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牺牲小我的铮铮雄心：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假设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可惜于我这一蚁命！
如果只顾及保全自我、小我，而出卖他人、背叛革命，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还不如壮烈地去死，因为这样的生活已不再有任何意义。王若飞则指出，为了保存一个人的生命，而背叛了千万人的解放事业，遭到千万人唾弃，那样活着是没有什么意思的。电影《红岩》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真理，革命战士成岗被敌人百般折磨，身上滴着鲜血，双脚拖着铁镣，写就了这样的诗句：“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他的生命得到了升华，人们永远赞颂他。而甫志高在敌人的利诱威逼下，贪生怕死，背叛了革命，供出了游击队的联络点，虽然苟活了一段时间，但遭到了所有有正义感者的唾弃。总之，革命斗士为了追求更大的幸福——实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献身，死的光荣、伟大；为保住小命，出卖同志、背叛革命的人则活得可耻、卑鄙。
在革命者的心目中，为取得革命胜利而遭到的灾祸苦难，是革命所必须偿付的代价。这种代价需要多少，便得付出多少，丝毫不能吝惜。这种代价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吃苦、舍富、受贫、忍饥、耐寒、担忧、挨骂、坐牢、受刑、杀头、战死等等。
这些代价无论多么重大，对未来的永久幸福来说，它总是暂时的，对全局的胜利来说，它总是局部的。
在这里，革命者把自我、小我溶入阶级的大我中去了，个人的牺牲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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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幸福的实现３０６
了整个阶级的一个局部牺牲。对于抱有这样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的人，他们决不会只追求物质享受的幸福，而是把遭受灾难祸患视为意料中之事，即使在杀身大祸面前，他们也能以“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的革命浪漫主义豪迈气概处之，绝不逃避苟免，他们在牺牲中感到了幸福。
这种为人类的大我而作的牺牲，在那些抱有个人主义人生观和幸福观的庸人眼里，无论如何不可理解。他们把这些事看成是天外飞来的横祸，认为如果谁不临难逃避，屈辱苟且，那谁就是自讨苦吃。他们把个人甘受大祸而为人民创造大福的人，一律看成傻子。这些人只承认个人、小我的幸福而无视大我、人民的幸福，只贪图渺小的、狭隘的幸福而不理解伟大的、普遍的幸福，只知道物质享受的幸福而不懂得精神生活的幸福；只体会到活着的价值而省悟不到壮烈地死的意义；只追求个人一生一世的幸福而看不到广大人民子孙万代的幸福。他们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幸福观较之服从于大我的革命者的幸福观，可谓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一个是何等的渺小，一个是多么的崇高。
资产阶级幸福观的本质特征在于鼓吹个人幸福，把损人利己、追求个人幸福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不变法则。狄德罗就曾说，所有活着的东西，人也不是例外，都牺牲同类来寻求自己的幸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观点正是尔虞我诈、追逐私利、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映，这种幸福观必定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的基础上。恩格斯曾对当时的这种资产阶级幸福观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他说，这种幸福观“使人不做一点正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丢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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