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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影响等外部条件所造成的,就是说,他不是自己造成的,而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他是“被造成”的. 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决定论,即环境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如此等等.决定论是自由论的死对头,其势不能两立,其中必有一错,你赞同此,就不能相信彼. 上面提到那位大学教师,就是站在决定论的立场上的,所以在他看来,萨特的自由论是显然错误的.所有这些来自决定论的驳斥萨特是否都听见了呢?在听见了这些对自由论极端不利的意见之后,萨特是否还会坚持他的自由论呢?当时我真为萨特身在法国,不能听到这些极其重要的批评而深感遗憾,1980年萨特病逝的时候我就更为遗憾,因为他永远也无法从这些批评中受益了. 直到十年后我终于有机会读到《存在与虚无》中文版的时候,才发现这些批评萨特早就知道了,而且充分考虑到了. 他不仅没有因此而放弃自由论,而且他认为上述决定论的论据从来就没有使自由论者真正为难过. 早在萨特之前300多年,笛卡尔就在决定论与自由论之间选择了自由论,他不主张把责任推给命运了事,认为首先要克服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命运.为什么决定论者提出的论据不会使主张自由的人们感到为难呢?在萨特看来,这是因为决定论者提出的事实根本不可能成为反对自由论的论据. 外部的限制之所以成为限制,恰恰是由于我们,由于我们的目的才成为限制的,我们的目的在先,客观的事物成为限制在后,而我们的自由并不是表现我们能够为所欲为上,而是表现在我们对目的的选择上. 萨特以一块岩石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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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敌对系数不可能是反对我们的自由的论据,因为是由于我们,也就是说由于目的的先决地位,这种敌对系。. . .数才涌现出来.这有如一块岩石,如果我想搬动它,它便表现为一种深深的抵抗,然而当我想爬到它上面去观赏风景时,它就反过来成为一种宝贵的援助.从它本身来看——如果甚至有可能观察它本身能是什么的话——它是中性的,也就说它等待着被一个目的照亮,以便表露自己是一个对手还是一个助手.甚至,它只能在一种已经确定了工具性复合内部才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露自己. 如果没有十字镐和冰镐,没有已经踏出的山路,不掌握攀登的技术,要爬上岩石便不容易,也不艰难;问题可能还没有提出,岩石和攀登技术还不保持任何类型的任何关系.于是,尽管天然的东西(海德格尔称之为‘天然存在物’)一开始就能够限制我们行动的自由,然而正是我们的自由本身应当事先构成它们对之表露为限制的框架、技术和目的.甚至如果岩石被揭示为‘难以攀登’的,如果我们打算放弃攀登,我们也要注意,只是由于一开始就已被当作‘可攀登的’,它才被揭示为这个样子;因此正是我们的自由构成了它后来将碰到的限制.”
(《存在与虚无》第618—619页)
萨特的意思是说,没有自由的选择,就不可能不对自由限制,正是在我们的自由选择的背景上,有了我们想要攀登这一目的,这一块岩石才显得比另一块岩石更难攀登.而且,正是多亏了有这些天然的岩石,我们才能设想去进行攀登,我们的自由才得以显示出来. 萨特说,自由就是去实现自己的谋划,所以自由本身就包含了对限制的克服的意义,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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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实际上也就没有了人的自由.更进一步说,自由实际上与是否能达到自由的目的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意味着人自己去选择目的.为了消除误会,萨特明确地把他所说的自由定义为“选择的自主”。
“我们不说一个俘虏有随时出狱的自由,这将是荒谬的,我们同样不说他有随时希望被释放的自由,尽人皆知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可以说他随时都有企图越狱的(或企图使自己得到自由)的自由——也就是说,不管他的处境如何,他都能谋划他的越狱和通过一个活动的开始使他本人知道他的谋划的价值.”
(《存在与虚无》第620页)
不是说,你必须实现了你的目的你才是自由的,而是说,当你在选定了你的目的,并为你的目的而行动的时候,你就已经实现了你的自由了,这谋划和行动本身就是你的自由的表现.
三、什么能够限制自由?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人是热爱自由的,但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人已经在自由中、并且是绝对自由的这一结论.无论萨特怎样花言巧语,我还是感到我不是绝对自由的,我还是感到处处受到限制. 我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受到我的身体的限制,受到我的过去的限制,受到他人的限制. 正是这些限制使我感到不自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萨特大概也感受到了这种种限制,所以他在说明了任何外在的限制都是自由的表现之后,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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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放心,他还要对这些限制逐一进行考察,他要进一步证明:外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构成对自由的限制.1。我的位置:空间的限制我们所受到的最为直接的限制莫过于空间的限制了,我被局限于我目前的位置上,我凡胎俗骨,血肉之躯,并不能像传说中的神仙真人一样,想到哪里只须意念一动,转瞬即到.中国人说在宇宙中就像猴子在铁笼子中一样,“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
,所以很不自由,其实根本不需要像乾坤那么大的套子,就是我脚下这块立脚之地,加上这地心吸引力就够让我们不自由了:我被牢牢地吸附于此,脱身不得;我在此就不能在彼,分身无术,何曾有所谓自由呢?而且我之所以能以刚才的方式来到现在这个位置,完全是由我刚才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而刚才那个位置又是由更前一个位置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一直受到某种空间的必然性的制约,终于推到那个偶然的起点——我的出生地了,但这个地点又完全不是由我选择的. 由于我的父母在生我之前种种情况,我被生在某地了,这可能是我父母的选择,但却与我的自由或自主的选择无关. 我的出生地是强加给我的,我同时被迫接受的还有这出生地的地理气候,人情风俗,社会经济条件等等,我在未经商量的情况下就已经被抛在了寒冷的北方,或潮湿的南方,或者更糟的是:抛在了又冷又潮的某个穷乡僻壤. 那么请问萨特:我的这种位置上的处境怎么会成了我的自由的表现?
萨特说,一种空间位置之所以成了我的位置,就是以我为中心来定义的位置,这本身就说明位置不是纯客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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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关系,是各种事物相对于我的空间关系,本身就说明位置是我的自由意识的表现了. 一个无意识的纯粹存在物是不自由的,也不是不自由的,它毫不受约束,也不否定约束,它就只在那里存在着,位置的概念对它说来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它无所谓位置问题. 而人有位置问题,因为人在此并不仅仅在此,他还要谋划着到彼去,因此位置的概念一开始就有对现有位置的否定的含义,从而具有人的自由的含义.只有当有了我将要到的位置,我目前的位置才有位置的意义,否则它根本就不是一种位置,也不构成对我的限制. 所以萨特说,“位置相对某个人们想达到又尚未存在的某种存在而具有一种意义. 正是这个目的的可接受性或不可接受性给位置下了定义. 因此正是由非存在和未来的光照下,我的处所才能现实地被理解:此在就是只要走一步就能拿到茶壶,就能够伸出胳膊在墨水瓶里浸湿羽毛尖,……”如果我不选择温暖的地方,寒冷的北方就不会对我构成位置的限制,如果我不向往舒适文明的生活,那又冷又潮的穷乡僻壤对我也不构成限制,这选择,这向往,就是我的自由,这位置的限制就是给了我的这种自由以具体内容的限制,只是由于这种限制,我的自由才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 所以,位置的限制不仅不是对我的自由的取消,而且是我的自由的表现. 位置的偶然性和它对人的限制,只有“在我以我的目的造成的自由选择中并通过这种选择才向我揭示出来.”总而言之,是“自由本身创造了我们遭受的障碍”
(《存在与虚无》第632页,第633页,第634页)。
2。我的过去:历史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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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过去也在限制着我们:过去的东西就是既成的东西,谁也无法改变它.我五岁生过一次病,27岁结过一次婚,就算我后来病治好了,离婚了,但都不能改变我生过病、结过婚这一历史事实,我的自由似乎也拿它毫无办法. 而且我们都是从过去走来的,没有那不可更改的过去就没有我们的现在,没有我们的将来.如果没有过去,我们能是什么呢?
什么都不是. 我们的选择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作出,过去是我们自由的基础,历史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状态,那么,面对过去,我们还是自由的吗?
萨特思考的结果是,面对过去,我们仍然是自由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过去在什么意义上成为我们的过去?过去究竟意味着什么?过去作为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单纯意味着时间上的既往,而同时还意味着它与现在的活的联系,不与现在联系的过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按萨特的说法,它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存在.“为使我们‘拥有’一个过去,我们就应该通过我们对将来的谋划本身将它保持为存在:我们不是接受我们的过去;而是我们的偶然性的必然性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不选择它.”
(《存在与虚无》第638页)
就是说,过去实际上是我们选择的,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的.所谓“选择过去”不是说我们能够改变过去曾经存在的天然事实,而说过去的天然事实的实际意义取决于我现在想要实现的目的,取决于我对将来的自由选择. 我生过病,这是天然的事实,但如果没有我现在的谋划它便毫无意义,它最多只是一种有名无实的过去.而一旦联系到我现在的选择,比如我想报考飞行员,它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在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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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我曾经生过的那种病,我可能就因为已经生过病而有了一定的免疫力,不必那么担心了;现在我正在照料生病的母亲,那么我孩童时生病的经历就会使我更加悉心地照料她,如此等等. 可见,“过去”的意义的确是紧密地依赖于我现在的谋划的.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玄奥,萨特说“在我谋划我的目的时,我拯救了过去和我,并且通过行动决定它的意义”
,。.但只要我们结合具体的事例来思考,就会发现其中的道理还是很实在的:“谁来决定我十五岁时的神秘危机‘是过去了的’青春期的纯偶然事故,还是相反地是未来转变的第一个征候呢?是我,根据我——在二十岁时,在三十岁时——是否决定改变而定. 转变的谋划一下子就将我未曾重视的一种预感的价值赋予一个少年时的危机. 谁来决定在一次偷窃之后我被囚于监狱里的日子是有收益的还是可悲的呢?
是我,根据我是不再偷窃还是变本加厉地去偷而决定. 谁能决定一次旅行的教育价值?谁能决定一个爱情誓言的可靠性?谁能决定一种过去了的意图的纯洁性呢?等等. 是我根据我用来照亮它们的目的来决定的.“
(同上第639页)
去年我已经结婚,我买了房屋和家具,这些事实的确限制了我现在选择的可能性,我不能像一个未婚青年可没有买房的人那样去行动,我的具体选择方案可能会变少了,但却毫不影响我选择的自由性. 而更重要的是:已婚和有房对我的限制,只有在我认为我的婚姻现在仍然是有价值的,我打算承担起我的婚姻责任时才是有效的,所以过去的限制来源于我对未来的打算. 如果我打算从我先前的生活方式中脱身出来,比如说我打算奉行独身主义,我打算出家为僧,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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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过去的婚恋,我过去的一切,便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它就像一本陈年流水帐一样成为一种死去的过去. 正是我们的未来,决定了我们的过去是活着还是死去.3。我的世界:社会的限制我的自由使一切具有意义,这仍然像是对一个“孤独的个人”的描述:这世界上没有别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的目的照亮了世界. 问题在于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别人已经先来了,他们已经赋予了这个世界以意义,而我要进入这个世界,这就必须接受这些意义. 坐火车必须按别人制定的行车时刻表,过街口必须按红灯停止,绿灯通行的指令行事;在我懂事以前,我已经被动地属于一定的国籍、一定的血统、一定的肤色、身高、体质;而所有这一切意义都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而是别人给我的,因为我所来到的是一个已经具有意义的世界. 刚才所说的岩石的例子在这里是不顶用的,除非我生活在边远的农村,除非我沉浸于我的孤独,像那种天然的、等着我去赋予意义的岩石我将会绝少碰到,在大部分时间里,我见到的是街道、房屋、商店、各种汽车、指示牌,听到的是言语、喇叭声和音乐.它们并不是天然的,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意义,而我则必须接受它们已有的意义,这房屋是出租的,是一家公司的办公楼,或是一座监狱,其意义是非常客观的,不仅不容我去选择,反而要求我去服从、去接受,因为我无法凭我的主观性来否认它们的意义. 在火车时刻表面前,在“禁止通行”
、“闲人免进”和“进口”
、“出口”
这类告示面前,我不仅得承认别人已经赋予它们的意义,而且还得按照别人的指令行事,而不敢有丝毫的自由谋划.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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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上飞机,坐上火车,或者骑上自行车的时候,一个整齐划一的技术性世界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就被技术所统治了,就像其他任何人被统治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还有我的自由吗?
我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技术的世界,也是一个集体的世界,我不仅被技术定义为乘客、行人、骑自行车的人,而且也被集体定义为个人,我属于人类,属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某个团体,干某种职业,这样一来,就连我自己的意义,也是被别人赋予的了,我的自由在哪里?
我碰巧生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我接受的是中国文化,我按中国人的方式去生活,去思维,去行动,我讲汉语,用筷子吃中餐;萨特是法国人,他就按法国人的方式去生活,去思维,去行动,他讲法语,用刀叉吃西餐:我一举手,一投足都显示我是中国人,正如萨特一举手,一投足都显示他是法国人一样,我即使跑到法国去,也还是在法国的中国人,正如萨特即使选择到中国来生活,也还是在中国的法国人一样,那么我们的自由在哪里呢?
如果我这样问萨特,萨特一定会说,我所讨论的自由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在给定的处境中的自由. 你说的那些情况,不过都是一些给定的条件罢了,你的自由恰恰就在这些给定条件下的自主选择. 所以这些条件不是对你的自由的限制,而是使你生而具有的自由具体化了. 而且萨特在讨论到社会对自由的限制时,确实就是这样说的. 他先用他特有的哲学带文学的语言对我刚才讲到的情景作了一个概括,先使问题精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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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在一个对其他自为而言的世界中涌现.这样的东西就是给定物.因此,我们看到了,世界的意义对他来说是被异化了.这意思恰恰是说,他面对着不是通过他来到世界。.上的意义.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涌现,这个世界对他表现为在所有意义中已经被注意过、耕犁过、开发过、耙犁过的世界;是其构架本身已经被这些探究定义了的世界,在他用以展开其时间的同一个活动中,他在一个其时间意义已经被别的时间化定义了的世界中自我时间化,这就是同时性的事实.”
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对自由作出了限制呢?萨特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这些与对自由的限制是无关的:
“这里问题不在于自由的限制问题,而毋宁说,正是在。
这个世界里,自为应当是自由的,正是在考虑到这些情况时。. . . .——而不是随意地——他应当自我选择.“
(《存在与虚无》第686—667页)
其实,技术总是为我服务的,当我使技术服务于我的目的的时候,并不存在我被技术定义的问题,而只存在着“一种从其个人目的出发自我定义的具体作为”。萨特说:“一个。.正在换鞋底的鞋匠不感觉自己‘正在实施一种技术’,他把处境把握为要求这样或那样的行动,这一块牛皮在那里,要一颗钉子,等等.”
(同上)人实际上是把技术化为己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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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了技术. 技术所体现的法则不仅不否定他的自由,恰恰相反,就是在他的这个世界中,他的自由才起作用,他就是在这个世界中自我选择的.至于别人给我带来的事实上的限制,萨特也是承认的.但这似乎并未使萨特为难,因为萨特早就看到了人是一种“为他”的存在,而且也已经证明了“为他”的存在也是一种自由的存在. 无论我是中国人、法国人、还是犹太人,也无论我是美还是丑还是畸形残废,所有这些特性都是“为他”的,对我说来只是一种外在的意义,至于我以何种方式对待这些意义,以何种态度感受我的国籍、血统,那是我个人的事,那要看我选择作怎样一个人:是一个骄傲的犹太人,还是一个自卑的犹太人,还是一个根本不把别人看重的血统当成一回事的人,都视我的选择而定.萨特还把这一观点推到极端:别人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剥夺我的自由. 他说:“拷打本身并不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是在拷打中自由地屈服的. 按一种更一般的方式说,我在路。. .上碰到的一种禁令:‘禁止犹太人入内’,‘犹太人餐馆,雅利安人禁止入内’,等等这使我们归结于前面谈论过了的情况(集体的技术)
中,而这种禁令只在我的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并由于这种基础才有意义.事实上,根据所选择的自由可能性,我能够违反禁令,把它看成一钱不值的,或者相反地给予它一种它只能从我给予的分量中获得的有强制权的价值. ……
只是在我自己的选择的限制内并根据我在所有状况下都喜生恶死,或者相反,我在特殊情况下把死亡看作是某种可取的生活典型,等等才丧失其固有的强迫力量.“(同上第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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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问题就这样推到极端了,如果你连死都不怕,那他人还能限制你么?这样一来,萨特讲你是在拷打中“自由地屈服”的,就不像我们刚听到时那么强词夺理了.那么自由到底有没有限制?萨特说有的,那就是你自己的自由.“一个自由所遇到的唯一限制,是他在自由中发现的.”
(同上第672页)别人的自由能把他的限制赋予我的处境,但我的处境对我的限制又只有在我选择的目的的光照下才显示出意义. 如果我执行别人的命令,也只有当我自由地认可了别人命令的权力和命令的内容时我才会执行.“要使一个命令成为命令——而不是抱有希望的声音或者人们仅仅企。. . . . . .图转变的事实的纯粹已知条件——我就应当和我的自由一起获得它,就应当把它变为我的自由计划的一种结构.”
读了萨特的这段话,我更加明白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审判时,那些纳粹德国的军官的自我辩护为什么是荒谬的了. 他们说,他们是军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执行国家元首的命令,所以他们是无罪的,一切罪行只能由他们的国家元首希特勒来承担. 这里的关键在于:他们是军人,但首先是人,他们是能够理解命令的意义的. 他们在让他们犯罪的命令前,并不是像他们所狡辩的那样是不自主,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可以选择的. 他们把让他们犯罪的命令当作他们应该执行的命令执行了,这本身就是他们的一种自由的选择,他们自由地选择了执行命令而犯罪,所以他们理应为此而受到应有的惩罚.由此我们也知道了,那些不承认自由的人,逃避自由的人,往往是为了回避责任,逃避责任,不是欺人,就是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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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的死亡:生命的限制凡人固有一死,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早晚都得死. 那么面对死亡,我还是自由的么?
也许有人可以选择他死的方式和具体时间,是上吊还是吃安眠药,是早点吃药还是晚点吃药,等等,但却没有人能够选择他不死. 一个在死亡的威胁前屈服的叛徒选择了“不死”
,但准确地说,他是选择了现在不死,不在这一次死,他没有,也不能选择永远不死. 不管他多么渴望“万寿无疆”
,死亡也会把他捉住,而且绝对不会比捉别人晚多少.“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不管是像唯物主义认为的那样“人死如灯灭”
,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还是像宗教家讲的那样死是一种定数,一种神意的安排,人对死都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死是一种非人的东西,是一道无形的但我们却又无法穿越的墙,在墙的那边是真正的虚无.为了消除死这种非人性,一些人力图把死理解为人的生命的一个部分,他们把死看作是生命的终点,就像音乐的最后一个休止符. 这样一来,死就成了生命的最后目的和最终意义了,整个生命过程都是为死而作的准备. 海德格尔说人是一种“能死者”
,是一种向着死亡的生存,他向着死亡谋划,大致就是属于上述死亡观念的. 如果死真是我们向着它谋划的目的,那么我们虽然是必死的,也可以说是自由的了. 但死亡毕竟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我们被强迫接受的. 在萨特看来,海德格尔的错误就在于他把死亡的具体形式的“死”
和人必有一死的“死”混淆了. 我们能够谋划死本身吗?不能,我们只能谋划死的具体形式.“事实上,人们能等待一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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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而不能等待死本身.“
(《存在与虚无》第683页)因。. .为除非被判了死刑或患了绝症,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死到底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临. 人们不可能像等待一列火车那样“等待”死亡,因为列车的到达是一种必然,尽管它也可能偶然地晚点,翻车,而人的死则根本上是不期而遇的,是人无法把握的偶然. 一般来说他可能作为一个百岁老人而死,但也有可能在四十岁死,或明天就死. 人们只能盲目、自欺地来等待一种老年的死,但是,“死亡的本义恰恰就是:它总是能提前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个日子里突然出现在等待着它的人们面前. ……它丝毫不能预料,因为它是未确定的,人们不能在任何一个确定的日期上等待它:事实上,它总是包含着我们在一个所等待的日子之前会突然死去的可能性,因此,我们的等待应该是作为等待的一种欺骗,或者,我们应该一直。. . . .幸存到这个日期,而由于我们只是这种等待,我们应该在我。.们本身之后幸存.”
(同上第686页)
也许你会认为死亡可不可以等待其实并不重要,反正我知道人都不免一死就是了. 但这确实是关系到人的自由感的问题. 如果死亡是可以等待的. 人们的生活就有一种自由抉择者的悲壮,人们会说我们处在一个被判决者的处境中,处在一群不知其被处决日期的被判决者之中,每天都看见他的难友们被处决. 而如果死亡是不可等待的,那么人们就会像那些勇敢地准备迎接最后刑期的死囚一样,他竭力使自己在上断头台时有一付从容的面孔,但谁知他却在一场流行感冒中提前丧命了. 这种偶然性才是死亡的荒诞所在.从表面来看,自杀是在死亡面前实现自己自由的确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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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自杀者“自由地”选择了他的死期,选择了他死的方式. 但萨特恰恰认为自杀是最不表现人的自由的,因为它根本逃不出死所表现的必然性. 因为萨特所谓的自由是向着未来的谋划,从未来中获得意义,而自杀则从根本上中止了自己的未来. 所以自杀是荒谬的,是一种将生命“沉入荒谬之中的荒谬性”。
那么死亡是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呢?如果因为死亡我们就是不自由的,那么我们的整个一生也可以是不负任何责任的了:既然我是不自由的,我的生命活动到头来并不是我的选择,我还有什么责任呢?我还能够负什么责任呢?
萨特还是坚持说,人是自由的.死亡不能限制人的自由.首先,有限性并不等于死,死也不意味着有限性. 死只是一种属于必然的偶然(萨特称之为“散朴性”)的事实,而有限性是人的自由的内在结构. 就是说,只有自由才能造成有限性,只有提出目的的时候,才有可能存在限制. 我选择了A,就排除了B,这才是真正的限制,我不能同时涉足两条路,这才是真正的限制,但这里与死亡无关.“死不应该在生命中看到,它‘在此期间’突然出现,而人的实在在揭示自己的有限性时,不会因此发现其死亡性.”
(同上第699页)
其次,死亡是一种给定的事实,就像出生是给定的事实一样,所以它不在人的选择范围内,与人的自由是无关的,它不能构成对自由的限制. 我们不能谋划死,所以死在我们的生命活动之外,死与自由相互独立.“由于死总是在我的主观性之外的东西,所以它在我的主观性里就没有任何地位. 而这种主观性并不表现为和它对抗,而独立于它的,以尽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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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现被直接异化了. 因此我们不能想死,不能等待它,也不能把自己武装起来对抗它,而因此,我们的谋划之成为谋划——不是通过我们的盲目,就像基督教徒说的那样,而是原则上——是独立于它的.“萨特的这些说法简单地说来就是:我们是”要死的自由人“。
(同上第701页)
四、自由与责任
承认生命和世界意义的虚无可以引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消极的结论是:既然生命原本一场空,那么我们就不必太认真,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力气,于是得过且过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用对生命中的任何事物负责. 这种结论用于人生,就造成了清静无为的老庄哲学,凡事看淡、得过且过的懒人哲学,自欺欺人,逃避责任的乌龟哲学;走向极端,还会演成一种抛弃一切价值追求,为所欲为的恶棍哲学. 另一种可能的结论是:既然生命原是虚无,那么人就注定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他必须自己造成自己是什么,和一切是什么. 于是,人的生活就是一场自己不断从虚无中存在起来的过程,不断地使自己虚无化以投向未来的过程,所以他必须自己承担起生命的全部责任.这种结论必然演化成积极向上的哲学,成为让人精进奋发的哲学. 萨特的存在主义属于后一类哲学.萨特一再地强调人的绝对自由,其核心就是要强调人对每一选择的不可推脱的责任. 萨特的基本结论是,由于人只是一种虚无化的力量,所以他什么都不是. 人的存在过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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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断地自我否定,不断地“不是其所是”
,即否定以现在否定自己的过去;又不断地“是其所不是”
,即以未来否定自己的现在. 除了这种不断地虚无化而外,人没有任何预设的本质,没有任何外来的规定,一切都是人自我选择、自我谋划的结果,是人不断地自己以新的谋划代替旧的谋划的结果,所以人是绝对自由的. 由于人是命定自由的,所以他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了肩上,他对他自己和他自己存在的世界是有责任的. 他就是他自己的作者,就是他的世界的作者,在他生命中所有的阻碍、麻烦和威胁都是由于他的自由谋划才成其为阻碍、麻烦和威胁的. 整个世界对他的敌对性都是由于他是自由的、他在谋划着才显出敌对性的.因此,对自己境遇的任何抱怨和牢骚都是荒谬的,对自己责任的任何推脱和逃避的借口都是荒谬的,因为生命的绝对责任不是从别处接受来的,它仅仅是我们的自由的结果,是我们自身的逻辑要求. 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为自己的行为寻求辩护,都不能说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一切只是别人的责任,或是在一定处境中的被迫的无奈. 因为任何处境之所以是我的处境,都是针对我的选择而言的.萨特指出自由与责任之间必然联系的意义就在于,这使我们明白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被迫”的,任何所谓的“被迫”
实际上都只有在我们自己的选择配合下才可能发生作用,所以实际上是我们自由谋划的结果,我们都应该自负其责.生活中人们所谓的那种“完全出于被迫”的感觉,不过是人们为了逃避责任的“自欺”心理造成的.即使我受命去参加一场战争,但我既然参加了,这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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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也就成为“我的”战争了. 我的确是“被迫”参加的,但参加仍然是我的自由选择,因为“我随时都能从中逃出,或者自杀或者开小差:当涉及到面对一种处境的时候,这些极端的可能性就应成为总是面对我们在场的可能性. 由于我没有从中逃离,我便选择了它:这可能是由于在公众舆论面前。.的软弱或者怯懦所致,因为我偏向某些价值更甚于拒绝进行战争的价值(我的亲友的议论,我的家庭的荣誉,等等)。无论如何,这关系到选择的问题.”
假设我是不愿参加这场战争的,但同时我又更不愿丧失我现在的地位,不愿影响我的晋升,不愿危及我的前途和生命等等,这样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些作了权衡和选择之后,我就“被迫”参加战争了. 但显然,这种“被迫”参加战争仍然是我选择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萨特甚至赞同法国作家若尔. 罗曼的一句话:“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
(《存在与虚无》第709页)
如果我宁要战争而不要死和耻辱,宁要战争而不要失去我的既得利益和前途,那么我就是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的.也许战争是别人宣布的,是别人组织的,但我一旦参加了,它就是我的战争,所以我没有任何推脱责任的余地. 这才是人的绝对自由的具体含义. 正是由于人是绝对自由的,所以人在任何时候必须负起自由的责任,任何时候都没有托辞可言:“进行这场战争,就是我通过它来自我选择和通过我对我自身的选择来选择它.”
“而在我选择了的这场战争中,我每天每日都在自我选择,我在造就自己的同时把这场战争造成我的。.战争.”
(同上第710页)
萨特在这里讨论的责任与法律意义上的责任是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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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它主要是在承担自己的生命意义上,在道义意义上的责任,而不一定是依据造成损失程度衡量应得惩罚的技术意义上的责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而不是一般根据我的选择和具体情况可负可不负的责任. 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就命定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命定负有责任.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并没有要求出生,生而为人并不是我的自由选择,我是被迫成为人的,所以我对我的生命是不应该负责的. 但是,生而为人是一种就给定的事实,就像我爬山时遇到岩石是给定的事实一样,我们生活处境也是给定的事实. 对被给定的事实,我们无法回避,只能以我们不同的选择赋予它不同的意义,使它成为我们实现目的必须克服的障碍或克服障碍的手段,而不能以自欺的方式无视它的存在. 我们的确是被迫负有责任的,正如我们是被迫自由的一样. 萨特一再强调,人除了“必须自由”这一点是不自由的而外,其余的一切都是自由的,所以人由于自由而来的责任是根本无法推脱的. 就算我想逃离责任,这“逃离责任”的欲望也是我自己产生的,所以对这种欲望我也是要负责的.而且,我出生这一事实远远不是一件天然的事实,它总是在我的自由谋划中才向我显出意义:我或者为我的出生而感到羞耻,或者为我的出生而感到惊讶,或者为之而庆幸,而欢欣,都是在与我现在的生命目的相联系才产生的. 我赋予了我的出生以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选择了我的出生.萨特还把责任的概念扩展到整个世界. 既然世界的所有事件对人来说都只是机会,都只是作为一种我在利用的机会,我缺乏的机会,我忽视的机会,我错过的机会而向我显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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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自由选择的手段,那么对别人来说,它们也是机会和手段,所以“自为的责任就扩展到作为人民居住的世界的整个世界中”。就是说,我们不仅必须对自己负责,而且也必须对别人负责,因为别人和我一样,也是一个自由的人. 其中的具体逻辑环节,萨特并没有详细展开,他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我对我和我的世界的责任必然会扩展到他人和他人的世界中,但是,只要我们明白了萨特对我的“为他”存在的描述,其间的联系还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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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人生xiezuoderensheng
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是理论归理论,生活归生活,两者各行其道,各不相干;另一种是哲学与生活相互交融,他的哲学就是他的生活的写照,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哲学的一种形象说明.第一种哲学家以叔本华为代表. 叔本华一生都在宣扬一种看破红尘的痛苦哲学,他说这世界是一个痛苦的世界,人们在盲目的生存意志支配下生活,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望,没有欲望产生痛苦,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又成为折磨人的痛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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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一旦满足则又会产生新的更多的欲望,造成更多更大的痛苦. 欲海难填,所以人生就是无限的痛苦.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叔本华说,最好是不生,其次是现在就死,这就是他提倡的死亡的智慧. 如果死亡的智慧一时还难以实行,也要在哲学、艺术、宗教中寻求智慧,而千万不要去追求财富,尽管人们对财富的爱远比对智慧爱超过千倍,但财富却只会带来贪婪与倦怠,并不能带来人们希望的幸福.听了叔本华这一套理论,一般人会以为他自己一定是一个不贪生、不爱财的隐逸之士. 即使他不带头自杀,也会是一个一不求名,二不求财,一辈子清贫自守的高士. 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叔本华却极其怕死,渴爱名誉,在钱财上也十分精明. 他不仅不想自杀,而且生怕有什么人把他谋杀了,或一不小心就不明不白地死去. 他给煤气管上锁,从来不让理发师用剃刀刮他的颈部,睡觉的时候,还在床边放一把上了膛的手枪——远比一般人怕死多了.1831年柏林流行霍乱,他和著名的哲学大师黑格尔一样赶紧外出逃命,结果由于黑格尔过于大意,过早返回柏林,染病身亡,而一向宣扬死亡智慧的叔本华却一直逃到法兰克福才停脚,并在那里活到七十二岁.从物质生活看,叔本华一直过着小康生活,用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遗产进行投资,其运作之精明,使人很难想象他还是一个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个对金钱和财富大加攻击的哲学家. 他到饭馆吃饭的时候,总是在桌上放一枚金币,让堂倌觉得那是一笔可观的小费,但每次他吃完饭离开时都把金币揣回自己的口袋中. 这终于激怒了一个堂倌,他质问叔本华这是什么意思,叔本华回答说,这是他悄悄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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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人生 731
赌注,只要在这儿就餐的英国军官什么时候不谈论狗、马和女人,他就把这枚金币投进济贫箱中. 像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不仅他悲观厌世的哲学会让你大吃一惊,而且当你了解到他的生平时,你只会因为他的哲学和他的实际生活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反差而再次大吃一惊.但萨特却不然,萨特属于第二种哲学家,他的哲学与他的生活不但没有明显的鸿沟,而且是相互印证的. 正如他的小说是他的哲学的形象化说明一样,他的生活也是他的哲学的一种具体体现,这也许正是人们对萨特的生平特别感兴趣的原因. 但一般人所注意的萨特生平,往往把注意力放在萨特那颇具传奇色彩的爱情生活上,而忽视了一个人的爱情只是他生活的一个方面.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小说家,一个存在主义者,萨特的爱情生活是和他的写作生活、社会政治生活交相辉映的,他的写作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与他的爱情生活一样充满了存在主义的奇特色彩,成为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最好注脚.
一、书是我的小鸟和鸟窝
由于身体和性格方面的原因,萨特小时候从未有过像一般的乡村孩子那样在大自然中撒欢的经历.在萨特的记忆中,找不出一个乡村儿童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景:他既没有种过地,也没有掏过鸟窝,既没有采过草药,也没有用弹弓打过鸟.甚至,他连类似于鲁迅小时候在百草园的那种乐趣也没有.小萨特的唯一一个自由的乐园,是他的外祖父那间布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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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尘的书房.正如他最后是在书籍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一样,他也是在书籍中开始了他的生命. 在萨特的心目中,书籍就是他童年时的小鸟和鸟窝,就是他所宠爱的家畜,就是他充满儿时甜蜜回忆的可爱的村庄.萨特第一次看到这间书房时,他才只有四、五岁,那时他还不识字,但那些像石碑一样立着、躺着,或者像砖头一样摞在一起的书籍,却使小萨特有一种莫名的崇敬感. 在小萨特看来,这些书都是一个模样,他偷偷地摸着上面的灰尘,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他只知道这里面很好玩,他常常一个人来到这里,自得其乐,仿佛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圣地.外祖父的行为尤其让萨特对这些书产生莫名崇敬. 外祖父的手脚本来很不灵便,戴手套时总要外祖母帮他扣扣子,但他一般弄起那些书来,立即就显得得心应手,灵巧得像宗教仪式中的一个熟练的司仪牧师. 小萨特看见他每天都在进行着这种仪式,但无法明白其中的含义. 外祖父经常漫不经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过写字台,大步跨过房间,不假思索就从书堆里取出一本书,根本用不着挑选,其熟练与准确,让小萨特惊奇不已. 萨特看着他取出书来,边走边用两个指头哗哗地翻动书页,然后准确无误地找到他所需要的那一页.有好几次,萨特都想走近去看个究竟,但他只看见了白色的、有点发霉的纸张,上面有许多黑色的符号,再有就是一股奇怪的气味.外祖母屋里也有一些书,外祖母看书的时候就变得有点喜怒无常,有时还会看着看着就大声地叫骂起来. 每当这种时候,萨特的母亲总是保持着沉默,她还叫萨特也不要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