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说，最重要的是，报酬递增率再也不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无法分析的一片混沌了”。
侵犯神圣之地
1982年，阿瑟突然发现，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气氛已经远不如以前那样宜人了。迅速恶化的冷战使这个研究所美苏双方人员的关系降到了只能维持表面客气的地步。里根政府因为急于要使美国人避免在与苏联这个邪恶帝国的接触中堕落变坏，突然把美国人撤出了这个组织。阿瑟对离开研究所感到很难过，与苏联同事共事曾使他感到非常愉快，总不可能在一个哈波斯堡宫殿里揍一个军官吧？但事情的结果还算不错，阿瑟结束了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工作之后到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教授。在斯坦福，他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声誉似乎对他十分有利。在快要结束他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工作之前，系主任召见了他。“要让你留下来需要什么条件？”
“嗯，我知道有一个终身教授的位置正空缺着。”阿瑟说。他已经得到了世界银行、伦敦经济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许诺，所以心里有底。
系主任大吃一惊。终身教授是一个具有崇高荣誉的职位，一般只授给最有声誉的研究者。终身教授实际上是一个终身职位。“我们不拿终身教授的职位作为讨价还价的条件。”她申明。
阿瑟说：“我并不是在讨价还价，而是你在问我留下来要什么条件。”
因此他们就给了他终身教授的职位。1983年，三十七岁的阿瑟成为人口研究与经济学系主任和终身教授。他笑着说：“这是我在学术领域得到的第一个永久性工作。”他是斯坦福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时刻。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并不指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再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尽管他的经济学同事们也许更欣赏他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许多人似乎仍然觉得他的报酬递增率经济学的概念难以接受。
公平地说，许多经济学家还是很乐意接受他的观点的，有些人甚至对他的观点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但对他最致命的批评也确实几乎总是来自美国人。在斯坦福工作使他只能面对这一事实。“我在加拉加斯谈我的观点不会汗流浃背，在维也纳谈我的观点也不会冒汗，但我只要在美国谈我的观点就要大吃苦头。只要一听到我说报酬递增率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美国人就变得愤愤然起来。”
美国人对报酬递增率经济学的敌意让阿瑟感到困惑不解。阿瑟知道这敌意有一部分是因为美国人对数学公式的热衷。毕竟，如果你毕生都在证明市场均衡的定律、市场均衡的独特性和市场均衡的效率，那么，当有人走过来对你说，市场平衡的道理有些可疑时，你肯定不会很高兴。就像经济学家约翰.黑克斯（John R．Hicks）1939年所写的那样，当他看清了报酬递增率的真正含义时惊恐万状。“它威胁到要毁坏大部分的经济学理论。”
但阿瑟感到，美国人对报酬递增率的敌意比这来得还要深刻得多。美国的经济学家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同行都更加热情地献身于自由市场原则，并以此而著称。事实上，当时里根政府正忙着削减税收、废弃联邦规定、将联邦服务设施“私有化”，总之是在把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当做一种国家宗教。阿瑟后来逐渐认识到，美国人之所以对自由市场原则如此热衷，是因为自由市场的理想已经和美国人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解放的理想紧紧联在了一起。这两个理想都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即，当人们都能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社会就会处于最佳运转状态中。
阿瑟说：“每一个民主国家都得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你让人们都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你怎样去获得整体的利益？在德国，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人人都关注自家窗外的他人。人们会径直走过来对你说：‘给这婴儿带上帽子！’”
在英国，人们让一伙聪明人高高在上地掌管所有这些事。英国人会说：“噢，对了，我们有专司其职的皇家委员会，由某某勋爵当主席。我们会把你们的一切利益都考虑进去的。明天你家后院就会有一个核反应堆了。”
但在美国，人们的理想是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或就像阿瑟说的那样，“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约翰.维恩（美国西部牛仔片明星），端着枪到处跑。”无论这一理想在现实面前已经做出了多大程度上的让步，但在美国人的心中它仍然具有神秘的力量。
而报酬递增率却正击中了这股神秘力量的心脏。如果一件件偶然的小事能够给你带来多种可能的结果，那么你实际上选择的就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这意味着，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也许并不能让人们获得所有可能性中的最佳结果。就这样，鼓吹报酬递增率使阿瑟无辜地闯进了一个雷区。
嗯，他不得不承认他已经受到了多次警告。
他回忆说，那是在1980年，他应邀去布达佩斯科学院作一系列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的演讲。有一天晚上，在布达佩斯州际旅馆的酒吧里，他和学术界人物马丽娅.奥古斯蒂诺薇克（Maria Augusztinovics）闲聊。一手端了杯苏格兰威士忌酒，一手夹着一枝香烟的奥古斯蒂诺薇克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她的几任丈夫都是匈牙利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而且她还是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在匈牙利政府中有很高的地位。据说她可以把官僚们当早餐吃。阿瑟不觉得这个说法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她问阿瑟，你近来一直在做些什么研究？于是阿瑟就开始向她热情地介绍他的报酬递增率。“它能够解释许多问题，所有这些过程和特有形式。”他最后总结说。
奥古斯蒂诺薇克对于什么是西方经济学家应该遵循的哲学观念非常了解。所以她同情地看着他说：“他们会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她是对的，1982年到1987年的这段日子真令我生畏。我的头发就是在那段时间变白的。”
阿瑟不得不承认，是他自己给自己造成了这巨大的痛苦。“假如我是一个从内心就对经济学忠贞不二的人，那么整件事的发展也许会顺利些。但我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圈内的人，我是后来加入进来的。”
但他具有爱尔兰人的叛逆性格，而且他也没有情绪为讨好经济学的主流而把自己的想法用众多经济学术语和假模假式的分析包装起来。这铸成了他严重的战略性错误：1983年夏天，当他为正式发表而撰写他的第一篇关于报酬递增率的论文时，他是用直白朴素的英文写的。
他解释说：“当时我相信我所写的对经济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决定用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写，这样就能使本科生也能读懂。我认为那种华丽的数学公式反而会影响我的论说。而且我认为，嘿，我以前不是已经发表过数学性很强的论文了吗？我不再需要证明什么了。”
这可大错特错了。他说，如果他以前还没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很快他就明白了。理论经济学家对数学技术的运用就像森林里的大牡鹿用它的鹿角一样：用它来进行相互之间的搏斗，用它来建立自己的统治。而一个不用自己鹿角的牡鹿就会什么都不是。幸运的是，阿瑟那年秋天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已经把这篇论文的手稿作为工作报告非正式地散发了。而正式论文在那以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未得到发表。
1984年初，美国最富声誉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寄回了他的论文，并附了一封总编写的回信。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是，“没戏！”《经济学季刊》在寄还他的论文时说，季刊的读者不会认为此文有什么技术上的错误，只是他们也不会承认此文所描述的这项研究有任何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