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以可乘之机。如果我们坚持要从法律学上的反映来看道德史，并且把我们的眼光向着“犯罪”
法而不是向着“契约”
法，则我们必须细心谨慎，才不致错误。最古罗马法所处理的唯一形式的不诚实，是“窃盗罪”。在我写本书的时候，英国刑法中最新的一章，是企图为“受托人”的欺诈行为作出处罚的规定。从这对比中所可能得到的正当推论，并不是原始罗马人比我们有更高的道德观念。我们应该说，在他们和我们相隔开的时代中间，道德已经从一个很粗浅的概念进步到一种高度精炼的概念——从把财产权视为绝对神圣，发展到把仅仅由于片面信用而产生的权利视为有权受到刑事法律的保护。
法学家的各种明确理论，在这一点上，并不比普通人的意见更接近真理。试从罗马法律家的见解开始，我们发现他们的见解和道德及法律进步的真正历史并不符合。在有一类的契约中，以缔约两造的善意担保为唯一要件，这种契约他们特别称之为“万民法契约”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ｊｕｒｉｓ
ｇｅｎｔｉｕｍ）。
并且，虽然这些契约无疑地是罗马制度中最迟产生的，但其所用的用语，如果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其含义的话，实包含着：这些契约比在罗马法中处理的某种其他形式的约定还要古远，在罗马法中忽视一个专门手续程序，就要像误会或欺骗一样损害到责任。
然而所谓它们是古远的说法，是模糊的、暧昧的，是只能通过“现在”方能理解的；所谓“国际法契约”被明白地看作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所知道的一种“契约”
，也要到罗马法律家的用语变成了对罗马法律家的思想方式已不再能理解的一个时代的用语之后才能理解。卢梭兼有
-- 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