建社会，劳动者通过辛辛苦苦的劳动并不能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幸福。
在旧社会，处于重重剥削和压迫下的广大劳动人民，甚至欲求个人温饱都难以实现，至于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则更是难如登天，因而他们根本谈不上幸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位留法３０年的老工程师赫贵林，离别妻子回到重庆，想把自己学成的一身本领奉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可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他找不到工作，吃不上饭，只得饮恨自尽。在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在被剥削的情况下，往往得不到幸福。
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美国的《独立宣言》等把人对幸福的追求列为不可剥夺的一项神圣权利，但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并没有真正得到这项权利。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正是由于我们相互的需要，我们对人类才有贡献；相互需要乃是一切商业的基础，乃是人与人之间永恒的联系，但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并没有给人带来亲密的、真诚的联系，更不可能普遍化为人类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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