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全美排名第50到100的商学院的MBA，就不那么运气。他们毕业三年后的平均年薪低于9万美元。这虽然是不错的收入，但看看读MBA的投资、毕业后留下的债务，就不能简单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了。最糟的是四流的商学院。那里的MBA，毕业找到个管理的饭碗就算不错了，因为如今蒸蒸日上的网上大学提供的MBA毕业证书，都可以和这些四流的MBA竞争。一份2002年发表的研究甚至认为，没有证据表明MBA教育和事业成功有直接关系。
不过，MBA并非全面看跌。除了那些名校的MBA外，亚洲市场对MBA需要甚大。大量美国的MBA谋求到亚洲就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2005年2月由美国7所名校举办的一次招聘会中，7个亚洲的职位吸引了337位申请者，竞争十分激烈。哈佛商学院的“亚洲商业俱乐部”拥有160名成员，是该学院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宾夕法尼亚的Wharton商学院，2004年有6.3％的毕业生到亚洲供职，2005年则预计提高到7.5％。只可惜，美国学生语言训练不足，到亚洲求职，常常在第一道关上就被语言卡住。这是目前的MBA课程没有解决的问题。另外，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海外MBA吃香，希望到欧洲修MBA的美国学生越来越多。以伦敦商学院（LondonBusinessSchool）为例，那里的美国学生，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学生都多，甚至多过了英国学生。美国的跨国公司要征服世界，就需要这些全球型的MBA。
MBA如今走进了“创造时代”。这本身并不意味着MBA的出局，而是MBA的泡沫的破灭。MBA的训练，从人际沟通的“软”技巧到专业科技的“硬”知识都有些两头不靠岸。经过改革，MBA还会在新时代发挥其作用。但是，管理万能的神话已经无法维持。用中国人的老观念说，人要学点真本事，不要老“玩虚的”。在管理普及的时代，学管理的人，要多想想自己还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1)
我已经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了一年书了，但仍然感到难以理解我的学生。
2004年离开耶鲁来到萨福克大学任教，许多朋友就警告我：“不要以为哪里都是耶鲁！”
因为像我这样在耶鲁当了几年助教、刚刚拿了教职的人，习惯了和精英学生打交道，容易对别的地方的学生期望太高。对此我当然有心理准备。记得几年前一位师兄找工作，在参加一个小学校的面试时对方问：“我们这里的学生，有一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另一半不希望呆在这里。你怎么对付这样的学生？”他一下子目瞪口呆。另一位师兄在一个黑人的私立大学教书，上了大半学期的课，班上的绝大部分学生还没有买教科书，说是没有钱，可是脚下穿的运动鞋都挺时髦。
相比之下，我算幸运多了。萨福克是个位于波士顿市中心、正在上升的私立学校。其法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在波士顿地区是最大的，只不过是以培养当地的司法人才为主。萨福克的学生，许多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以白人劳工阶层子弟为主力。在面试时同事们告诉我，这里的学生非常尊重老师，学习也很用功，只是不少人来自贫困家庭，上的中学一塌糊涂，学术准备不足，需要更多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学生，成绩非常优异，SAT考到快1400分，和哈佛、耶鲁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来了这里。一位同事还告诉我，她当年就被耶鲁录取，家里没有钱，只好上了一个比萨福克还便宜不少的州立学校。
这些都是萨福克的现实。第一学期，我就碰到了很优异的学生。第二学期中国史课的一个学生，准备读体质人类学的博士，他虽然没有一点中国方面的背景，但入门奇快，讨论起秦始皇和李斯的关系来头头是道。这些学生和哈佛、耶鲁的学生，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当然，大多数学生比较慢，不过读书勤勤恳恳。有两个一年级的女孩子是同屋，合买一本教科书，学得吃力，让我心里十分感动。
但是，问题马上就出来了。第二学期教的一门课，属于必修之列，学生是被迫来学，而且阅读材料也比较难。结果一上来就遇到了“反叛”。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公开问：“我想赚钱！怎么赚钱？我就对这个感兴趣。为什么要学历史？”我措手不及。马上说：“只要能赚钱干什么都行吗？”“对！”对方斩钉截铁。“抢银行如何？”“我不在乎。”我灵机一动，马上开玩笑地说：“可惜你晚生了至少三百年。三百多年前，类似抢银行这种事情在一些地方是合法的。比如17、18世纪的欧洲和美洲，私掠船很盛。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白银，英国错过了这个运气。怎么办？抢人家的！这些私掠船到处在海上打劫运白银的船，实际上就是海盗。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后，王室不经国会批准无权加税。想打仗没有经费怎么办？只好将这些私掠船合法化：只要人家肯和王室分赃，就成了英王的非正规部队。后来许多私掠船的头目，用抢来的钱在加勒比地区开辟蔗糖种植园，激发欧洲的蔗糖消费革命。当时蔗糖业成为世界规模最大、最先进的企业。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的建国，都和这个买卖有关。”我一口气这样讲下去，觉得很自然地把一个荒唐的话题引导到正经的学术主题上，很有些得意。但再看那个学生，已经坐在那里睡着了。
等学期结束，我给了一串F，也就是不及格。临考前就有学生抗议：“这本来应该是一门轻松的历史课。我上别的课很少需要读任何书。上你的课阅读量比别的课加起来还多。”实际上，我一个星期只要求他们读六七十页。这样少的阅读也完不成，怪不得考试惨不忍睹。但一给F，人家还来抗议：“我拿了F，就得花900美元重修这门课。难道我是来这里烧钱的吗？”他们一直闹到院长那里。
我顶住压力，坚决不改成绩。不过，这样的经历帮助我认识美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大学普及了。大部分适龄青年都上了大学。但是，中高产阶级的子弟集中在耶鲁这样的精英大学，劳工阶层的子弟则集中在笔者任教的这种草根大学。按说，这样的草根大学，条件非常好：图书馆、教室都十分气派，教授中名校的博士甚多，学术上有建树的也不少，不少学生也有奖学金，优异者利用这样的机会，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有之，继续到名校读博士的有之。可惜，许多劳工阶层的子弟，在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后，进了大学举足无措，最后被迫辍学。
最近美国大学竞争空前激烈，各校纷纷盯着那些学术优异的学生。劳工阶层的家庭经济资源缺乏，在中小学对孩子训练不足，申请大学时当然竞争不过中高产阶级。所以许多人开始提倡“经济平权”，要学校照顾这些弱势阶层。但是，经济上的弱势，并非劳工阶层的子弟学术表现差的惟一原因。他们的子弟接受高等教育，面临着深刻的文化障碍。这种障碍如果不能超越，平权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这方面，“种族平权”的失败之处，应该成为经济平权的前车之鉴。
所谓“文化障碍”，用一种最有偏见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许多人根本不是“读书的料”，甚至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读好书。他们进大学是出于无奈，而非个人志趣。这当然不是说劳工阶层的子弟一定就不是读书的料，相反，美国的历史一再证明，美国的劳工阶层的子弟屡屡冒出优异之士。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劳工阶层有深刻的反智主义传统，许多人就是在“读书无用论”的文化中长大的。如今社会转型，再不喜欢读书的人也觉得不上大学不行。这却不能说明他们所承载的反智主义文化有所改变。是这种文化，导致他们进了大学白白浪费青春和金钱。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2)
我在《直话直说的政治》和《右翼帝国的生成》两书中，都反复谈到美国有强烈的反智主义传统。从殖民地时代到南北战争后，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上流社会子弟的品行，不涉实务。等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年轻人纷纷投身实业淘金，上大学一度为人所不齿。1863年，后来成为美国心理学奠基人的G·斯坦利哈尔（G。 StanleyHall）作为一个乡村的孩子被WilliamsCollege录取，他的第一个本能就是向同伴隐瞒事实。可是等农场里的孩子发现真相后，他还是被无情地戏弄和嘲笑了一番。
进入20世纪，美国的大学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劳工阶层对之还是敬而远之。后来经过“新政”、“二战”，美国劳工阶层有了各种保障。在1950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制造业十分繁荣。工人的日子过得稳当。高中一毕业，就进工厂、结婚生子。一个人工作养活一家，买车买房，一辈子用不着离开故乡的小镇，干的是粗活，过的是中产阶级的日子。大家在政治上也都一心一意跟着民主党走。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逐白宫的大选日，一直到吃完午饭的时候，尼克松还在领先。等下午劳工阶层一下了班开始投票，局面就翻过来，因为劳工阶层就是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在总统政治中，民主党的优势一直维持到1968年尼克松上台。即使是尼克松上台后，对劳工阶层也不敢得罪。
但是19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迅速转型，制造业纷纷输出国外，高科技和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动力。传统制造业的劳工，眼看就要变成“濒临绝种的动物”。在总统大选时，工会支持的候选人屡战屡败。劳工的日子再也过不稳当了。《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故事最说明问题。麦克莱伦本来是一个医生的儿子，但中学毕业，不想再读书，决定到家乡的工厂做事。他父亲对此还很支持。首先他不是读书的料，常常拿C；其次，那个时代当工人比读书能够更快地升入中产阶级。他22岁当了工头，28岁当了主管，32岁进入管理层，不到40岁时，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住的是带游泳池的房子，开的是新车，妻子从来用不着工作。相比之下，高中毕业再读十几年，拿了博士的幸运者在大学里获得教职，混到快40，常常还没有当上正教授，一年挣不到他的一半。也怪不得人家要嘲笑知识分子是愚腐无用的“鸡蛋脑
袋”呢。可是如今，工厂关门，而且再也不会开张。没有大学文凭，什么工作也别想找得到。风光一时的麦克莱伦只能靠储蓄过日子，坐吃山空，惶惶不可终日。他儿子一看不妙，马上决定无论如何要上大学。
问题是，在这样舒服的劳工阶层长大的孩子，从小受反智主义的影响，除非特异之士，很难产生出对学术的兴趣。如今眼看着父辈失去了昔日的乐园，自己不得已进了大学，以为镀四年金，以后就有出路了。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就像买房子分期付款一样，似乎只要按时缴学费，最后就会拿张文凭。我给学生讲课，从世界的香料贸易、蔗糖贸易、奴隶贸易，一直讲到棉花贸易、石油贸易，分析这些贸易如何塑造了从前近代到近代社会的转型，如何影响大国的兴衰。学生们虽然大多数是学财经方面的专业，但听到这些竟然笑起来，一脸滑稽表情。他们一定觉得我这个“鸡蛋脑袋”里全是些怪念头：香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花这么多钱，耽误了打工的时间，坐在这里就是来听这样的奇谈怪论吗？我讲蒙古帝国对世界贸易的影响时，干脆被学生打断：“你在讲什么？为什么要谈蒙古？我这辈子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这就是劳工阶层反智主义文化的典型表现。父辈的言传身教告诉他们：你只需要关心你眼前看得见的东西。其他那些虚无飘渺事情不用操心，否则就不正常，就是“有病”。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不仅不习惯抽象思维，而且觉得抽象思维是荒唐事：这么胡思乱想的人多少有些心理不正常。他们一进大学，学的全是这些漫无边际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兴趣，考试拿个C或D，甚至不及格。放了学一打工，一小时挣上六七美元，钞票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而且还有时间和女朋友泡。这样的日子有多好！左思右想，还回去念书干什么？于是中断了学业。如今大学在美国虽然几乎全民化，但是在二十多岁的年龄层里，几乎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处于这种辍学状态；而在1960年代末期，这样的人只占1／5。原因也很简单：那时上学的人大多是想上的。现在的大学则是不想上也得上。
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之间的差距，是美国目前最严重的国内问题。”美国教育部2004年的统计表明，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有66％能够在5年之内完成4年制的大学课程；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有41％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4年制的学业。在一些精英大学，几乎每个学生都毕业。但在一些差的大学里，毕业率低得出奇。这里当然有经济原因：穷学生要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常常读到半截就力不可支；富学生则可以专心致志。但是，家庭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学生，她有奖学金，但要维持奖学金，她必须维持一定的平均成绩。这是她做不到的。因此求我高抬贵手。1991年，一个大款跑到波士顿边上剑桥地区最穷的一个小学，对69个二年级的孩子许诺：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就支付你们的大学学费。如今14年过去，当时8岁的孩子现在也已经22岁，到了大学毕业的年龄。但是，这些孩子里，有12位根本没有上大学，16位从大学辍学，25位还在大学中挣扎，只有4位利用这样的机会从大学拿到学士学位。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3)
美国高中产阶级的家长，从孩子三四岁时开始，就担心其未来的竞争力。于是钢琴班、芭蕾班、外语班，一个接着一个的上。选择居住地点，也完全以孩子为中心，哪里的公立学校优异就去哪里，不管房价贵到什么程度。孩子上了中学，又是各种暑期班、补习班，晚上回家家长亲自督促功课。甚至一个家长辞职，专门辅导孩子的学业，从十二三岁就为上大学作准备。许多劳工阶层则宁愿自己去打猎、钓鱼，放下孩子不管。我家邻居有个专门给人看孩子的，几乎没有文化，对孩子动辄训斥，有时弄得孩子直哭。其实当地有各种幼儿园和“学后课程”，很有教育性。但不少劳工阶层的家长，图省钱把孩子托到她这里，下了班来接。这样的早期教育，使孩子两三岁就陷于劣势。其实，劳工阶层的家庭本来并不一定穷。如前所述，在工厂可以比在大学挣得高得多。既然如此，管孩子有什么用呢？如今工厂关了门，孩子一看势头不好，赶紧上大学。家长则说：“你去试试吧，不行再回来。”这样的孩子坐在课堂里也心不在焉，不停地在那里算钱：“我这个小时不得不听课，耽误了打工，损失7美元！我要这样荒唐多久？”他们每上一周的课，就觉得丢了一周的钱。这样还能学好吗？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许多中高产阶级反对“经济平权”的大学录取政策。比如弗吉尼亚大学，是美国顶尖的州立大学。如今该校学生考分越来越高，中高产阶级的子弟越来越多。该校校长卡斯特三世（JohnT。 CasteenIII）自己就是个造船厂工人的孩子。他坚信许多劳工阶层的子弟，面临着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需要社会的扶助。于是，他力图推行向弱势阶层倾斜的录取政策，要学校到本州的一些贫困地区重点招生。但是，该州北部富裕的郊区的选民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歧视，正试图通过立法阻止这样的政策的实施。
这就引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个人的品质而非家庭背景应该是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关键。但是，如今家庭成了培养个人品质的重要因素。真要衡量个人品质，这种品质和家庭背景的相关性已经无法割断。难道父母作出种种牺牲为孩子创造的良好的成长条件，不应该得到奖赏吗？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夫妻有孩子时都还是穷学生，孩子从来都穿旧衣服，5岁了家里也没有车，常常带孩子在雪地里走半个小时去买东西；我有工作后，3000多美元买了辆旧车，在好的学区租最便宜的房子。但是，我们花了3000多美元给孩子买了架新钢琴，找了当地最好的老师，送她上一小时100美元的钢琴课。邻居一个劳工阶层者，她刚刚买了2万美元左右的新车，而且从21岁第一次买车起，从来都买新车，动不动就去加勒比海度假，去打高尔夫球。15年后，两家的境遇很可能不一样，孩子的教育素质肯定会有天
壤之别。社会是否应该把我们付出的牺牲视而不见，而要照顾她的孩子呢？
所谓弱势阶层，是由经济环境和文化行为两方面造成的。“经济平权”的目标，是为弱势阶层创造机会平等。但文化行为的改造，则要靠劳工阶层自己。过去欧洲的贵族，靠的是家徽、爵位、世袭的特权和遗产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如今美国的精英，则靠考分、大学的学位、领导世界开拓经济和科技前沿的个人素质来出人头地。美国的中高产阶级，正在创造一种培养这种素质的文化。他们的孩子，在教育竞争中，不仅有金钱上的优势，更大的优势恐怕是他们的父母本身就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相比之下，劳工阶层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家里找不到学习的榜样，不明白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如果劳工阶层的文化行为不能够及时改造，“经济平权”也不足以弥补他们日益增大的劣势。
第二部分“硬美国”
美国的白人男性，压倒性地支持布什。布什动不动身着牛仔装，模仿的正是传统美国男子汉的气概。可是，他那位看上去斯斯文文的父亲，打仗没有二话就上沙场，他却逃了“越战”，被人称为“草鸡鹰派”（chickenhawk）。他对暴力有偏好。但是，年轻时离橄榄球最近的时刻，就是当啦啦队长。那个称别人是“女人气的男人”的施瓦辛格，靠吃药当了世界健美冠军，给美国社会留下的一大遗产，就是类固醇在青少年中横行。
野蛮反叛文明(1)
野蛮反叛文明——美国的政治与社会转型
布什上台以来，“新保守主义”成为描述其政策的一个最为关键的词汇。但当他进入第二任时，“新保守主义”已经快成了过时的词汇。原因之一，是这种描述不仅缺乏实证性，而且所涵盖的范围也十分有限。第一，“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主张并不仅仅是美国在国际上大胆使用武力，而是在要新征服的边疆进行“国家建设”，创立健全、成熟的民主制度。布什虽然在阿富汗、伊拉克大肆兴兵，但在“国家建设”上偷工减料，人们很难想像阿富汗和伊拉克会成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那样的民主国家。而在对付伊朗和朝鲜的问题上，美国目前连大胆使用武力还谈不上。第二，“新保守主义”仅仅描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根本无法涵盖其内政。外交在很大意义上是内政的外延。况且布什第二任的重点，是放在改革“社会保险”（socialsecurity或译社会安全）制度等内政方面。无法解释布什的对内政策，就无法解释布什主义的实质。
更重要的是，一个总统的政策会根据时局而变动。比如，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时，以“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为旗帜，最多是个温和的保守主义者。他在对外政策上，强调美国在国际上要谦卑一些、不要动不动就拿自己那一套强加于人，似乎要开始回归孤立主义的传统。如今，他不仅成为历史上最为保守的总统，而且执行的是最
傲慢的外交路线。这是当年人们预想不到的。如今，面对他第一任留下的巨额财政赤字和伊战的泥沼，他第二任是否会改变政策？目前还很难预测。一句话，“新保守主义”最多描述了美国短期的国际政策，很难概括其长期的政治走向。
那么，美国政治是否有一个长期的走向？布什主义到底是什么？反映了什么样的趋势？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著名政治评论家巴龙（MichaelBarone）2004年出版的《硬美国，软美国：竞争与溺爱之争以及国家前途之战》（HardAmericaSoftAmerica：Competitionvs。CoddlingandtheBattlefortheNation‘ sFuture）一书所提供的词汇。
巴龙用两个高度戏剧化的形象来描述“硬美国”与“软美国”。在伊拉克，年轻的美国士兵出生入死地进行着一场高度复杂的现代战争：他们不仅要在残酷的地面战中面对抱有必死之决心的强悍敌人，而且还要熟练地操纵高科技装备，通过卫星锁定攻击目标。他们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善战的军队。然而，就是这些士兵，在几年前还是吊儿郎当的青少年，在学校随便混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在美国街头随处可见。美国61％的高中毕业班的学生，每天下了学要打3个小时工，你还指望他们读什么书呢。他们打工，绝不是贫困，而是学校的要求太松，怎么也是个毕业。1950年代的美国，富裕程度远远赶不上今天，但只有5％的高中生课后打工。因为当时苏联不仅有了原子弹，而且卫星上天，给美国带来强烈的危机感，整个教育系统都被调动起来参与这场严酷的竞争。如今，高中生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危机。他们打工的目的，不过是挣点零花钱，买点父母不肯买的时髦衣服、光盘、甚至汽车。他们似乎不在意自己的未来，得过且过。在麦当劳打工的第一天，他们站在收银台后不知所措，连零钱也不会找，弄得顾客在那里排长队。你要把他们和在东京的超级市场打工的高中生一比就知道，他们3个人也顶不了1个日本人。
但是，就是这些不成器的孩子，几年后就变成了英武的战士，在生死场上处惊不乱，独当大任。他们的纪律、勇气、能力，可以和任何精英相比。这样奇迹般的变幻是如何发生的呢？巴龙的结论是：18岁的美国人，生活在“软美国”中。30岁的美国人，则生活在“硬美国”中。这两种美国，造就了不同的美国人。
美国的公立学校体系，是“软美国”的象征。在那里，一切被官僚控制，繁文缛节不可胜数。对孩子娇纵无度，无法管教。功课不好不能批评，因为那会伤了孩子的自尊。甚至孩子行为不轨时也只能袖手旁观，因为一干预就可能侵犯了孩子的权利。几年前一个女学童在校车上被男生性骚扰，家长告了学校，学校立即解雇了没有及时采取行动的校车司机。但那个司机反告学校：我们在业务培训时讲得很清楚，虽然孩子在那里乱作一团，但我如果动了任何一个孩子一个手指头，我就犯法了。我惟一可做的，是用摄像机录下全过程。我一切都按工作规则做，怎么能够因此被解雇？在另一个学校，老师发现班上大部分学生的期末读书报告抄袭，给了这些人不及格，结果家长大怒，告到学校。最后学校推翻不及格的成绩，老师辞职。在纽约，让一个扰乱课堂秩序的学生停学几天，要经过几个月的法律程序，结果学校干脆就不处罚学生。
在这样一个“软”的世界中，你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的系统能够造就出什么人来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当这些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马上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硬美国”：你没有本事就找不到工作，工作表现不好就被解雇，甚至有时忠于职守也会丢掉工作。在战场上，你稍一疏忽就命归黄泉。美国在发达国家中，依然是竞争最自由、最残酷，老板炒雇员最无顾忌的国家。美军的训练，常常像是中世纪的酷刑。在这样一个硬碰硬的环境中，那些不成器的孩子不得不自我重生。最后存活下来的，自然都是好样的。
野蛮反叛文明(2)
“软美国”和“硬美国”虽然并行于当今的现实中，却各有各的历史脉络。美国本来是个“硬”地方。建国之前的新大陆环境就非常严酷。新移民上岸后，在陌生的土地上耕种，第二年收不上东西来，马上就饿死。但是，这里没有欧洲那样压制性的政府，你无助但自由。成功会带来无限度的奖赏。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迅速扩张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时大家奉行的哲学，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工人干活，一周的工钱常常不足4美元，得病就被解雇，工伤就回家，拿不到一分钱，死了白死。年轻人中只有10％有机会上高中。但幸运者却能够取得在欧洲不可能想像的成功。摩根（J。P。Morgan）、洛克菲勒（JohnRockefeller）、卡耐基（AndrewCarnegie）都是在这个时代创立了自己的王朝和一个崭新的经济。当今的联邦储备银行总裁AlanGreenspan说，虽然摩根1914年就去世，但他帮助美国赢得了“二战”。没有他把英国的资本引进美国、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美国在“二战”时就没有取胜所必须的工业基础。洛克菲勒创造性地开发了石油的工业用途。在他之前，这个黑金几乎没有经济价值。卡耐基则一手建立了世界最大的钢铁业。美国的飞机大炮，在“二战”时覆盖全球，也多亏了他奠定的大规模生产的基础。
这些在“硬美国”成功的工业巨子，成功后开始把自己的资产投入慈善业，缔造“软美国”。他们甚至在行善时也像在工业界一样发展出自己的领地。卡耐基建造了几千个图书馆。洛克菲勒则建造了美国的医学研究体系。当一个人为了医学研究到卡耐基那里要钱时，卡耐基马上说：“这是洛克菲勒的领地，找他去！”不过，这些大款的“软美国”，是在“硬”的逻辑上建造的。比如，卡耐基反对分富人的财富，他建图书馆，就是要让那些勤奋、有才能的人有机会像自己一样成功：你不要向我要钱。到图书馆读书去！我给你机会！
美国真正开始变“软”，还是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称为美国的“镀金时代”。富人们急剧积累财富，垄断经济资源，同时也曝出一系列金融丑闻。穷人们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听任无情的市场宰割。这时一些知识精英开始发难，谴责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富人的贪婪，是社会的百病之源。于是，他们要求建立基本的公共卫生标准，改善工作条件，限制公共交通、饮水的收费，制定最低工资线，最终建立起码的福利制度，使弱者得到照顾。共和党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站到了进步主义一边，推动制定了一系列反托拉斯法案，抑制富人的贪婪，要与大款们达成“公正的交易”。
1920年代末的大萧条宣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死刑。进步主义精神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展开，在美国迅速得势。1935年，国会通过了“瓦格纳法案”，保证劳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同年又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保障退休工人的退休金以及单身母亲每个月的生活费。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出台，建立了1小时40美分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一周40个小时的最多工作时间，并禁止了童工。“二战”后的退伍军人法案，等于给退伍军人免费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40年全美只有150万在校大学生。但1947年，竟有120万退伍兵在大学注册。这一法案最终使780万退伍兵受益。他们中大多数在此之前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上大学的。除了教育之外，他们还可以到银行缴1美元的定金就领得购买住房的贷款。美国从一个租房社会演化成一个房主社会，从此开始有了真正的个人住房的房地产业。1965年，约翰逊总统又签署了“医疗保健法案”和“医疗补助法案”，退休人员在领取社会保障金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医疗保险。穷人（包括领取福利的人、残疾人、没有资格领取退休金的老年人）也可以享受一定的医疗服务。
从1933到1969年这36年，秉承进步主义精神和“新政”传统的民主党主宰了美国政治。除了艾森豪威尔的8年总统外，白宫全被民主党把持。即使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在内政上也大致追随“新政”以来的民主党的政策，并于1972年增加了社会保险的福利，所以人们说他“说话像共和党，做事像民主党”。一个温和的福利国家，在此期间缔造而成。
福利制度，使“硬美国”变成了“软美国”。虽然美国的福利还远远赶不上欧洲、日本的那样慷慨，但毕竟保护了弱势阶层，使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人有了再起的机会，使劳工阶层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美国因此变得更文明、更人道，甚至可以说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由此产生的。
但是，这套福利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一，这样庞大的福利体系不仅需要高额的税收来维持，而且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来经营。老百姓要容忍这些官僚阶层操纵自己的生活。第二，保护弱势阶层，如果走得太极端，就等于取消了优胜劣汰的机制，成了保护软弱和无能。
这也不奇怪，这样的“软美国”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1964年约翰逊签署“经济机会法案”，向贫困宣战。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64年的19％下降到1969年的12％。但这个比例在1970年代基本不再下降。在1970年代，贫富分化依然十分严重。最富的20％的美国人拿走了40％的国民总收入。最穷的20％只挣得5％的国民总收入。美国人不得不缴纳高额的税金来维持各种福利计划。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正在丧失竞争力。1975年，失业率达9％，是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在197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维持在接近7％的水平上。同时，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美国的生活水平落在西欧和日本之后。1970年代末的“民调”表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野蛮反叛文明(3)
如果说大萧条是对“硬美国”的致命一击、催生了“新政”以来的“软美国”的话，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就是对“软美国”的审判。这一审判，促发了里根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反叛运动，使共和党逐渐在政治生活中成为主宰。里根公开嘲笑那些领救济的单身母亲是“福利女皇”。保守主义者认为，过分的福利培养了人们对福利的依赖，不愿意出来工作，不对自己的失败负责。因为能够领取福利，单身母亲几乎成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这无疑鼓励了婚外生育。而婚外出生和单亲的孩子，犯罪率大大高于正常的双亲家庭的孩子。同时，进步主义的理念对罪犯过于宽容，把犯罪行为归结于不良的社会影响，似乎犯罪是社会而非个人的责任。特别是由于黑人犯罪率高，一些人由于对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有负疚感，对罪犯就更加心慈手软。结果，在1930－1950年代的低犯罪率社会演化为1960年代的高犯罪率社会。以每10万人中的犯罪数目计，1960年为1126次，1965年为1516次，1970年为2747次。与此同时，监狱人口由1960年的212000跌到1970年的196000。也就是说，犯罪的人越多，进监狱的人越少。罪犯可以逍遥法外。人们走在街上也没有了基本的安全感。
里根革命的主旨，是让政府从人民的生活中走开，拒绝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官僚来主宰社会，强调个人的责任和创造性。自此以后，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民主党人克林顿能够入主白宫8年，也是因为他接受了保守主义的许多理念，采取亲企业的经济政策，消除财政赤字，限制无条件的福利，严厉对付犯罪。所以人们说他和尼克松相反，“讲话像民主党，做事像共和党”。布什接任后，就更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解构新政以来的“软美国”。特别是他连任成功后，直接拿“社会保险”开刀，目标直指“新政”的核心遗产。
值得注意的是，自里根以来，虽然保守主义已经主宰美国的政治生活二十余年，但这一保守主义仍然被媒体称之为“反叛”。能够如此，一是因为这场运动带有强烈的草根性，是基层社会对统治美国的官僚精英的“起义”；一是因为“新政”以来的进步主义理念几乎已经把一个血淋淋的弱肉强食的野蛮国度转化为一个充满温情的文明社会。这一保守主义运动，就是对这一文明的挑战，多少带着些野性。
从人类文明的视野看，这一草根社会的反叛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在公元前431年，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斯发表了《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
在这篇被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下来的传世名作中，伯里克利斯特别强调雅典民主所培养的公民品德：“我们陶冶文雅之品性，但不流于奢华；我们培育知识，却不伤于柔弱。”他敏锐地觉察到，在与蛮性十足的斯巴达进行的殊死一斗的时刻，文明的雅典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不被自己的文明所软化，如何不被奢华和柔弱所腐蚀。
这一洞见，几乎预示着整个人类的历史。每当一个民族达到了高水平的文明后，都会被自己的文明所软化、腐蚀，最后被相对野蛮的民族征服。雅典最后在伯罗奔尼撒之战败在斯巴达手下，后来又被北方“野蛮”的马其顿征服。辉煌的罗马帝国，也在“野蛮”民族的攻击下崩解。中华文明，更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命运。大英帝国，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就是因为被统治贵族软化为“绅士帝国主义”，失去了其蛮性的动力，最终从“日不落之国”走向日薄西山。野性十足的美国从南北战争后逐渐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但立即被一些好心的官僚和知识精英驯化。在过度的保护中，老百姓总觉得自己有许多应得的权利，忘掉个人的责任和生活的残酷，走到1970年代的衰落。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名作《大国的兴衰》中惊呼：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会衰落，而是它能否像大英帝国那样体面地衰落！
从这样的大历史的视野看，保守主义的反叛，是社会中的野蛮主义对文明的反叛：美国拒绝被自己的文明所软化，要通过草根社会的野性而获得再生。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硬美国”和“软美国”的并存，固然能够维持社会良性的平衡，但是，“软美国”永远是建立在“硬美国”的基础之上的。当今的美国，必须是一个硬碰硬的社会。
这一硬碰硬的政治倾向，显然不是布什一届政府的政策取向，而是美国社会文化在最近二十多年由“软”到“硬”的转型的一个总趋势。要知道，即使在“软美国”的时代，“硬美国”也从来没有消失。1950年代由于苏联卫星上天，世界面临核战争的威胁，美国想软也不可能。1959年哈佛大学的前校长科南特出版了《今日美国的高中》一书，强调对那些即将进大学的孩子进行更严格的训练，一下子竟成为最佳畅销书。1963年，高中毕业班的SAT考试成绩创了最高纪录。而这代人，大致就是1946年前后出生的“婴儿潮”的一代，后来又赶上越战的洗礼。以克林顿夫妇、布什、戈尔、克里为代表的当今美国的统治阶层，都属于这一代。他们把自己在硬碰硬的世界中获得的经验，带到了领袖的性格中。现在美国中产阶级的子弟，从三四岁就开始为了进“常青藤”而竞争：钢琴、芭蕾、外语、足球，一个班接着一个班地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9·11”之后，美国变得更加强悍。
野蛮反叛文明(4)
我们在“冷战”时代读到的宣传读物一直在讲美国人如何贪生怕死：在越南战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身上带着用几国文字写好的投降书，根本不准备“英勇就义”。这并不完全是对美国的漫画。美国在世界上的敌人，从来都认为美国人承担不了牺牲，被中产阶级那种汽车洋房的生活方式软化的美国人，缺乏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赴汤蹈火的意志。只要用一百条命换一个美国人的命，美国就会退缩。但是，你翻开报纸，会看到身价百万的橄榄球明星慷慨从戎，战死沙场。华尔街的年轻金融分析家，也抛开自己的黄金屋，作为步兵死在伊拉克。
现在的美国，蛮性正在苏醒。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美国都准备硬碰硬。
黑权(1)
还是在布什总统上任之初，新任国务卿鲍威尔有一天突然在国会的走廊里碰上了著名的纽约黑人议员夏普敦（AlSharpton）。两位顶尖的黑人政治家见面，本应是家常便饭。但这次偶遇，却让媒体十分注意。原因是这两位政坛精英势如水火，几乎没有人看见过他们彼此说过话。如今狭路相逢，可算是有好戏看了。只见鲍威尔彬彬有礼地伸出手去：“夏普敦先生，我们正在试图建立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夏普敦握着鲍威尔的手反唇相讥：“那就让我们等着瞧罢。”
这一场小小的较量象征着两股黑人政治力量的对决。自19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之后，美国黑人的社会、政治走向已开始分化。马丁·路德·金当年年轻的助手杰西·杰克逊以民权运动的掌门人自居，继续领导黑人的政治抗议运动，攻击种族歧视的主流社会，要求白人为过去和现在的种族歧视负责甚至赎罪，进而塑造黑权（blackpower）。1988年杰克逊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虽被杜卡基斯击败，却充分显示了这一运动的实力。后来同情这一运动的克林顿上台，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黑”的总统，不仅号召全民讨论种族问题，而且公开代表美国政府就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向黑人道歉。如今杰克逊被私生子的丑闻困扰，已是廉颇老矣，夏普敦正准备接过民权运动掌门人的权杖，并已宣布竞选总统。
鲍威尔则来自另外一个脉络。民权运动之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社会改革，给黑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些黑人中的优异之士，放弃了杰克逊领导的体制外的政治抗议路线，利用这一机会，走体制内路线，不断在主流社会中晋升。这派人常常不爱谈论自己的肤色，不愿以受害者自居，认为自己与一般美国人拥有大致相同的机会，而且很多在政治上非常保守，被称为“白”黑人。老布什任上，他们中的一员托马斯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不仅有个白人太太，而且对黑人动不动就以种族歧视的受害者的身份向国家要补偿和帮助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这次布什上台后，鲍威尔出将入相，成为美国历史中在权力的阶梯上爬得最高的黑人，莱斯小姐也出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权倾一时，成为体制内路线成功的明证。
不仅政界如此，目前美国各行各业，都有黑人步入领导层。最近《新闻周刊》以封面故事的形式报道了企业界黑人领导层的崛起：谢诺（KennethI。Chenault）于2001年1月成为运通（AmericanExpress）的总裁，奥尼尔（E。StanleyO'Neal）正准备接过美林（MerrillLynch）的领导权，帕森斯（RichardD。Parsons）开始统治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TimeWarner）。这三家美国的顶尖企业，全在“黑权”的控制之下。不过，这三位黑人企业巨头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不愿谈自己的肤色。在被人逼问到种族问题时，他们的解释是：他们是企业领袖，碰巧也是黑人；但他们绝不愿说自己是“黑人企业领袖”。他们不否认他们的肤色，但认为肤色和他们的工作没有关系。不仅如此，他们三人中，有两人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就是出身寒微的奥尼尔，最终也拿了哈佛的MBA，走的完全是白人社会主流的晋升之阶。
他们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无疑要数帕森斯（Parsons）。他曾给前副总统、纽约市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当了8年的助手和律师，以善于调解这个美国最富有的大家族中的矛盾而深受赏识。这位习惯于对付白人豪门中的权力游戏的黑人天才，并非从未因自己的肤色而有过尴尬，但他总能大事化小，举重若轻。比如，一位《纽约时报》的黑人编辑和专栏作家曾搬进一家公寓。不几天，她的白人邻居就上门来问她愿不愿当保姆。这位作家以此证明白人对黑人的偏见，颇作了些文章。Parsons则另有对应之道。1970年代末，洛克菲勒派他去曼哈顿的大都会博物馆处理一场纠纷。他到达后立即向博物馆的律师们自我介绍。可那些人不把他当回事，眼睛直盯着门口，等着洛克菲勒的律师团出现。帕森斯于是故作无意地问：“我们还在等谁呀？”对方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看走了眼，其中一位打量了一下帕森斯，急中生智地说：“天呀，我从来想不到你是这么年轻！”一场小种族危机轻易化解了。在帕森斯这样的黑人看来，社会对我们是有偏见，但社会也在变。你不用受点委屈就大惊小怪，要给别人摆脱偏见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