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德行是使有德之人享受幸福的行为,因而,在法律的保证下,人们通过德行就能达到幸福,并处理好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的关系;法律的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是对公共幸福的合理安排。
在阿奎那看来,实现公共幸福的条件是正义和法律。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阿奎那反复说明公共幸福的重要,但是,他所说的公共幸福与我们现在所说的“集体利益”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指的是封建统治者所谓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全体公民的实际利益。他认为,只有在一个充满智慧的统治者管理下,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才能实现、也才能得到保证。
因为,在他看来,许多人在一起生活,除非其中有一个人被赋予权力来照管公共幸福,否则就不可能有社会生活。如果有一个人比其余的人聪明和正直,那就应当让这种天赋为其他人发挥作用。阿奎那还断言,宇宙是由一个人统治的,所以,最好的政体是由一个人执政的政体,而且这个人所实施的政治行为能够引导被统治者达到某种目的,也就是获得幸福。由此可见,阿奎那把实现公共幸福的最终希望寄托在某个具有比其他人更高天赋的人身上。他没有看到全民的道德努力和道德实践对公共幸福的巨大作用,这就为统治者的利益作了有力的辩护,他对公共幸福的论述实际上导致了人统治人、人奴役人的结论。我们还可以看到,阿奎那所推崇的那个超凡的统治者就是上帝的人格化,他以上帝一人统治整个宇宙为前提,推出了最好的政体是一人执政的政体的结论,这就明显地表达了阿奎那幸福观中的宗教特征。总之,虽然阿奎那在论述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关系时,提出了含有某些合理性的观点,但是,他对幸福的本质和实现幸福的保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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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141
问题的理解,仍然没有离开上帝这个中心。
第五章 三 热爱上帝就能获得永恒幸福——马里坦的幸福观永恒幸福就是瞻仰上帝A爱是达到永恒幸福的途径A上帝能给现代社会带来幸福A基督教神学伦理学在欧洲中世纪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但是,经过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对人类自身理性能力和道德尊严的认识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
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思想界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产生了一大批对人类文明和思想进步有着重大贡献的思想家,基督教神学及其幸福观被冷落了几百年。
岂料时光流转到20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西方世界居然又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这自然有其社会原因。在经济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较为丰富,但也随之出现了诸多的社会弊端。例如,犯罪率的上升、失业的威胁、战争的恐怖、肉欲的横流等等,在人们的精神中造成了深深的压抑和苦闷,而失望和空虚的心灵需要寻求精神上的支撑和慰藉,于是,许多人想到了基督教,再一次唤起了对基督教的情感。他们试图从基督教教义中、从对上帝的信仰中找到一条精神出路。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基督教神学伦理学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正是于这种时代情势下应运而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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