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唤起人们对现实幸福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但是，无论如何，不考虑人的社会性，不对人作出全面而科学的分析，而只是根据人的某些生物性特征，并片面地加以夸大和强化，是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人类的幸福生活的，也不可能给人类的幸福生活指明正确的方向。其次，费尔巴哈把幸福作为道德的前提，并进而看到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道德及道德进步的作用，这个观点，具有重要的和积极的意义，其真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道德不仅以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道德作为意识形态还与人类的精神生活相联系。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一定必然带动道德的进步。
在某些情况下，精神的因素对道德的影响相当大；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道德的进步更多地将依赖于社会的精神文明的提高。况且，幸福本身也不只是物质性享受，幸福还包括人们的精神快乐和精神享受。我们认为，费尔巴哈对康德的批判过于偏激和绝对。康德确实有忽略人的物质需求的倾向，但康德提出的“没有德行就没有幸福”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尤其在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这个观点对于人们认识幸福的本质和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三，在论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关系问题时，费尔巴哈与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相比，提出了一些新的论证方法和观点。如对个人幸福的划分，要求人们在几种可能的个人幸福中选择最为合理的一种，要求人们在比较中行动，尽可能地减少对他人和社会幸福的妨碍。再如，他用义务和良心来解决二者的关系。虽然他的落脚点还是个人利益，但他希望人们通过义务这个尺度和良心这面镜子，能对个人幸福
-- 105
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９８
加以道德上的检视。尽管这种检视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我们看到了费尔巴哈所做的努力，他力图寻找到一个获得合理的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最佳途径。然而，他的幸福观的理论前提——追求感性快乐——决定了他不可能正确地解决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最终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解决了。
--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