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4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4

到此，人的聚散算说完了，转而说物的聚散。本诸“伤人乎？不问马”的精神，物不得与人并列，间题就比较简单。与人生活有关的物很多，所以也须缩小范围，说这里所谓物，只指心爱之物。这可以大，如金谷园，可以小，如一粒雨花石，但既然限定心所爱，日常的衣食住等用品就都不能算。心爱之物有个爱字，因而也就与情绪拉上关系，又也就会引来应如何对待的问题。先说说心爱之物，一般指书籍、金石、书画、文玩之类，或下降，兼指财富之类。财富，发家致富，如何评价，问题复杂，这里想只谈书籍、金石、书画之类，即有不少所谓风雅之士为之着迷的。为之着迷，好不好？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好，尤其书籍，如果买得之后还读，应该说很好。这里着重说聚散，只想指出两点，一是聚可以，不要流于贪。有的人是因爱之甚而流于贪，其结果是一，为求得而无所不为，包括巧取豪夺；二，求而不得就如丧考妣。这就必致害己，或兼害人。所以应该不贪，即得之固然好，不得也无妨．二是聚之后，或天灾，或人祸，或其他种种原因，难免散，最好是能够不流于恋。恋是难割难舍，这就会引来大痛苦。我们读历史，算耳闻，经历所谓事变和运动，算眼见，散，以及因散而肝肠断绝的情况，真是太多了。这就会引来教训，借用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话说：“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虽然这位易安居士自己并未如此旷达，她的话总是值得因物之散而痛不欲生的人深思的。

五四 顺逆

世路是坎坷的，所谓不如意事常十八九。不如意，所处是逆境，反之是顺境。关于顺逆的划分，还要说几句话。似乎可以认定有个常境，顺境是所得超过或大超过常境，逆境是所得不及或远不及常境。以农民耕稼为例，如果多年的平均亩产为千斤，某一年亩产为千斤上下是常境，超过千五百斤为顺境，不及五百斤为逆境。这样，我们居家度日，定时食息，既没有中头奖，又没有祸从天上来，与亲友通信，说乏善可陈，可是平平安安，就可以说是常境。常境上升为顺境，如小官越级右迁为大官，会带有喜出望外的心情，旁观者也会报以想不到的惊讶。逆境也是这样，如一霎时加了右派之冠，自己感到意外，沮丧，旁观者也会报以想不到的惊讶，并附带或多或少的惋惜之情。通常是，逆境比顺境多，为什么？原因有客观的，用佛家的话说，是我们住在要婆世界里，必是苦多乐少。原因还有主观的，是人都心比天高，或说幻想成群，于是偶尔由天降福，就会视为当然，而幻想破灭，或更甚，由乔木降至幽谷，就难于适应，禁不住怨天尤人了。这里且不管顺逆的多少，泛泛说，人生，由能自主活动到盖棺，一般五六十年或六七十年，总会遇到顺境和逆境，应该如何对待？

对待之前还有个可题，是应该不应该趋避。这个问题也相当复杂，因为情况各式各样，又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爱恶取舍也会各异，处理办法自然就难得一律。不得已，只好提个总的原则，然后附加个对应特殊情况的原则。总的原则是，可以尽人力，求由常境转入顺境，如果客观条件不允许，或力有不及，也应该尽力求保持常境，不坠入逆境。这是常人的生活之道，过本分日子，但也有理想，甚至幻想，有就希望实现，当然也就欢迎顺境的来临。可是顺境、逆境是个概括的名称，具体为某种情况伪口粮食产量的大增和大减），问题就变为复杂。以古代的传说为例，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让于舜，舜受了，天下之主，常人视为顺境，许由不受，或者不视为顺境，或者也视为顺境而不取，总之就可见，说应该无条件地趋顺境还有问题。逆境也有这种情况，如清末谭嗣同，变法失败，可逃而不逃，等候逮捕往菜市口就义，是遇逆境而不避，是否也是应该的？这就使我们想到，常情所谓顺逆，其中有些还有评价问题。单个评价，这里做不到，所以只能附加个对应具体情况的原则，是：顺境可以趋，但这趋的行为要合于义，至少不是非义的；逆境可以避，但这避的行为要合于义，至少不是非义的。记住这个附加的原则，有些关于顺逆的情况就容易处理。比如富是顺境，贫是逆境，有趋富避贫的机会，利用不利用？这就可以看看具体的致富之道，如果是参与制造伪劣商品，就应该避；如果是出售科技方面的专利，就可以趋。

趋避问题谈过，以下谈顺境和逆境之已来，应该如何对待。先说顺境。具体说，无限，只好归拢为主要的几大类。第一大类是地位，即在社会上被安置在分工的什么职位，头上加上什么名堂的职称。职位有高低，高低蕴含权力的大小，如总理、经理之类；或荣誉的大小，如作家、教授之类。地位有高低，由低升为高是顺境。第二大类是财富。这也许比一般的高位（如中等商店的正、副经理）更重要，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的来路不一，自己有门路，有机会，可以变贫为富；或者不靠自己，生在大富之家，也就可以不贫而富。不管来路如何，反正有了钱就可以锦衣玉食，所处之境就成为顺境。第三大类是事业，这是指在某方面有超过一般的成就，如读书人真就写出传世之作．企业家真就转亏为赢，等等，都是。人，就连禅宗的和尚也愿意有所树立，所以事业有成就，所处之境也就成为顺境。第四大类是男女。或者只限于常人，都愿意意中人点头，成为眷属。对方尚未点头的时候，忐忑不安；点了头，常境就立即变为顺境。以上四类顺境分说，其实一落实，它们就会合伙。或小合，如有了地位，财富也就来了；事业有成就，意中人就容易点头。还可以大合，如地位升而又升，财富，事业、男女三方面就都可以随着挤进门来。

此之谓一顺百顺，还会有什么难处的吗？难不是由顺来，是由利用顺而可能不当来。最明显的是财富，钱太多，容易追求享受，其极也就会堕落，甚至危害他人和社会。地位也一样，或更甚，位高，权大，如果发了疯，其后果就更不堪设想。所以处顺境也要有个处顺境之道。这道，由偏于知的方面说，是既要知足，又要知不足。知足是对于所得，知不足是对于自己。知足就可以不再贪，知不足就可以时时警惕，多在进德修业方面努力。处顺境之道还可以由行的方面说，是应该谦逊加节制。谦逊主要是对人，节制主要是对物。对人谦逊可以防止胡作非为，对物节制可以防止醉心于享受，流于堕落。总之，处顺境更要谨慎，以免好事转化为坏事。

再说逆境。就常人的一生说，逆境总是比顺境多得多。何以故？这里进一步说说，也许根本原因来于人之性。不是“性本善”之性，是荀子“人生而有欲”之性。有欲就求，求，因为欲多，得的可能自然就不会多，这成为境就是逆而不是顺。还可以由人性下降，找逆境多的原因。这可以来于天灾，如地震、水旱、风火之类，此外还有疾病，都可以使人陷入逆境．其次是人祸。大块头的是由政治力量来，远的如五胡乱华、扬州十日，近的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不只使人突然陷入逆境，而且天塌砸了众人。人祸还有零碎的，最常见的是欺骗、偷盗和抢劫。人祸，严重的使人家破人亡，轻微的也会使人丧失金钱，即俗话所谓倒霉。再其次是由于机遇不巧，如坐飞机遇见劫机，买股票，到手之后遇见跌价，等等，就是。再其次还可以由于自己条件不够或能力不够，如找对象，因体貌不佳而连续失败，考大学而名落孙山．等等，就是。此外，逆境还可以来于自作自受，如因工作不努力而被解雇，好赌博而陷于贫困，甚至吸毒而无法存活，等等，就是。逆境多种，其间有程度之差。最严重的是危及生命的一些，其中有天命的，如不治之症；有人事的，如犯重罪被判死刑，因结仇而被暗杀之类就是。死，一了百了，境是否逆也就成为无所谓。所以值得重视的反而是比死轻微的那些，缠身，驱之不去，受之甚苦，如何对付才好？

当然，最好是能够化逆为顺，至少是化逆为常。这化，有些情况是己力所能及的，如考试名落孙山，努力温课，下年再考，就有可能名列前茅。有些情况是自己无能为力的，大如战争爆发，小如患了慢j 生病，就虽切盼化而只能徒唤奈何了。徒唤奈何，甚至书空，写咄咄怪事，无用；应该死马当活马治。办法有消极的，是明顺逆之理以后，顺受，不怨天尤人。这自然不会使实境有所变，但可以使心境有所变，即履险如夷，不管路如何崎岖，心情却是平静的。平静，苦的程度就会差一些。这也许近于阿Q精神吗？对于有些不讲理又无可奈何的情况，如吴阿Q 一下确是能够使苦的程度减弱一些，那就阿Q一下也是合理的。办法还有积极的，至少是有些逆境，还可以善自利用，有如使粪便之化为肥料。以文事为例，古语云，文穷而后工，有些人正是利用不显达、无财富的条件，写了传世的诗文。还可以说得具体些，如周亮工《书影》，罗素《哲学概论》，都是在监狱里写的。自然，这所谓逆境要逆得不太厉害，也就是处于其中的人还能活，还能忍受。不能忍受不能活的呢？如果有善自利用的雄心，写一两首慨当以慷的诗，总比哭哭啼啼好得多吧了所以就是处逆境，承认天命不可抗，尽人力还是应该的。

最后说说，对于别人的顺境和逆境，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别人，可以是与自己无交往的，这里主要指有交往的。想由不足为训的世态说起，《史记? 汲郑列传》 末尾“太史公曰”：

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世态可悲，就因为不少人由私利出发，别人处顺境，就跑上前去捧场，别人处逆境，就避之惟恐不远。多年来所见，还有更甚的，是某人挨整了，其子就不以为父，其妻就不以为夫。太史公司马迁是反对这样为人的。应该怎样？是别人陷于逆境（当然指非自作自受的），应该同情，或并进而援之以手。这虽然会被某些人斥为不合时宜，但是，如果人人都反其道而行，那就社会，再扩大，人生，真就不免于“悲夫”了。

五五 悔尤

悔尤是行事有失误，感到侮恨。人生于世，只要不夭折，这种心情总是在所难免。这样说，是承认失误在所难免。有的人不承认，或者说，用二分法，指责别人有失误，自己则永远没有失误口事实会是这样吗？可能恰好相反，是失误而不敢承认，与别人相比，至少还多这一项失误，在这方面，马上得天下的刘邦就比较高明，是晚年同他的儿子刘盈说，“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可惜是如俗话所说，悔之晚矣，生米煮成熟饭，还有什么用呢？无用，就理说也许真就可免，可是事实却不能免，于是对付悔尤，也就成为值得注意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悔尤来于失误，由失误谈起。某一项行事，是否算失误，依常识，应该由计算得失断定。这有时容易，如经商，年终结算，赔了钱是失误，赚了钱不是失误．有时就不这样容易，比如人生大路仍然是士农工商几条，青年时期，或凭机遇或凭选择，走了士的路，而且有成就，比如居然挣来一顶教授的帽子，可是待遇低．经济情况远不如工商，算不算失误？单靠计算得失似乎就不能得个毫无疑问的结论，因为很可能，甲说是得，乙说是失。可见某一事的得失判断，还要有个比得失更为深远的标准。可是说到标准，问题就复杂了，只说表面现象，是可能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所以，至少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安于偏向唯心，说所谓失误，正如悔恨的心情，是由主观认识，甚至主观感觉来。这样，譬如同一事，甲乙都经历，甲认为得，乙认为失，我们信谁的？只好兼信。又如某一事，甲一人经历，认为失，乙旁观，认为得，我们信谁的？只好信甲的。

人的一生，经历的事很多，有大有小。大的，影响大，感受深；小的反是。感到失误，因而悔恨，通常是大的；鸡毛蒜皮，如此如彼都无所谓的，一般是不会走上心头。上心头，主观印象，有得，有失，得和失的比例如何？难说。原因之一是人的经历各式各样，得失自然就不会一样。原因之二是人的性格各式各样，有的人，如王献之，机遇好，可是承认有失误，是与都家离婚，梁武帝就不同，信任侯景，险些亡了国，却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表示并不悔恨。单说一般人，像是都觉得失误不少，甚至如陆放翁所慨叹，“错错错”，何以会这样？我的想法，是由于用后来的理想的眼看先前的实际，其意若曰，如果不是那样，而是这样，就好了。可是覆水难收，时间不能倒流，所以，如果事比较重大，就会，常常是在心中，说，悔之已晚。悔，不免于烦恼，已晚，更不免于烦恼，应该如何对待？

事不同，总会有一些回头看也感到欣慰的。这类事在本题以外，可以不管。只说相反的那些，总的说是不如意的。还要除去一些，或很多，是机遇注定，自己无能为力的。只举荤荤大者，一是地域，如不生在苏杭而生在漠北，二是时代，如不生在贞观之治而生在天宝之乱，三是家庭，如不生在簪缨之家而生在贫困之户，四是资质，如既不聪慧又不貌美，这都会使人不顺利，因而会感到不如意。不如意又有何法了只能顺受，也就谈不到悔恨。悔，是一些事，自己事后设想，本来可以不这样做的。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前想不到会有失误。典型的例是有情人成为眷属，决定成为眷属的时候，都认为必美满而决不会反目，可是实际呢，有些人就居然反了目。这会带来悔恨的心情，因为总是事与愿违。另一类，是事前想到会有，甚至确认必致，有失误。这几乎都是常识公认的所谓坏事，如赌博、偷盗之类。两类性质不同，悔恨心情的程度也会不同，意外的总会较轻，意内的总会较重。就一般情况说，意内的不足为训，或竟不值得研讨。所以以下所谈限于意外的，即事前，觉得如此做顺理成章，其间或有意想不到的变化，或竟没有什么变化，及至事过境迁，回头看看，与设想的一种可能情况相比，又错了，因而不能不产生或强或弱的悔恨之情。

如何看待这仲心情，或说人生不可免的这一种境？我的想法，对应的态度，由严到宽，似乎可以找到三种。其一是恨铁不成钢。人生只此一次，应该力求多是少非，多得少失，悔恨来于失误，算人生之帐，这是大损失，大遗憾，虽然木已成舟，不可挽回，终归应该看作人生旅程中的一大伤痕。其二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这借用《论语》的话说，是“过则勿惮改”，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视失误为殷鉴，态度是积极的，或兼乐观的，相信鉴往可以知来，则失误可以变失为得，变祸为福，即过去的放过也罢，只求将来不再有失误。不再有是变减少为灭绝，可能吗？根据以上今之视昔，是用后来的理想的眼看先前的实际，总会看到不足之处的想法，这不可能；何况，以离异另结合为例．比如先前的失误是多看能力少看品格，后来变为多看品格少看能力，也许成为另一种失误，就更不可能。如果竟是这样，那就失误成为定命，是否悔恨也成为多余？这就过渡到其三，宽的态度，安命。还可以分为浅深两种，浅是不求全责备，深是视为无所谓。先说不求全责备。这是由对“天命之谓性，，的认识来。人都是生来就带有多种欲望的凡人，又能力有限，这能力指制身内的，制身外的，以及预见将来的，这样，等于盲人骑瞎马，不跌倒的可能是几乎没有的。既是命定不可免，人总不能不接受现实，也就只好“安之若命”了。宽的态度还有深的，是视失误为无所谓。这是由求人生的究极意义而不能得来，找不到究极意义，何者为确定的是，何者为确定的非，何者为确定的得，何者为确定的失，也就变似可见为模胡了。这样看是非和得失，是《列子?杨朱》篇所说，“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一路，也有所得，是看破得失，也就不致因感到有失误而悔恨。但仍会有所失，或说理不能周全，是同常人一样，也在饮食男女，柴米油盐，却宣扬饮食男女和柴米油盐为没有意思，等于出尔反尔。

常人的生活之道，是应该觉得，忙如齐家、治国，闲如钓鱼、养鸟，都有意思。感到有意思是对于万事万物，有取舍；取舍来于承认有得失。这就为悔恨开了门，因为人生百年，行事无限，总不会常得而不失。悔恨会有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善果；这里单说这种心情是苦的，除了消极的顺受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求化难忍为可忍？我以前写过一篇题目为“错错错”的文章，其中谈到难免不断失误的情况以及如何对待悔和愧的一种新办法，现在想来，事和见虽然都有所偏，却也不无参考价值，想不另起炉灶，把有关的一些话抄在下边。

如果自己的生涯可以表现为思（或偏于思）和情（或偏于情）两木方面，思方面的错远远少于情方面的错。来由是，由心理状态方面看，思为主则疑多于信，情为主则信多于疑。……信是不疑，这来于希望加幻想，于是有时，甚至常常，就会平地出现空中楼阁。自然，空中楼阁是不能住的，于是原以为浓的淡了，原以为近的远了，原以为至死不渝的竟成为昙花一现，总之，就成为错错错。如何对待？悔加愧就一了百了吗？我不这样想。原因是深远的。深远还有程度之差。一种程度浅些，是天机浅难于变为天机深，只好安于“率性之谓道”。另一种程度深的是，正如杂乱也是一种秩序，错，尤其偏于情的，同样是入生旅程的一个段落，或说一种水流花落的境，那就同样应该珍视，何况人生只此一次。这样，这种性质的错错错就有了新的意义，也值得怀念的意义。

我想，至少是有些失误，就无妨作如是观，那就悔恨，至少是一部分，可以化为珍视和怀念，所失也就成为一得了。

其实，由某一个角度看，悔恨也是一得，殷鉴不远之外的一得，那是“知惭愧”。事失误，知惭愧，是步子错了，心术未坏。有些人（一般是高高在上的）不然，而是把大失误硬说成至正确至妥善，那就真是不可救药了。

五六 归仁

《论语?颜渊》篇开头就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朱熹注，专说仁、己和礼，是：“仁者，本心之全德。”“己，谓身之私欲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宋儒讲孔孟之道，总是近于理想的天道而远于实际的人情，因为脑子里装着太极图，又横着一条天理和人欲的界限。但是专就这里的一点点说，我们却无妨断章取义加各取所需，说解释仁为内心之高贵品质，确是大有道理。孔子也正是这个意思，说，如果人人能够节制，照合于理的规矩行事，社会就可以成为仁的社会，而且时间不会久，只要真这样做，就立竿见影。什么是仁的社会？是社会中的人，行事都合于仁的要求，这要求是．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德方面的高要求，就全社会说是理想；就一己说呢，即使仍须算作理想，总是应该勉为其难的理想。勉为的所求就是“归仁”。关于仁在人生中以及社会中的高贵性和重要性，前面谈“利他”、谈“道德”的时候已经说了不少，这里不避重复，是想由“穷则独善其身”的角度，再强调一下，以期对己身的进德修业能有些助益。

再强调，是因为归仁并不容易。阻力还不很少。其一是“利”。这是总括的名称，分说就会多到无限。但性质却是单纯的，是指一切能够使己身存活，一般还要进一步，能够使己身幸福甚至心满意足的条件江且不说心满意足，单说存活加一点点幸福的要求，所需己身之外的事物就太多了口甲这样，乙也是这样，而不少事物是有限的，于是就难免，甲得死乙不能得，乙得则甲不能得。遇到这种情况，荀子的推论是争。可是仁的要求则相反，是让。这显然很难，尤其是对于存活和幸福会有大影响的时候。其二，还有个助威的阻力是“世风”。这是指为了私利，或说为了发财，为了享乐，多数人无所不为的风气。我们都知道，一个社会里指导生活的力量，以风气为最大。举最微末的装束为例，新才子佳人，有几个出入公共场所，不西其服、高其跟的呢？何况发财的大事，如屈原之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视财富如浮云，就太难了、而说起发财，显然就要当钱不让，也就只能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背道而驰了。实际是比不让更甚，如我们的目所见，耳所闻，有大量的人，用自己的所有，换钱。这所有，可以是管大大小小事之权，可以是持刀执杖之力，可以是造各种伪品之巧，等等，总之，都是己所不欲，施于人。其结果呢，有不少人真就发了。这之后，必是享尽人间之乐，出尽人间的风头，或说获得众人艳羡的荣誉。世风如此，如果没有颜渊那样的修养，不随大流，也己所不欲，施于人，总是太难了。其三，还有个道术方面的阻力，也不可忽视。这是为了治平，要怎样看世间的有些人，或绝大多数人。孔孟推崇仁义，是把一切人，至少是本质上，都看作好人，所以应世之道是善意对人。法家韩非、李斯之流就不是这样，他们不管人好人坏，都看作富国强兵（也就是抬高君主的地位和扩张君主的利益）的工具。工具的价值在于有用，所以对待的办法是鞭策：听话或有功就赏，反之就严刑峻法。严刑峻法是己所不欲，可是施于人，显然就与仁背道而驰了。后世还有更甚的，是把有些人看作坏人，所以对应之道是仇视，并进而用各种以力为后盾的办法压倒之。压倒，如果是对自己，当然是非所欲，可是施于人，也就与仁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总之，人立身处世，不管考虑身为还是考虑身外，归仁都如逆水行舟，要费大力，而转过头来变为顺流而下，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归仁难，为什么还应该这样？理由也不只一种。其一是，为了个人能够活得安适，就不能不有个人与人间以仁的精神相处的社会。这意思，前面已经谈过，是，人是社会动物，没有社会的互助就不能活，至少是不能活得好。互助是由善意出发，也可能施而没有受报，可是不计利害，这是仁。在世风日下的时代，这样的事也还是不少见，如路遇病人，并不相识，却慷慨解囊，送往医院，甚至下水救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都是此类．试想，如果社会中人与人都这样相待，这个社会就成为温暖的，生于其中就会感到安适，快乐。如果走向反面，闭门家中坐，担心红卫英雄会来抄家，出门，担心梁上君子会来撬锁，长年累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活就成为既太难又太苦了。所以专是为了社会安定，或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个人活得安心，也要人人都归仁，而不要走向反面。其二，应该归仁的理由还有玄远的，甚至高尚的，是上面所引朱熹所说，仁是“本心之全德”。德是遵守道德规律的一种性格，或一种力量。这力量，康德视为神秘的，所以表示敬畏。何以值得敬畏？是因为有些事物，情欲想取，它却出来阻止，而且生效，真就不取；或反面，情欲很怕（如有生命危险），它却出来督促，而且生效，真就不怕，去赴汤跟火。这样说，德就成为辨别是非并取是舍非的一种内在的力量，这力量从哪里来？孔孟说是由天命来，宋儒说是由天理来；我们现在看，似乎可以从天上拉到人间，说是由文化教养来。就说只是慢慢教养而成的吧，总是不容易，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异的一点点，想来就是这个。回到朱熹的话，仁是本心之全德，遵守道德规律，归仁，以善意对人，就成为当然的了。事实也正是这样，比如分我们的所求为情欲的和道德的两类，道德的求而得是“心安理得”，力量也并不小，从而所得也并不轻。所以，只是为了求心安理得，我们也应该走归仁一条路。其三，应该归仁，理由还可以从打小算盘来。这是以善意对人，日久天长，必致换来善意。试想，这样处世，无论居家或外出，所接触都是如至亲好友，专由情绪方面说，也是合算的吧？

以上说归仁是应然，是不是也能然呢？上面曾说不容易，所以化难为能，就要建树一些保障有成的条件。自然，最好是有个仁道大行的社会，如《镜花缘》所描画的君子国那样．但我们不能俟河之情，所以只好“穷则独善其身”。这保障有成的条件，由重到轻，我想到的有三个。其一最根本，是《庄子?天道》篇所记尧的话：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傲慢）无告（无依靠之人）不废穷民，苦（伤痛）死者，嘉（喜爱）孺子而哀（怜悯）妇人。此吾所以用心也。

这是说，要有悲天悯人之怀，即孟子所说“不忍人之心”。这怀，这心，都来于爱人生，因而也就爱自己的同类，没有这样的胸怀，如张献忠之流，以杀人为娱乐，如红卫英雄之流，以整人为正义，即使口中还替天行道，手下却是离仁太远了。其二，由情怀略降到知或信，是经过考虑或不经过考虑，确认仁与利相比，仁的价值高，利的价值低。坚信这个，遇到仁与利不可得兼的时候，才会舍利而取仁。其三是要养成利他的习惯，使习惯成自然，万－遇到仁与利有大冲突的情境，也会毫不费力就舍利而取仁。这样立身处世，盖棺之前算帐，在俗世之利项内，也许损失不少吧？大概会是这样。但是也不无收获，这是心安理得。如果竟是这样，那就应该想到，这是古今圣贤企求而未必能得的，今由归仁而得之，甚至可以含笑于地下了吧？

五七 取义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仁和义有密切关系。孟子见梁惠王，说自己的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开宗明义就是“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子推仁为至上德，也重视义，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借子路之口）。这样说，义也是一种美德。与仁有没有分别呢？应该有分别，分别是：仁是指明应该做什么；义只是说，凡是应该做的就一定要做，凡是不应该做的就一定不要做；仁有具体内容，是“爱人”，义没有，应该不应该，要另找标准。但义是一种道德的约束力量，善行之能否见于实行，要看这约束力量的能否有效，所以，至少是在某些时候（比如知而未必能行的时候），它就像是更加重要。孟子就是这样看的，在《告子上》篇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避）也。

在同一篇还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这就表示，有了善心，还要坚决付诸实行，这坚决就是义，甚至生死的重要关头也不踌躇，此之谓舍生取义。显然，人，立身处世，取法乎上，就应该取义，即当做的，无论如何艰险也要做，不当做的，无论如何难于节制也要不做。

当做则做，不当做则不做，作为一项行事的原则，或说一种德，估计不会有人反对。问题来于过渡到具体内容，即某一事，当做还是不当做，或者说，做了，合于义还是不合于义，不同的人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这不同的人是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则看法不同的可能就几乎会成为必然。单说不同时代，君辱臣死，旧时代看作大义，辛亥革命以后，除了少数遗老遗少以外，还有谁这样看呢？这看法的不同还会表现在同一个时代，举个不大不小的近事为例，文革初期的除四旧，在除的人看来，当然是义，被除的人呢，也会相信是义吗？对于某一事，如此做义不义，看法的分歧关系不大，反正逝水不能倒流，过去就过去了。但这会使我们想到一个大问题，是某一事，做之前，如何断定是义还是不义？显然，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取义、舍不义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因为不知道是义还是不义，也就难定取舍，必致行止两难了。

这两难的情况大概不会很多，因为人的一生，所经厉的绝大部分是家常小事，这一般是依习惯处理，不会碰到需要分辨义还是不义的问题。但也会有例外，比如一个不远不近的人请吃饭，疑惑他的钱可能来路不正，赴宴与否就会牵涉到义还是不义的问题，也就会进退两难。不过这类事究竟关系不大，不多思考也可以。关系大的通常是非家常的大事。可以是家门之内的，如多年夫妻，反目，有子女，有意离异，离还是不离，就可能牵涉到义还是不义的问题。绝大多数是家门之外的，比如政场有斗争，不管左袒还是右袒，就都躲不开义还是不义的问题。有问题，要解决，这就不能不有个分辨是非的标准。找到个标准不难，困难的是这个标准也能说服别人。换句话说，是别人也可能有另外的标准。标准不同，对于同一事，就会有的人看作义，有的人看作不义。这样的分歧如何处理？理论上可以论辩，实际上却常常是，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就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行其是，如果不势均力敌，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参战，罗素反战，政府说而不服，就只好把他关在监狱里。关，身像是服了，心当然没服，因为他不会放弃他的分辨义还是不义的标准。

可见关系重大的是分辨是（义）非（不义）的标准。标准来路不同，深度广度不同，也不可免地有是非间题。就一般人说，判断某一事的是与非，总是凭直觉，即想不到还要什么标准。以救死扶伤为例，某甲，两次遇见有死亡危险的人，乙是因车祸，丙是因自杀，都尽全力抢救，他自己，以及路人，都认为他是做了好事。如果有的人有穷理之癖，问这位做好事的，自杀，是本人觉得生不如死，你违反本人意愿让他不死，对吗？如果这位某甲受了穷理癖的传染，也深入思索，他就会感到惶惑，因为他并未[此下有数行PDF未扫描上]不合理。实例多得很，大小各举两种：如信最高统治者为神明，惯于山呼万岁，信妇女守节为大德，请求旌表，是大的；厚葬，多生，是小的。其二是时风，即城乡，大街小巷，三教九流，都觉得如何如何才光彩。同样，这众人趋之若鹜的，可能真就光彩。但也可能隐藏着大问题，如发财、享受（或重点是阔气）第一就是这样。时风有力，力来自人多势众，传统更有力，因为于人多势众之外，还有时间长。这情况使我们不能不想到一个大问题，是标准未必靠得住，遇事，断定义还是不义就成为大难，怎么办？

一种理想的办法是，洞察人生，广参学理，然后一以贯之。这是遇事，决定如何处理，不仅知其当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古今中外，有不少贤哲就是这样。但贤哲终归是少数；又这一以贯之常常未必能合于时宜，也就会坐而可言，起而不能实行。只好实事求是，在标准方面不求全责备口这精神是，理想高，力有所不及，但又不能裹足不前，就只好退而安于其次，是信己之所信。仍以救死扶伤为例，见人自杀，因为相信（或并不觉得）活比死好，就尽力抢救，而不问活着是否真比死好，以及这不想活的人活着是否真比死好。这种退而安于其次的办法，不得已之外，也未尝不可以找到积极的理由。其一是，这判断是非的标准，就其成品说是常识，常识是群体长时期首肯的，它就一定含有合理的成分，或者说，有用的成分。其二，照己之所信做，即使这所信未必合理，专就信受奉行说还是可取的。举例说，旧时代有不少妇女相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因而甚至为未成婚的丈夫终身守节，我们今天看，这所信是错了，但对于信己之所信，并进而实行的人，我们还是应该怜悯并加些钦佩之情的。当然，如果对于常识的所信，能够不人云亦云，而是经过思辨之后再决定接受或不接受，那就更好。

思辨的结果，有可能合于传统和时风（包括自上而下的命令），也有可能不合于传统和时风，如何处理？只能都信己之所信，因为信己之所不信是既背理又背德的。然后是行己之所信，这就是取义。其反面，行己之所不信，是委曲求全，甚至作伪，义也就化为空无了。这样说，是立身处世，对于非家常的大事，判定是非，标准可以（不是最好）不深究，而判定是非之后，就要坚决取义而舍不义，甚至如孟子所说，舍生也在所不惜。这所说也许过于理想吗？走上大街看看，确是这样，因为摩肩接踵，有不少人是为私利而无所不为，根本就想不到还有义和不义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强调取义呢？也只是希望，有些人，即使不会很多，还能够“穷则独善其身”而已。

五八 老年

《论语》有“未知生，焉知死”的话，这里用“六经皆我注脚”法，说我们知道有生必有死，却苦于不能知道我们自己，何以会有生，何时会有死。人胡里胡涂生了，呼吸食息，忙着或慢慢地，送走旧的一天，迎接新的一天，走向哪里？走向尽头，死。可是何时是尽头，除极少数人的特殊情况以外，不知道。但大致可以知道（根据概率），如果尽头不提前，就还有靠近尽头的那一段生涯，我们称为“老”。指实说，是六十岁以后，如果以人生人十今日不稀的情况为准，这老的一段大致相当于人生全程的最后一个四分之一。与前三个四分之一相比，尤其前两个四分之一相比，单看外表，自上而下，头发白了，眼睛花了，面如凝脂变为满脸皱纹，牙齿脱落至少是残缺摇动，走路蹒跚，连个头儿也收缩不少，总之是走下坡路了。

所以人都不欢迎老，或简直说是怕老。尤以现代的妇女为甚。这也难怪，谁愿意花容月貌变为鸡皮鹤发呢？所以如我们所常见，有些年逾不惑的还自信为不减当年，别人叫她一声小什么，心里就感到舒服。怕，有原因，而且不只一项。其一最根本，也就最严重，是老，暗示或明示，乃死之将至，或走近死。说起来颇为凄惨，人是受天命的左右夹攻式的播弄，这左右是，强烈希望活着，却又不得不死。死，在生命旅程的前半，因离得远而显得渺茫；到最后的四分之一，远的移近厂，渺茫也就变为清晰。这清晰，自然看不见，但不会想不到。这想到的景象是老带来的，老就成为送信的，甚至高升为原因，所以就成为不受欢迎的。还不止此也。

其二，老的结果，上面曾经提到，最直接的是精力的衰退。聪明变为迟钝，强记变为健忘，强壮变为衰弱，多艺变为少能，总之，原来能做的不能做了，原来做得好的做不好了。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忘掉当年勇也很难，于是回首当年就难免感到所失太多。这所失都是老的结果，集中为主观感受就成为“不中用”或“无用”。当年也许走南闯北，叱咤风云，因老而成为无用，不要说有特殊地位的，就是一般人，也不能不含泪慨叹吧？

其三，老，有如晚秋的草木，叶片黄落，与春日开花时期相比，就既难看又惨淡。这是说，人，青春时期是美丽的，珍贵的，而老则使这些都化为空无。世上不少才子和佳人，退一步，就是一般人，也必有“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感伤了。

其四，有不少人，老还会使他们失掉权力。权力有大小，如政治性的大，工商性的小，家庭性的更小。有的人政治上有或高或低的位，因老退了，说话就不再管用。小至家门之内，因年老，精力不济，或兼财力不济，说话，可能儿孙就不再听。说了算变为说了不算，除非有庄子“宁曳尾于涂（途）中”的高见或偏见，是难得不伤心的。

其五，是难免多与亲友诀别，也就难免哀伤。人寿不齐，自己的有远近关系的各色人等中，单说年岁不超过自己的，总会有人不能越过古稀，那就本想多聚会儿年，他或她却先走了。这他或她，也许关系很近，如夫或妻，走的走了，剩下的一个，睹物思人，其凄苦就可想而知。稍远，关系也不坏的，如志同道合的朋友，走了一个，剩下的一个也难免，想到当年聚会乏乐，或路过黄公酒垆，就不能不兴起思旧的悲痛。所有这类愁苦，非老年也可能有，但那是偶然，老之后就成为必然。

其六，老，接近死，但还没死，也就同样要活。要活，就不能缺少物质条件。这，至少就理论说，要用劳力换，可是劳动的能力差了，甚至没了，怎么办？高级人物有离休待遇，次高级人物有退休待遇，可有恃而无恐。没有这种待遇的，当然最好能有足够的积蓄。如果这退一步的办法也落了一空，那就只好靠儿女。但这要一，有儿女，二，儿女有扶养能力，三，还有传说的乌鸦反哺之心，幸而三样俱全，每日三餐，端起饭碗，想到人老珠黄，落得靠儿女度日，也总当不是滋味吧？何况这不是滋味的取得也并不容易。那就还有一个据说颇为舒适的退路，进养老院。且不说是否真正舒适，比舒适更为迫切的问题是有没有，能不能进。总之，正如处处可以避雨，却常常不免于淋湿一样，有不少人，因为老，衣食住等条件就成了问题，其境遇自然就成为吃不饱、穿不暖。到这种时候，唯心就行不通了，而是恰好相反，心由境造，必成为苦不堪言。

其七，但唯心也仍然会起作用，这是指衣食不成问题的，还不免于有两种心情，一种较清晰，是孤独之感，或被人忘却之感。年轻人（也可兼壮年），有用，可爱，或单枪匹马，只是有用，或只是可爱，总之，有可取之点，就不会门前冷落车马稀。老了，有用变为无用，可爱变为无可爱，即使偶尔有人上门，也大多是依俗礼来表示存问，心里未必是火热的，何况这偶尔也经常是可望而难于成为现实。人，除了有解脱宏愿，甘心住茅棚参禅的信士弟子以外，有谁能忍受，身尚在而像是世间已不觉得有此人的冷漠待遇呢？但情势又不允许用什么办法乞怜，勉强一些人，相识的，不相识的，也年老的，不老的，村的，俏的，登堂入室，来凑凑热闹。万不得已，只好希望有个老伴，晨昏在室内活动，以显示还有人知道，自己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慰情聊胜无。但这要有老伴；有的人没有，那就真是孤独而又孤独了。这种苦是一种心情的苦，感到穷途末路的苦，至少是有些人，其难忍程度会不下于吃不饱穿不暖的。

其八，还有一种较模糊的心情，是日长如小年，难于消遣。这心情有复杂的来源。一种是无事可做，或说没有什么任务需要完成。无事，身闲，心反而容易不闲，所以也就不能安然。另一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觉得做什么都不再有意思，但一昼夜仍是二十四小时，也就成为难挨。还有一种，是原来占据时间的幻想和工作之外的多种活动没有了，时间就像是由短变长，度日也就成为较难。这种心情的难，局外人体会不到，所以甚至推想为老年人的清福；其实呢，老年人同样是不能适应过于清的。

以上老年的多种情况，还可以总而言之，是先为天所弃，接着也就为人所弃。为所弃，于是成为无足轻重，至少是感到无足轻重。这是苦，佛家所说四苦（生老病死）中的一种苦，老苦。如何对待？依照王阳明的想法，行之前先要能知，那就从认识谈起。世俗，也有把一部分人的老看作幸福的，如郭子仪之流是福禄寿三全，或一般乡里富翁，是福寿双全。这是因为，天灾人祸，生路过于艰险，少数人化险为夷，衣食不愁，而且高寿，世间罕见，就像是很幸福了。不视老为苦，也有非世俗的，如《庄子?大宗师》篇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就认为老可以使人获得安逸。不过《庄子》的态度不是一以贯之的，如在《天地》篇又说：“寿则多辱。”辱指什么，下文没有正面说，由“鹑衣而毅食，鸟行而无彰”的圣人之道推想，辱是来于执着，多有所求，也许与孔子所说“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是一路。世俗之见是有所求，但不高，只是“实其腹”，这祥，腹实不实就都可以“虚其心”。“佚我以老”和“戒之在得”的所求是安分。两者都可以归入以静求心安一流。还有以动求心安的，那是“老骥伏杨，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但又殊途而同归，即趋乐避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