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曼。克利盖，在威斯特伐利亚热心地为共产主义宣传辩护之后，这时候已经前往美国。他的富有鼓动力的言论在美国燃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创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周刊《人民论坛报》。
①但是克利盖的思想和感情都是风云多变的。起初，克利盖使他的共产主义适应于民族改良派，这个党派要想通过每个公民分得一百六十亩田地来解放全人类。后来他干脆放弃了共产主义，而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进行宣传鼓动。这时候在纽约出版了《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的第三版和一个英译本，以及《呼救》②的第二版和它的英译本。
①《人民论坛报》第一期出版于１８４６年１月５日。题词是“劳动万岁！打倒资本”！从第十期以后采用了“青年美洲机关报”
（它是当时一个秘密的“社会改革协会”的领导机关，参看本书第４７页。——中译本编者注）的字样。在经过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５月的批评之后取消了题词。这份报纸于１８４６年１２月停刊。
②魏特林写的这本小册子《向劳动和愁苦人们的一个呼救》第一版，出版时间应该是在他到达美国之后。第二版出版于１８４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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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的序言９５３
运动就象一道地下的炽烈的火山熔流一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在社会各阶级之中，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向四面八方冲开道路，它壅积在火山口下，时时都可能爆发出来。托马斯。闵采尔、巴贝夫、邦纳罗蒂、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是我们的神圣的红旗，同时也是我们新联盟的标志；自由、平等和博爱是我们的格言，伟大的街垒战是我们的口号，革命就是我们的战斗上的号角。
如同在一个饱经噩梦的漫漫长夜之后忽然觉醒一样，二月革命的愉快的消息欢欣鼓舞地袭击了我们，这个胜利的结果，即使是最热情的战士也未曾预料到的。由于意外的胜利突然到来，就错过了为实现那些已经受到承认的原则作好必要的措施，所以只能为下一次的战斗做些新的准备工作。紧接着在六月间，由于原则上的分歧发生了争论，这里面的激进分子分成两个营垒。经过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效果丰硕的四天街垒争夺战，向全世界表明了共产主义者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这个势力即使是倾向君主主义的和倾向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联合的政党，也不能长久把它压制下去。为了防止这个势力的成功，一切反动的力量已经认识到有结成一个同盟的必要，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盟。
巴黎和维也纳的流血的街垒战，对于那些未来属于他们的党派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道义上的胜利。
划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原则与资产阶级的原则，通过这场战斗，是更为必要了。
但是这种划分的必要性还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成为一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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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３附 录
可动摇的信念。知识分子①还没有象在巴黎和部分地在维也纳那样普遍地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例如在柏林，并且部分地在维也纳，人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首先要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君主，这些人是失算了，在这样的作战计划里，不久就会使朋友和敌人分辨不清。那时候人们将不能从他们真正的利益出发受到教育，而将被日常的新闻和哗众取宠的空谈所包围。人们将会尊崇这样一种领导人，他们的最大的本领就在于一有机会就向人们卖弄口才，而其中不包含丝毫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人们虽然可以因此保持在兴奋中，但是在这种兴奋里，人们的革命精神却逐渐地消失了。人们终将明白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他们的行动并不能真正实现他们言论里所提出的那样光明的远景。
这些人往往竟弄到这样的地步，甚至不惜为取悦资产阶级而对群众去说教，而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却讳莫如深。其结果使群众处在徬徨焦虑的、旷日持久的不安状态和一种不可言喻的紧张混乱之中。人们听信他们的演说，不止一次地去参加他们所鼓动的示威集会，但总是发现这些人并不在场，或是偶而出现一下，就又用好听的辞句去平息人们原是在他们鼓动起来要干的事。即使不是这样，在他们所发动的那些示威运动里，对于那些还记得六月斗争的全部伟大英雄气概和场面的人来说，也根本没有丝毫值得兴奋的东西。那些最受欢迎的人民演说家，我们不能不觉得他们简直象个戏剧演员，如果有一天——维也纳失败的消息传来，柏林的一切有思想
①主要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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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的序言１６３
和有感情的民主主义者都充满了悲悼和愤激情绪的日子里——当着这样的消息传来时，人们就会听见这些演说家们在挤满了人的俱乐部里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因为本晚门口的收入偶然有余，谨向耶各比——为了他那真理的空谈——致敬而举行一次火炬游行。
我们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为二月革命的伟大事件所感动。
在宽敞的民主外衣遮掩下竟和那个从前的政党联合成了一个党，这个从前的政党是我们曾经和它斗争过的，而且它永远要保持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拥护者，人们称它叫资产阶级也罢；称它叫民主主义也罢都是同样恰当的。
为这种合并而作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有什么好处呢？君主主义者在１８４８年１１月里大胆而傲慢地要和民主资产阶级决斗，资产阶级吓得动也不敢动，他们听任他们的国民大会受迫害，听任弗兰格尔的军队解除了自己的武装，不敢进行丝毫的抵抗，但是他们的市民保卫团在所谓维持秩序的借口下，却杀害了十几个手无寸铁的劳动者，历史上再也找不出这种胆怯懦弱的先例。
在这个日子里就清楚地表明了，那些柏林的左派和口技家们——其中五分之四是流亡的犹太人①，如果他们在自我牺牲上都能象他们演说一样杰出的话，该会把全欧洲都解放了——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物，他们等待着，想别人给他们从火中取出革命之栗。但是无产者却不再接受他们的嗾使去干这种事。无产者首先要看看国民大会和
①魏特林并不是反犹太者。但是由于他的忌恨，特别是对马克思，并且一般地对于他所轻蔑的“学者们”和政治家们的忌恨，使他不由己地使用了反犹太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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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附 录
市民保卫团是不是敢站起来抵抗，因为打击本来是针对着他们的。无产者对于这两个集团的行动，从来是没有一个满意的。共产主义者的政党，作为这样的一个党，对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它在事变发生之后，无论对于国民大会或是对于市民保卫团，只要他们的核心，他们的党不通过公开的参加抵抗的信号，那么，是不可能对他们抱什么同情的。
因此，我们同他们去搞统一行动是不会赚取到什么的。
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幻想的盟友，在危难的日子里你是找不到他的，我们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所集合起来的群众，我们本来是可以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把他们集合起来的。这样，群众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有更多的信心，在那里面会表现出更大的勇气。
①
因此再不要谈什么和敌对分子的融合了。我们是人，是德国人，是民主主义者，但是我们同时还是共产主义者。用这个名词，我们表明一种理想，在这个理想里，社会的一切成员公平地、有秩序地共同分配生活上的劳动和享乐；用这个名词我们表明，我们自己要为实现这种最高的社会理想（尽管它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
而努力奋斗，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我们甘愿同甘共苦，患难相扶。因此我们用这个名词来称呼我们的党是最好不过的。为了那些不完整的东西——如果我们在心灵感情上真正是共产主义者的话——是根本不能真正激发起我们的热情的。
但是没有热情我们就不能有勇敢、
①在前面的几段里（第３０８页起）魏特林对他的革命理论作了一个扼要的叙述。这个叙述表现出他对于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性质和由于这种性质产生的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完全不理解。参看本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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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的序言３６３
大胆的行动。因此，我的弟兄们！起来！激励起那旧日经过考验的爱，激励起那旧日经过考验的对我们的事业胜利的信心，这个事业是我们曾如此成功地保卫过的；起来，让我们重新在这个多事之秋的时代里，站在战斗的行列中，用言论和行动、用牺牲和信任为争取整个的完善，为争取共产主义而奋斗。
威廉。魏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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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的重要增补和修改（１８４９年）
正文中所标的阿拉伯数字右面括有圆括弧的注号，如１）
、２）
、３）
、……是表示魏特林在第三版上作了重要的增补或修改。
增补和修改的句段现在汇集在这里。
本书在１８４９年出版第三版时‘魏特林作了很多改动，第一部分有三百二十九处，第二部分有四百五十处，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字上的改动，牵涉内容的重要改动将近四十多处。原书将所有的改动都汇集印出，并在重要的改动处加标星点，中译本只是译出了加星点的重要增补和修改四十五处，其余改动部分没有译出。
中译本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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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１）
（增补）
：甚至在今天，还有千百万不幸的有色人种呻吟在这种人类遗传的耻辱之下，并且这正是发生在为他们大加吹嘘的所谓自由的北美合众国里的事。这真是美丽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这样的共和国可以休矣！——１０２页２）
（增补）
：１８４８年２月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幸福。
胜利几乎是从云端里忽然下降。从那些流过血的、充满着战斗精神的革命者中，所选举出来的政府委员，有一半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且其余的人当时也不会反对设立一个社会银行。他们当时也不会看得到这种银行的非常的结果。但是，无论好心的路易。勃朗或是满脑子批评的蒲鲁东，对于必要的措施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观念。更不必说其余人。——１３９页３）
（增补）
：并且自从二月革命以来，这种征服狂不是大大地减轻了吗？现在你们看，那些法国的有征服狂的人们，在他们得到了政权以后，不也是和那失败的王权一样，在战争面前畏缩害怕吗？现在在法国还有一个公开由报纸来代表主张莱因边界的政党吗？现在在法国，因为那些主张社会改革的政党已经加强了，那些只是在人民的成见中貌似强大的懦夫们就都噤若寒蝉了。——１５８页４）
（增补）
：我对若干这种祖国小丑颇有认识，没有一个能引起我赞赏惊奇的。为了其中某一个人的子女，有一次还曾经在我们手艺工人中募过捐，为了好供他们上大学。他们在那里学到的东西，现在他们正在报纸上宣传资本主义，而攻击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在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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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附 录
河畔的法兰克福城就集结了这样一个著名的集团。三千元的膳宿费！
这是应该这样，这是必须这样的。奥地利根本就不需要这样。老阿伦特就是这样。——１５９页５）
（增补）
：现在我还要把一只决斗的手套掷到你们脸上，你们这一批新恶棍的诡辩学家！你们这些财神的门徒！你们在自由贸易的招牌下试图用那些钱来蒙混人民，那是你们耍手段从人民身上偷去的钱。你们以为，我们没有看透了你们吗？你们的自由贸易的学说，是那现在终于受到了全面攻击的资本势力的最后的挣扎。你们要想在自由贸易的假面具之下，重新引起人民对钱袋党的信任、你们把贸易和资本势力描绘成千百万人幸福所系的救世主，并从而企图使他们脱离要求彻底改革社会的斗争。
如果你们想要为你们的清白作一个证明，那末就给我们必要的条件在报纸上来攻击你们吧。把你们那些头等的角色派到战场上去吧！
如果你们自信那末确有把握，那就出场吧！
自由贸易、保护关税、营业自由、同业公会制度、工商业保护条例，以及无论这一切口号怎么叫法，都不过是些骗局，每一个受过社会主义思想启发的人都知道该怎样去估价它们的。——１６９页６）
（增补）
：我们且看一看北美合众国。
在那里爱尔兰人建筑美国人的房屋，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修筑美国人的道路，大批的外国人在一切手工业里参加劳动。一千万有色奴隶和自由的德国人和爱尔兰人被指定在最艰苦的劳动中去寻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前者是通过强制，而后者则是通过生活的逼迫。但是本地人，美国佬，却从事于最轻便的、获利最多的职业。——１７２页７）
（在这里附加了一段注释）
：我在旅行中，在某一个地方的手工工人处听到一句通行的谚语式的俗话：“罪过是肝馅腊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对于神学上的罪过这个概念实在不敢恭维，并且对于所谓罪过，并不比对于在饥饿的时候忽然送来一段肝馅腊肠那样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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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的重要增补和修改（１８４９年）７６３
有更多的警惕！——１７８页
第二部分８）
（增补）
：最纯粹的民主只有在最完全的共产主义里才有可能。
但是被我们今天称之为民主制度的那种选举方式，却永远不会实现共产主义或是促进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
下面当我在这里揭露和批评那个迄今暧昧不明的民主概念，这个在若干人那里已经成为神圣空话的概念时，我预先请求我的读者们不要过于匆忙地来下判断，而是先听我把话全部说完。有很多知识分子朋友们曾说我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是在我这一方面，相反地，我相信只有共产主义者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的本质，只有在共产主义里才能有最完全的民主。但是在共产主义实行之前，对于那些不确切地来进行投票表决，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如果我想要请一席客人吃饭，我总不会先让客人对我的请客来进行一次投票表决，如果我真这样做，只会使人觉得可笑而已。——２０４页９）
—１０）这两个注号之间改为：当我们研究一个象社会改革这样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秩序里的一切制度都是有缺点的，并且绝大部分是有害的，那末我们就必须对于每一个这种制度，在它转移到新秩序中之前，作仔细严格的审查，以免由于它们的不合格而从根本上损害了新建筑。
如果我们这样去做，如果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凡是看到有缺点的时候，就把全部精神力量集中在那上面，并且在我们为了那全体普遍的东西而进行的奋斗努力中，永远只追寻那完善的事物，而决不在任何地方停留下来对自己说：在这里我可找到它了！如果这样，我们就一定能接近那完善的事物。
那些永远在那里说“这是不可能的”的人们，他们只是用一个耳朵听，而不去读书，而读书也不去思考，对于这些人，当然任何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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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３附 录
思想都是突如其来的、意外的，并因此都足以激起他们的偏见和搅乱他们的概念；但是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决没有任何东西会是突如其来和意外到不是在他思想上已经对它有一定程度的准备的。他生活在理想的王国之中，一切真理对他都是昭然如揭的，并且今天一个人宣布为新思想的东西，往往是另一个人很久以前就在他脑子里存在着的，只是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罢了。
如果一个人真正想要实现某种确定的、已有定评的好理想，他就不会说：“这是不可能的”
，而是说：“这必须是可能的”
，并且去想适当的办法，使得这种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现在，有一个一切要求进行改革的党派，还在暗中摸索的主要的问题，这就是所要采取的政府的形式和如何选举当政者的方法。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有一种被他们叫做民主政治的东西，但是象我立刻就要证明的，它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政治，就象那所谓法律之前的平等根本不是什么平等一样。至于共产主义者对于他们的政府形式的选择，差不多还没有最后决定。大多数法国共产主义者倾向专政制度，因为他们很知道，那种为共和党人，或者不如说，为政客们所说的民主政治，是不适合于一个由旧的组织走向一个新的、更完善的组织的过渡时期的。虽然这样，卡贝仍然借用了共和党人的民主政治的原则，但是他很聪明地懂得，怎样在过渡时期内把一种几乎为人看不出来的专政附加在这种原则上。
最后，欧文，英国共产主义者的领袖，主张按每个男子的年龄来规定他所担任的职位，因此行政管理上的最高的领导人同时也就是行政管理中的最年长的成员。一切社会党人——除了傅立叶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任何政府形式都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彼此意见一致，即认为人们叫做民主政治的那种政治形式，对于年轻的还正是要去付诸实行的共有共享的原则来说，是一个很不中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救急太平锚。
什么是所谓民主政治？——一种人民的统治，一种统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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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的重要增补和修改（１８４９年）９６３
民。这个说法是永远不确定的，人们可以愿意把它理解成什么就理解成什么，因为什么叫做人民？
这没有问题，当然是指的一个由语言、风俗和习惯联系起来的社会里的全体成员——那么，什么又叫做统治呢？统治，这就是：按照他的意志去指挥别人。的确，对于这个名词我们讲不出一个比这更确切些的概念了。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整个的人民固然可以有一个指挥着它的统治者，但是人民，这非常大的一群人本身，却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统治者。每个人都可以统治他自己，如果他有这个权力的话，个人或是若干个人也可以统治其余的人，但是一切人去统治一切人，这是一个概念上的混乱。
关于这一点，也有很多明白的事例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能够说，那些不满于他们的政府的千百个瑞士或美国共和党人，他们是在统治着吗？如果一个人投了某人一票，连这个人名字都不知道，难道能说这就是“在统治”吗？——在投票时永远有很大一部分人民随着他们的候选人的落选而成为少数派，那么这样的投票选举方式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也能叫做统治吗？——如果真要合乎“民主政治”这个概念，那就必须一切人都在统治；但是这样的统治是永远不会有的，因此这也就不是什么人民的统治，而是若干人对于人民的偶然的统治。
我在这里说偶然的统治，因为选举时的多数常常甚至简直就无非是一种偶然的赌博，并且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态中也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现在那就永远更是这样；简直就是欺骗和说谎。
谁要是还不能在大体上明白这一点，他可以去访问一下那些协会，也就是说那些把民主的投票表决，就象天主教徒们的十字架一样当成了原则的东西的协会，那时候他就会用能看得见的眼睛看得明明白白了。例如，有一个协会，当我在那里的十个月期间，会员由七十人增加到一百三十人，每星期开两次讨论会，在开会的时候，动不动就进行投票表决；往往对于一件可以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琐事也要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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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３附 录
表决；但是在十个月的期间，表决的多数从没有超过三十票。大多数的决议只得到十票至二十票的多数。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职员以七票的多数当选，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并不是全体会员都出席，并且也不是全体都投了票。因此，在一百个会员之中如果有十二个人预先商量好，他们就可以在全会的投票表决时成为多数，特别是在人事选举上，没有一致的协商投票是十分分散的。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扩大起来想一想。
我们假定：在某一个小国里有二万一千个选民，每一千个选民选出一个代表；我们再假定，一切选举都是公正地进行，就象只有在共有共享的制度里才能办到的那样，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永远有很大一部分人民会对于选举不满意，因为选举票有的是投在这个人，有的是投在那个人身上，永远不会全部都投一个候选人的票，因此如果我们把那些被当选的候选人所得的票数总加起来，往往会有一种情形，这票数合起来在二万一千个选民中还不到一万一千票。这样，那些随着他们的候选人的落选而落选的一万名选民，他们就没有在任何情形下参加了这所谓的民主政治，因为那些人民代表根本就并不是按着他们意见而被选出来的。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二十一个代表中，只要有一个代表在议会里成为反对党，他对于那其余的二十个代表来说就成了多数，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把这一个代表的选民和那些随着他们的候选人的落选而落选的一万个选民加在一起的话，或者说如果每一次的立法提案都能在全体选民的面前提出来的话。因此即使在共有共享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即以这样的方式唯一一个代表的反对，竟会成为议会中的多数。
此外，还有一种更明显得多的情况：我们假定，二十一个代表中有八名是由七千五百票选出的，其他十三名共得七千票，这十三名人民代表对于那其他八名代表来说，就是一个表面的强大多数，虽然在严格的考查之下他们不过是一个非常大的少数而已；因为第一，这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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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的重要增补和修改（１８４９年）１７３
三个人只是由七千票选出的，并因此就已经有六千票反对他们，这六千票再加上那其他八个人的七千个选民，为数就在三千票以上。但是这里，这得七千选票的十三名代表即将对那得一万三千选票的八名代表居于多数的地位。
这样的选举把戏，人们现在把它叫作民主政治！
这个名称和这样事本身，彼此都是一样的荒诞无稽。这既不是一种真正的多数，也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并且即使两者都可能做到，它也不适宜于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要去统治的东西，同样，在那里人们也不能把全体人的领导委托给一个这样的所谓多数，就象人们绝不能用抽签来决定千百万人之中那一个是最有才能的人一样。但是这种在千百万彼此互不相识的人之中进行的选举，无非是一场赌博（如果每一千选民选出一人，法国就要有一万名人民代表）。
那对于行政领导来说是最必要的天才和智能，就象无数千万的钉子装在同一个口袋里一样，现在，民主政治的原则要求伸手到里面去乱抓，然后看你抓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一种滑稽的、古老的生活方式，对于古希腊、古罗马人是好的，但是对于我们的时代就不能再是好的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粗陋的简单的统治已经接近死亡，而科学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新秩序的领导了。
如果说，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民主政治和多数表决权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它们并不合乎人们通过它们所预期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在那里，在共有共享的状态中，却是都不需要为了他的每天的面包而匐匍于别人的面前，因为面包对于每个人都是永远有了保证的，在那里，任何人在选举时不可能、也不会受别人的拨弄，而现在则是到处贿赂公行。如果我们肯仔细地检查一下事实，在我们那些现代的共和国里，一切选举都无非是极可怜的少数，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里，其中凡是要做一个选民必须能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
１８３０年，在琉瑟息省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代替了陈腐的僧侣贵族政府。这个新政府给了人民一种扩大的选举权和出版自由，并且给了青年们良好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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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附 录
校，但是恰是这种扩大的选举自由，在十年之后重新又推翻了这个自由主义的政府和它的种种制度和设施，并且赋予僧侣们比１８０３年以前更大的活动范围。耶稣会的会士被召入国内，并且把青年的教育委托给他们；出版自由又受到限制。在北美合众国，这种选举自由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就是阻碍奴隶制的废除，法国大革命也因为通过它而又走回到腐败的老路上去。但是尽管有这一切，人们还是永远不肯用能看的眼睛来看一看，而且继续用民主选举的形式的原则来蒙蔽和迷惑人民，却不知道这种选举形式，只在那些旧秩序已经倒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无知无识的人已经不会再在选举中受骗的时候，它才是好的、能带来福利的东西。
到现在我还没有研究过一切可能的选举活动和阴谋诡计；仅仅我所知道的那些，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了；但是那些法国的选举斗士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能够写出一大本书来的。在选举中，人们不只是利用金钱，而且熟练的演说家们利用他们的口才，往往可以巧妙地为一件坏事挣来多数选票。他们讨论得那样长久，直到他们把一些人已经弄厌倦了，把另一些人已经搞糊涂了，最后又让另一些人相信，只有他们才是最明白这件事的，因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说得最流利，最冗长；然后他们只要再选择一个最有利的时机来投票，这件事就算办成了。
这种办法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可以举出大批的实例来。如果在一百人之中只要有二十个人预先商量好，在选举的时候混在其余的人里面，他们就能够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制造出一个多数来，也就是说如果其余的人没有想到事先集合起来商量一下的话。我想起一件事，那是曾经在一个团体里有人建议要发表一项声明。人们投票决定了，并且选出了草拟这份声明的人。起草人在下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稿子。人们又来投票表决，并且通过和接受了这份稿子。但是有很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份声明是早已就拟就了的。在投票表决是否通过这份稿子的时候，它已经印刷好，并且流传在许多人手里了。印刷商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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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钱，曾印出了若干份，因此在这个声明在应该散发出去之前，就早已流传开了。
在一切预作准备的选举会里，情形都是这样。在那些人民代表的议会里，事情当然就更诡谲些，在那里阴谋诡计就更多了，因为普通的手段在那里是大家都知道的。会前的集议和商讨在那里已经不够用，因为其他敌对党派也会这样办。
于是人们或是故意无休止地推延，或是竭力缩短讨论的时间，这就看人们相信是以把对方拖疲倦，或是以出其不意地制胜而定。往往人们假装，似乎要把表决推迟到下一次会议，有些没有耐性的或是满不在意的反对者退席离去了，于是又忽然宣布进行投票表决。如果人们认识了反对者的某些弱点，人们就把辩论弄到象战争一样慷慨激烈的地步，以便由此好剥夺掉对方的若干票数。而大多数人则摇摆在忽左忽右之间，这一个人要想为真理而说服别人；另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又一个人由于妒忌而不肯让他的敌人占有公理；那一个人则是为了表现他的演说的本领，只要说得动听，即使结果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也可以；还有一个是想要实验，是不是他能说的让人酣然入睡，最后，这些东西都还印成书，并且向人民公布。这最后一着究竟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使读者看了总有一天会对这整个的喜剧感到烦腻和可恶。
还有一种荒谬的情形，就是象在选举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人员这样一件需要非常审慎的事情上，无论是被选人和选举人的才能和智慧都是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的，但是就今天这个概念意义下的所谓民主政治的原则而说，却完全不顾这一点。谁有一张会吃饭的嘴，谁就能投一票；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才能的人也就不得不消失在那一大群无数的选民之中了，后者既从来没有机会去亲身认识那有才能的人，更从来没有机会去认识他的才能，何况绝大多数人，由于他们对于事情的缺乏知识，也根本不懂得怎样去识别才能。人的天性的分配并不是象数学那样地平均相等的，这一个人体力比较强而智力比较弱，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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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３附 录
人智力比较强而体力比较弱，又一个人两者都比较强或是两者都很弱。评定一个人的体力而不经过测验，这是很困难的事，同样评定一个人的智力，不经过测验，那就更加困难了。并且在识别一个人的智力时，人们还必需对于这种能力部分地具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才能去加以判断。所以如果人们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必须把天才和智能置于行政管理的首脑地位——而这一点是即使最仇恨我们原则的敌人也不能否认的事——这就十分明显，现在的种种政府形式和选举制度是对此毫不适用的。
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不再去选择擅长词令的人、说教的人和外交家，而是要选择发明家、发现者、完成者和改进者，总而言之：智能、理解、天才和智慧。
在这种情况下，因此政府的形式就必须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在这里面并没有丝毫统治，而是要去领导，就是说去领导整体的和谐，领导一切人的生产和交换。但是统治比为了全体人的福利而去进行领导要容易得多，因此在政治的选举中彼此口头的约言也就够了，甚至往往连这个也不必要；但是如果人们要把某一件事业的领导委任给一个人，人们就不能满足于种种约言，而是要有这个人的证据；人们不会派一个对于这件事毫无所知的人去识别和测验，而是自己亲身去，或是，如果自己对于这件事不懂的话，派一个有专门知识的人去。现在我们再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一切选举都必须具有这样一个目的，这就是要把那些对于社会的和谐，对于社会的福利和繁荣具有最根本的知识的人选出来。不是吗？这是任何人所不能持异议的。
但是，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这些知识的内容是在于什么呢？
或者无宁说：什么是行政管理的工作？
这些工作是：
１。对于整体的和谐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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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一切新的有益的理想、科学、发明和发现的实现和利用。
３。对于一切劳动的领导。
４。对于生产的分配和交换的领导。
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任何一种劳动在它的完善性的最高点上都将是一种科学，并且因此任何一种劳动的提高和完善，如果有一个理想作为它的先导，它就是一种科学。例如瓦工可以提高到建筑师的科学水平，染工可以提高到化学家的科学水平，同样，以此类推，在每一个行业里都可以是这样，因此每一个劳动部门都将是一种科学，如果它和观念和思想结合在一起的话。
因此，那些在每一个部门里努力达到知识的最高点的人，正是他们，应该构成行政管理机构的成员，这一点也是任何人所不能反对的。
但是只有那些懂得评定这种智能的人，具有同一的或是类似的这种知识，他们才能发现这种智能；因为一个成衣工人总比一个瓦工能更好地评定这一件衣裳是否缝得很好，一个裁衣工人总比一个没有剪裁知识的人知道得更清楚，它剪裁的是否合式。在其余一切劳动和知识部门里也都是这样，因此在共有共享的社会里，每一个选举人必须具有一个选举人的资格。建筑工地上的小工能够在那里选举他的工长，但是不能选举一个领导全国的最高级建筑物的建筑师。如果他要参加选举建筑师，他就必须事先取得这种资格；但是对于这种资格的取得，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可能。
但是同样也可以肯定，不可能每个人都具有全部有关被选举者的知识，因为人们不可能在十个或十五个劳动部门里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因此选举必须在每个部门里单独进行。同样也可以肯定，某一部门科学的研究比另一门科学的研究往往需要更高深若干倍的知识，因此无论在选举人或是被选举人方面，各种不同的选举也就需要各种不同资格和知识。因此在共有共享的社会中，如果人们要不违背自然规律，就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一切。——２０４—２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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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３附 录
１）
（增补）
：因此，在未来的选举中的主要条件将大致如下：
１。
选举，和劳动及享受的分配一样，都以自然规律为基础；因此每个人按照他的体力和能力来劳动，按照他的所好、他的食欲和健康来享受，按照他的知识和才能来参加选举。
２。
因此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为了他本人以及其他一切人的利益起见——各按照他的能力而担任一个较轻或较重的职位。
３。因为享受的分配以及整个的社会制度都必须按照自然规律来调整，因此任何人不能因为他的天才或智能而比别人受优待，而是最无知识和最不熟练的人也能以他的薄弱的能力和具有最大才能的人有同样的享受，如果这种享受是合乎自然的，也就是说如果这种享受有利于他的精神的和肉体的，并从而并不损害整体的和谐的话。
４。
因为在争论和多数票表决中，所反映出的人们的人格和感情因素，以及一切通过多数表决的立法程序，都只能阻碍进步并破坏整体的和谐，因此必须想出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里使得这些东西部分地成为无害的、部分地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５。
这种制度必须将进步宣布为唯一的法律；那时候社会就有了一种法律，它不断地自行返老还童和化旧为新，当它有步骤地一步一步采取新的制度的时候，也就不断地抛弃旧的制度，这样就使一切制定法律的工作和一切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的斗争归于终止，就使得在愉快的向前进步中在知识的王国里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而某些人的贪婪的利益也就不能再成为进步的道路上的障碍，就象迄今所永远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那样。
６。
在这个制度里，最伟大的天才和最伟大的智能必须永远被安置在最重要的工作的行政管理中最高席位上。任何人不会因此妒忌他们，因为所给与他们的光荣，并不给他们带来比任何人更多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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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的重要增补和修改（１８４９年）７７３
入，而是给他们加上比一切其余的人更多的义务，并不是更少的义务。
７。
因此在这里所选举的不是某某人，而是能力。
在选举有了结果之后，才允许宣布当选者的名字。用这种方式，一切有害的感情和偏袒就都被堵绝了。这种能力的选举，可以用类似今天选定一个发明家的图样和样品以确定它能否获得专利权那样；或是象现在一个作家向研究院应征解决一个悬题那样。
８。
因为人们不能预先计算到会有种种发明、发现以及新的有益的思想要发生，所以人们也不能对于最重要行政管理机关的选举事先规定出一定的时间。
９。
正因为这样，人们也不能对最重要的工作人员的职位定出任期；如果有许多新事物和有益的东西发明出来和想出来，就多几次举行选举，谁要是在他的智能上，他的天才和能力上被另一个人所超过，他就让位于这个人，如果为了实现那新的理想有这样必要的话。这样就给进步扫除了道路上的障碍，并使进步成为一种法律。
１０。
人们必须通过应征解决悬题的方式，来取得最高行政管理中的那些最重要的职位，这些悬题由代表科学的核心的那些人的集会提出来，悬题的目的在于扩大和促进对人类福利有益的科学。
按照我的意见，有三种科学对于共有共享的社会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第一是治疗一切人类恶疾，无论是精神或肉体的恶疾的科学，我把它叫做新医疗学。在它的范围内，既包括宗教的和哲学的伦理学，又包括解剖学、药剂学和社会经济学。未来的医生，因此，同时也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不止治疗肉体的、并且也治疗精神的病征。
第二是物理学，包括对于原始的自然及其如何为人类的福利而运用的知识。
第三是机械学，或者说是能以较少的力量而产生多量产品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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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３附 录
学。
这三种不同的、但是彼此互相结合的科学因此是有特别意义的，它们和其他一切的专门科学——这三种科学就是这些科学汇集而成的，一起领导着整个的社会制度；因此也就必须是那些在这些科学里的最新和最重要的发明和发现，在这些科学里的最大胆和最有益的理想，由它们来掌握全部的行政管理。为了永远能够从广大人民群众中识别出那些最伟大的才能，必须经常提出悬题，例如：对于一个医生，凡能发明某种方法，消灭这一种或那一种疾病者，就给他行政管理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地位；对于一个物理学者，凡能发现大自然里的某种力量具有这种或是那种作用者，就给他在社会里的这种或那种地位，对于机械学家，凡能发明这种或是那种机器者，就给他这种或是那种能发挥他的能力的地位。
这样一种办法本来也可以叫做民主政治，但是我把它称为科学的统治。——２０７页１２）
（增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