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比安（Ｕｌｐｉａｎ）和保罗斯（Ｐａｕｌｕｓ）
、该雅士和巴平尼安（ｐａｐｉｎｉａｎ）都不是“解答”的作者。他们的作品都是论述法律特定部门尤其是“裁判官告令”的正式论文。
罗马人的“衡平法”以及使衡平法成为其制度一部分的“裁判官告令”
，将在下面的一章中加以研究。至于对“制元法”
，须要说明的只是它在共和时期是很少的，但到了帝国时期则有大量增加。在一个国家还是青年和幼年的时代，绝少要求借助于立法机关的活动以求对私法作一般的改进的。人民所要求的不是变更法律，这些法律通常被估计得高过它们的真正价值，人民的要求只在能很纯洁地、完善地和容易地执行法律；一般是在要除去某种大积弊，或是要处理阶级与阶级之间和朝代与朝代之间某种无可调和的争执时，才求助于立法机关。
依罗马人看来，在社会发生了一次重大民变后，必须制定一大批的条例，才得以安定社会秩序。西拉用“哥尼流律”来宣布他的改造共和国；朱理亚。凯撒（Ｊｕｌｉｕｓ
Ｃｓａｒ）在“制定法”中作了大量增加；奥古斯多促使通过了E最重要的“朱理亚律”
（Ｌｅｇｅｓ
Ｊｕｌｉ）
；在以后的一些皇帝中，E最积极于颁布宪令的是像君士坦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那些要想统治世界事务的君主。真正的罗马制定法时期要直到帝国建立以后方才开始。皇帝们的各种立法起初还伪装经过群众同意，但在后来就毫不掩饰地利用皇权，从奥古斯多政权巩固后到“查斯丁尼安法典”
（Ｃｏｄ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ｎｉａｎ）公布，这种法规有大量的增加。可以看到，甚至在第二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内，法律的条件和其执行的方式就已逐渐地接近于我们都熟悉的了。一个制定法和一个有限制的释义局已产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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