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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球则将在无生命的状态下继续存在，直到一个意识出现把它唤醒.“
（《为什么写作》，《现代西方文论选》第１９２—１９３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所以，人在感觉上有一种需要，就是要体验到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是更为本质的方面. 在萨特看来，这恰恰构成了艺术创作的动机之一.
六、从“自由的梦”到“投入战斗”
艺术描绘世界，就是“通过凝炼各种关系，引进本来不存在的秩序，以统一的思想，控制五花八门的事物”
（《为什么写作》，《现代西方文论选》第１９２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同时，艺术家又不能把自己引进的秩序强加给别人，他不能强迫读者去欣赏自己的作品，也不能自己欣赏自己的作品. 所以作家的创作只能是对读者自由的一种吁请. 作品不能强迫读者，这好理解，但作家又为什么不能自己欣赏自己的作品呢？为什么不能只为自己写作呢？要知道，很多人恰恰就是认为他们只是为自己而创作的，他们不屑于为读者写作. 但萨特指出，文学的本质就在于被阅读，阅读是文学创作的一部分，是阅读才使文学创作真正完成了. 这就决定了任何人不可能只为自己写作. 因为阅读是一种充满希望与探究的行为，“阅读时，你在预测，也在等待. 你预测句子的末尾，预测下一个句子，预测下一页书. 你等待它们来证明你的预测是否正确. 阅读由许许多多终于要醒的梦、许许多多希望和受骗组成的. 读者总是走在他们阅读的那个句子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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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进入一个他们读下去时一部分逝去、一部分相应地聚集拢来的未来之中. 这个未来从一页退到下一页，形成了文学客体的一个移动着的地平线. 没有了等待，没有了未来，没有了无知，那也就没有了客观现实.“
而一个作者如果要读他自己的作品，恰恰就是一种没有等待，没有未来，没有无知的阅读.作者无论在什么地方读到的，都只是他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计划，这样，阅读就不再是一种创造性的、能给他快感的审美活动，而只是枯燥无味的对写作过程的某种重复. 所以，为自己写作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那么我自己写作不为阅读，只为自我表现，自我抒发感情不行吗？
萨特提醒我们：这也不行.“在你把你的感情投射到纸面时，你只不过在设法使这种感情作无力的延伸而已.创作行为在作品创作中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抽象的瞬间. 要是作者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话，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他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作为客体的作品将永远不能问世，而作者也就不得。.不放下笔来，或者陷入绝望之中.”
（同上第１９５页）
写作只能是为一定的读者写作，而读者之所以成为读者则在于他能在作品的指导下自由地创造，于是，萨特得出结论说，写作的目的就只能是诉诸读者的自由.“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吁求”
，“作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向读者的自由提出吁求，要求进行合作”。
（同上第１９８页）
作为一个作者，我吁请读者把我所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我就必须把读者当作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体，我力图影响读者，唤起他们的某种感情，但我不能通过压倒他们来实现这一点，而只能对他们提出要求，向他们提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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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１萨特：荒谬人格
如我可以通过“纯描述”的艺术手段来提出这一任务，通过所谓冷静的刻画来提出这一任务，而读者则以自己被激起的感情来回应它，完成它. 读者出于对作者的信任，他会变得对作品“轻信”
，但同时他却又每时每刻都是自由的. 读者知道自己沉醉于艺术的梦境中，知道自己随时都会醒来，但他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不醒来.萨特说：“阅读是一场自由的梦.”
为什么说阅读是“自由的梦”呢？因为“阅读就是行使慷慨，作家要求于读者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自由，而是读者全部的天赋；连同他的感情、他的偏爱、他的同情、他的性生活方面的脾性，以及他的价值观. 只有这样，一个人才会慷慨地献出自己，自由透过了他，开始改造他感觉中最黑暗的那些素质. 主动性为了更好地创造客体，会使自己变得被动，反过来，被动性就变成了一种行动；于是正在阅读那个人把自己提到了最高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以顽强著称的硬汉子听到别人叙述虚构的不幸事件时也会流下眼泪的原因；要是他们没有对自己隐藏自己的自由，这时候他们就变成他们本来会要变成的那个样子了.”
（同上第２０２页）
作者吁请自由，读者以投入阅读来认可作者的自由，行使自己的自由，所以在阅读中就构成了这样一种辩证关系：我们越是体验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对我们的要求越多，我们对别人的要求也越多. 作者勾划出世界的一种“新关系”
，他创造一种美，然后通过他的作品把这种关系，这种美传达给读者，这样，艺术就成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中的“授予仪式”
，一种共同的生存建构行为. 它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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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世界以意义，在这种意义的赋予中，同时把世界建构起来，使自己存在起来.“写作既展示世界，又把世界作为一项工作奉献给读者的慷慨大度”。
这样，文学就不可能只是一种纯个人行为或单纯的消遣了. 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同的自由谋划.不管作品有什么主题，它都绝不会是一份自然的资料，而是“紧迫的需要和一种授予”。
这个世界将它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一齐授予了作者，作者在对这些作出情感反应的同时，又把它们授予了读者，使世界按它们的本来面目呈现于读者面前，吁请读者对之进行反应和评判.“因此，作家的领域只对读者的观察、赞赏、愤怒展现其深度；慷慨的爱表示愿予支持，慷慨的愤怒表示要加变革，而赞赏则表示将作模仿”。这样一来，文学就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它是要对现实作出判断、确定对现实的态度的活动，因此也是要对负责的活动.萨特说：“文学和道德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在艺术责任的核心中，我们看到了道德的责任.”
（同上第２１１页）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对自由的要求，就是对不自由的反抗. 作者动笔去写，这一事实就表明他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而读者翻开书去读，也就说明他们承认了作家的自由.“当我一感觉到自己的自由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紧密相联不可分割时，应当可能再要求我用自己的自由来同意对这些人中的某部分人进行奴役了.”
我们可以设想一部反对种族压迫的优秀黑人小说，但我们却不可能设想可以有一部歌颂反犹太主义的好小说.由于任何奴役读者的企图都是与作家、与艺术不相容的，所以谁要是接受法西斯主义观念，谁就必然会在艺术上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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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萨特：荒谬人格
苍白无力. 萨特说：“一个铁匠在作为一个人而生活时，可能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他作为铁匠所拥有的技艺却不一定会受影响；而一个作家则两者都会受到影响，后者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前者更大. 我看到过这样的作家，他们在战前衷心欢迎法西斯主义，但当纳粹分子把种种荣誉加在他们头上时，他们的创作立即变得苍白无力了.”萨特举了《新法兰西评论》的编辑罗歇为例，他在德国军队占领法国时期为纳粹领导一个评论杂志，即《新法兰西评论》。他是真诚的，但作为一个作家，他走错了路，并因此断送了自己的艺术. 其实，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其人，许多封建御用文人，就其个人才华和个人信仰的真诚来说，都无可指责，但问题是艺术才华与任何反自由的信仰是不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信仰得越真诚，他的艺术才华枯萎得越快. 很多人年轻时才华横溢，而一旦投入封建专制主义的怀抱，他的创作才思逐渐就变得苍白无力了. 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历史经常看见的个人荣华与艺术才华成反比的现象. 萨特关于艺术与非自由思想不相容的观点，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既然艺术担负着自己的道德责任，既然艺术天然与自由为盟，那么，文学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就必然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和“干预”了. 因此，在萨特看来，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必然是捍卫自由的战斗者. 萨特说：“散文艺术只能存在于一个使散文获得意义的领域中，那就是民主的领域. 当民主受到威胁时，散文艺术也同样受到威胁. 仅仅用笔来保卫它们是不够的. 被迫放下笔的一天会到来，作家于是必须拿起武器. 因此，不管你是怎样接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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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人生 ７６１
学的，也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见解，文学把你投进了里头. 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了，你就给卷入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同上第２１４页）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萨特的美学思考是从最抽象、最超然、最个人化的“自由”开始的，而最后却落脚在社会的“责任”
上，在别人眼里纯属风雅之事的文学艺术变成了一场社会“战斗”。这种鲜明的色调对比，这可以说是萨特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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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行动ｚｈｉｊｉｅｘｉｎｇｄｏｎｇ
存在主义的美学最终要诉诸于社会学，这已经逻辑地暗示出作家萨特最终会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资本世界的著名抗议者. 萨特说仅仅用笔来保卫民主、自由是不够的，“被迫放下笔的一天会到来，作家于是必须拿起武器”
，这绝不是他一时的冲动之言. 他说到做到，尽管还没有拿起杀人的武器，但从他在法国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期间的表现看，他拿起武器并非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萨特的确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他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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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行动 ９６１
客“
，从不满足于把真理仅仅挂在嘴巴上，锁在象牙塔里，他意识到人的存在必须有直接的社会行动，于是他成了一位直接行动者. 在萨特的时代，几乎哪里有对自由的侵害，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萨特大声的抗议.无论是文学还是政治，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只要出现了事关正义原则的战斗，哪里就成为萨特关注的焦点，哪里就会出现萨特战斗者的身影.这个存在主义者要承担起自己的存在，要担负起自由的责任.
一、活着就是为了行动
如果从个性和气质和个人生活目标来看，萨特和西蒙.波伏娃本来都不会成为社会活动家的. 在大学时代，萨特还认为政治与自己毫无关系. 萨特在柏林留学期间，德国正是正义的力量与法西斯主义殊死搏斗的战场.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上台当上了总理，２月２７日策划了国会纵火案，随后取缔了德国共产党. 法国舆论深为纳粹对待德国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安. 许多优秀的学者、艺术家已经开始流亡外国. 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代表１４００万德国工人宣布：他们决不允许法西斯继续统治德国，决不允许希特勒把德国拖入战争. 但就在那时，萨特还是对政治漠不关心. 他在思想上属于左翼分子，但他决不准备介入社会活动. 正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那样，在１９３９年以前，他都一直认为自己的存在与国家无关.萨特说：“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在政治，萨特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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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他既听共产党朋友的演说，也听社会党朋友的论点，但就是不在任何选举中投票.“我认为我要做的事情是写作，我绝对不把写作看做一项社会活动.”
（《七十岁自画像》）
，《萨特研究》第８９页）萨特后来又一再解释他那时的观点：“我想，我的任务是写作，而写作决不是一项社会活动.”
（《心心相印》第６６页）
１９３３年夏天，墨索里尼政府搞了一次“法西斯主义展览”
，为了吸引国外游客，意大利的火车票七折优惠，而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就是被吸引到意大利去的游客中的两个. 尽管那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黑衫党党徒，到处都有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大幅标语，但他们两人还是在那里玩了个够. 然后，萨特又回到德国，在法西斯主义喧嚣的柏林继续读他的胡塞尔，继续他在法兰西学院自由自在的留学生活，其间还轻松地涉足了与“玛丽”——当地一位学者妻子的风流韵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萨特就是这么一个不关心世事的逍遥自在的家伙. 在本书第五章中我们曾指出，是战争使萨特注意到了“他人”的存在，现在我们要补充的是，战争也使萨特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意识到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用他的笔来“战斗”了，同时，他也开始了对社会的直接行动：投入反德国法西斯的抵抗运动.那是在１９４１年３月的一个夜晚，西蒙. 波伏娃参加了一个宴会回到达内马克旅馆，发现萨特留下的一张字条，说他在“三剑客”咖啡馆等她. 这就是说，被关在德国战俘营的萨特，她日日夜夜挂念的萨特，现在已经回到巴黎了！她急急忙忙地跑到“三剑客”
，没有人. 就在她精疲力竭地瘫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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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行动 １７１
椅子上时，侍者交给她一张纸条，说萨特已经等了两个小时，现在正在外面散步，他要使自己平静一下，很快就回来. 萨特是在１９４０年６月法国贝当元帅宣布停止抵抗，向德国投降后被俘的，他当时随法国第７０师在洛林驻守. 从那以后，萨特在德国的战俘营，西蒙. 波伏娃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 西蒙. 波伏娃听说在巴黎郊区的一个战俘营里，战俘们饿得连死狗都要吃，就更为萨特担心了. 成天想着在战俘营快要饿死的萨特. 一个月以后，她和萨特开始取得联系，但她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就突然回到巴黎. 原来萨特是偷跑回来的. 他逃出战俘营后，冒充平民，混过了敌人的盘查，一直回到巴黎.那天晚上和接下来的几天里，西蒙. 波伏娃吃惊地发现她和萨特并没有预想中的那种大难不死的宽慰和久别重逢的亲热，而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萨特说的是另一种语言，是集中营里使用的语言，它代表着战俘营中的战友们那种团结一心，只讲原则，反对一切妥协和让步思维方式，他不太理解沦陷区生活中所必须的灵活. 西蒙. 波伏娃觉得，萨特满口都是自以为是的说教. 他一会儿认为西蒙. 波伏娃在黑市上买东西是太过分了，一会儿又指责她不应该在声明自己不是共济会成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文件上签名.更让西蒙. 波伏娃吃惊的是，萨特宣称，他回家来不是为了活下去，而是为了行动. 但当时纳粹德国正是强大得不可一世的时候，已经统治了从挪威到地中海、从大西洋到黑海的整个欧洲，他的伙伴日本正在中国登陆，意大利则横扫希腊，占领了非洲的索马里和利比亚. 在法国国内，整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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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政界都向德国俯首称臣，同时严厉镇压“通敌分子”。而萨特他们呢，可说的只有两句话：孤立无援，手无寸铁.然而萨特还是决定了要立即行动. 为此，他必须恢复自己的合法身分. 这只有在贝当统治的“自由区”
，即德国实际上并未占领的维希法国才能做到. 萨特准备偷越“边界”去弄一张平民证，然后再悄悄地回到德国占领的法国. 但他后来了解到，巴黎的学校对回校教师的态度较为宽松，对他们的证件检查也不那么严格. 于是，他回到了他原来工作过的中学，并重新获得了教职.有了合法身份，建立抵抗组织的工作立即就开始进行.组织工作是在西蒙. 波伏娃的房间里进行的，参加的人员有也像萨特一样当过兵，后来成了一名著名哲学家的梅洛—庞蒂，还有梅洛—庞蒂原来在师范学校的几个学哲学的学生. 在这个小团体中，没有一个人会干诸如制造炸弹之类的工作，大家一致决定，在与别的抵抗组织取得联系以前，他们的工作先限于进行反德宣传. 具体地说，就是搜集情报，油印传单和小册子.他们很快就与其它的小组织联系上了，其中还有佩隆领导的一个组织. 佩隆是萨特少年时代的朋友，现在已经当上了英国间谋.不久以后，各个小组织的联系会议也召开了，地点就在学校操场上，还有卢森堡公园里. 这些新生的抵抗团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打败纳粹德国，此外就很少有什么共同处. 他们对战胜德国后的前途的看法更是五花八门，相互矛盾. 法国共产党最先投入了抵抗运动，他们当然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彻底马克思主义化的法国，至少也要有一个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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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线. 萨特的朋友则倾向于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和他领导的敌后游击队. 那时，戴高乐通过伦敦的广播电台不断地号召他的法国同胞们坚持斗争，他说，法国并没有战败，还有半个非洲、印度支那和加勒比海群岛还在法国手中，大部分法国海军都完好无损，保存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港口，还有整师整师的法国陆军部队与英国部队一起成功地撤出了敦克尔克，与英国人一起坚持战斗.萨特和他所在的那个组织认为，他们难以全面地考虑怎样打败德国的问题，他们应该考虑法国的未来，他们应该为未来法国的建设设计一个行动的新纲领.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未来行动的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和自由. 萨特与他所在的团体内的共产党人轮流撰写传单，宣传他们的这一纲领. 在德国进攻苏联后，他们还试图与法国共产党接触，但没有得到共产党的信任：他们本来是一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上萨特又是从德国人的牢里逃出来的，所以更加令人怀疑了.这年暑假，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决定骑自行车到维希的“自由区”走一趟.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到那里去了，他们去既是作次骑车旅行，又可为他们“社会主义和自由”作宣传，他们希望能拉拢几个知识界的名流支持他们. 同时，萨特还要在“自由区”设法弄到一张合法的复员证.在“边界”
，他们与一个妇女讲好了价钱，让她带他们摸黑越过了边界. 似乎没有什么人对他们的“社会主义和自由”感兴趣. 他们找到了作家安德烈. 纪德，在一家咖啡馆坐下来. 萨特开门见山地谈到一份地下报刊，纪德显得紧张不安. 他多疑地注视着周围的其他顾客，不断地叫萨特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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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换桌子，商谈结束，纪德还是觉得他什么也做不了.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也见到了作家安德烈. 马尔罗. 马尔罗很早就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介入革命斗争.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就指出，知识分子适当地介入革命斗争，能够起到比一般追随者更大的作用. 所以当时很多渴望参加战斗的知识分子纷纷前来求见马尔罗. 但马尔罗很现实，他总是问那些想成为游击队员的人：“你们有武器吗？”但即使别人有武器，也有组织，马尔罗也不愿支持他们的行动，他反对过早行动，他感兴趣的是“认真做事的人”
，比如一些空降到法国的英国谍报军官. 对萨特，马尔罗也不例外地表示了这些观点. 听完了萨特的想法之后，马尔罗说，目前的一切行动无论如何都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荒谬的. 他认为德国现在正猖獗一时，但已是强弩之末，希望只在时间上，美国迟早会被拖入战争，到时候，要靠苏联的装甲部队和美国的炸弹才能够结束战争.回到巴黎，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对马尔罗的话作了一番痛苦的掂量. 地下抵抗组织已有一些人被捕，其中包括萨特少年时代的朋友佩隆和西蒙. 波伏娃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被放逐了.萨特和他的“社会主义和自由”
小组还完好无损，但他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萨特现在也认为，行动的危险与所能得到的结果之间太不成比例.整个１０月，他们除了没完没了地讨论他们的行动纲领而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这年冬天，地下抵抗组织有了真正的行动. 一个德国少校被杀死在街头，手榴弹扔进了德国人占据的餐馆和旅馆，铁路干线也遭到破坏. 然后他们遭到的德国人的报复也是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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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每杀死一个德国兵，盖世太保就枪杀５０个法国人作为报复. 有时候，德国人几乎是随意抓人杀死了事，作为对抵抗行动的惩罚.
二、迎接巴黎解放
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之间，萨特真正有成效的工作还是写作. 历史并没有给他提供拿武器的机会，他还是用他那只笔来进行战斗，而且他用笔比起拿武器来，总还是显得要得心应手一些. 在这期间，他写了两个剧本，其中大量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或者描写古希腊篡权统治的暴政，抒发心中的忿恨；或者让剧中人大谈占领军、通敌分子和抵抗战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存在与虚无》的写作.１９４３年，萨特完成了他的剧作《苍蝇》。
剧作取材于古希腊的悲剧故事，但主题却有十分鲜明的当代性. 它告诉人们在选择了容忍犯罪之后，不应该总是生活在内疚之中，而应该勇敢地担当起自己自由的权利. 剧中的阿耳戈斯是一个充满血腥的罪恶国家，王后的奸夫埃斯托斯杀死了国王阿伽门农，并篡夺了王位.阿伽门农是当年希腊军队中的一员猛将，英勇善战，为希腊立过汗马功劳.他随希腊舰队凯旋而归，来治理阿耳戈斯. 那时阿耳戈斯还只是外省的一座小城市. 市民们早就看出了王后与埃癸斯托斯的奸情，但他们始终保持沉默. 善良的阿伽门农禁止死刑，而他们却需要刺激，想目睹一次暴死，所以他们明知道阿伽门农面临着血光之灾，那时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话，就足够挽救他们敬爱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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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命，使国家免于伤风败俗的罪恶，但他们却依然什么也没有说. 在阿伽门农被害的那天上午，阿耳戈斯人听见国王在宫里痛苦地嚎叫，他们仍然一声不吭，整整一个上午，他们都躲在自己的屋里，屏声静气地听着国王惨叫. 第二天他们又像往常那样，继续寻欢作乐. 从此之后，这个城市到处都是血污，腥味扑鼻，墙上、神像上到处是洗不尽的血污，成群的苍蝇笼罩着这个城市，嗡嗡乱飞，每一只都有蜻蜓那么大. 阿耳戈斯的人民因为容忍了血腥的犯罪，并欢迎一个罪犯作为自己的国王，从此也陷入全国性的内疚与忏悔之中.在国王遇难时，他的儿子俄瑞斯忒斯被偷偷地送出城外，因而幸免于难.当他回来时，他已经长成一个健壮的青年.他和他的姐姐一起杀死了王后和篡位的国王，为父亲报了仇，为国家雪了耻. 但他拒绝坐上王位，而是骄傲地离开了阿耳戈斯. 临行前，他对蜂拥而来，想要打死他、撕碎他的人群说，他愿意为他们承担这个国家的罪恶和悔恨：
“你们的过错，你们的悔恨，你们夜间的苦恼，还有埃癸斯托斯的罪行，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别再害怕你们的那些鬼魂了，它们都是我名下的鬼魂了. 你们看，忠于你们的苍蝇都离开了你们，冲着我而来.但不要害怕，阿耳戈斯人：我不会血淋淋地坐在被我所杀的人的王位上的.一位神祇曾想把这王位让给我，我一口拒绝了.我想当一位既无土地也无臣民的国王.永别了，我的人民，设法好好生活下去，这儿一切都有待于开始……”
１９４３年春天，《苍蝇》正式在法国上演，并受到巴黎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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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欢迎，第一轮演出就连续演了２５场. 当然，评论家们都对这个剧的政治含义只能含糊其词.除了写剧本，萨特还参加了法国知识界的地下反抗组织，并接受共产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控制的全国作家委员会，并为地下报纸《法兰西文学报》撰稿. 这年夏天，萨特那本厚达７００多页的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 在当时这本书并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但仅仅在两年以后，它就被视为存在主义的重要哲学著作，受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当代任何一部哲学著作. 它被隆重地再版，战后许多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如罗素，卢卡奇等，都对这本书发表了评论.１９４４年，整个战局发生了转机. 德国人在美英军队的打击下，不得不撤非洲，处于战略守势. 盟军空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在莱茵河地区和汉堡进行大规模轰炸. 在东线，苏联军队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反击；在法国，“抵抗运动”十分活跃，德国人的汽车被炸，铁路不断遭到破坏. 萨特、西蒙.波伏娃与一伙新老朋友经常聚在一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交流对时局的看法. 那时，他们已经结识了《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的作者加缪、画家毕加索夫妇、精神病医生雅克. 拉康等一大批知识界的名流. 大家在一起自然是无话不谈. 他们认为，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战争结束后将是他们这些人战斗的开始. 他们不可能去帮助建立一个与他们信仰格格不入的法国，但也不想再去推行那些已经明显过时的思想观念. 有一点大家是非常一致的，就是战后法国不应该是１９３９年前的法国的重现.他们感到未来世界的统治权将会转移到美国和苏联人手里，他们也意识到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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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１萨特：荒谬人格
人在未来的历史中将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但他们还是不知道，今后是应该远离政治呢，还是在适当的时候参加共产党？
尽管这伙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了幻想，但他们眼前的处境却仍然十分严峻. 萨特担任了一家新的评论性刊物的主持人工作，还为一套哲学丛书担任编辑. 西蒙. 波伏娃、加缪、梅洛—庞蒂都是其中的骨干力量. 德国占领军不断张贴处决“恐怖分子”的照片和名单，逮捕随时都可能发生.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朋友中就经常有人被捕，其中包括奥尔加. 这些被捕者不一定参加了抵抗组织，往往只是与抵抗组织成员有交往，就被捕了，有的还被杀害.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曾经为了营救其中的人而四处奔波. 所以，每当萨特参加什么秘密会议回来晚了，西蒙. 波伏娃都会提心吊胆.１９４４年６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 在巴黎郊区，开始出现英美飞机，每夜对重要目标进行轰炸. 随着盟军的向巴黎的推进，德国占领者在巴黎对抵抗运动的镇压也日益疯狂. 由于全国作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被捕了，而且他传出话来，说他已经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所以加缪主张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暂时避一避. 他俩先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几天，然后到巴黎以北４０英里的一家乡村旅馆里租了间房住下来.这时英国广播公司发布了轰炸德国重要城市汉堡的消息——战火已经燃到德国人的后院了.整个巴黎都爆发了破坏活动.溃退中的德国人对“可疑分子”的镇压也决不手软，他们随时处决抓到的抵抗战士，把那些他们认为十分顽固的人吊死在大街两边的阳台上，在法国南部，他们将上千名法国人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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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１日，美国军队推进到离巴黎只有５０多公里的夏尔特尔郊区.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决定回巴黎去. 到巴黎的铁路随时都可能被切断，公路又尽是溃退的德国军队，他们只好骑自行车走小路回巴黎. 在半道上，他们乘了一段路的火车，正巧遇上了空袭，车头部分有好些人员伤亡，他们碰巧在列车后部，只是一场虚惊. 他们在巴黎一家较为僻静的旅馆住下来，与加缪取得了联系. 加缪告诉他们，抵抗运动领导人已经形成决议，巴黎应该自我解放.８月１８日，西蒙. 波伏娃看到德国军队沿街撤退. 第二天，巴黎的警察局、市政厅、火车站和大多数公共建筑物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 在纳夫大桥上，法国一支小分队向德国护航队开了火.但德国人仍然控制着这个城市，第二天早晨，字旗还在塞纳河上空飘扬.萨特在全国作家委员会总部，加A缪和他的小组接管了通敌分子们丢弃的印刷机和编辑室，《战斗报》和《解放报》开始在街头出售. 街头上流言纷纷，有人说为了保全城市，德国人已同意撤离，有人说德国人在巴黎圣母院和大部分城市建筑下面装了炸药，要炸毁整个城市.一个星期过去了，德国人没有离开巴黎.从８月２２日起，萨特在新办的《战斗报》发表连续述评，描述和评论巴黎的局势，其中包括起义的总体情况，人们的希望、担心，并提醒人们防止过度行为. 在９月４日的文章中，萨特描述了人们欢迎菲利普. 勒克莱将军的第１０师浩浩荡荡开进巴黎的盛况.萨特在文章中评论说，“从来没有一次起义以这种形式亲近一支军队，从来没有人见过为游击战和狙击战而武装起来的平民战斗者在行进中受到与正规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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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萨特：荒谬人格
士兵、军官同样的喝采. 人们向他们所有的人欢呼，多半理解了这种爱国的和革命的行动的双重性质，感受到了包含在这非凡的典礼中的全部指望，但也觉察到了，关键不仅是把德国人赶出法国，而且是开始为新秩序作更艰难和更持久的奋斗.“
（转见《心心相印》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三、这是我们的时代
萨特说对了，建设法国战后新秩序果然是一场更艰难、更持久的奋斗. 市政厅的屋顶上，还有一些死硬的维希分子向广场上的数千群众开枪. 他们与德国人不一样，他们既不能撤退也不能投降，于是宁愿在这种自杀式的行动中送命. 但这都不是重要的，真正的艰难在于战后法国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难以实现平衡. 全国抵抗委员会的领袖戴高乐，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数百万党员的共产党，还有曾经默认德国人的统治而被戴高乐视为敌人的法国大资产阶级，现在戴高乐又需要他们来稳定法国，各派关于新法国的设想大相径庭，彼此冲突. 另外一些法国人则举棋未定，不知如何是好.萨特和当时法国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政治.《战斗报》上在进行着时局的热烈讨论，从盟军的莱茵河行动到希特勒的阿登大反攻，从战后的世界格局到法国未来的建设，都是他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都认为，要他们回到战前那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不可能了，因为过去那种超然于社会之外的作法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自欺”。而且，仅仅停留在口头抗议也是不够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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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直接行动. 你们既不愿作一个袖手旁观的看客，也不想只抓住一些抽象的概念夸夸其谈. 萨特说是战争使他的生活分成了两半，我们看到，战前与战后，萨特在对社会的态度上的确是判若两人.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法国人都支持共产党，萨特也希望能和他们站在一边，但他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其中当然与他和法国共产党之间的成见有关，在萨特搞“社会主义和自由”的那段时间，他和共产党有许多误会. 有人说他能从战俘营获释，是为了充当告密者. 在全国作家委员会接纳了萨特的同时，还有人把他列入反动分子的名单. 但历史原因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萨特不愿放弃自己那套独立的想法. 共产党只能把他看成正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信奉现象学而不是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萨特从不打算放弃他的存在主义，他坚信他自己关于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的思想. 他希望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能够接受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而不要让人道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矛盾尚不突出，包括法国共产党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国人都支持戴高乐政府，形成了全国一致、团结一心的局面. 可是后来情况起了变化，加缪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协调性似乎又明显起来，《战斗报》的政治观点越来越让共产党人不满. 一群青年人掌握的共产党周刊《行动》上开始连续发表攻击萨特的文章，他们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是转移阶级斗争视线，萨特本人是海德格尔这个纳粹分子的门徒，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者.萨特对党派之争不胜其烦，他请求加缪派他出任访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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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１９４５年１月，萨特搭军用飞机到了美国. 他的身份是《战斗报》和《费加罗报》的特使，应美国战时情报局邀请，到美国作有关战争的报道.事实证明，萨特不仅政治不在行，干记者似乎也不怎么在行. 他有出众的文学才华，语言能力和洞察能力都非同一般，但他不懂得干记者应该掌握的分寸，结果不知不觉地捅了马蜂窝. 萨特在一篇电讯稿中，提到了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在美国的贝当派法国人和戴高乐派法国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他还引用了未标明来源的资料，说美国的大公司和国务院资助过《为了胜利》这张报纸，给法国造成了很多危害. 萨特的文章在《费加罗报》刊出后，美国《纽约时报》驻巴黎的记者就指责萨特破坏美、法两国的友谊. 萨特急忙写信给《纽约时报》编辑部，谴责他们驻巴黎的记者错误地引用了他的报道，并向《纽约时报》的读者们保证，他的确无意危害法、美两国的友谊. 可是在后来的一篇报道中，萨特又忍不住攻击了一些在美国的法国人，揭露他们当初曾经支持过贝当政权.接着，萨特又在他发回欧洲的报道中批评了美国的社会制度，他说，美国人民优于美国的制度，他们从来就不是富有的，他为他的《战斗报》的读者们介绍了美国社会贫富之间的巨大悬殊，美国的价值观念，美国国内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两派的论争，还介绍了罗斯福政府的工业改革.３月１０日，萨特和另外５位到美国采访的法国记者一起，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 萨特在发回的文章中生动地报道了这次会见，他描述了罗斯福总统如何与他们谈起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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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国家的热爱，总统那张长脸是如何具有一种深通人情的魅力，既温和，又严厉，打动了所有在座的人.在后来发回的文章中，萨特还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萨特提出，黑人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让美国无产阶级认识到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共同利益，美国的一切进步，都将取决于美国蓝领工人的发展.８月６日，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这时萨特已经与西蒙. 波伏娃在巴黎相聚. 他们不知道原子弹的爆炸究竟是意味着永久和平，还是世界末日.８月底以前，他们完成了《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这是他们创办一份长达１９２页的大型月刊. 萨特任主编，西蒙. 波伏娃和梅洛—庞蒂都是编委会的重要成员. 当时法国纸张奇缺，政府规定只保证在战前就出版的刊物和经核准的抵抗运动报纸的纸张供应. 西蒙.波伏娃拜访了戴高乐的情报部长，解决了《现代》的纸张问题，保证了它顺利出版.萨特在为这份刊物所写导言中说，他们的刊物将不为任何政治服务，而是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分析，选择自己应有的立场. 这篇导言说：“我们不愿错过我们时代的任何东西. 或许还有更好的时代，但这是我们的时代；在这次战争中生活，在这次革命中生活，我们只能过这样的生活.”
四、自由共和国理想
萨特与他的祖国一起熬过了４年的被占领期. 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血统治下，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和每一个法国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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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至少在萨特看来，他关于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的思想是完全经得起现实的考验的.战争结束后，萨特用他自己的存在主义方式对法国人民四年来的抵抗运动作了一个总结. 通过这一总结，他也使自己的思想有了一番总结，并为他在《存在与虚无》抽象地加以论证的“自由”理论赋予了历史的具体内容.首先是人的自由问题. 在德国占领时期，法国人还是绝对自由的吗？萨特认为，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法国人民丧失了一切权利，但他们恰恰因此而是“自由”的. 萨特说：“我们从未比在德国人的统治下更自由过.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的所有权利，首先是说话的权利. 我们每天都被公然地侮辱，我们不得不保持沉默. 我们是被驱逐的大众，因为我们是工人，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因为我们是政治犯. 我们所见所闻——在墙上、报纸上、电影银幕上——我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压迫者要求我们相信的那种恶劣与枯燥的形象，就是我们的真正形象. 由于所有这一切，我们是自由的. 既然纳粹的毒液已渗入我们的思想，所以每一个准确的思想就是一个胜利；既然一个强有力的警察系统企图强迫我们沉默，所以每个字都变得如同原则声明一样宝贵，既然我们被追捕，所以每一个手势都具有投入战斗的意义.”
（《萨特自述》第１９６—１９７页，下同）
就是说，是德国法西斯的残暴使法国人民抽象的自由有了具体的历史内容，正如萨特一再强调的，只有限制才能使自由客观化.抽象地看，表达一定的思想，作出某种手势，你很难说有什么自由的含义，它们不过是人的极其普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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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法西斯统治这个给定的环境中，由于人们已经丧失了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的权利，所以这样的思想和这样的表达本身就有了自由的意味了，它们本身就是对限制的挑战.在那个时候，萨特正是这样来体验自由的一切行为的，包括他的秘密活动，他的写作.他非常庆幸他的《苍蝇》上演时，来看戏的绝大部分观众是对抵抗的含义有明确理解的青年人，他们懂得这出戏的深刻含义. 后来有的人因为《苍蝇》是在“占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