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美国建国，选举了自己的总统。美国宪法第一节第二条写道：.2
1957－1958年，桑塔格在巴黎大学学习。她曾在纽约市立大学（CityCollegeofNewYork）和SarahLawrence学院当过哲学讲师。1960－1964年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任讲师。后来还在Rutgers大学当了一年驻校作家。在1960年代，她通过著名的左翼杂志《党派评论》和《纽约知识分子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除了《党派评论》，她还成为《纽约书评》、《亚特兰大月刊》、《国家》、Harper‘〖KG－＊6〗s等一系列左翼杂志的撰稿人。她30岁时开始写小说，1960年代末开始拍电影，集小说家、散文家、制片人、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直到2003年还出版了《旁观他人的痛苦》〖WTBX〗（RegardingthePainofOthers）〖WT〗。她不能说高产，但从二十几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创造力旺盛。
桑塔格1960年代在文坛“出道儿”，是196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一个1960年代的
知识分子死于保守主义大盛的21世纪初，本身就有些悲剧色彩。
在桑塔格“出道儿”的时期，知识分子正在美国社会如日中天。霍夫斯塔德（RichardHofstan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2年出版后一纸风行，并于1964年获得普利策奖。在这部书中，Hofstandter严格地把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区别开来。他借用韦伯的话，把一个人是“靠思想活着”还是“为思想活着”作为判别知识分子的标准。那些靠思想活着的人，不过是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谋生，是脑力劳动者。那些为思想活着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牧师那里继承而来的。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强调的就是这种思想的终极价值。
不过，Hofstandter接着说，知识分子并不是牧师。宗教的虔敬和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有本质的冲突。知识分子并不对某一套信条和“真理”有终极承担，而是保持着一种“游戏性”，这和Vablen所谓的“闲散的好奇”（idlecuriosity）颇为近似。因为真理一经被掌握，就失去了光彩。长期为人所知并被广泛信仰的真理，常常会随着时间成为谬误。简单的真理是索然无味的。太多这样的真理就会使真理失去其纯度。所以，一旦知识分子把握了确定的真理，马上就会变得不知足。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追求新的不确定性。一句话，知识分子是一种能够把答案变成问题的人。
事实上，Hofstandter的上述两段话，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知识性两个层面。“为思想而活着”几乎把知识分子定义成了先知：知识分子成为启蒙主义击败了宗教传统后的现代社会中的牧师。而“游戏性”则描述着知识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固守传统价值的宗教形成截然的对立，暗示知识分子能够以其绝无仅有的探险精神指导人类走向不确定的未来。
这样的承担，并非没有原因。现代西方社会是建立在18世纪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上的。但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崛起。“二战”后，知识分子特别感到自己对专制主义的责任。如汉娜·阿伦特等等，穷其一生之力探讨专制主义的起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的知识分子传统，即所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作为世俗的牧师，代表社会良心与政治权力抗争，就对这一代人非常具有吸引力。知识分子常常觉得自己超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上，用自己的知识和道德判断，指导“下面”的各个阶层和集团的活动，把人类带入健康的轨道。所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一动笔，就是人类未来、自由的前途、通向被奴役的道路等等包罗万象、高瞻远瞩的大题目。其中布鲁尔·二世（BertrandRussell）1963年的一段话非常典型：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阿登纳和戴高乐，麦克米伦和盖茨克尔，他们都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终结人权。你，你的家庭，你的朋友，和你的国家将被少数几个残忍但有权力的人的共同决定所消灭。为了赢得这几个人的欢心，所有私人的感情，公共的希望，艺术、知识和思想的成就，以及以后可能有的成就，都将被永远地清除。”
今天你要是听人说这种话，你恐怕会觉得这个人喝醉了。但这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他们对政治权力非常警惕，把自己看成是与这种邪恶的政治权力抗争的社会良心，是世界的最后拯救者，言行举止，充满了烈士般的英雄主义。
桑塔格正是被这样的传统所塑造。严格地说，她不是一个原创型的思想家，而是一个针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的文化普及性作家。这样类型的作家，在世家子弟垄断大学的传统精英社会地位并不高。但196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小民百姓的子弟纷纷拥入大学，挑战传统的WASP（昂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阶层的世袭统治，拒绝因循既有权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反叛，造就了桑塔格的社会基础和她的成功。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2)
桑塔格的一系列公共行动，都代表了这一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新阶层的心声。比如她先到越南反对“越战”，成为左翼反战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言人。但当人们已经把她定义为左翼人士和反共力量的敌人时，她又在1982年公开谴责波兰的戒严法是“戴着人的面具的法西斯主义”，让一些虔诚的左翼找不到北。1989年以后，当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全面推行国家社会主义时，她到了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帮助组织抵抗运动，冒着实实在在的生命危险。她的作品，特别是“反对阐释”，预见了共产主义的失败。乃至匈牙利小说家贡扎ArpadGonz，在苏东解体后作为匈牙利总统访问美国时，出席白宫的宴席时特别邀请了桑塔格。
1989年，桑塔格作为美国笔会的主席，公开谴责伊朗悬赏追杀作家拉什迪。当时一些签名声援拉什迪的文化界人士在伊朗的威胁下已经开始恐惧和动摇，一些相关出版商和书店也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但桑塔格的勇气则使西方文化界最终能够把自由主义的理念贯彻始终，对抗专制的暴力。无怪一些人士指出，伊朗宗教领袖悬赏跨国追杀一个“异端”作家，这是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的前奏。桑塔格是最早与之对抗的人之一。但是，在“9·11”后，她作出即时反应，称美国的媒体充斥着“自以为是的胡言乱语和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并说“9·11”不是主流媒体所谓的“文明和自由受到了懦夫式的攻击”，而是“美国具体的国际政策和国际结盟方式的后果”。如果要用“懦夫”一词的话，就要用在那些在高高的天空上在人家无法还手的距离杀人的人身上，而不是用在那些为了杀人自己也把命赔上的人身上。她呼吁公众反省美国的政策，而不是为廉价的爱国主义所蒙蔽：“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
如笔者在《直话直说的政治》一书中指出的，当时的环境，使这样的言论很难被容忍。桑塔格本人立即受到舆论的围剿。ABC著名的晚间幽默谈话“政治不正确”的主持人BillMaher在9月17日的节目中重复了类似的言论，马上引来大公司撤消对该节目的赞助，被迫出来道歉。不久这个节目也关门。好在桑塔格是独立撰稿人，又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声望，没有人能够解雇她，文章还可以照发。
“二战”后，萦绕于对极权主义和战争的记忆，西方的知识分子，如萨特、罗素等，从书斋走向街头进行政治抗议，希望给社会提供一种道德的声音。桑塔格多少秉承了这一传统，成为反叛运动的一个偶像。不过，19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60年代的大学生，从反叛的主力变为社会的主流，享受着优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在里根主义之下，社会趋向保守。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从“主义”转向“问题”。那些出来为人类指引道路的，会被嘲笑为自以为是。所谓超越具体社会集团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被称为是一种“神话”。所以，桑塔格本人也不愿意自称为知识分子，而宁愿说自己是一位小说家、散文家。另外，多维媒体的迅速发达，使一小部分知识精英再难垄断公共话语，她起家的《党派评论》因失去了自己的位置而关门。桑塔格们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桑塔格不喜欢被人贴标签，不仅拒绝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也拒绝说自己属于1960年代。但是，观其言察其行，她是地道的1960年代知识分子的化身。她有着那种先知先觉的道义承担，拒绝被“左翼”“右翼”之类的标签所化约，保持独立的思想和立场，并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一贯批评者。她属于笔者所谓的“波希米亚”式的独立不羁的文化人。
但是，到1980年代以后，她的读者，即1960年代的波希米亚式的不羁之士，率先结束了
“流浪”和反叛，在社会上安顿下来，成为“波希米亚中产阶层”。她却继续游荡。她没有博士学位，只能在大学临时代课，作独立撰稿人，日子颇为清苦，直到1990年代经济条件才有所改善。不过，那时她早已疾病缠身。她的写作，实际上是在向死刑宣战。这样的经历，使她在其读者已经成为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后，还能保持1960年代的反叛者的视角。说她是1960年代的绝响，恐不为过。
桑塔格之死，对中国的震动似乎比对美国还要大。这多少反映了她代表的那种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情怀和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共鸣。在美国，左翼媒体对她虽然赞誉有加，但右翼媒体则几乎不置一辞，仿佛她已经是个过时的人物，不值得一提。客观地说，桑塔格取得了某种世俗的成功，享受着一个知名作家的盛誉。但是，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看到了她的运动的失败。她究竟能够留下什么知识遗产，现在还无法判断。但是，她悲剧性的失败，多少反映了她这代知识分子的限制和弱点。
第一，知识分子是否能够站在社会之上、而不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们是否能够超越其他利益集团和阶层而有一种更具前瞻性的知识和道德特权、为人类提供方向？从美国草根民主的脉络看，答案是否定的。应该说，现代西方社会确实是建立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精神遗产上。那时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扮演世俗化社会的牧师的角色。但是，那些启蒙思想家，是旧的等级秩序生产的精英。他们所提倡的启蒙精神，是建立一个不同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来行动的平等社会。当这样的社会真正建成、公民能够根据自己的理性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时，就用不着别人来启蒙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启蒙主义的胜利使启蒙者变成了多余的人。所以，桑塔格们的声音，早已被多元媒体中发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声音所淹没。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3)
第二，面对这种多元、平等的社会，知识分子应该为自己的公共性寻找不同的渠道。桑塔格自称从来不在乎、也不看别人对自己的评论，但实际上她看得颇为认真。甚至有人说她在自我推销上精明过人，并且一直非常成功。她喜欢站在启蒙的殿堂向世界发布自己的宣言。为了做到这一点，她有时要向公众释放试探气球，见势头不妙就会改变立场，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她曾赞扬里芬斯塔尔（LeniRiefenstahl），1935年为纳粹制作的宣传片《意志的凯旋》。后来又修改了立场，开始攻击LeniRiefenstahl。她还宣称“白种人是人类的癌症”，后来又收回成言，因为那等于污辱了包括自己在内的癌症患者。即使是在“9·11”后勇敢的言辞，也有明显的失误。她质问为什么公众不注意美国依然对伊拉克进行轰炸，等于像布什一样，把“9·11”和伊拉克联系在一起，虽然目的是截然相反的。
这一“社会良心”的自我意识，使她坚持站在社会之上，迷恋自己的公共知识权威。但是，长久站在社会之上而不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等于让自己脱离了社会，不知道社会中真正发生了什么。同时，抢占能够俯视世界的道德高地，容易让人忽视社区的政治生活，忽视和基层社会的联系。而这也正是保守主义近年来的成功之处。美国的公众，大多数还是听信社区教堂中的牧师，而不是桑塔格这样超越基层社会的启蒙牧师。因此，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虚渺。《党派评论》即使仍然在世，其5000个精英读者也不足以转化世界。
在一个知识权威的分布越来越均质化的高科技、高教育的平等社会，先知式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恐龙。人们要解决的是具体社区内的技术性问题，并对周围的人的生活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把自己摆得太高、太超出常人，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了“圈子知识分子”，只在自己的同仁中有些号召力。在这个意义上，桑塔格之死，并不应该仅仅触发我们的怀旧情绪，而更应该刺激我们思索：在这样一个非先知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具体地介入社会生活，重新建立自己的英雄主义精神传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
乔治·凯南：外交界最后的贵族(1)
被称为“冷战”的“总设计师”的乔治·凯南，在享有101岁的高寿之后，终于撒手人寰。他的去世，不仅使世界失去了最后一个“冷战”的全程见证者和参与者，也使我们彻底告别了外交的贵族时代。
外交界最后的贵族
乔治·凯南的成名，在于他1946年作为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向国务院发回的八千多字的“长电报”。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美国和苏联还是名义上的盟友。经过“二战”的患难与共，美国的许多人还对苏联充满幻想，希望大家一道投入战后的重建。乔治·凯南当时是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发现自己到处都被跟踪，亲身体会到苏联的敌意。同时，他又是长期研究苏联的专家。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加上他多年的学术训练，使他最早放弃了对苏联的幻想，呼吁美国准备即将开始的“冷战”。
不仅他的呼吁通过这一著名的“长电报”打动了美国的决策者，而且他所构想的“冷战”策略，也成为美国“冷战”期间基本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苏联的制度难以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社会竞争，美国对苏联，要采取遏制的战略，即只有当苏联侵犯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时，才坚决与之对抗，在一般情况下，美国应该投身于国际社会的战后重建，防止苏联的势力继续扩散。他最著名的一段话是：“我们必须有勇气和信心，坚持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念。我们在对付共产主义苏联时最大的危险，就是把自己也变得像我们所反对的人一样。”在他看来，斯大林对苏联被西方包围充满恐惧，就是因为他感觉到苏联的制度很难和民主国家竞争。美国则应该对自己充满信心，处惊不乱。
然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很快就偏离了乔治·凯南的自信哲学，转入了恐惧。在1950年代，美国的恐共症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导致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并展开了反共大清洗，许多乔治·凯南的朋友都受到了牵连。与此同时，美苏又开始了核军备竞赛，大家心里越慌就越要造武器，不仅消耗了资源而且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让乔治·凯南痛心疾首。但乔治·凯南最反对的，恐怕还是“越战”。他在美国派兵之前，就声言印度支那没有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不应该卷入。甚至到了“冷战”结束后，他还公开反对克林顿政府扩张北约的政策，认为把北约扩张到俄罗斯的边境，只会无端刺激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不利于俄罗斯的民主转型。这个“冷战”的设计师，实际上倒像个左翼的鸽派。
纵观乔治·凯南一生，他的外交政策和哲学，都能够坚守稳定的信条，不随着公共意见左右摇摆、面临重大挑战时沉不住气而走极端。他坚持外交政策必须以国际社会的现实为基础，而不要受国内政治利益的影响。他觉得公众的意见起落不定，变化无常，需要有能够超越公共之上的人物来把握方向。可以说，在一个平民社会中，他是一个贵族。
这种贵族气质，和他的成长经历不可分。他自幼丧母，8岁到了德国，在继母的监护下，在Kassel学习德语，据说那个地方的德语是最为纯净标准的。后来他又掌握了法语、波兰语、捷克语、葡萄牙语和挪威语。他曾在威斯康星州的圣约翰西北军事学院受训，随即到了普林斯顿，并于1925年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决定去外交界。几十年后他称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职业选择上的明智决定。”1927年，他到日内瓦和汉堡任副领事；接着，又获得了进修的机会，进入柏林大学。他看准美国和苏联早晚会建立正常关系，于是决定学习俄语。1933年美苏关系开通，他自然成为驻苏的外交家，在几个边远地区的大使馆任三等秘书。1935到1936年和1944到1946年间，他两次被调到莫斯科服务。
这样丰富的海外经验和精英教育，使他和国内的老百姓看问题大不相同。这也使他多少相信，老百姓的知识和判断力，不足以成为公共决策的基础。大概也正是如此，他在美国政治中并不成功，最终接受了老友、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邀请，跑到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任职，与爱因斯坦等最顶尖的人类智者为伍，成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也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于1993年提出美国要建立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非政治性的“国务委员会”，把全国一流的“大脑”集中在一起，就长期的政策问题对政府各个部门提供建议。这一构想，颇有些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的“理想国”之余韵，也颇能看得出他与美国草根民主政治的格格不入。他一直认为，美国20世纪的外交政策缺乏焦点，摇来摆去，受国内公众意见的影响太大。他始终不忘在美国建立他的“理想国”，为世界提供一个榜样。
历史误会的历史学家
虽然媒体把他誉为“冷战之父”、美国最伟大的职业外交家之一。不过，我却更愿意把他称为历史学家，而且是个被历史误会的历史学家。
不错，乔治·凯南确实最早提出对苏联的遏制学说，直接促发了美国的“冷战”战略。他也确实是一位职业外交家。但是，他的“冷战”思路，并没有被决策者们遵守。他在政界也一直是个圈外人。他登上外交生涯的顶峰，恐怕是1952年出任驻苏大使。但是，这一职位也仅仅延续了5个月。与此相对，他最稳定、最持久的职位，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研究员，和爱因斯坦等人类第一流的“大脑”是同事。他一生写了22本书，两获普利策奖。即使在政治和外交上，他的最大贡献还是他的笔，而不是他的外交活动。用美国前国务卿DeanAcheson的话来说：“乔治带来的麻烦是，他的笔是如此优美，乃至他可以在任何事情上都说服你。”
乔治·凯南：外交界最后的贵族(2)
他扮演历史决定性的角色，是在1946年，即他第二次在莫斯科任职期间的后期。1946年2月，他作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向华盛顿发回了著名的“长电报”。这个电报有8000字之多，并且为了避开苏联方面的警觉，分5次发出。在这个电报中，他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苏联的制度、行为和心态，指出苏联领导层对自己的制度能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竞争毫无自信，时时觉得自己正在陷入这些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草木皆兵。所以，他提醒美国政府放弃与苏联合作的幻想，准备与之进行长期的对峙。这一长电报，后来以X的笔名，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震动华盛顿。乔治·凯南也一举成名。
这一夜之间的盛名绝非偶然。在美国，没有人比乔治·凯南更懂苏联。他讲一口完美无缺的俄语，直接观察了苏联老百姓自1930年代以来所经受的苦难。他认为，在未来的美苏对峙中，美国的制度将显示出无可非议的优越性，最终世界会天下归心，美国会获得“冷战”的胜利。所以，他主张美国进行政治动员，而非军事动员。作为马歇尔计划的设计师，他认为美国应该帮助那些战后饥寒交迫的国家，不要让走投无路的老百姓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这样才可以遏制苏联。1948年，他提出秘密报告，建议通过“政治战争”主动出击，击退苏联的扩张。这一“政治战争”的计划，实际上是一场意识形态战，包括后来建立的“欧洲自由电台”。“冷战”后，哈维尔和瓦文萨等东欧的前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领袖，都为此向他表示感谢。但是，“政治战争”的构思实现起来马上超出了他的预想。其中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央情报局中建立的“政策协调办公室”。短短4年，这个办公室指挥着数千特务人员在全球展开活动。1975年当乔治·凯南在参议院作证时，他说“政治战争”的主意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
他这样的反省，和他原初的理念实际上是一致的。他认为只有在苏联挑战美国的根本利益时，美国才应该和它有直接的军事对抗。在一般条件下，美苏的竞争应该在政治层面进行，而不必有武力和阴谋的介入。只要美国把自由世界建设好，苏联会自己垮掉。
但是，美国的决策者并没有听从他的忠告，陷入恐共症中不能自拔。在国内，麦卡锡主义横行，展开了红色清洗，许多乔治·凯南的朋友受到牵连。在国际上，美国因为过度恐惧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展开了核竞赛。而乔治·凯南于1952年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一上任就被到处跟踪，愤怒至极，在欧洲被记者问及在苏联生活的感受时，干脆说那里的日子和在纳粹集中营里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莫斯科他还能够在严密监护下上街走走，这一下得罪了斯大林。他马上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任。在此之后，他很快被意见不同的国务卿杜勒斯挤出外交界，此时才50岁。退出官场后，他精力旺盛，不停地著书立说，在广泛的外交事务中发言，成为美国国际事务方面重要的意见领袖，并为分析“冷战”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声音，一直到1990年代还十分活跃。
乔治·凯南为美国外交留下的遗产，主要是思想上的而非政策上的。在他看来，“冷战”
是美苏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胜败一看便知。美国应该自信而不是恐惧。他反对朝鲜战争的扩大，曾经和苏联方面进行秘密会谈，一度导致了朝鲜战场的停火；他主张利用斯大林去世的机会，支持苏联内部的改革派，避免军备竞赛的升级；大概是出于对德国文化的热爱，同时也基于他那种自由的国家自然会倒向自由的信念，他甚至提出建立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美苏双方同时从德国撤军，这一提案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多少也预示了“冷战”后德国的命运；他坚决反对“越战”，认为那里没有美国的根本利益；他甚至反对克林顿时代的北约扩张，认为那会激发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妨碍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一句话，他注重的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政治理念的胜利。
然而，历史误读了他的基本理念。他构想中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发展成了无休止的军备竞赛、“越战”的灾难、CIA在国际上的一系列秘密行动（包括颠覆左翼的民选政府）。在他的历史意识中，思想永远优于武力。美国最终在“冷战”中获胜，靠的应该是自由的理念，而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武力介入，不是阴谋和颠覆。他看到了美苏冲突的实质，也构想出了解决的方案。但也正是在这里，历史和他这位历史学家分道扬镳。
特利·夏沃：界定生命的植物人(1)
当读者读到这篇文章时，特利·夏沃（TerriSchiavo）恐怕已经离开人世。这个无法表达自己意志的植物人，恐怕比大多数能够强烈地表达自己意志的人更能影响美国的社会。
1990年2月，年仅26岁的特利·夏沃因严重缺钾而心脏暂时停止跳动，并引起了大规模的脑损伤。她的家人为了她的康复而到处求医问药，都无济于事。她只能靠人工食管来维持生命，陷入了植物人状态。从1994年开始，她的家庭在对待她的问题上出现矛盾。她的丈夫决定让她“安乐死”；她的父母则坚持要维持她的生命，并继续寻求治疗。经过一系列法律上的争执，2005年佛罗里达法院终于裁决：由于她丈夫是她法律上的监护人，由于法院认定她已经没有康复之希望，法院批准了她丈夫的请求，将喂养她的食管摘除。她的父母寻求上诉，美国国会连夜开会，通过法案给联邦法院介入、重新审理的机会，布什也专程从得州飞往华盛顿，签署国会的法案。总统的弟弟、佛罗里达州长杰·布什更是反复要求重新审理。但是，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美国联邦各级法院都表示尊重佛罗里达法院的原初判决，拒绝再受理此案。特利·夏沃父母的法律渠道完全穷尽，只好看着自己的女儿“安乐死”。
特利·夏沃的个人悲剧，很快从“家事”变成“国事”，甚至“天下事”，不仅美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介入，世界舆论也广泛关注。可以说，特利·夏沃一下子成为界定我们这一代人对生命意义、对死亡、对个人权利的解释的关键人物。
悲剧的起源
这场法律和政治的战争，起源于特利·夏沃的丈夫迈克尔·夏沃（MichaelSchiavo）和她的父母罗伯特·申德勒夫妇之间的分歧。
特利和迈克尔1984年结婚。那时两个人刚刚过了青春期，还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时特利的父母给他们提供了慷慨的援助。他们先让这对新婚夫妇住在自己家的地下室中，后来又为他们独立居住支付房租。迈克尔由于在餐馆打工，早出晚归，很少见岳父岳母，不过大家相处融洽，他叫他们爸爸妈妈。
这对小夫妻曾经希望要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孕，为此还去看过大夫。不过据特利的妹妹说， 特利一度声泪俱下地向她诉苦，说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但又没有勇气打离婚。她是个不足5英尺3英寸的中等身材，中学时体重超重，达200磅，后来减到了仅仅110磅。这可能是她饮食失调、怀不上孕、最后成为植物人的根源。据说她丈夫是个要控制一切的人，常常斥责她乱花钱，并且要她严格控制体重。
1990年2月，迈克尔在家中被一声巨响惊醒，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躺在地上。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她的心脏一度停止了跳动，并引起大规模的脑损伤。医生的诊断是饮食失调导致的长期缺钾使得她崩溃。
特利的丈夫和她的父母，这时还像一家人一样，为了她的康复而战。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甚至搬到了一起住。1990年6月，迈克尔作为丈夫，顺理成章地被判为特利的监护人。几个月后，他带特利到加州进行治疗，刺激她的大脑复苏，但没有看到任何疗效。 特利随即被送到佛罗里达的一个疗养院。据那里的工作人员说，迈克尔在他妻子的护理问题上非常严格、挑剔，甚至对护理人员有敌意。迈克尔的兄弟说，迈克尔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妻子，甚至去上护理学校。
不久，迈克尔·夏沃赢得了一系列官司。他妻子的妇产科医生没有及时诊断出她缺钾的问题，她的突然发病实际属于医疗事故。1993年，法院判决，这对夫妇赢得75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迈克尔·夏沃则另外赢得了30万美元失去配偶的赔偿。
一个月后，为了这笔钱，迈克尔和自己的岳父岳母开始了冲突。据迈克尔说，当他去看他妻子时，他岳父突然问他从医疗事故的官司中获得了多少钱。 特利的父母则说，他们确实问过钱，理由也很简单：他们和迈克尔在对自己的女儿的护理上有分歧。迈克尔只希望进行基本的护理，这样比较省钱；但他们则希望给自己的女儿更高级的护理，这当然要多花些钱。不过，既然医疗事故发生在自己的女儿身上，钱是赔给夫妇两个人的，他们当然有理由过问，让迈克尔拿出一部分赔偿金来，提高护理水平。
这个冲突很快激化。迈克尔·夏沃采取行动，禁止自己的岳父岳母看特利的医疗档案。特利的父母则设法取消迈克尔·夏沃对自己女儿的监护权。根据法院的记录，1994年，迈克尔·夏沃一度要求疗养院不对自己妻子的尿道感染进行治疗，但疗养院挑战他的这种要求，最后他只好放弃。这也许表示他对他妻子的护理已经失去兴趣，也许是他最早送她“安乐死”的努力。
1997年，也就是他妻子出事的7年之后，迈克尔·夏沃突然告诉自己的岳父岳母，特利生前曾经表达过不愿意被人工维持生命的愿望。这让申德勒夫妇大为猜疑。第一，自己的女儿发病前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谁会在这样的年纪认真想自己变成植物人后的选择？更何况她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任何书写的意愿。相反，作为天主教的信徒，她相信自己在上帝手里，自己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她的狗死的时候，她还特别为之作人工的心肺复苏的治疗，这么一个人，会年轻轻就说自己要“安乐死”吗？第二，迈克尔突然提出这件事情，是在他赢了一百多万美元的官司、同时又开始和别的女人约会之后。他们很难相信，这时他的行为是为了自己女儿的利益，他更可能是迫切想甩掉这个包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特利·夏沃：界定生命的植物人(2)
1998年，迈克尔·夏沃提出要摘除维持他妻子生命的食管，申德勒夫妇立即挑战这一决定，双方上了公堂。迈克尔的兄嫂都作证，说特利在看到他们的祖母临终前靠人工手段维持生命时，对他们讲过自己将来可不愿意这样的话。2001年，法官认为这些证据成立，判摘除特利的食管。但是，迈克尔·夏沃的一个前女友给电台打电话，称迈克尔曾经亲口对她讲过，他也不知道他妻子是否愿意这样被人工地维持生命，食管立即被重新接上。但是，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作证中，那个前女友又撤回了证辞。法官于是又倾向于迈克尔·夏沃，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判决。
合法不合情的判决
法官的判决，有着清楚的法律依据。在1970年代，一个21岁的妇女因脑损伤成为植物人。她父母要求摘除维持她生命的人工呼吸器，医院拒绝，理由是这样做违法。父母告上法庭。新泽西最高法院最后判决一个成人有权拒绝被人工维持生命。如果这个人无法自己作决定时，其监护人或家庭成员可以代作决定。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也判决容许摘除维持一个女植物人的喂养器，只要这符合她个人的意愿。
但特利·夏沃的案子要复杂得多，她无法说话，但却有感觉。她的眼睛能够跟着屋子里的气球而移动，她甚至服用止痛药，她还可以对别人说出来的话微笑，她对她母亲的问候，明显有反应。绝大多数医生断定，她是没有恢复的希望。但是，医疗上的奇迹并非没有可能。就在上个月，一个堪萨斯州的病人在昏迷了20年后奇迹般地苏醒。特利目前的状态还不是昏迷，而是无法表达。人们无法判定她内心的感受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谁有权利决定结束她的生命？
法官依据过去的先例，判定特利的丈夫是她的监护人，可以决定她的死活。但是，这种监护权，是建立在配偶权利的基础上的。配偶的权利，又和配偶的义务密切相关。不履行配偶义务的人，难道还拥有配偶的权利吗？在美国的离婚官司中，那些首先违背配偶义务、有了婚外恋的人，常常会自动失去许多权利。但是这一点，却被法官彻底忽视。这是这一案子最为悲哀之处。
特利的丈夫在这场抗争中，几乎惟一的依据就是自己作为配偶的权利。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配偶呢？在自己妻子病中，他已经和另外的女人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并且计划和这个女人结婚。如果按严格的法律条文来解释，这就是通奸。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对迈克尔·夏沃的行为，不必用道德大棒加以谴责。但是，一个已经和其他女人组成实质的家庭的人，怎么还能够成为另外一个女人的配偶呢？他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权利－－不仅可以看已经事实上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的身体、甚至决定这个女人的死活呢？从人之常情推断，人们有权怀疑，迈克尔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教育和技能的人，一下子得到上百万美元的赔偿（这恐怕是他二三十年也挣不出来的钱），又和其他女人建立了稳定的关系，他急切地想摆脱原妻这么一个负担，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可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给了他所有的权利。
与此相反，特利的父母对女儿之爱始终一贯。迈克尔·夏沃暗示他们贪图医疗事故的赔偿费，其实正是他们在女儿成家的早期，长期给这对新婚夫妇提供经济援助，很难说他们是图钱的人。他们过问医疗事故的补偿金，不过是主张要把钱用在自己女儿的护理上：迈克尔·夏沃应该用这笔钱补偿自己过去的配偶的悲剧，没有权利用这笔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他已经为失去配偶得到了30万美元的赔偿费）。特利的父母向迈克尔·夏沃要的无非是：你既然已经在事实上不是我们女儿的丈夫，既然你已经和别人一起建立了家庭，就请把我们的女儿还给我们，让我们照顾她未来的生活，不要杀了她！他们上诉的理由，是自己的女儿在法庭上没有一个独立的代表，她只能被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丈夫来代表。可惜，这样的要求，竟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找不到任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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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哪个大学能够成功，就在于哪个大学能够把自己精心包装、获得官僚的首肯和大量的国家经费。大家一天到晚在媒体上炒作，根本没有躲开公共舆论、埋头试验新的教育原则的精神。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教授们粉墨登场，把国家投资渲染为大学成功的关键，利用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为自己寻租。大量的国家拨款涌向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我们遵循的无疑是欧洲的失败模式，根本不是美国模式。看看历史就明白，这样的模式，早晚要失败。
薛涌：中国的大学何以误入歧途？
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节选
谁的国学？
——《中国文化的边界》节选
薛涌
对人大成立国学院所提出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我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中已经从文化分野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但是，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与“他人”的界线问题，也不单纯是“认同”的问题，同时也是特定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原则和行为模式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归属性问题。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一谈文化，必是精英主义文化。因此经史子集这些特权阶层的文化产品成为人大国学院的核心，也就不奇怪了。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讲过，明治初年，久米邦武随岩仓具视率领的考察团周游欧美。他惊异地发现：虽然儒学在日本和基督教在西方有类似的社会角色，但在日本只是一些学者背诵传统经典，并不解其意；经典对小民百姓更无感召力。在西方，从国王到农民、奴仆，大家信起教来一样地狂热；人与人之间在社会阶层上有区别，但作为信徒却没有区别。东西文明之间分途，不仅仅在于儒教与基督教的信条，而在于这些不同的价值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力。这种对照，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一个只属于少数特权阶层的传统，是没有生命力的。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说，所谓“现代性”，就是要塑造一个全民的、多层面的文化。
遗憾的是，许多中国学者缺乏这样的文化敏感，盲目崇拜几个“圣人”的只言片语，对下层社会熟视无睹。这次建设国学院的运动，就特别能够体现精英阶层自拉自唱的文化情怀。
我们不妨考查一下人大国学院是如何发足的。
建国学院的缘起，有两种说法。据纪校长说，开始时是一位海外商人的提议。另据“了望东方”的“探秘”，此事远非如此简单，是有大背景：上面的“领导”对国学空前重视。不管按哪个说法，国学院都不是出于社会基层的文化运动，而是由上到下的意识形态动员。
先从第一说讲起。海外商人提议建国学院，此说可信性较大。因为纪校长自己反复说，毕业生就业不愁，有企业说毕业生全包了等等。但如果真是如此，国学院的诞生就很值得拷问了。
还记得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一个北京人在纽约”吧。从现在的角度看，那个连续剧是中国社会心理的一个转折点：80年代那种狂热拥抱外来文化的天真劲儿没了，90年代捍卫自家文化尊严的“认同”意识觉醒了。后来国学开始热，和这种社会心理并非全无关系。
该剧的主人公王启明，号称是个大提琴家。听妻子的一个在美国作生意的亲戚说他们团的演奏“非常好”，就顿生雄心壮志，要到美国靠大提琴打天下了。结果幻灭，只能到餐馆打工，甚至丢了夫人。美国社会实在是除了钱什么也不认！美国没有想象得那么好！那里的财富都不是好来的！这一时代的心声，被王启明的扮演者姜文表现得活灵活现。
可是，至今没有人细考这段故事的合理性。一个大提琴家，怎么一听海外一个有钱人夸一句，就会飘飘然、觉得自己这把琴在美国也能混呢？一般没有音乐训练的生意人，听马友友和一个普通音乐学院学生的演奏也辨不出高低。一个专业人士，被不懂音乐的人礼貌地鼓励一下，就举家迁到美国，到处给大交响乐团寄信求职，乃至最后碰得头破血流。这到底是说明人家的社会太无情，还是说明我们的期望太不合情理？我们这么多观众为这样的故事赔了许多眼泪，是否有些滑稽？
回到国学院的话题上来。办国学院，可以有各种理由。怎么能够听人家海外的生意人一句话就动手？是因为人家有钱？还是因为人家是从海外来的？我不是说生意人一定就不懂“国学”。比如象孙大午先生这种从中国草根社会奋斗出来的企业家，就很懂中国文化。他若说应该办个国学院，而且愿意出钱资助，人大就很有理由办。
但这位海外的生意人，名字也没有，钱也没有说捐。怎么说话就这么灵？而且纪校长说，办国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界反应现在的年轻人国学根底太差，连和海外华人作买卖时能写文言文信件的人都找不到。于是，我们就得动用纳税人的钱，为和几个海外华人玩文言人弄一个国学院！难道这几个海外华人不懂现代文吗？
再算一算，这些国学院的学生如果今年入学的话，读六年毕业，到了2010年代初期，算是到了能够给海外华人写文言文信件的时候了。那时正当道的所谓海外华人，大多是笔者这一代在文革时候长大或接受教育的人，不用说文言文，就是连纪校长用的“脊续”这样的话也很难听懂。你那几十个写文言文的高手，到时候该到谁哪里“脊续”呢？说要包了这些学生的企业家，其生意眼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重要的是，国学院是纳税人的钱办的，是为全社会服务。如果是一、两个企业把毕业生包了，那就应该企业自己掏钱办，否则就成了企业侵吞国有资产了。我想，国家是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也许纪校长为了造声势，推销过分了吧。不过，身为校长，这么走火入魔地推销，反而透露出自己不仅对“国学”没有理解，对大学的社会使命也搞不清楚。这样办国学院，办到哪里去，就实在让人担心了。
“了望东方”的“探秘”，则揭示了国学院有更大的政治背景，号称领导空前重视，并举出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的宏伟计划，好象国学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我希望这同样是夸大其辞。把文化运动当政治运动来搞，没有能搞成的。不过“了望东方”还透露，在海外大建孔子学院的意见，最初是纪校长的提议。现在建“国学院”，是“当时思想的继续”。看来纪校长振兴国学的思想是一贯的。这就值得好好商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