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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生论》

作者：张中行

出版说明

这是一本谈论人生之道的专著。

作者在“后记”里说明，此书是易古人的“率性”为“顺生”，意在阐发自已关于“怎样活才好”的种种人生见解。书稿酝酿于五十年代中期，完成于1991年5月，成书过程约四十年之久。作为著名的文史专家和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作者运用自己厚实的人生经验和丰湛的人文知识，把人生的方方面面梳理为六十个问题，从古今沟通、中外比较的角度条分缕析，推本溯源，而且以散文化的笔墨娓娓道来，使全书在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人生思索中，开人眼界、启人胸襟。

作者张中行先生，1909年生于河北香河，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在教育系统工作，涉猎广泛，著述甚丰，曾有《文言和白活》、《文言津逮》、《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诗词读写丛话》等各种门类的著作行世，影响广及语言、文学、文史诸界。

我与读书（代前言）

这是一篇不该写而终于决定写的文章。不该写的原因，比喻说，居室内只有几件多年伴随的破桌子、烂板凳之类，而视为奇珍，并拦住过路人，请人家进来欣赏，这说轻些是愚陋，重些是狂妄。而又决定写，如文题所示，是因为先与“读书”，后与《读书》，有些关系。后来居上，且说近一两年来，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的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竟连续占了《读书》 的宝贵篇幅。根据时风加市风，印成铅字的名字见三次以上，就有明眼人或不明眼人大注其意。自然，也因为文中总不免有些不三不四，或说野狐禅气，有些认真的人就不淡然置之。于是，据说，有人发问了：“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又据说，这问是完全善意的。何以为报？想来想去，不如索性把不三不四的来路和情况亮一下；看了家底，也就不必再问了吧？这家底，大部分由“读书”来、小部分由“思考”来；思考的材料、方法以及动力也是由读书来，所以也无妨说，一切都是由读书来。这样说，没有推卸责任之意，因为书是我读，思考是我思考，辫子具在，跑不了。语云，言者无罪，说是这样，希望实际也是这样。以下入正文，围绕着读书和思考，依老习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一

由呱呱坠地说起。遗憾也罢，不遗憾也罢，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经义述闻》那样的书；还不只我没闻过，就我及见的人说，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都没闻过。家庭是京、津间一个农户，虽然不至缺衣少食，却连四书、五经也没有。到我该读蒙书的时候，三味书屋式的私塾已经几乎绝迹，只好顺应时势，入镇立的新式学堂。读的不再是三、百、千，而是共和国教科书。国文是重点课，开卷第一回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比下一代的“大狗叫，小狗跳”死板得多。时代不同，据说总是越变越好。是否真值得这样乐观，我不知道；但不同确是不错，大不同是：现在一再呼吁甚至下令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却苦于无事可做。忝为学生，正当的消闲之法是找点书看，学校没有图书馆，镇上也没有；又不像江南，多有藏书之家，可以走宋濂的路，借书看。但那时候的农村有个优越条件，是不入流的“小说家者流”颇为流行，譬如这一家有《济公传》，那一家有《小五义》，就可以交换着看。于是，根据生物，为了活，最能适应或将就的原理，就东家借，西家换，大量地看旧小说。现在回想，除了《红楼梦》《金瓶梅》之外，通行而大家熟知的，历史，侠义，神魔，公案，才子佳人，各类的，不分文白，绝大部分是石印的小本本，几乎都看了。有的，如《聊斋志异》《三国演义》《镜花缘》等，觉得特别有意思，还不只看一遍。

这样盲人骑瞎马地乱读，连续几年，现在问，得失如何？失难说，因为“不如怎样怎祥”是空想，不可能的事，不管也罢。只说得（当然是用书呆子的眼看出来的），如果教训也算，可以凑成三种。一种是初步养成读书习惯，后来略发展，成为不以读书为苦，再发展，成为以眼前无书为苦。另一种是学了些笔下的语言，比如自己有点什么情意想表达，用白，用文，都像是不很费力。还有一种是教训。古人说，诗穷（多指不能腾达）而后工。我想可以扩而充之，说书也是穷（多指财货少）而后能读。专说我的幼年，依普通农家的传统，是衣仅可蔽体，食仅可充腹。娱乐呢，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家里一件玩具也没有，冬闲的时候，男顽童聚在一起，只能用碎瓦片、断树枝做投掷、撞击的游戏。这很单调，而精力有余，只好谋消磨之道，于是找到最合用的，书。何以最合用？因为可以供神游，而且长时间。总之，因为穷，就读了不少。现在，也可算作进步之一桩吧，不要说幼儿园，就是小家庭里，如果有小孩，也是玩具满坑满谷，据说其中还有电气发动、会唱会闹的。我老了，步伐慢，跟不上，总有杞人之忧，像这样富而好乐，还会有精力和兴趣读书吗？——不好再说下去，否则就要一反韩文公之道，大作其《迎穷文》了。

二

总有七八年吧，小学不好再蹲下去。农，士，商，三条路，受了长兄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影响，走熟路，考入官费的通县师范学校。成文规定，六年毕业；不成文规定，毕业后到肯聘用的小学当孩子王。不知为什么，那时候就且行善事，莫问前程。课程门类不少，但考试及格不难，可以临阵磨枪，所以还是常常感到无事可做。学校多年传统，两种权力或自由下放给学生，一种是操办肉体食粮，即用每人每月四元五角的官饭费办伙食；一种是操办精神食粮，即每月用固定数目的图书费办图书馆。专说所谓图书馆，房间小，书籍少，两者都贫乏得可怜。但毕竟比小学时期好多了，一是化无为有，二是每月有新的本本走进来。其时是二十年代后期，五四之后十年左右，新文学作品（包括翻译和少数新才子佳人）大量上市的时期，又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竟得较长时期占据管理图书馆的位置。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选购、编目、上架、借收等事务之余，就翻看。由于好奇加兴趣，几年时光，把这间所谓馆的旧存和新购，绝大部分是新文学作品，小部分是介绍新思想的，中的，由绍兴周氏弟兄到张资平、徐枕亚，外的．帝俄、日本、英、法、德，还有西班牙（因为生产了唐吉诃德），凡是能找到的，几乎都看了。

与小学时期相比。这是由温故而走向维新。有什么获得呢？现在回想，半瓶醋，有时闭门自喜，不知天高地厚。但究竟是睁开眼，瞥了一下新的中外，当时自信为有所见。就算是狂妄吧，比如，总的说，搜索内心，似乎怀疑和偏见已经萌了芽。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许多传统信为真且正的，上大人的冠冕堂皇的大言，以至自己的美妙遐想，昔日赞而叹之的，变为半信半疑，或干脆疑之了。这是怀疑的一类，还有偏见的一类，专就文学作品说，比如对比之下，总觉得，散文，某某的不很高明，因为造作，费力；小说，某某的，远远比不上某些翻译名著，因为是适应主顾需求，或逗笑，或喊受压，缺少触动灵魂的内容。这类的胡思乱想，对也罢，错也罢，总而言之，都是由读书来的。

三

三十年代初我师范学校毕业，两种机缘，一堵一开，堵是没有小学肯聘用，开是毕业后必须教一年学才许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合起来一挤就挤入北京大学。考入的是文学院，根据当时的自由主义，入哪一系可以自己决定。也许与过去的杂览有关吧，胡里胡涂就选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其时正是考证风刮得很厉害的时候，连许多名教授的名也与这股风有关，如钱玄同，把姓也废了，改为疑古；顾颉刚越疑越深，以至推想夏禹王是个虫子；胡适之的博士是吃洋饭换来的，却也钻入故纸堆，考来考去，说儒的本职原来是吹鼓手；等等。人，抗时风是很难的，何况自己还是个嘴上无毛的青年。于是不经过推理，就以为这考证是大学问，有所知就可以得高名，要加紧步伐，追上去。追，要有本钱，这本钱是依样葫芦，也钻故纸堆。在其时的北京大学，这不难，因为：一，该上的课不多，而且可以不到；二，图书馆有两个优越条件，书多加自由主义。书多用不着解释，专说自由主义，包括三项：一是阅览室里占个位子，可以长期不退不换；二是书借多少，数量不限；三是书借多久，时间不限。于是利用这种自由，我的生活就成为这样：早饭、午饭之后，除了间或登红楼进教室听一两个小时课之外，经常是到红楼后面，松公府改装的图书馆，进阅览室入座。座是自己早己占据的，面前宽宽的案上，书堆积得像个小山岭。百分之九十几是古典的，或研究古典的。先看后看，没有计划，引线是兴趣加机遇，当然，尤其早期，还要多凭势利眼，比如正经、正史，重要子书，重要集部，一定要看，就是以势利眼为指导的。机遇呢，无限之多，比如听某教授提到，逛书店碰到，看书，王二提到张三，张三提到李四，等等，就找来看。兴趣管的面更广，比如喜欢看笔记，就由唐、宋人的一直看到俞曲园和林琴南；喜欢书法，就由《笔阵图》一直看到《广艺舟双揖》。量太大，不得不分轻重，有些，尤其大部头自认为可以略过的，如《太平御览》《说文解字诂林》之类，就大致翻翻就还。这样，连续四年，在图书馆里乱翻腾，由正襟危坐的《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之类到谈情说爱的《牡丹亭》《霓裳续谱》之类，以及消闲的《回文类聚》《楹联丛话》之类，杂乱无章，总的说，是在古典的大海里，不敢自夸为漫游，总是曾经“望洋向若而叹”吧。

也要说说得失。语云，开卷有益，多读，总会多知道一些，有所知就会有所得。这是总的。但是也有人担心，钻故纸堆，可能越钻越胡徐。明白与胡涂，分别何所在，何自来，是一部大书也难得讲明白的事。姑且不求甚解，也可以从另一面担心，不钻也未必不胡涂。还是少辩论，且说我的主观所得。一方面是积累些中国旧史的知识，这，轻而言之是资料，可备以后的不时之需。重而言之是借此明白一些事，比如常说的人心不古就靠不住，古代，坏人也不少，尤其高高在上的，他们的善政都是帮闲或兼帮忙的文人粉饰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学了点博览的方法，这可以分作先后两步：先是如何找书看，办法是由此及彼，面逐渐扩大；后是如何赶进度，办法是取重舍轻，舍，包括粗看和不看。这些，我觉得，对我后来的“尽弃其学而学焉”确是有些帮助。失呢，也来于杂览，因为不能专一，以致如室中人多年后所评，样样通，样样稀松。或如《汉书? 艺文志》论杂家所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四

大概是大学四年的末期，脑海里忽然起了一阵风暴。原来底子薄，基础不巩固，抗不住，以致立刻就东倒西歪，具体说是有了强烈的惶惑之感。还可以具体并重点地说，是心里盘问：偏于破的，如舜得尧之二女，是郗鉴选东床坦腹式的许嫁或卓文君式的私奔，还是曹丕得甄氏式的抢，三代之首位的夏禹王，是治水的圣哲兼开国之君，还是个虫子，等等，就是能考清楚了，远水不解近渴，究竟有什么用？偏于立的，生而为人，生涯只此一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有意义，意义何在，要怎样生活才算不辜负此生，等等问题是切身的，有精力而不先研讨这个，不就真是辜负此生了吗？这是注意力忽然由身外转向身内。何以会有此大变？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但这变的力量是大的，它使我由原来的自以为有所知一霎时就如坠五里雾中。我希望能够尽早拨开云雾而见青天。办法是胸有成竹的，老一套，读书，读另一类的书。起初是乐观的。这乐观来于无知，以为扔开《十三经注疏》之类，找几本讲心理、讲人生的书看看、就会豁然贯通。当然，这乐观的想法不久就破灭了。破灭有浅深二义：浅的是，不要说几本，就是“读书破万卷”也不成；深的是，有些问题，至少我看，借用康德的论证，是在人的理性能力之外的。这些后面还要谈到，这里只说，因为想拨开云雾，我离开大学之后，就如入了另一个不计学分、不发证书的学校，从头学起。

这另一个学校，没有教室，没有教师，没有上下课的时间，更糟的是学什么课程也不知道。起初，只能用我们家乡所谓“瞎摸海”（称无知而乱闯的人）的办法，凭推想，找，碰，借，读读试试，渐渐，兼用老家底的由此及彼、面逐渐扩大法，结果，专就现象说，就真掉进书或新知的大海。这说来嫌话太长，只好化繁为简，依时间顺序，举一斑以概全豹。先是多靠碰，比如还看过经济学的书，不久就发现，它只讲怎样能富厚，不讲为什么要富厚，文不对题，扔开。另一种情况是百川归海，终于找到冤有头的头，债有主的主。这百川，大致说是关于人以及与了解人有关的各门科学知识。人，或说人心，中国传统也讲，缺点是玄想成分多，比如宋儒的天理与人欲对立，就离实况很远。所以我一时就成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派，几乎都读真洋鬼子写的。由近及远，先是心理学，常态的，变态的，犯罪的，两性的，因而也蔼理斯，特别欣赏弗罗伊德学派的，因为深挖到兽性。向外推，读人类学著作，希望于量中见到质；再推，读生物学著作，因为认为，听了猫叫春之后，更可以了解禅定之不易。直到再向外，读天文学著作，因为那讲的是生的大环境，如果爱丁顿爵士的宇宙膨胀说不错，人生就化为更渺小，意义就更难说了。说到环境，这牵涉到万有的本质问题（科学成分多），知识的真假、对错问题（哲学成分多），于是就不能不读偏于理论的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就我个人说，都是为解答一个问题，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百川就归了海，这海是“人生哲学”。这门学问也确实不愧称为海，西方的，由苏格拉底起，东方的，由孔子起，还要加上各种宗教，著作浩如烟海。只好找重要的，一本一本啃。洋鬼子写的，尽量用中译本；没有中译本，英文写的，找原本，非英文写的，找英文译本。与科学方面的著作相比，这人生哲学方面的著作是主干，所以读的种数，用的时间，都占了首位。还有一种情况，是归拢后的再扩大，也可以说说。那是因为哲学的各部门有血肉联系，读一个部门的，有如设宴请了某夫人，她的良人某某先生，甚至姑姨等系的表姐表妹。也就难免跟了来。人生哲学的戚属很多，比如你总追问有没有究极意义，就不能不摸摸宇宙论；有所知，有所肯定，不知道究竟对不对，就不能不摸摸知识论。而一接近知识，就不免滑入逻辑；等等。总之，找来书读，像是越读问题越多，自已不能解答，就只好再找书，再请教。就这样，读，读，旧问题去了，来了新问题，小问题去了，来了大问题，直到人借以存在的时、空及其本原是怎么回事也成为问题，就问爱因斯坦，及至知道他也不是彻底清楚，就只能抱书兴叹了。说句总结的话，一阶段，书确是读了不少，所得呢？一言难尽。

五

严格说，不应该称为“得”，因为情况复杂，复杂到扣心自问，自己也有帐算不清。语云，读书明理，难道反而堕入佛家的无明了吗了也不尽然。实事求是地说，是小问题消减了，大问题明显了。明显到自信为不能解决，所以其结果就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人，成为大事胡涂，小事不胡涂，颇为可怜了。以下具体说这可怜。可怜由零碎的可喜来，先说可喜。这也不好枚举，只说一点点印象深的，影响大的，算作举例。一种，姑且名之为“方法”，曰无成见而平心静气地“分析”。姑嫂打架，母亲兼婆母必说姑直而嫂曲，邻居不然，说针尖对麦芒，母用的是党同伐异法，邻居用的是分析法。显然，治学，定是非，分高下，应该用分析法，事实上许多人也在用分析法。且说我推重这种方法，并想努力用，主要是从薛知微教授（十九世纪末在伦敦大学任教）的著作里学来的。他著作不少，只说一本最有名的《伦理学之方法》。书的高明之处，为省力，引他的高足伯洛德先生的意见（非原文）：对某一个问题，他总是分析，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如此如此，从那个角度看，如彼如彼，都说完，仿佛著者并没什么主见，可是仔细想想，人类智力所能辨析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的高深就蕴含在这无余义之中。这可谓知师者莫如徒。这本书我读了两遍，自信为有所得，其最大者是：确知真知很难，许许多多久信的什么以及宣扬为应信的什么，绝大多数是经不住分析的；因而对于还未分析的什么，上德是“不知为不知”。另一种，姑且名之为“精神”，曰无征不信的“怀疑”。就我所知，在这方面，也是进口货占上风。古希腊有怀疑学派，虽然庄子也曾“不知周之梦为胡蝶”，“胡蝶之梦为周”，可是意在破常识，所以没有成为学派。大大的以后，法国笛卡尔也是由怀疑入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些都可以不计，只说我更感兴趣的，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罗素，他推重怀疑，而且写了一本书，名《怀疑论集》。主旨是先要疑，然后才能获真知。他举个有趣的例，是英国课本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之力，德国课本说是德国人之力，他主张让学生对照着念这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无所适从，他说，能够使学生不信，教育就成功了。他的怀疑还有更重大的，是继休谟之后，怀疑归纳法的可靠性。举例说，如果把“一定还有明天”看作可信的知识，这信是从归纳法来的，因为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就推定一定还有三而四。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其后必有三而四？因为我们相信自然是齐一的（有规律，不会有不规律的变）。何以知道自然是齐一的？由归纳法。这样，自然齐一保归纳法，归纳法保自然齐一，连环保，就成为都不绝对可靠了。就举这一点点吧，分析加怀疑，使我有所得也有所失。得是知识方面的，也只能轻轻一点。先说个大的，比如对于生的大环境的底里，我确知我们殆等于毫无所知，举个最突出的例，我们这个宇宙，用康德的时间观念（与爱因斯坦的不同），问明天还有没有，自然只有天知道。如是，计划也好，努力也好，都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再说个小的，比如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我确知这决定力量是身内（相貌、能力等）身外（地位、财富等）两方面条件相加，再加机遇，而不是西湖月下老人祠中的叩头如捣蒜。总之，辨识真假、是非的能力强了，大大小小的靠不住，虽然未必说，却可一笑置之。失呢？大失或大可怜留到下面说，这里只说小失，是心和身常常不能合时宜，这包括听宣传、看广告都不怎么狂热之类。浮世间，为了争上游，至少是为了活，大概常常不得不狂热或装作狂热吧？每当这种时候，分析方法和怀疑精神等就来捣乱，以致瞻前顾后，捉襟见肘，苦而不能自拔了。

六

以下正面说可怜，包括两类：一类是大问题不能解答，以致难得安身立命，这一节谈；另一类是不得已而退一步，应天顺人，自欺式地自求多福，下一节谈。记得英国培根说过（《新工具》？) ：“伟大的哲学起于怀疑，终于信仰。”不知道这后一半，他做到没有。我的经验，想做到，就要脚踩两只船，一以贯之必不成。这两只船，比如一只是冥思室或实验室，一只是教堂，在室里虽然被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包围，到堂里却可以见到上帝；通晓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可以换取世间的名利，安身立命却要由上帝来。我可怜，是因为不能脚踩两只船，而习惯于由怀疑起，一以贯之。比如喜欢追根问柢就是这种坏习惯的表现。追问，有天高皇帝远的，如历史上的某某佳人，就真能作掌上舞吗？某某的奉天承运，就真是来于救民于水火吗？远会变为近，也追问关于人的，不合时宜，单说关于理的。各时代都有流行的理，或说真理，新牌号的大多不许追问，老牌号的升迁，以至很多人想不到追问。如果起于怀疑而一以贯之，就难免（在心里）追问：所信的什么什么最对，至好，为什么？为什么还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仍以人生哲学为例，厚待人比整人好，为什么？答曰，因为快乐比痛苦好。一般人至此不问了，薛知微教授之流还会问，为什么？比如答复是快乐比痛苦有利于生活，惯于追根问柢的人还会问，为什么利于生活就好？甚至更干脆，问，为什么生就比死好？显然，这公案只能终止于“不知道”。遗憾的是，我也诚心诚意地承认，能信总比不能信好，因为可以安身立命。话扯远了，还是赶紧收回来，谈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确是很可怜，借用禅和子的话形容，是在蒲团上用功多年，张目一看，原来还是眼在眉毛下。直截了当地说，关于人生有没有意义，或说有没有目的，我的认识是，胆量大一些答，是没有；小一些答，是无法证明其为有。这胆小一些的答复是由宇宙论来，因为宇宙何自来，将有何归宿，以及其中的千奇百怪，大到星云的旋转，小到一个蚊子哼哼哼，为什么，有何必要或价值，我们都说不上来。不好，这扩大为谈天，将难于收束。那就下降，专说人。天地间出现生命，生命有强烈的扩展要求，于是而我们就恋爱，凑几大件成婚，生小的，小的长大，再生小的，究竟何所为？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只能说不知道。孔老夫子说“畏天命”，畏而不能抗，又不明其所以然，所以成为可怜。这可怜，说句抱怨的话，也是由读书来的。

七

大问题不能解答，或者说，第一原理树立不起来，是知识方面的迷惘。但迷惘也是人生的一个方面，更硬梆的现实是我们还活着。长日愁眉苦睑有什么好处呢？不如，事实也是人人都在这样做，且吃烤鸭，不问养壮了有什么意义。这是退一步，天上如何不管了，且回到人间打算盘，比如住楼房比住窑洞舒服，就想办法搬进楼房，而不问舒服和不舒服间还有什么大道理。这生活态度是《中庸》开头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用现代话注释是：人有了生就必须饮食男女，这是定命，到身上成为性，只能接受，顺着来，顺着就是对；但人人顺着也难免有冲突，比如僧多粥少就不免于争，所以还要靠德、礼、法等来调节。对于这种生活态度，几乎是人人举手赞成，认为当然。我也赞成，却受了读书之累，不是认为当然，而是认为定命难抗，只好得过且过。或说得冠冕些，第一义的信仰既然不能树立，那就抓住第二义的，算作聊以自慰也好，甚至自欺也好。正如写《逻辑系统》的小弥勒先生，长期苦闷之后，终于饭依边沁主义（其主旨为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既已皈依，就死生以之。这当然也得算作信仰，但其中有可怜成分，因为不是来于理论的应然，而是来于实际的不得不然。说句泄气的话，是生而为人，要活，并希望活得如意些，就不能不姑且相信应该分辨是非，有所取舍。取，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还要尽人力，想办法。边沁式的理想，我们很早就有，那是孟子的众乐主义。孔、孟是理想主义者，凡理想主义都不免夹带着乐观主义，他们相信，只要高高在上者英明，肯发善心，人间就会立刻变成盛世。事实是在上者并不发善心，或根本就没有善心，因而人间就始终不能盛。与孔、孟的眼多看天相比，荀子眼多看地，于是就看见性恶以及其本原的“欲”。两千年之后，西方的弗罗伊德不只看见欲，而且经过分析，说欲可以凝聚为“结”，所以不得了。这要想办法，以期不背离边沁主义或众乐主义．他的想法写在名为《一种幻觉的将来》那本不厚的书里，主旨是：因为人生来都具有野性，所以应当以“文”救之。这文，我的体会，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组织、制度等等。具体应该如何？难说，而且不好说，只好不说。

八

很快就迎来“四十而不惑”。不惑有自足的一面，是“吾道一以贯之”；有影响的一面，是原地踏步，看着别人走出很远，难免感到寂寞。旧习难改，仍然读书。性质有变，以前是有重心，略有计划，而今变为阮步兵的乘车式，走到哪里算哪里，碰见什么是什么。比以前数量少了，因为难得主动。获得呢？天方面，依然故我；人方面，也借助历练，像是所知更多一些。古人说，“察见渊鱼者不祥”，装作不知也罢。一晃又是四十年，也许应该算算总帐了吧？不敢用《旧约? 创世记》的算法，那会后悔吃智慧果，痛哭流涕。但事实是不能变的，读了不少杂七杂八的是事实，既往咎之也没有用，还是不悔恨的好。也无妨从另一面看。现在时兴旅游，读书也是旅游，另一种性质的，地域更广阔，值得看看的更多。缺点是有些地方，比如天，至少我是，看不清楚。但这也未尝不可引孔子的话来解嘲，那是：“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写到此，想到重实际的哪一位也许要说，所有这些不过是文字般若。这我承认，但就算只是文字，既然可以称为般若，它就有可能引来波罗蜜多；纵使不能引来，总比无明而自以为有明好一些吧？这样说，对于“我与读书”，作为终身大事，我的态度显然还是“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一路。蠹鱼行径，是人生的歧途吗？大道本多歧，由它去吧。

张中行 1990 年3 月12 日

第一分 天心

一 存在

“存在”是个最难解的谜。

我们能够觉知有外界，能够觉知有我。“存在”是存在的，这是“有”的证明。“觉知”可能是幻，有幻即是“有”。记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过，我们住在“有”的世界里，不能想象“无”。的确，我们想象到的常常是“空”，即抽去一切物的空间，不是“无”。假设“存在”缩小，一直缩到由无限小变为零，这是什么形态？难于想象，因为我们的设想中不能消除“空”“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不得不承认“存在”。

我们住在地上，占咫尺之地，凭借觉知逐渐认识一点点宏观世界的景象。地是绕日的一个行星。日是银河系里千千万万恒星里的一个恒星。恒星之间有距离，以光年（每秒三十万公里行一年的长度）计，最近的有几光年。银河系的直径约十万光年。银河系是螺旋状星云。银河系之外，各种形状的星云还有很多很多。近年发现，距银河系一百多亿光年之处还有天体。还有人设想，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个具有某种性质（例如由物质组成）的整体，还可能有不同性质（例如由反物质组成）的整体，即另一世界。这是天外有天。总之，都属于“存在”。这个“存在”远到何处为止？康德以为，这是超出人类理性能力以外的问题，因为设想有边缘，就会有“边缘以外”。很可能是无边。

宏观是一端，另一端是微观。古人已经知道，“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绝。”近代科学分析出许多视力所不及的存在物，如分子、原子、电子等。小至于电子，还是个复杂的构造。是否有不能再分的单位？有其物而不能分析，难于想象。这方面也可能是无边。

我们是有限，“存在”是无限。我们的悟性是归纳外界的有限活动而形成的，可能不适用于无限。

何以会有这样一个“存在”？如果凡是出现的都是必然的，这个“存在”是顺从意志的必然呢，还是顺应天运的必然呢？“存在”之先能有意志或天运吗？如果“存在妙存在于时间的绵延之中，在最初，以何因缘而忽然出现“时间”，生此“存在”呢？如果“存在”是无始，什么力量限定会长此这样而不是“无”或其他形态呢？有的终是有了，有其事似应有其理，可惜我们难知此理的究竟。

我们觉知的存在物，其动或变都有条理，或者说有惯性。这个限定从何而来？是设定的呢，还是自发的呢？不知道。我们用归纳法，根据存在物的条理或惯性，摸索出一些规律。存在物的条理或惯性会不会变？据我们所知，还没有变。也可能没有变的可能。但我们没有理由保证不会变，因为就“存在”之为无限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存在”有没有目的？或者只是有某种趋向？似乎看不出来有什么目的，人类所谓目的，是生于有所欲，“存在”未必有所欲。如果设想有“存在”之上的什么赋子什么目的，就又遇见上面提出的问题，这个“存在”之上的什么从何而来？

关于“存在”，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就是自以为知道的一点点，究竟真实到什么程度，也很成问题。例如对于任何事物，我们都是放在“时间”的格子里来理解的，时间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从古到今，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顺序绵延下去吗？所谓“久”“暂”，对任何事物都是一样的吗？很可能，“时间”只是人类理解事物的一种形式，“存在”与“时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可能并不知道。

总之，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是“存在”的一部分，可是对于“存在”，却几乎毫无所知。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生年不满百，终于不得不带着这个大疑难结束觉知，实在是憾事。

二 生命

邻居有一只母羊，下午生了两只小羊。小羊落地之后，瘸瘸拐拐地挣扎了几分钟，就立起来，钻到母羊腹下，去找乳头。据说这是本能，生来如此，似乎就可以不求甚解了。

生命乐生，表现为种种活动以遂其生，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其实却不容易理解。从生理方面说，有内在的复杂构造限定要如此如彼；从心理方面说，有内在的强烈欲望引导要如此如彼。所以能如此如彼，所以要如此如彼，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是什么？有没有目的？

小羊，胡里胡涂地生下来，也许是“之后”，甚至也许是“之前”，有了觉知，感到有个“我”在。于是执着于“我”，从“我”出发，为了生存，为了传种（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求乳，求草，求所需要的一切。相应的是生长，度过若干日日夜夜，终于被抬上屠案，横颈一刀，肉为人食，皮为人寝，胡里胡涂地了结了生命。

人养羊，食羊之肉，寝羊之皮。人是主宰，羊是受宰制者，人与羊的地位像是有天渊之别。据人自己说，人为万物之灵。生活中的花样也确是多得多。穿衣，火食，住房屋，乘车马，行有余力，还要绣履罗裙，粉白黛绿，弄月吟风，斗鸡走狗．甚至开府专城，钟鸣鼎食，立德立言，名垂百代，这都是羊之类听不能的。不过从生命的性质方面看，人与羊显然相距不很远，也是胡里胡涂地落地。之后，也是执着于“我”，从“我”出发，为了饮食男女，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甚至口蜜腹剑，杀亲卖友，总之，奔走呼号一辈子，终于因为病或老，被抬上板床，胡里胡涂地了结了生命。羊是“人杀”，人是“天杀”，同是不得不死亡。

地球以外怎么样，我们还不清楚，单是在地球上所见，生命现象就千差万别。死亡的方式也千差万别。老衰大概是少数。自然环境变化，不能适应，以致死灭，如风高蝉绝，水涸鱼亡，这是一种方式。螳螂捕蝉，雀捕螳螂，为异类所食而死，这又是一种方式。可以统名为“天杀”。乐生是生命中最顽固的力量，无论是被抬上屠案，或被推上刑场，或死于刀姐，死于蛇蝎，都辗转呻吟，声嘶力竭．感觉到难忍的痛苦。死之外或死之前，求康强舒适不得，为各种病害所苦，求饮食男女不得，为各种情欲所苦，其难忍常常不减于毒虫吮血，利刃刺心。这正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也无怪乎佛门视轮回为大苦，渴想证涅粱到彼岸了。

有不少人相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因而君子应自强，生生不息。我们可以说，这是被欺之后的自欺。胡里胡涂地落地，为某种自然力所限定，拼命地求生存，求传种，因为“想要炒，就以为这里有美好，有价值，有意义。其实，除了如叔本华所说，为盲目意志所驱使以外，又有什么意义？

天地未必有知。如果有知，这样安排生命厉程，似乎是在恶作剧。对于我们置身于其内的“大有”，我们知道得很少。可以设想，至少有两种可能：一、它存在于无限绵延的时间之中，其中的任何事物，前后都有因果的锁链联系着；二，它是无始无终的全部显现的一种存在形式或变动形式，前后的时间顺序，只是我们感知它的一种主观认识的形式。如果是前者，则从最初（假定有所谓“最初”）一刹那起，一切就为因果的锁链所束缚，所有的发展变化都是必然的，就是说，其趋向是骑虎难下。如果是后者，则一切都是业已完成的，当然更不容有所谓选择。总之，死也罢，苦也罢，都是定命，除安之若素以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古人有所谓“畏天命”的说法。如果畏是因为感到自然力过大，人力过小，定命之难于改易，则这种生活态度的底里是悲观的。古今思想家里，讲悲观哲学的不多。叔本华认为，生活不过是为盲目意志所支配，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他写文章宣扬自杀，说这是对自然的一种挑战（意思是你强制我求生，我偏不听从）, 可是他自己却相当长寿，可见还是不得已而顺从了。世俗所谓悲观，绝大多数是某种强烈欲望受到挫折，一时感到痛苦难忍，其底里还是乐生的。真正的悲观主义者应该为生命现象之被限定而绵延、无量龌龊苦难之不能改易而忧心，应该是怀疑并否定“大有”的价值，主张与其“长有”，无宁“彻底无”。

彻底无，可能吗？无论如何，“大有”中的一个小小生命总是无能为力的。孟德斯鸠临死时候说；“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畏天命正是不得不如此的事。不过，受命有知，作《天问》总还是可以的，这也算是对于自然的一个小小责难吧。

三 鬼神

还没有所谓科学的时候，多数人相信有鬼神，现在，少数人还是相信有鬼神。我们生存于现世间，鬼神在信者的想象中，是现世间之外或之上的事物。鬼神有无，过去，有些人认为可以存而木问，但是更多的人对它感兴趣，因为这牵涉到死后能否以另一形式继续存在，能否继续有觉知的问题。

有没有鬼神呢？扩大一些说，有没有超现实的非科学所能解释的神秘事物呢？答复要分作两个方面说。

一种，所谓神，或更确切一点，称之为大神秘，是形而上学的，用通俗的话说是“造物”，即“存在”的本原。这有没有呢？我们还不知道。如果有，它是有意识的吗？‘就是说，万有的种种，都是它想这样才这样吗？如果真是这样，它会不会另想一套，因而万有的种种忽而改弦更张呢？根据我们现有的对宇宙的理解看，改弦更张的可能像是未必有，但是“未必”并不等于“不可能”。到目前为止，对于“本原”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得还很少，因而就难于断定某种可能是不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大神秘既然也是一种可能，它的存在自然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另一种，所谓鬼神，是一般人设想的。鬼是人死之后的一种存在形式，或称为魂灵。神是现世间之上的贵族阶层，它有权，有力，已经超出轮回，却常常干涉现世口这洋的鬼神是人造的，自然不存在。

人设想有鬼神，主要原因是：一，有些现象还不知道如何解释。例如死，活人，力能扛鼎，谈笑风生，忽然寂灭了，他哪里去了呢？很自然的想法是成为鬼。再如梦，人分明睡在床上，却感到做了种种事，见了不少人，这是怎么回事？显然也会使人想到这是魂灵在活动。再如一些幻觉，黑夜或什么地方，像是分明见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如死去的人之类，这也会使人想到是有鬼。二，人道难言，希望从而也就设想有超现世的力量主持公道，福善祸淫，作为遗憾的补偿和安慰，于是渐渐就形成一个有鬼神的世界。

鬼神生于人的设想，是虚幻的，因而到科学知识日渐深厚的时侯，它的寿命就难于维持下去了。

一、死、梦、幻觉这类现象，现代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心理学和生理学，己经可以解释得明明白白了。

二、相信鬼神的人拿不出可以经得起检验的证据，像传说中阮瞻经历的那样，让不相信的人亲眼看一看。

三、关于鬼神的传说，都是互相凿柄，难于自圆的。举个最明显的例，如果活人都是由死人轮回脱胎而生、人口增加，这多出的魂灵是哪里来的呢？

四、我们所处的世界，根据现在的认识，是有严格的规律的。大自然像是被巨细不遗的因果的锁链维系着，一切发展变化都是在自然规律之下受限定的。没有幻境，更不会出现奇迹。设想的鬼神是自然规律之外的奇迹，所以一定不是事实。

没有鬼神，好呢还是不好呢？从感情方面思量，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聊斋志异》写了不少鬼，其中有些是可伯的，但大多数是可爱的。可怕也罢，可爱也罢，专就死后没有完全寂灭这一点说，也确是值得人深思。死了，魂灵飘忽，还可以有见闻，有悲欢，甚至可以遇见亲友，叙别情，喝烧酒，这也许比咽气万事空可取一些吧？佛家说，生死事大，也难怪有人会这样想，如果这个世界真像《聊斋志异》描写的那样，也好吧？

但是，现代科学已经把那类故事的真实性完全否决了。与《聊斋志异》的世界相比，现代科学是生硬的，冰冷的，它使人不得不相信，以己身为中心，生命只有一次，死亡就是寂灭。这是定命，你愿意接受也得接受，不愿意接受也得接受。接受的态度自然可以不同，比如诗人，大概会“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至于哲人，那就多半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了。

四 天道

天道向善是个相当普遍的信仰，其表现有多种形式。相信有神有鬼，在暗中主持因果报应，奖善罚恶，是一种最粗浅的形式。

“天地之大德曰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另一种形式。这样的天道虽然近于有意志的，却未必具有拟人的形象。

还可以更抽象，表现为宇宙论方面的一种看法，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不管多么庞大复杂，它的行程总是趋向于一种已定的目的，这样的行程，不是如流水之自然趋下，而是有选择地走向某种有价值的至高至善的境界，所以无论宇宙的整体还是人生的种种活动，都不是没有意义的。

有鬼神主持公道的想法，现在很少人相信了，这里不谈。皇天乐善，是不是这样呢？证明一定不是这样自然不容易，但是大量的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怀疑这种想法。专就生命现象说，我们常见的是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天灾，无限的生命可以同时绝灭；人祸，据说长平一次活埋四十万：说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像。至于“惟德是辅”，“常与善人”云云，事实也显然并不如此。所以过去有不少人提出疑问，如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的一段话就说得明白而沉痛：“昔光武受命，冰桥凝于罅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皆理合于天，神祗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若（尔朱）兆者，蜂目豺声，行穷枭獍，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赞其逆心。《易》称天道祸淫，鬼神福谦，以此验之，信为虚说。”

在人间，为善可以得祸，但也未尝不可以得福，不管怎样，这总是宇宙中的一点点尘埃，可以存而不论。至于整个“存在”的趋向问题，那就既庞大而又玄远，确凿地说是如何如何或不是如何如何都很不容易。目的论者相信宇宙整体的进程有价值、有意义，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当然也很好。但是反复思索，总使人感到，这种如意的想法，其来源是希望，是信仰，言之成理至于无懈可击是很难的。

难于言之成理，最主要的原因是天道难明，不得不强不知以为知。对于整个“存在”的性质，例如是什么，如何来，如何去，为什么，等等大问题，直到现在，我们几乎还是毫无所知。有些人，其中多数是哲学家或宗教家，不愿意安于不知，更不愿意安于生命之徒然，于是深思冥索，苦寻究竟，终于想出一些似乎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这当然也好，但是问题在于，这是主观的猜测，既不能举出事实来证验。又不能举出必须是这样而不能是别徉的理由。因为不能举出只能如此的理由，所以常常是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想法，这自然不能都对，而最大的可能是都不对，因为闷坐井中，冥想天地之大，如邹衍之徒所为，幸而言中的可能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