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喜欢玩桥牌，善于互相配合，讲究团队的能力。日本人喜欢下围棋，善于深谋远虑，讲究长远的目标。中国人喜欢打麻将，吃上家，盯下家，还得算计着对家的，只能勾心斗角。
哈耶克曾经说过，“要成为一个对专制主义国家的运行有用的助手，一个人单单准备接受那些为可耻行径而进行的巧言令色的辩护还是不够的；他自己还必须积极地准备破除他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道德的约束，如果这对达到为他们所设定的那个目标似乎是有必要的话。他们首先必须无保留地委身于领导者本人；除此而外最要紧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到不择手段。他们绝不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他们应当没有可能会妨碍领导者意图的是非观念。唯一得到满足的爱好，是对权力本身的爱好，也就是对有人服从和对成为这个运转良好的、其它一切都为其让路的强大机器的一个部件而感到愉快。”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管理模式都是权威主义、个人英雄式、高层运作神秘化，无所不包的全能领导方式。19世纪伟大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所有的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民营企业家亦然。力帆集团老总曾经说过，他就是要做个企业强人，因为历史是由英雄推动的。我想，这样的话未免太过于狂妄，是不是也正印证了过分的权利导致头脑不清这句话。
从希腊罗马开始的欧洲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经济，从一开始，欧洲就发源于海边，土地贫瘠，空间狭小，农业发展潜力小,必须从外界输入粮食.发展航海，开展对外贸易，几乎是必然也必须的选择，农业社会的变化少，造成中国人的性格比较保守，农业社会比较不过分的追求精确,造成中国的自然科学是一种经验积累式的技术,而不是严格的理性的成体系的一种科学.中国的社会科学就是一部研究怎样统治人,怎样限制人民以保障统治者利益最大化的科学,而且商业社会的人们讲究责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所谓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从古代刚刚踏入文明的门槛,东西方就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正因为欧洲没有像中国这样无所不能的绝对君王，所以欧洲的商人没有受到中国那样的压榨，当国王欠商人的钱时，不能把商人全家抄斩。国王收税的时候要小心别把上人们惹火了。
历史告诉我们，天灾不如人祸，专制才是人类社会一切灾难的总根源。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盛世的到来意味着奢靡的开始。腐败猖獗的开端。由此便堕落下去，从东汉到唐代，又到宋、明清、直至近代国民政府，无不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史就是一部无程序、无规则的权力确立、行使和更替的历史，权力无限膨胀，不受任何约束，掌权者操纵着芸芸众生的生杀予夺大权，胜者王侯败者寇，人民财产不受任何保护，权利高于一切，社会上没有独立的公民社会，没有独立合法的民间团体，没有独立的商人阶层。始皇造骊山陵，一次性将一万名官女、三千名工匠全部活埋；刘邦之妻吕后在刘邦死后将其爱妃砍去双手双脚，割去舌头，刺瞎双眼，戳聋双耳，置于瓮中，放在厕所中任其死亡。这种无人性，不人道，残酷无情的事例翻开一部中国史比比皆是。
唐朝的长安城，繁荣是繁荣，但是却也反映了当时的政府对于平民的控制，近乎于无限，先看城市的布局，纯粹的四四方方，显示出当时的规划水平，但是如果没有对于普通民众的无条件控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在欧洲几乎是不可想象，他们的城市往往都是不规则的形状）。长安城里面分成几百个坊，这一个个的坊的布局就是一个个长安城的缩影，一样的城墙，一样的城门，一样的作息制度，每天晚上击鼓若干下，就城门，坊们关闭，全体市民的社会生活停止，每天早上，击鼓若干下，社会生活才开始。在街道两旁不准开辟店铺，所有的买卖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地区，按照行业所属，穿戴相应的服装，长安城几乎就是一座军事化管理的城市。
历代都有典章制度，都有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甚至刻于石上、铸于鼎上的种种规则。这些规则是冠冕堂皇的，是可以摆到桌面上的，是要对大众宣布的，因此是光明正大的。如果人们都能按照规则办，那社会就要清明许多。遗憾的是，对于权柄在握的统治者来说，规则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在历代朝堂的“光明正大”的牌匾之下丛生着密密麻麻的阴谋诡计。以权谋私，徇情枉法不计其数。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在权力场上，古人称之为“名利场”，有两种东西得到了极端发展，专制体制与权谋智慧。专制体制是为了强化集权统治，是为了强化权力至高无上的绝对性，权力主宰着一切，包括一切规则在内。
民营企业家中公开或半公开地以曾国藩为榜样的大有人在。如果目前那些在舞台上依然风光的民营企业家，如果其中哪个不是深谙公司政治的高手，那恐怕他自己早就下台了。曾国藩的东西基本没用，因为我觉得民营企业家迷恋曾国藩其实是个假象。也就是说，在民营企业家迷恋曾国藩的背后，其实暴露出的是民营企业家对现代企业运行逻辑的某种陌生或隔阂。或者说，在民营企业家迷恋曾国藩的背后，是民营企业家选择了一种对现实十分有效，但却对企业未来发展十分有害的领导方法。而选择这种领导方式，并不是曾国藩有多高明，而是我们的企业家对另一套简单而有效的科学管理方式的不懂或不熟。
有时候，我们发现，正确地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在如何管理公司这一问题上，我觉得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把问题提错了。在他们那里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员工才能做大企业；而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应该如何管理员工做的事才能做大企业。
这两个问题好像差不多，但背后的逻辑却是天壤之别。基本的区别在于，在迷恋曾国藩的民营企业家那里，问题的出发点是人，而在我看来经营企业的出发点是事。在迷恋曾国藩的企业家那里，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人搞定，而在我看来，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在于把做事做好。
什么是管理？管理是一种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科学与艺术。而什么是权术？权术是对人际关系进行把握的技巧。管理无疑需要极少量的权术来增加综合和协调能力，但无限制的运用权术却会将企业运行变成政治的游戏。
这就是商业与政治的本质差别。所谓政治，本质讲的是权力的安排与行使。而所谓商业，本质却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交换与争夺。凡是关于权力的就是政治，而凡是关于经济利益的就是商业，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由此，我们就发现所谓的公司政治，其本质是商业而不是政治。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把公司中的权力斗争叫做公司政治，但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是有本质区别的。道理也很简单，公司就是公司，公司的本质是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权力的安排。
所以，在全世界任何一家公司中都存在公司政治，但全世界任何一家优秀公司的政治都有非常明显的底线：权力是公司利益的体现。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世界级优秀公司的权力安排，有着十分清楚的逻辑与框架：首先是明确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领导权一定是在股东利益的制约下行使。其次是明确的雇佣合约关系，保证员工在合约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所有的行动都应当符合公司利益。
之所以要有这样一种底线，强调的仍然是非常简单的逻辑：公司就是公司，公司的所有行为必须最大化地体现公司利益。同样，为什么那些世界级的优秀公司中，比如ＧＥ，一旦韦尔奇的接班人上台，另外几个候选人就要离开ＧＥ？为什么我们发现某些大公司，比如摩托罗拉新上任的中国区新总裁，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批自己信任的人提上来？结论也很简单，ＧＥ要的是公司利益，摩托罗拉要的也是公司利益。
当公司利益是明确的时候，权力的背后是明确的责任。这就像授权一样，我之所以给你权力是因为我明确了你的责任。同样，在有明确的责任下，重用谁，或淘汰谁就是行使责任的重要内容。这就是我们讲的：权力来自于流程——你的权力大小是制度流程赋予你的，而不是谁任命的。比如，财务人员有没有权，这取决于你的财务制度与流程是否清楚。在清楚的情况下，哪怕总经理也没权随意报销，也要听财务人员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明确的财务规范，企业将会怎样。
在曾国藩那里，对付这种人的办法可以说数不胜数。我相信，那些修练曾式管理法的企业家，最后的境界是达到从人性上把这类人看得清清楚楚。从而，从第一天起，别说你是ＭＢＡ，就是归国洋博士，要玩这种阴谋诡计，就像小孩与大人玩捉迷藏一样。你好好干可以，只要有什么三心二意，没等你跑，我就把你先清除了。
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逻辑却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如果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像跨国公司一样强调必须有过去雇主的推荐信，那么这位老总就会发现，这位ＭＢＡ离开那家著名咨询公司的时候，就曾有过卡住公司电脑不还的闹剧。如果财务严格的话，借款也不会几个月不还。
当然，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似乎都是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做起来就难多了。但问题是现代企业是一百多年工业文明的产物，除了遵从工业文明内在的演化规律，我们还能做什么？更让我们感到不容乐观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独立于官僚体系的商业组织，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适用于官僚体系的权术，而没有适用于独立组织之管理。从古代中国任何一个优秀的思想家那里，都找不到现代管理的根本规律，这点恐怕是那些热衷于以史鉴今的人们想不到的。
管理的出发点是事的顺序，而权术的出发点是人的服从。管理的本质是规律，权术的本质是谋略。权术服务于规律，这就是公司政治的底线。在民营企业家迷恋曾国藩的背后，是民营企业家选择了一种对现实十分有效，但却对企业未来发展十分有害的领导方法。
没有哪一家民营企业不怀有现代公司之痒，没有哪一家成功的民营企业不宣称自己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是我们却很少看到做出这样表率的公司。就连中国的民营企业的第一面旗帜联想，欠缺的正是现代公司最本质的东西，没有一种围绕着经营绩效而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严厉惩罚性纠错机制。20年了，从联想被开除去的高层，最具典型的是倪光南与孙宏斌，他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绩效非常突出。所以被开除，完全是在绩效以外的个人恩怨和权术上的考量。这是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往往山头与权术代替了最起码的纠错机制的建设。
武建东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需要一个民主政体，公司需要一种契约结构。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一部奖励与惩罚规则演变的历史。形式主义无济于事。形式上的西方婚礼，并不就代表上帝与他们同在。”因为过分发达的尔虞我诈的权谋文化极大地抑制了一个民族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法制精神、诚信观念和道德原则，而助长了不择手段的流氓主义和厚黑主义，助长了专权弄权贪权的欲望，助长了反商业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