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各技工团，就象是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状况里的柏林、慕尼黑、德累斯登，汉诺威等地的国民大会那样；而中央技工团至少就政治方面来说，则差不多就是今天我们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那样或应该是的那样。所不同的只是，只要在现在的语言障碍许可的条件下，今天的那些政治疆界的区划在那时候就都可不必顾及了。
去年全德国的工人大会一致提出一个社会国会的要求。因此这已经是向实现勤劳和能力的最高权力前进了一步，因为任何其他形式的人民最高权力是没有的。人们至少应该把这个要求坚持下去。但是让我们把那设计成和它并立在一起的政治国会取消掉吧。劳动、勤劳和能力的利益所代表的是人民的最高利益。——２２１页１３）
（增补）
：因此各工作理事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那些国民大会里的部长的职位，所不同的只是在作这样的比较时必须永远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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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任务不是政治的虚应故事，而必须是一种实际深入人民生活的，实际地可感觉的工作，同时工作理事会的成员也只能是劳动者，他们不能比任何其他人具有更多的特权，他们的工作只能和其他一切人一样以同等的比例取得一般多的报酬；并且那时候劳动者这个名词也是不必要的，因为人们在这样的一个制度里，在凡有劳动力的人之中就根本找不到和这个名称相反的名词：不劳动者。——２２２页１４）
（在这一节以前增补）
：如果人们考虑到现在几乎一切主张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都在大吹其民主主义的法螺，而想要把一切都依靠在群众选举这一方法上，另一方面再略略看一看那种广大的概念上的混乱，这种混乱无论是关于劳动价值的规定，关于商业，关于劳动的报酬和组织等等，都还在群众以及群众的领导者和教育者之中有着一定的势力，如果人们注意到这一切，就不免会对下一次的社会革命的成功的转变感到怀疑，如果他不是抱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坚信任一个勇敢的、好意的知识分子，在紧要关头通过实际的行动，一定会在人民中找到这样一种为迅速扫除这些黑暗所必要的力量。就这一点而说，现在已经可能发生的事，它是会发生的，并且会尽早地发生的。因此请读者给我双倍的耐心和注意，以免误解了我的意思。
预先我要说明，交易小时制度是我所认为可行的、最高的社会改革的理想，我在这方面直到今天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要说明交易簿是一种最好的交换手段，并且可以使欺骗和窃盗成为不可能，并从而可以废除警察等等这些无益有害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还要说明，为了迅速、稳妥地达到目的，人们在一次社会革命之后，还必须考虑到那些还有着巨大影响的人民的成见，考虑到那所谓的人民的意志，所以我在《可能的过渡时期》这一章里，将提出另一种其他的交换制度，一种这样简单和经过考验的、适合于最大多数群众愿望的、无可非议的交换制度，以致我坚决相信，这种交换制度是必然会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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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见诸实行的。
要发现一种完善的关于劳动、自由、民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最主要的就在于要发现一种完善的交换制度。
一种交换手段，它能保证一切道德的或是宗教的基本原则的实现，能保证人类的力量的最有益的运用，保证进步和个人自由的最大可能的发展，它就是一种对于这样的一切人的最完善的交换手段，这些人对于人类和同胞充满着友爱，他们具有道德的、基督教的、人道的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感情，他们不想去压迫和欺诈别人，同时也不肯受别人的压迫和欺诈。
但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却不愿意这样，虽然他们为了免得显出自己是自私主义者，也不敢公开站出来攻击指向这些愿望的原则本身。他们以个人自由作为他们的借口和支柱——为了给自己一种能博取人心的色彩——而内心里却是在想着他们那自己的、损人利己的自由。当然他们会觉得这种自由在共产主义的制度里是尊重得不够的。
所以他们对人说，他们也很愿意要共产主义，但是不愿意要任何制度，因为一切制度都妨碍个人的自由。而这里，他们在内心里所想着又是他们那个人的自由。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坚持关于个人自由的空谈和讲演，并且也得到一些人的附和，因为彻底的思考既并不是每个人所能做的事，并且那些有思考鉴别能力的人，又并非永远都抱有承认好事的意向。人们用伪装的哗众取宠的词句来为这种掩藏在烟幕后面的个人自由作辩护，以便讨好和争取群众，但是却不让群众看到，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里才有可能，在这个社会组织里，不允许自私自利的人在行使他们那具有特权的个人自由的同时，侵犯到别人的个人自由的正当权利。我们所大声控诉的那一切专制暴君、富豪和贵族的行为，都是他们那个人自由的行使和发挥，而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改革就都无非是要限制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要限制那种某些人为了自己而侵犯其余一切人的自由的行为。因此，人们不能把个人自由这个空谈当作一种改革的口号，如果人们不同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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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他是准备按照什么标准来规定个人自由，也就是说，为了全体的利益而限制某些人的个人自由的话，那就会把人民引导到歧途上去。
个人自由必须分配给全体的人，以便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即使那时候任何人不可能得到象今天有些人所得的那样多。谁要是为了个人自由、民主、福利、幸福、十全十美的福祉等等这些好听的名词的集合而大发议论，但是却并不说明，这些对于我们政治和社会的希望的诱饵究竟用什么方式能够以同等的比例为每一个人所共享，那末他就不能不有很大的嫌疑，他根本并不真想要把这些好事物公之于大众，而只是为了装出一种口是心非的圣人面孔，为了做出一种两面讨好的样子，为了把激进派、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精神兴奋剂通过空谈的混合和甜化，调和得这样适合于富人们的口味，以致使它必然失去了它对于穷人们的原有的效用。这样一种趋向，或者是由于对社会经济学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由于自己行云流水般的文字眩惑了自己的理智，例如在杜隆的《欺骗者》一书第１３７页就有所表现。
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象蒲鲁东和舍伐利埃这样的人物，都是负有经济学界泰斗的盛名的，但是由他们的作品可以证明，原来他们对这个问题还远没有彻底弄清楚哩！这里正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上很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
蒲鲁东曾批评过另一个经济学名家的观点。他在《论人类秩序的创立》一书第２２１页说道：“舍伐利埃在他最近发表的演说里说，如果把法国的全部收入平均分配给全部居民，每人每天所得不过六十三生丁，因此——这位有学问的教授说——平均分配，不但不能摆脱贫穷，相反其唯一的结果只能是造成全体人的贫穷。
“这个针对着主张平均的乌托邦作家而发的论据轰动一时，并且被一切江湖作家们所满心欢喜地抄袭利用着。但是人们不论怎样解释和辩护，总不能掩盖掉这里面对于正义和基本原则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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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法律说，舍伐利埃的论断，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因为如果每人每天十二生丁，大家都很穷，难道这就是一个理由，该从我那十二个生丁里出于同情心而拿出六个生丁来把它给我那邻人，好让他多赚六个生丁吗？——人们说，是这样，因为不这样就会大家都穷了。——也许是这样；但是，如果人们根据这种情况就得出维持现有财产秩序的结论来，人们就是离开了讨论的出发点了，它正是要知道，平均是否能用另一个系统的观念，用统计学来计算的。
“并且从事实上来说，舍伐利埃的论断也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这个论断所根据的前提，根本是不符事实的；因为法国并不是按人口，而是按户口来消费它的收入的。
“现在假定每户平均有四口人，每口每天六十三生丁，这就是每户每天二法郎五十二生丁。但是很多的家庭——特别是在乡村里——有二法郎五十二生丁已经是富裕的生活了，反之——如果消费按单口人计算——二法郎五十二生丁，即便生产再增加四倍，也还是很少的。
“那末舍伐利埃的意见错误在那里呢？——在这里，就是他把联合的力量分裂开来了，他把国家分裂成为个人，但是联合的力量在于家族的结合，并且这种结合正是对抗贫困的最有力的手段。”
这个１８４０年由舍伐利埃提出的，并且后来由蒲鲁东用上列的话批评过的论据，在当时有很重大的意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们，由于这个败兴的论据而欢欣鼓舞。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舆论领导人对此保持沉默；而拥护他们的原则的人们则如梦初醒，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一片梦境里还是在一种真实里。
上文蒲鲁东的批评，是发表于１８４３年，并且是唯一出现的反批评。但是舍伐利埃的论据并没有由于蒲鲁东所给它的打击和创伤而失去活力，因为蒲鲁东只是证明，分到每个人身上的收入也并不那么微小，因为他们并不是单口地，而是一个家合在一起消费的，因而就可以节省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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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蒲鲁东是落入陷阱中了，他把那著名的经济学家所提出事实假象当作了真实，并且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还指出了若干没有被人谈到的好处。但是社会经济的实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子。
人们虽然把每个法国人每年对于消费所付出的一切都算作法国的收入。但是我们所消费的一切都必须通过劳动把它生产出来，因此也只应该供劳动阶级和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们使用，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情形就会是这样，但是舍伐利埃却正是要通过平均分配后每人所得的很少几个生丁来诬蔑这种社会状况。因此舍伐利埃没有权利把只是有益的劳动者所能生产出来的东西，跟那些大群无益的和有害的劳动者以及那无数我们今天不能不养活的浪费者和游手好闲者去进行平均分配。他还说：你们看嘛，在平均的状况中每个人每天不过只能得到六十三生丁。
在平等的社会状况中，一切这些游手好闲者、浪费者以及其他无益的和有害的劳动者都必须用一种有益的方式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因此他们的收入，只有在把他们也添加到生产者的行列中去以后才能计入舍伐利埃的平均计算之内。那样就将会有数百万人，这些人现在也必须自己来养活自己。这数百万人的生产将会给法国的总收入增加一个新的数目。那时候就会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数，这个答数和被蒲鲁东目光浅短地、肤浅地批评过的那舍伐利埃的答数是完全两样的。
现在还有一件主要的事：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通过交换过程究竟我每天所得的份额是算作价值十五分还是价值十五元是完全一样。
如果全体人都生活在一种平等的关系里，那末一小时劳动时间的价值，究竟是付给一分钱还是付给十元钱也就是一样的。我所得的反正是一个劳动小时的价值。
因此，如果说在最高明的知识界里，对于金钱制度的把戏的看法曾经是并且今天还是这样的混乱，就象蒲鲁东在他那交换银行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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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所表现的，并且特别是就象我们在社会经济科学的最高峰上所结出来的那些果实上所看到的那样，那末这也就很容易想到，在人民群众的概念里，对于金钱制度又该是什么样子了。
关于个人自由这个概念，情况也是一样。只是激动感情的讲演，不能使我们有丝毫的进步，还必须能满足我们的理智。我们必须试着更详细地来讲明个人自由。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样的、怎样得来的、为了谁的个人自由，并且我们所期望的那种个人自由，只有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里才有可能，这些都必须加以确切说明，然后我们的意思才会清楚。——２２４页１５）增补：但是，现在有一个主要的问题，任何交换制度凡是要证明自己是一种完善的交换制度的，都必须经受这个问题的考验，这就是：什么是衡量劳动价值的正确标准？
完成一种劳动必须有：１。物质手段，例如：工具、机器、原始产品等等。
２。能力。
３。
兴趣。
４。体力。
５。对意外事故的保障（例如受伤、腐蚀、破损等）。
６。劳动所必需的，或无宁说在劳动中所消耗的时间。
如果我对每一种劳动的每一个这些条件都能作出详细精确的规定，我就可以有一个完全象数字一样精确的关于劳动价值的尺度了。
我们且来试一下，这一点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劳动的手段，例如：工具、机器等等，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所以它对于劳动价值的规定不能提供特别的条件度数，因为我们在其他条件程度里所找到的东西，必定也同样适用于它们。关于事故的保障也有同样的情况。因为只有通过劳动的产品和劳动时间才能提供这种保障。因此关于这种保障，我们也不得不依据于其余那些条件所规定的劳动价值。
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兴趣、体力、能力和时间。
社会给每个人选择一种完备的劳动教育的机会，作为他的就业的准备。因此，每个人都获得一种技能，能够胜任地、愉快地运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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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兴趣和体力。确定的劳动时间当然是通过对于劳动的兴趣和体力来决定的，并且在时间内的生活本身也是通过劳动来决定的。因此谁要生活，就必须或者自己劳动，或者让别人替自己劳动，并且，如果他能劳动的话，他必须对于任何一种他所喜欢的劳动和体力活动准备下那么多的必要的兴趣和技能，这是每个人自己比任何人所能告诉他的都知道得更清楚得多的。
因此，一方面是作为就业预备而获得的教育，和这种教育中所发展出来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劳动的自由选择，决定了每一个人的劳动兴趣和劳动力的使用方式，并从而决定他那能力在时间上的程度。
所以我觉得，对于完成一种劳动所列出的六个条件可以归结为两个条件，就是劳动的自由选择和劳动手段。
（教育、时间、能力、事故的保障，以及等等）但是，这些手段都是通过它们在劳动时间里和在对于劳动的自由选择里的发展来决定的。兴趣、体力和对于能力天赋的自觉的意识，决定我们对于劳动的自由选择。只有自由的选择才使得兴趣、体力和劳力在时间里的运用成为可能。所以一种劳动的自由选择，证明选择者在他自身中感觉到对此所必要的兴趣、体力和能力的程度，并且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兴趣、体力和能力在时间中的运用，永远提供大致上相等的结果。因此，一定数量的有能力的劳动者，在一个同等的时间内，在各种不同的、自由选择的劳动部门里所制成的产品，应该——如果这些劳动者在他们自己之间分配盈利的话——毫无异议对于他们具有一种在比例上同等的价值，并且在这种场合下，每一个人都能以同等的权利，在同等的比例上，要求占有同等的部分。
从以上的这些探索里已经可以断定，就劳动的利益来说，时间是唯一可能的，并且也是唯一正确的衡量劳动价值的标准。因此为大多数有能力的劳动者在生产任何一种物件时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对于这种劳动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最精确的衡量标准。但是人们不要忘记了那主要的事。每一种个别单独的劳动的价值的衡量标准，在全体社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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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总计算之中，只有通过时间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来规定，就是在这种总计算中任何人不得受到巧取诈骗。因为社会需要一种管理，需要各种服务性的劳动，人们除非把这些劳绩的相当的一部分算作任何可买的货品，这些劳绩就无法在交换里代表出来。所以个别单独的人永远不能详细确切地规定一种劳动的社会价值，因为每一个个别单独的人的劳动，都要由其他人的劳动来规定，每一种权利和每一种义务都要由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来规定。
时间可以随意分成数字。时间是一种公共的一般的东西，它可以包括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事物。
所以一切随着时间走的事物，都必然可以按时间来计算。人的生命是由时间构成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满足身体的成长的，另一部分是用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又一部分是用来满足业务能力和知识的培养的。一切人的需要和劳动都是在时间中规范和调整的。一定时间的紧张劳动，就需要一定时间的休息来补充所丧失的力量。无论我们做什么，时间所加之于劳动的限制，尽管我们可以扩展它，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从时间的计算中消除掉。
对于一切有专门知识的劳动者来说，在一个一定时间内所能生产出的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和那能够生产出一定质量和数量劳动产品来的时间一样，同样都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把一件衣服和另一件衣服，一件家具和另一件家具比较，他们总可以按照劳动时间来详细精确地规定出它们的价值，如果他们把对此所必需的兴趣、体力和能力的程度看作是由自由选择所决定的话。而这种自由选择同时又是通过前者而决定的，因为决不会有人自愿去作一件他没有兴趣、体力和能力的事。
如果在上述的比较中，那计算并不确切相符的话，那末多费的时间就是由于那些超过了社会所确定的保证程度以上的劳动手段所引起的，它应该由大家来补偿。产生这种差额的原因决不能归之于一个生手的技能不足，因为任何人不先经过某种劳动的考试及格，也就是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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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证明他有能力在所规定的一定时间内能完成一定的要求，他就不能离开学习军而进入社会（参看第十四章）。
所以计算的不符，只能是由于一时的身心不快、体力衰弱或是非常事故所产生，而决不会是由于真实的能力不足。
在机器工人身上，现在机器工人正在日益更多地代替一切的其他劳动者，时间的计算更是准确到完全可以按数字计算的程度的。特别是手工工人，自古以来就是预先计算他们生产所需要的时间的。在行政机关里、商业组织里的劳动，有关人民教育的劳动，以及一切的精神劳动，如果不是从时间上计算，根本就不能计算。对于这些人，社会只能说：我们天天为你们劳动这么多小时，所以你们也要为我们做同样多小时的事，以便在我们彼此进行交换的时候，我们的劳动能有同等的价值。
但是也有些劳动不容许这种规定，就是不能经常按规则来做的劳动，例如大多数的精神劳动，医生、发明家的劳动等等；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标准的时间计算上的比例关系：因为在规定一种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行政管理方面必定计算过，在每一个劳动部门里必须有多少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在一定的时间内总是制造出一个定量的产品；做不到这个定量的个别的人，必须或者由别人加以帮助，或者自己设法补足。同样在学校和医院里，总是需要某一个定量的教师和医生。这些人当然不能按照小时或者某种其他的数字规定来进行工作，但是在他们担任他们按照一般的需要和一般的劳动时间而定量的职务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在为他们每日的劳动时间而工作，这种劳动时间和手工工人的劳动时间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行政管理方面有时候不能不在某个事业部门里要比定额多派些人去，因为有些人对他们的职务比较拖沓，或是，因为有些人常常缺课，因此不得不多派教师。——现在，如果一个工人的日常工作分成为六个劳动小时并按照六个劳动小时付给工资，那末医生或是教师以及其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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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人员的日常工作也同样的照此计算，并且这种规定由于可以自由选择一个人的行业而证明它是合理的，由于这种自由选择，一个人的兴趣、体力和能力可以在一段时间中得到发挥，这段时间可以适应一切情况，并且可以用来衡量一切劳动。
因此，通过能力我们获得各种产品的各种不同的性质。每种性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按照时间来衡量这种性质的手段，并从而使我们不仅能够把同一个劳动产品的各种性质的程度和一个人所进行的工作相比较，而且也能比较各种不同产品的各种性质的程度。它既给了我们质量和数量的概念，并且特别是给了我们劳动价值的概念，因此如果社会以同等的条件和机会对一切人保障劳动的手段和对劳动的自由选择，时间就是衡量劳动价值的最可能地正确的标准。
但是这个正确的衡量标准和个人自由的关系怎样呢？如果把劳动拘束在对每一个人规定的某一件任务上，而不是拘束在对于一种单调的劳动来说，往往会引起不愉快的时间尺度上，劳动不是更令人觉得舒畅些吗？
诚然是这样，因此行政管理当局可以随意给每个工厂、作坊、团体等分配某种一定的、按照一般劳动时间核算过的劳动任务，只要行政管理和劳动和工作任务之间的关系上允许这样做的话。以这种方式，在大多数劳动中都可以对每个劳动者定出某种一定的、每日要提供的劳动质量和数量。
为了完成对于一切人必要和有益的产品的生产，而照同等的比例关系所规定的劳动时间，我把它叫作一般共同的劳动时间。
为了特别的享受而自愿超过一般共同劳动时间所做的劳动时间，我把它叫作交易小时。
作为交易小时记入簿子里的劳动时间，我把它叫作劳动标签，作为交易小时而被注销的劳动时间，我把它叫作享受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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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交易小时的名称下，既包括以劳动标签，也包括以享受标签为名的劳动时间。——２２６页１６）—１７）
（这两个注号之间改为）
：执有人的半身像和他的特征的说明的下一页，包括医生在每次诊病以后填入的健康报告书，记入所患病症的原因、性质、病期以及对此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在第三页上记载居住的城市和住所的变更。第四页上记载行业和劳动小组的更换。第五页包括该持有人以前的交易簿上的内容概况。第六页记载从旧交易簿移转到新交易簿上的交易小时的总数。最后第七页包括预订享受的印章，这些享受是只能按月或是按季来计算的，例如对于剧院、筵席、游赏旅行的印章等等。第八页包括备作清算之用而记入的那些零星的五分钟劳动时间。
第八条。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便利行政管理，并且保障每个人有平等的、适度的参加劳动和享受的机会。此外，这本簿子还包括五十二页，每一页印成三十六个方格。
每一个方格表示一小时的劳动时间，因此每一页代表一个星期和三十六个交易小时。
第九条。交易簿应装在一个洁净的袋里牢结在腰带上，或是用其他方式，和衣服的美观、便利和安全相谐合。
从交易簿里必须能看出来，执有者是谁，他住在那里，在哪里工作，有什么嗜好，曾经患过什么病症，旅行过什么地方，以及有多少可供交换的由劳动标签所代表的交易小时的存量。
交易簿是为了调整全体人的和谐而必需的一个人的各种书面证件的总和。它代表了我们在目前状况下所需用的一切文件。它同时既是出生证、籍贯证和许可证，又是日记、纪念册和会计簿，又是学校文凭、艺徒证书、入场券、介绍信、旅行证、支票、收据、公份册、存款簿和月份牌。它是那个持有人精神和肉体需要的一面镜子，是他的半身肖像，他的小传；总之，是这一个人的迄今从未这样明白地表示过的全部形象化的“我”。
我们在目前社会状况中所需用的，那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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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这样那样的，其中大多数是很无用的文凭、证明和文件等等都以一种更完善、更简单的方式集中在这一本交易簿里。
第十条。除了这种每一个有劳动力的人只能有一本小的交易簿而外，在每一个可以用交易小时换取产品或是享受的场所里，都有一本大的交易簿，它的每一页上也和小的交易簿一样，印成许多方格。
第十一条。
每周末，劳动者把交易簿送给领班或是其他主管的人，这个人就按照每个劳动者在本周内所做的交易小时的数目，计算若干方格，并且在最后一个方格上记上他的签名或是其他的标志。例如有一个人一周做了十二个交易小时，他就得到十二个方格，从以前的或是从最后的标志数起，加上一新的标志。
第十二条。如果一个人需要进行交换，需要某种奢侈品，需要在他方便的时候喝一杯咖啡或是啤酒，他就不必付钱，只须把他的交易簿拿出来，店主或交换的代理人等就按照交换物品所值的劳动时间画一道或是剪一个口作为减去若干方格的标志。如果这时候出现一种情形，只能从一个劳动小时的方格里减去五分钟，那末以后在进行交换的时候，那同一的方格还可以再被减去一次或是许多次，为此必须设有某种以分计算的标志。换入物品者同时也给店主或是代理人把同样价值的标志标在那末大的交易簿内。外地来的人除了舒适品以外也可以呈验交易簿，以取得生活必需品。
第十三条。店主和商业代理人只能在最后的交易小时标志的限度内签发换入者所需的价值；如果最后的交易小时已经签出了，就不能再进行交换，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如果不在规定的有益和必要产品的劳动时间之外再进行劳动，就不能参加舒适产品的享受，这种享受是由一种超额的劳动时间而来的。
第十四条。享受标志可以或者在预订时事先盖入，或者在换取人领取享受的时候才盖入。人们可以对于文艺、游览旅行、骑马、饲养狗鸟等等事先进行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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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享受标志可以同时用形式或颜色来表示享受的种类，以指明该项交换的对象是珍馐、娱乐、刺激饮料、精神享受或是奢侈品。
第十六条。在适当的场合下，卫生委员会可以规定每一类享受的享受标志和每一天之内的享受标志的数量，并且不许超过这个数量。
第十七条。卫生委员会可以只对于病人，对于一定年龄或是对于从事一定业务的人作这种规定，并且又可以为其他人规定出种种例外，应按照社会福利所需要的情况而定。——２２７—２２８页１８）
（增补）
：第二十九条。必要的和有益的文学作品的印行，按照前此的考核由三人团、中央技工团或是各技工团规定，舒适的作品的印行由科学院规定。所以每一种作品都要先送交这些团体之一审阅。如果一本这样的作品，经一个这样的团体的核准，就批准给该作者一定数量的交易小时。这个数量可以多到填满他的交易簿的全部页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得到那样多的交易小时，就象其他每个人在一年的期间内可以有自由去做的那么多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