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3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3

以上的分析也可以用家常话总而言之，是，所以要信仰，是图精神有个着落，生活有个奔头。但人，性格不同，经历（其中更重要的是学历）不同，信仰自然也就不会尽同。具体信什么，千头万绪，不好说。这里只想依所信的性质的不同，概括为二种。其一，所信不明确．像是没有什么信仰；或者说，听到什么就接受一点点，头脑中成为五方杂处。占往今来，我因的平民大多走这一条路，乡村的有些寺庙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是既供养孔孟，又供养太上老君和观世音菩萨。这算不算没有信仰？站在教徒的立场，也可以说是没有信仰。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因为没有信仰有两种情况，都是很难做到的。一种是《诗经》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老子设想的“虚其心，实其腹”一路．虚其心，其造诣也许就不只是少思寡欲，而是无知无欲，又谈何容易。另一种是由广泛而深远的思辨而来的不信，这是因为追寻所以然而终于不能明其所以然，就不能不暂安于怀疑，也是谈何容易口所以，对于这种头脑中模模糊糊的情况，我们与具说是没有信仰，不如说是同样有信仰，只是不够明确。最明确的是其二，宗教。不管是信上帝，还是信佛、菩萨，都是信的对象明确（不是可见、可闻、可触，而是诚则灵），并且有组织、礼仪等加固，因而也就像是有灵验。人生不能不有所求，于是，根据能捉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既然灵验了，它就有了大用。其三是传统的所谓“道”, “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这道是惯于思辨的读书人的理想的什么，可以偏于知，如说“天命之谓性”，也可以偏于行，如说“畏天命”。读书人敬鬼神而远之，有所思，有所行，又希望能够心安理得，所以不能不乞援于道，或说树立自己的道。道是对天对人的认识的理论系统，有了这个系统。求知就有了答案，行就有了依据。自然，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因而不同的人也就有不同的道。但也可以大别为两类。一类可以举“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为代表，是以天理定人为，儒家，尤其宋儒程、朱，都是走这一条路。另一类是不问天，只管人，如英国小穆勒之信边沁主义，以及无数人的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以为一旦照方吃药，娑娑世界就可以变为天堂，都走的是这一条路。

信仰有好坏问题，评断，似乎仍不得不以人文主义为标准。比如信上帝，并信上帝是全善的，因而对己，由于相信得上帝的庇护而心安，对人，由于相信上帝乐善而时时以仁爱之心应世，我们总当说是好的。反之，因信上帝而以为唯我独正确，并进而发了狂，于是对于异己，为了拯救灵魂，不惜用火烧死，我们就很难随着喊好了。可以不可以兼评论对错？如果对错是指有没有事实为证，那就不好下口，因为信仰都是来于希望和设想，求在事实方面取得证明，那就近于故意为难了。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信仰，虽然难于取得事实为证，却有大用。有用，正如我们对于诸多日用之物，当然以有它为好。可惜是有它并不容易。记得英国的培根曾说，伟大的哲学，应该始于怀疑，终于信仰。始于怀疑，这是由理性入手，能够终于信仰吗？我的想法，有难能和可能两种可能。难能，是理性一以贯之，就是思辨的任何阶段，都要求有事实为证，或合于推理规律。比如信仰上帝，就会问，这至高的在哪里？如果如《创世记》所说，一切都是他所造，他是谁所造？依理性，这类问题可以问，可是问的结果，获得信就大难。另一条可能的路是分而治之，比如说，上讲堂，用理性思辨，上教堂就暂时躲开理性，只用崇敬之情对待上帝。这种不一以贯之的办法，用理性的眼看，像是不怎么理直气壮，但人终归不是纯理造成的，所以很多明达之士，也还是乐得走这条路。

用实利主义的眼看，始于怀疑，以理性为引导往前走，未能终于信仰的人是苦的，因为得不到心的最后寄托。这从另一面说就是，人应该有个信仰。信什么好呢？具体的难说。可以概括说，是最好离理性不过于远而又合于德的原则。理性与迷信是相反的，所以离理性不很远，就要迷信气轻一些。举实例说，信大，或说大自然，或说造物，或说上帝，就会比信二郎神好一些。如果仍嫌上帝之类离理性过远，那就无妨效法禅宗的精神，呵佛骂祖而反求诸本心，就是说，不靠神而靠道．卑之无甚高论，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道也可以勉强算吧？至于德，前面多次说过，其实质不过是利生，包括己身之外的生，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不能算，更不要说落井下石了。最后．总的说说，信仰方面的大难题是难得与理性协调，而偏偏这两者我们都难割难舍。就某个人说，有的信仰占了上风，如有些老太太，虔诚地念南无阿弥陀佛而不问是否真有极乐世界，应该说是因信仰而得了福报。其反面，理性占了上风，比如由上帝处兴尽而返，想寄身于道，偏偏这时候，理性又来捣乱，问，这样的道，有价值，根据是什么？显然找不到最深的根，于是像是稳固的信仰又动摇了。动摇的结果，如果放大，就必致成为生的茫然。古语有“察见渊鱼者不详”的说法，我想，在有关信仰的问题方面，情况正是这样。

五O 道术

上一个题目谈信仰。信仰是进教堂时候想的，想求得的是超过现世之生的什么。人总不能常跪在教堂里，因而走出教堂，饮食男女、柴米油盐的时候，对于生，还会想到家常事物的是非、高下之类的问题。想而有所得，即觉得怎么样活就好，并进而照办，这觉得和照办，我们称为“道术”。说我们称，因为，至少庄子不这样用。《庄子? 天下》篇开头说：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曰，无乎不在。

成玄英疏：“方，道也。”方术也是道术。《庄子》这最后一篇是评论诸子百家的，所以道术等于今所谓学术。学术自然也会牵涉到行，但重点终归是讲学理。我们这里是变全为偏，变高为下，虽然也是道，却是小道，不过是想谈谈，一般象牙之塔外的人，有时也会想到，或只是感到，怎么样活才有意思，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会碰到的一些问题而已。

怎么样活才有意思，是想的，或只是感到的，为了减少头绪，总称为“想的”。想的与现实的关系非常复杂。其一，可以把凡是出现的都看作现实，或“另一种”现实。庄生梦为蝴蝶，这梦也是现实；自然，这梦中的蝴蝶与花间飞的蝴蝶并不是一种现实。其二，想的也要由现实来。人不能钻入鼠洞，但可以想象钻入，这鼠洞，这钻入，却仍是只能由现实来。道术也一样，贫无立锥之地，也未尝不可以想，一旦发迹，就也肥马轻裘，钟鸣鼎食。其三，想的（道术）与现实（实生活）有可能合而经常有距离。合是指觉得一切都好，不再希求什么，因而也就不想变。这在理论上并非不可能，俗人，如乾隆皇帝，也许就是这样吧？还有传说的圣贤，或说得道者，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真悟了的禅师，饥来吃饭，困来睡眠，也许真能达到这种境界吧？但理论的可能终归只是可能，至少是一般人，觉得一切都好，不再希求什么，即想的完全成为现实，总是非常之难的。这是说，想的与现实总是有或大或小的距离。其四，想的（道术）又必致影响现实（实生活）。影响可以小，如想法凑钱，买摩托车，有忙事骑，有闲情兜风，就是此类。影响也可以大，如班超投笔从戎，立功异域，终于得封定远侯，就是此类。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见于四书中的《中庸》，这是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大道。其实，我们称为道术的小道也是如此，比喻为蜗牛的触角，只要往前走，就不能不由它来探测，取想望的，舍不想望的。所想望，可以明显，如独身之想找伴侣，成家立业；可以不明显，如晨起必散步，也许并未想，其实是希望健康长寿。所想可以大，如想出国，换个境遇生活；可以小，如窗前辟个小园，养花。所想可以高，如穷则希圣希贤，达则除弊政，救民于水火；可以下，有了权，也堂上一呼，堂下百诺。以上是就性质说，归类，可以有限。如果换类的性质为个人的具体，那就必致成为无限，因为事实必是，人人有人人的道术，甲的和乙的，至多只是近似而不能等同。无限，不能说；而为了用，又不能不说，怎么办？想从另一个角度说说。

这是着眼护个人，兼考虑道术的性质及其渗入人心的程度，计由浅入深，可以分为四种。其一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至少是没有明确地想，哪一种生活是合意的。尤其是旧时代，长时期的艰苦境遇迫使人惯于忍受，只求能活，不计其他，自然就难于形成多少带些进取意义的道术。还有，道术的形成，不能离开是非、高下的认识，有大量的小民没有知识，也就缺少评断能力，因而生活就会安于顺帝之则。这近于老子设想并期望的“虚其心，实其腹”，如果可能，也未可厚非。问题是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果，他们的子孙就难得完全虚其心。这是说，不识不知，不容易，也就未必不需要道术；或从另一面，泛泛地说，为了活得好，对于任何人，道术终归是有用的。其二，另一种是评断，有希求，只是零散而不成系统。这是随波逐流而加上一些个人癖好，比如衣觉得西服好，住房觉得四合院好，这是有所见。可是这所见都是区地制宜，所以可能不协调，还可能变。还可能大变，如一向甘居下游忽而表现为积极。与第一种不识不知的人一样，这样的人，数目也是相当大。这样游离好不好？为本人着想也不无好处，是少执着，于是因过于认真而引来的烦恼就会少得多。其三，再一种，有希求，而且明显，面广，固定，只是没有理论系统来支持。所求各式各样，可以俗，如今之醉心于富，为发财而无所不为；昔之醉心于功名，如《儒林外史》之范进，头童齿豁而仍奔走于考场。可以雅，如太史公司马迁之立志完成《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及《高士传》、史书隐逸传中所写人物，不避饥寒而远离官场。古往今来，为数不少的人，通常所谓有志之士，以及一般立身正直、遇事认真的，心里显然都明摆着是非、高下，也就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看？我的想法，这是重视人生，不想混过的一种表现，可以说是好；只是这样的道术，或来自传统，或来自时风，或来自传统加时风，而传统和时风，总是瑕瑜互见，太幸而所取是瑕，如舍命追求功名利禄，那就也会引来坏的结果。最后说第四种，有系统理论支持的道术。泛泛说，这是对人生的意义有自己的看法，或说有自己的人生之道；其后是对于肖己的现实生活，有可意有不可意，并求，至少是希望，变不可意为可意。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样想，他会讲出一片大道理，这道理成系统，所以道术就成为名副其实的“道”。显然，在世间，这样的人，数目不会很多；勉强找，也许要到哲学史一类书里去吧？这就使我们想到（限定本国）千百年来的所谓三教，儒、道、释。其实，道无限，儒、道、释只是由于块头大，就像是可以垄断一切。这里就无妨以之为例，说说道术的多歧。就对于俗世生活的看法说，儒家代表一般人，是既然有了生，就应该重视，想方设法求活得好，合情合理。人生而有欲，现实中有不少坏事，如何才能合情合理？办法是克己复礼，即讲伦常，节制自己，以求人人都能养生丧死无憾。对于同样的世间生活，道家就变重视为无所谓。活着也好，所以有时候说“宁曳尾于涂（途）中”；病甚至死了也无妨，所以丧妻还可以：“鼓盆而歌”。这是不执着以求减少求而不得之苦。佛家是进口思想，由多受苦而形成仇视世间（自然不能彻底）的看法。他们觉得世间生活只有苦，没有乐，所以想灭苦就要出世间。出家了，到山林，或者仍在市井的寺院，能够算出世间吗？不得已，只好反求诸心，虽身不能离世间而心可以自性清净。三教的高下，昔人曾经有兴趣，问题过于复杂，这里只想说，节制也好，任其自然也好，出世间以灭苦也好，我们总当承认，都是有系统理论支持的道术，所以也就都值得重视。重视，因为所有像样的道术都值得参考，以求形成自己的。

以下由泛论转为说自己的，想说四点。其一，觉得怎样活才有意思的个人道术，有好还是没有好？用老庄的眼看，是没有好，因为老死精下与投笔从戎，同徉是无所谓。常识也可以出来助阵，比如以苦乐为应取应舍的标准，“出师未捷身先死”就不如“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可是我们不能走老庄那条路。理由有消极的，是由有知退到无知已经不可能。还有积极的，是既然有了生，就应该求活得好一些；这好只能由自己的道术来，纵使某一道术也可能并不高明。总之，道术即使不能充当生活向上的充足条件，也总是必要条件。所以，用平常话说，为了不白白活了一场，我们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道术。其二，道术有高下，甚至有好坏，如何分辨？这个问题，上面已经接触到，这里补充一点原则性的，是不要图小利、近利、己利。这个原则提高，也可能趋向或达到无利，如司马迁之著《史记》，以及其中所记，伯夷、叔齐之流就是这样。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道术上，大不易，“取法”乎上总还是应该的。其三，要不要一以贯之？三教的道术都是一以贯之，如儒家就明白说，“忠恕而已矣气一以贯之是所求明确，并有理论支持，其结果必是不惑。这当然好；只是就一般人说，未免要求太高。退一步是认识明确，不随风倒。不随风倒是有主见，不轻易地见异思迁。但迁还是可以的；有些人，也许主见并不坚实，迁就成为不可免。这里只能提这样一个要求，是迁也罢，不迁也罢，都应该是慎重考虑的结果。其四，像是还有个严重的问题，是，自以为是的道术，是否会并不值得珍视呢？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也就难于处理，因为评论某一具体道术的价值，以什么为标准难说，还要照顾某个人的各方面的条件。不得已，我们也就只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而己。

五一 爱好

由道术下降，系人之心的还有“爱好”。或者说，道术是总的，其中还可以包括零碎的爱好。爱好是一种心理状态，对于某些事物，通常是非生活所必需，但有就高兴，因而想求而得之。求的心情还常常很强烈，我们习惯称为“癖”，含有爱得很厉害，以致欲戒而不得的意思。语云，无癖不可以为人，这可以作保守和进取两种理解：保守是，人大都没有看破一切的修养，既然高不成，只好任其低就；进取是，惟其有癖，才更可以显示其人的率真，甚至超常，如米元章之爱石，钱牧斋之爱书，黄苇田之爱砚，等等，都是。这样说，癖也许有拔萃的一面，一般人的所谓爱好，程度大概不会这样深。但这也自有其价值，退而又退地讲，世间不少冷酷，不少艰险，至少是不少枯燥，也就不少苦闷和烦恼，人，为天命所限，总不能不希望，疾首蹙额之中，也间或能够破颜为笑吧？这有多种办法，而有爱好，心有所系，总是其中之一，或重要的之一。明此理，见到世间有各种迷，如有的人唱京戏，是戏迷，有的人跑球场，是球迷，有的人跑邮局，是集邮迷，有的人逛书店，是书迷，等等，五花八门，就不足为奇了。

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在爱好方面表现的尤其是这样。有没有一点爱好也没有的？爱好与文化程度和生活条件有密切关系，推想旧时代、偏僻地区的贫苦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为能生存而挣扎，大概是不会有，甚至想不到爱好的。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或者说，生活情况还可以，至少是没有降到水平线以下，如果不像印度苦行僧之有意修苦行，没有一点消闲之心，就几乎成为不可能。而且可以进一步说，爱好只是单纯的一种，也必是极为罕见。这爱好的非一，或相当多，可以是异时的，如爱邮票换为爱书；更多的是同时的，如既好下棋，又爱跳舞。爱好多，负担会加重，如既费时间又费钱。但俗语说，好者为乐，好而至于成为癖，在不好者看来，简直不可解，甚至可笑；当其事者就不然，而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生。

爱好，人人不同，这分别由各种渠道来。一种，也许力量最大，是性格。性格由较多的先天加较少的后天形成，形成之后就有大力，决定行为的大力。爱好也必表现为行为，如唱京戏，买邮票，某甲这样，某乙不这样，我们说这是性格不同。性格有后天成分，或说不能不受后天的影响，如米元章拜石而不集邮，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邮票。后天的条件不只一种。其一是环境。这显而易见，比如住在偏僻的山区，没见过各种少见的邮票，自然就不会产生集邮的爱好。环境中还有个重要因素是人，与自己有交往的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说，爱好也会传染，比如说，自己本不想跳舞，因为好友喜欢跳，也就跟着去跳了。其二是境遇，主要是有没有钱和有没有闲。爱好，原来没有的想求得，或进一步，原来少有的想多有，就要用钱换（如书画），或用闲换（如下棋），或用钱兼闲换（如聚书）。所以，睁眼看看就会发现，经常是，境遇越好，爱好越多。其三是时风。这是指流行于当时的评价意识。如某种事物，多数人觉得有价值，因而也就有荣誉，反之就没有荣誉。人，看法违背时风是不容易的，于是，比如集邮成为一股风，有不少人，对那个小花票本来没有兴趣，也就随着追逐，不惜大价钱买了。其四是传统。这多半是读书人，熟悉古事，不知不觉也就随着昔人的脚步走，比如砚和墨，今日几乎成为废物，可是有些人还是肯费大力，出大价钱，搜求顾二娘和方于鲁。以上说环境、境遇、时风、传统共四种，这四种可以单独行军，但更常见的是联合作战，分，或联合而出力不同，其结果就成为爱好的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具体说无尽，也不必要。可以说说的是有否高下之分。想来任何人都会承认，是有高下之分。分高下要有标准，标准玄远，可以舍远取近，只依常识，比如两个人，各方面的条件差不多，而且都有争胜之心，而爱好有别，甲所爱是围棋，乙所爱是打麻将，几乎人人都认为，甲的爱好比乙的爱好高。即以这常识为标准，可以把爱好分为由高到下的四类。第一类最高，是爱好与进德修业有关。举两种为例。一种是爱好古典诗词，有闲钱就买这类书，有闲时间就随着古人吟诵，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或“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吟诵久了，熟能生巧，也许进一步，或登高望远，或花间月下，心有所感，也用平平仄仄平的形式写出来。吟，写，未必能换钱，却有大获得，是移心于诗境，这是生活的上而又上，所以可以称为高。另一种是爱好书画，不只搜罗，还自己动手。书，可师法的单纯，可以限于本国的古人；画则可以古今中外。这方面，如果成为癖也大有好处，工作之暇，动笔，不能远追晋二王、清四王而能得其仿佛，损之又损地说，也总可以自怡悦，所以也可以称为高。再说第二类次高的，是与学业无关，但可以消遣闲情。也举两种为例。一种是旧时代的，爱好佳砚，尤其是古砚，于是也就费大力（精力和财力）搜求，宝而藏之。这搜求不为用，是为欣赏，即看着高兴。人生，高兴并不易得，所以能供消遣也就是有了大用。另一种是现代的，爱好照相，买好照相机，学照的技术，有的还置备冲洗工具，自己冲洗，放大。人，似水流年，能够留下一些生活的痕迹，时过境迁，找出来看看，也不无好处，所以这虽然是费力（也是精力和财力）之事，也可以说是很值得。再说第三类不高的，是所爱好与利有关。旧时代，有不少所谓守财奴，爱钱如命，如《儒林外史》所描写，就是此类。现代呢，据说有的人集邮，也为赢利，如果竟是这样，那就也应该划入这一类。最后说最下的第四类，是常说的所谓吃喝玩乐，对修身、事业有妨害的。最典型的是赌博、吸毒之类，如果也成为癖，那就必致害了己，兼扰乱了社会。

爱好有高下，用不着说，任何人，只要不能做到毫无爱好，就应该趋高而避下。可惜的是，在这方面，就一般人说，总是趋高较难，趋下较易。比如迷书法与进赌场之间，前者要靠长久的修养，后者就不过是一念之差。高，难，下，易，趋高就不得不勉为其难。但勉为是理想；能否有成，至少一半要决定于实际。这实际，有社会的情况。人，在社会里活动，凭自己的所知、所感，对于社会中的诸多事物，有爱有憎，有取有舍，所取，总是社会里不希有的，这是说，就是个人的爱好，也不能不受社会情况的制约。举实例说，举世都忙于争利，读书成为凤毛麟角，个人爱好成为古典诗词就大难，因为也许就没有机会接触。这就过渡到另一种实际，是个人的生活情况。王献之成为大书法家，推想是来于对书法的爱好，何以会有此爱好？原因，或主要原因，是他有个书法家的父亲，王羲之。；这样，社会情况加个人的生活情况，爱好的选取，个人就丝毫不能为力了吗？也不尽然。理由之一是，至少是在某种情况之下，英雄也未尝不可以造时势。这是通常说的有志者事竟成，志来于个人，可见，即使强调客观，个人终归还有或多或少的活动能力。理由之二是，客观情况也常常会有可此可彼的两歧，比如带着钱走入市场，货架上既有《全唐诗》，又有照相机，买哪一种，即取哪一种爱好，还是可以由自己决定的。所以，为了爱好的趋高避下，我们还是应该勉为其难。勉为之前先要能分辨高下，所以“知”是很重要的。

谈到知，还有个与爱好有关的间题需要考虑一下，那是，有“玩物丧志”一说，究竟对不对？这个问题不简单，因为情况多种多样。首先是所谓志指什么。照通常的理解，是指大志，即成大功、立大业的愿望，有爱好，就会使大志化小甚至灭绝吗？显然还要看是什么爱好。吃喝玩乐，通常看作有害的那些，可能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向上，那些公认为无伤大难的，如纪晓岚之爱好佳砚，似乎就不至丧志，因为他仍能编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二百卷之多。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会使我们悟到一种可以称为中道的理，即不高不下的爱好可以有，但宜于适可而止。适可是不过度。过度的表现及其危害，至少有这样两种。一种，表现为愿望的独占。其结果是其他都不顾，事业云云自然也就化为空无了。另一种，表现为贪得无厌。据我所知，有些迷古董（或一种或几种甚至多种）的人就是这样，逛古董铺，见到一件，觉得不坏，价不低，不买到手心不安，于是东拼西凑，好容易到手，又遇见一件，觉得更好，价自然也就更高，想买到手，力量不够，心更不安，于是不借卖家当，借债，奔走呼号。这是因贪而走向消遣的反面，本为取乐，反而引来大苦恼。这苦恼，连带上面提到的丧志，使我们不能不想到。非生活所必需的爱好，虽然在整个人生中不占重要地位，处理得合情合理也并不容易，所以为了得多失少，仍须好自为之。

五二 贫富

以金钱为筹码，贫是钱少，富是钱多。或者从生活资料供应方面说，贫是应有的没有，富是应有的尽有之外，还有余力。贫有大小之别，小贫是应有的生活资料，缺不很多；大贫是缺很多，甚至最基本的衣食住也不能维持。富也有大小之别，小富是衣食住等方面的享用，都可以超过一般人而仍略有余力；大富就没边儿，如历史上的石崇、和坤之流，今日的许多由工商而发了财的，享用不用说，金钱总是难以数计。人是生物，生要靠诸多物质条件，生又不能不进取，即求满足享受之欲，这也要靠诸多物质条件，所有这诸多物质条件都要用钱换，所以贫富就同苦乐，甚至生死，结了不解之缘。也就因此，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嫌贫爱富，并因为爱，就不借用一切办法，求捞取金钱，变贫为富。

变贫为富，只说规规矩矩的，理论上有两条路。一条是靠自力，如一个人，或一家人，靠勤奋劳动，多劳真就多得。最典型的是朴实农户，三五口之家，种菜，养鸡，钻研新技术，增了产，渐渐也就变贫为富。另一条路是靠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措施，如旧时代，开当铺，放高利贷，现在，碰巧自己的私有住房在闹市，那就拨出一两间出租，一年可以收入几万。都是并不劳动而也就可以变贫为富。

变贫为富，难不难，主要是由社会情况决定的。比如说，生产落后，社会动荡不安，就一般人说，变贫为富就大难。也有相反的情况，如在大城市卖食品或时装，销量大，利润厚，甚至变为大富也并不难。另一个条件是个人的能力。能力有正用，有歪用，暂不提歪用，只说正用，无论旧时代还是现在，变贫为富都不容易，因为用劳力换钱，数量总是有限的。

还是专说正而不说歪，当然，任何人都会承认，富比贫好。记得连大贤子路也说：“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礼记?檀弓上》）这样说，是出于想尽孝道，即照顾上一代。其实，至少是就世风日下的下说，己身一代和下一代的生活，与贫富的关系更加密切。最基本的衣食住，有缺欠，难忍，且不说；单说买不起也不影响生存的，如成人想要某种书，孩子想要某种玩具，喜爱而不能得，心情显然也会不好过。此外还会有常规之外的开销，如天灾和病，以及对亲友的慈悲喜舍，贫就都办不到，也就不能心安理得。总之，泛泛考虑，我们说富好，贫不好，像是没有问题。

其实又不尽然。原因是，人生是复杂的，我们的所求不尽是享用，或说不应该尽是享用。问题几乎都是由富来，具体说是：求富，路可能不正；已富，用可能不当。

早在两千多年前，《论语》就有这样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富之来，还有义不义的间题。怎么样是义？具体辨别很难，可以说个概括的原则，是来于两厢情愿的交换。例也不少，古代的，如范蠡到山东，经商发了财，是两厢情愿；现代的，在科技方面有发明，卖专利权，得钱不少，也是两厢情愿，不义呢，具体的路无限之多，但是就其性质说，则可一言以蔽之，是靠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以上压下，以有力压无力，最突出的是有大大小小统治权的。如秦始皇，不是富甲天下，而是富有天下，生前可以建造阿房宫，为死后还大造其兵马俑。小到县令也是这样，如《韩非子?五蠢》篇所说：“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挈驾。”挈驾，用现代的话说是还可以坐小卧车，这钱是哪里来的？显然是由老百姓身上刮来的，所以是不义之财。其下还有不突出的，如出租土地、放高利贷之类，表面看与统治权无关，其实是，社会容许用这种办法致富，也要以统治权为保障。这种发不义之财的路，现在就花样更多，只举一种，是造假货充真货，结果就真大赚其钱。总之，无论古令，富，尤其大富，如果追究钱的来路，就会发现，几乎绝大多数是不义的。这样，关于贫富的情况，我们说富比贫好，就不能不加些限制了。

以上是由富的来源方面考察，说富并不都是可取的。富之后还有去路问题，即怎样花钱，用钱换什么，引来的龌龊就会更多。只说显而易见的一些。其一最严重，因为影响到别人，是旧所谓为富不仁。任何人都知道，金钱可以化为力量。这力量可以正用。但同样常见的是歪角，即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不惜损人害人。这可以较轻，如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之类，可以较重，如夺人之所有所爱为己有之类。还可以更重，如买通官府或雇用杀手，置人于死地之类。其二是容易走向奢侈浪费。也是由于“天命之谓性”，就一般人说，克己复礼有如逆水行舟，很难；有欲而任其满足就像是顺流而下，简直是求停止，甚至只是放慢也大难。俗语说，庄稼汉多收五斗粮，便思易妻，何况已经成为富或大富，金钱无数呢。于是生活的各方面，由改善而趋向讲究，而更讲究，以至想超过一切人，也许真就超过了，并因此而换来舒适和艳羡的目光，有什么不好呢？只用旧的评价标准衡量，朴素和节制是美德，挥金如土求阔气，正好是走向反面。这反面还会引来更严重的病症，这是其三，精力和兴趣都放在享用方面，进德修业就难了。这情况也是好逸恶劳的结果。人求事业方面有成就，都要费大力，吃些苦，这自然没有使奴唤婢、锦衣玉食舒服，于是，如我们所常见，富厚的反而容易碌碌一生，其四是，坏的影响还会绵延，使下一代成为纨绔子弟，斗鸡走狗，不务正业。这种情况，旧时代常见，现代似乎也并不少见。人，生儿育女，总是希望后来居上的，而用富不当，就必致事与愿违，这也是值得三思的吧？

用富不当的祸害还会再扩张，成为时风，那就必致贻害无穷。所谓成为时风，是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富，或干脆说金钱，是最上的好，是无条件的好，有无上的价值。这无上的价值，不只表现在可以得高的享受．还表现在可以得荣誉。我们都知道，引导一个人做什么，或督促一个人做什么，荣誉常常比敲扑还有力。历史上多少次改朝换代，每一次，前朝的臣民都有很多人自杀，这是因为忠是荣誉。尤其宋以来，女性相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不少，丈夫早亡，随着死了，因为节是荣誉。荣誉可以使人甘愿舍生，可见其力量之大；又因为它有可能并不货真价实，所以也就很可怕。可怕留到稍后说，先看看金钱是不是可以算作荣誉。我们说不能算，因为它本身并不等于人生的价值，虽然它常常可以用来换取或帮助换取人生的价值。什么是人生价值？追到根本说，是能活，而且活得好。这好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衣暖食饱是，文艺方面有创作也是，慈悲喜舍，使己身以外的人减少苦难，当然更是。求得人生价值，经常离不开金钱，但它终归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拜金主义的时风则不然，而是把金钱看作目的，以为它是无条件的好，有它就有荣誉，缺少就没有荣誉。而仍如既往，荣誉的力量大于一切，于是结果就成为，为捞取金钱，有不少人就无所不为。有权的用权，没有权的用暴力或欺诈，只要真能捞到钱，就算胜利。胜利还有大小之别，小，不满足，还想大，于是，? 单以贪污为例，百万元以上的大户就屡见不鲜了。拜金主义的影响还有平和的，但面更广，是攀比享用，或比赛阔气。甲家里的电视机是18寸的，乙要买21寸的；乙屋里的地毯是化纤的，丙要买纯毛的；丙出门，手上戴一个金戒指，丁要戴两个甚至三个。等等。这等等自然都要用钱换，享用求多求高，钱总会不够，怎么办？规矩的是发愁，不规矩的是想辙。然后就可想而知，是世风日下，乱不能止。大事小说，只为个人打算，这用富不当的结果必是，人世俗而心愁苦，得失相比，就太不合算了。

所以谈生活之道，对于贫富的处理，就不当简单化，一刀切，无条件地说富比贫好。根据以上所谈，未尝不可以嫌贫爱富，但要附加两个条件：一个是来源方面的条件，就是钱之来，应该都是合于义的；另一个是使用方面的条件，就是要用得其当，至少是不至产生坏影响。两个条件都嫌概括，以之对付实况有时会有困难。这也是因为，实况千变万化，以不变应万变，指实说反而不好办。不得已，我们还是只能靠常识。先说来源方面，靠权得贿，造假充真，人人视为不义，没有问题。举个模棱两可的例，开个小店卖小吃，比如一种食品，一碗成本四角，卖九角，法律不管．工商管理部门不问，就可以算作义吗？我看有问题，因为食客嫌贵，会皱眉，卖主清夜自思，也会承认是讨了便宜。富之来，一个重要的要求是花钱的人心平气和。以这个为标准衡量，到大街小巷看看，来于不义的富就太多了。士穷则独善其身，我们求富无妨，但．急要勉励自己，切不可随波逐流。富了，用也是这样，可以用常识为指针，总的原则是．利他好，向上好，朴素好。见诸实行，如有的人出钱办学校，有的人出钱设奖学金，这是利他，好。书与金首饰之间，多买书，少买金首饰，这是向上，也好。至于日常生活的享用，比如睡木床，脚不踏地毯，也活得不坏，就最好还是从俭。这有不少好处，其中之一，我以为不容忽视，是精神状态可以离史书隐逸传中的人物近一些。

贫，可能比富的机会更多，幸或不幸而排在贫的队伍里，要如何对待了最好是不至大贫。事实上也很少大贫，那就专说小贫。小贫还有程度之差，一种程度深的是衣食等不充足，一种程度浅的是衣食不缺，只是无力买地毯、金首饰之类。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应该如昔人所说，安贫乐道。道取广义，不只“朝闻道”的人生之道，其下的，通常所说精神文明的种种，无情如数理，有情如文艺，等等，也算。显然，如果能够寝馈其中，贫反而成为通往高层次生活的大道，也就可以见腰缠万贯之徒而不生艳羡之心了。

五三 聚散

我们住在一个动的世界里。为什么是动而不是静止？也许静止就等于彻底无？我们不知道。动的本身，或结果，是变。变给人生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是“聚散”。由变不可免的角度看，聚散是常事，可是（尤其是散）会引起情绪的波动，所以如何对待也就成为一个不小的问题。以己身为本位，聚散有与“人”的，有与“物”的；人重物轻，先说人，后说物。

聚散有范围问题，如参加什么大会，人数少则上千，多则过万，都在一个地点，是聚；一般是三四个小时，宣布散会，各自西东，是散。又如自此地到彼地，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上车或上船，许多人挤在一起，也是聚；到目的地，下去，各自西东，也是散。这种偶然相遇，聚未必喜，散未必忧的情况，还无限之多，因为不会引来情绪的波动，当然就宜于不提。这是说，范围应该缩小，限于非偶遇的关系，聚则喜，散则忧的。这样的关系，以及聚散的情况，也是多到无限，如何述说呢？

想先泛泛地说说，何以聚则喜，散则忧。本书第二分社会部分开头曾经谈到，人在群体中生活，不能没有别人的帮助。这就可以想见，聚喜、散忧的情绪是由生活需要来。这需要，或者算作举例，可以分为三个等级，或三种性质。一种，可纵称为最基本，是有之则能生、无之则不能生的。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所由来，包括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没有这些人就不能有自己之生；另一种是异性配偶，没有他或她就不能传种，也就不能有下代之生。另一种需要是生活诸多方面的帮助。帮助也有范围大小之别，或广义、狭义之别。广义是各种互利，比如早点吃个鸡蛋，这生蛋之鸡是某养鸡专业户所养，鸡蛋是某小贩所运并所卖，吃的人也算是得到与鸡蛋有关的许多人的帮助。显然，所谓帮助不宜于面这样宽。狭义的帮助指与自己有多种近关系的人的帮助，这近关系，可以近到有亲属关系，或血统关系，以及朋友直到同学、同事、邻居之类的关系。显然，没有这些人的帮助，生活就会大难。还有一种需要，或者说是偏于精神的，是消除孤独和寂寞之感。人是社会动物，像有些出家人那样，住茅棚，不与人会面，交谈，以求确能得解脱，是非常难的。所以人通常总是，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不言，晨昏林间散步，左近有个什么人，像是也就能得到一些安慰。这帮助虚无缥缈，用处却未必小，因为人总是人，面壁，难免有被人忘却之感，也是苦不堪言的。总之，生，因为处处需要别人，于是日久天长，也就成为人之性，是总愿意同人在一起，离开就不好过。

再说聚散的情况。先说聚。自然也只能概括说说，是喜的程度，由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来决定。其一是关系远近，比如远的，一般友人，希望聚的心情是三五分，近的，父母妻子之类，希望聚的心情就会成为十分。自然，这关系远近也包括生活细节的远近，比如夫妻关系，就会近到寝食与共，朋友关系就不同，共寝共食，至多只是间或有之而己。其二是时间久暂。一般说．越是聚的时间长，越难割难舍。聚时间的长短，有常有变，比如夫妻关系，可能白头到老，朋友关系就大多是别多会少．这是常；但个别的，也可能夫妻不能白头到老，朋友反而终生不断来往，这是变。感情经常是渐渐积累起来的，所以连和尚都“不三宿桑下，恐久，生恩爱”，常人自然就更甚，多年相聚，一旦分手，专就习惯说，也会难于适应。其三是感情深浅。显然，感情深，就会“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永诀了。感情深浅与关系远近和时问久暂有密切关系。说密切关系，不说必然关系，因为也可能有例外，如有所谓夫妻反目，甚至法庭相见，而来自偶遇的关系，也可能由于志同道合或情投意合而相见恨晚，甚至一见倾心。以上是泛论，至于某一个人，情况自然会千差万别，如有的人交在的人多，有的人交往的人少，多，就会视许多散为司空见惯；不过无论如何，对于曾经聚首的某些人，总会聚则喜、散则忧的。

再说散。有聚必有散，俗语所谓没有不散的宴席，就是这个道理。有情人成为眷属，亲友祝白头到老，当事人也希望这样，幸而上天照顾，真就白头到老，但同时往生净土终归是不可能的，这是说，总不免其中的一个先走，也就还是有散，其他没有如此深关系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散也有各种情况。绝大多数是依常规，只举两种情况为例。一种，如母女关系，母比女年长三十岁，如果都按照平均年龄的规律寿终正寝，那就母要早三十年去见上帝，早行，其结果就带来散。又如甲乙二人，在大学同班，相聚四年，毕业，仍分配在一处工作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各奔前程，也就带失散。散，少数来于人为。最典型的例是离婚，有情人变为无情人，聚反而难忍，也就只好散。其他还有多种情况，如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弓赋归去来兮，禅宗六祖慧能北上黄梅求道，都是本来可以继续住下去而自己不愿意住下去，也就带来散。还有少数散是来于意外。这可以分量很重，如死于飞机失事、死于车祸之类。

可以较轻，如杜甫《石壕吏》所写，闭门家中坐，有吏来捉人，万不得己，只得由老妪去应河阳役，也就带来散。还可以更轻，如在一地按部就班工作，早出晚归，忽然传来下放之令，

只能服从，也就带来散。散的情况，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分类，这是永诀和暂别。永诀，有的是确定不移的，如双方，有一方离开人世就是；有推想的，如应征奔赴沙场，想到“古来征战几人回”就是。推想会与实际有参差，所以有时候，以为是永诀，却意外地又得相聚；而以为只是暂别的，却不幸成为永诀。不管是实际还是推想，暂别和永诀，引来的情绪波动会大异，借用文言常用的词语形容，多数情况是，暂别只是怅惘，永诀则成为断肠。

聚散的情况说了不少，其实关系不大；关系重大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说句近于幻想的话，当然最好是，与合得来的，或进一步，与感情深的，长聚而不散。显然，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有这样大的力量。那就退一步，或退几步，只说力所能及的，如唐人诗所说，“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就真不去觅，以求朝夕不离好不好？人生是复杂的，如果聚与封侯不能两全，就一定宜于取聚而舍封侯吗？不同的人必有不同的选择。就是不管不同的人，专顾理论，斩钉截铁地说此优于彼，或彼优于此，也必有困难。而且不只此也，还有个实际，是长聚会引来，纵使是轻微的，淡薄甚至烦腻，如果竟是这样，对于聚散，取舍的决定就变简单为复杂了。复杂还会因具体情况的千变万化而加甚，以假想的某一个人为例，他有亲属，可能很不和美，他本人呢，也可能或木然寡情，或好静而不愿近人，对于这样的情况，谈到聚散的孰优孰劣，显然就更难一言定案。不得已，只好就常情，说几句近于原则的话。计有三点。其一是，对于各种形式的聚，都应该珍重。人生短促，应该求多有价值高的所得。所得有多种，而深挚的人情必是重要的一种。显然，这样的人情只能由聚来。聚有这样高的价值，所以应该重视。如何重视？不过是努力求向上，避免向下。如和美、亲切是向上，反之是向下；互相关心、帮助是向上，反之是向下；共同勉励，趋高趋雅是向上，反之是向下。总而言之，既然有了相聚的机缘，就应该善于利用此机缘，求散之后回想，不至有悔恨的心情。其二，有聚必有散，有的是关系至深的散，尤其来于意外的，会引来极大的痛苦，这也是人之常情，但苦总是不值得欢迎的，怎么办？可以用儒家的办法，节制，或甚至加一点道家的办法，“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天命也罢，人为也罢，反正这散已成为不可免，也就只好安之。动情，甚至断肠，自然也是不可免，但明聚散之理，心情总会平静些，这就是节制之功。其三，曾聚，散了，经过较长时期，这笔心情帐如何结算才好？我的想法，淡忘不如怀念。为什么？因为这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我们还不能不挚爱人生，回首当年，忘掉昔时人总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