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结合在一起，则它所含有的错误将是非常严重的，它将使我们对于法律史不能作出正确的理解。事实是，“穴居人”
完全没有注意到“契约”责任，却曾兴旺起来，建立过强有力的国家。在原始社会组织中，必须首先了解的一点是，个人并不为其自己设定任何权利，也不为其自己设定任何义务。
他所应遵守的规则，首先来自他所出生的场所，其次来自他作为其中成员的户主所给他的强行命令。在这样制度下，就很少有“契约”活动的余地。同一家族的成员之间（我们得这样来解释证据）是完全不能相互缔结契约的，对于其从属成员中任何一人企图拘束家族而作出的合意，家族有权置之不理。诚然，家族得与其他家族缔结契约，族长得与族长缔结契约，但这种交易在性质上和财产的让与相同，并同样地有许多繁文缛节，只要在履行时忽略其中一个细节就足以使义务归于无效。由于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话加以信赖而产生积极义务，是进步文明最迟缓的胜利品之一。
无论是“古代法”或是任何其他证据，都没有告诉我们有一种毫无“契约”
概念的社会。
这种概念在最初出现时，显然是极原始的。
在可靠的原始记录中，我们都可以注意到，使我们实践一个允约的习性还没有完全发展，种种罪恶昭彰不信不义的行为常被提到，竟毫无非难，有时反加以赞许。例如，在荷马文学中，优烈锡士的欺诈狡猾，好象是和纳斯佗（Ｎｅｓｔｏｒ）的智虑明达、海克佗（Ｈｅ－ｃｔｏｒ）的坚毅不拔以及亚济里斯（Ａｃｈｉｌｅｓ）的英雄豪侠处于同等的一种美德。古代法特别使我看到粗糙形式的和成熟时期的“契约”间存在着一个很远的距离。
在开始时，法律对于强迫履行一个允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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