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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杰 当前章节:15375 字 更新时间:2026-6-28 03:41

期间上演的而攻击萨特,说他得到了德国检查官的恩准,这些人其实是不懂得自由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具体含义. 实际上,《苍蝇》的上演固然得到了德国检查官的“恩准”

,但同时也得到了当时的“民族抵抗委员会”

、“文学委员会和作家委员会”等抵抗组织的支持. 在他们控制的《文学新闻报》上,还发表过一篇点明《苍蝇》主旨的评论,尽管这篇评论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含糊其词.这都清楚地表明,萨特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尽职的自由战士,在那个特殊的境况下,他用他特殊的方式进行着不屈的战斗. 而且,他的这种战斗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奋斗,而与他的祖国、他的人民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处在一个“共在”中. 所以在萨特的观念中,战斗者不再是洛根丁式的孤立的自我,而是“我们”——所有的法国人民.萨特说:

“我们斗争的恐怖环境使我们最终能够经历——毫无掩蔽地完全公开地——那个可怕的,无法忍受的被我叫作人的善的境遇.放逐、监禁,尤其是在比较幸福时我们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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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隐瞒起来的死亡,成了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情,我们渐渐地认识到了它们既非可以躲避的意外事件,甚至也非来自外部的经常的威胁:不,我们知道它们其实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归宿,是我们作为人的现实的深刻原因.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感到了那句陈腐的短语的全部含义:‘人是不死的.’我们每个人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它是在死亡面前被做出的,因为它能够在这种形式中表达:‘宁死也不……’这里我并非指我们中的那些杰出人物,他们是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我是指4年来,在每时每刻都说‘不’的所有法国人.敌人的残忍把我们逼到了这种境况的极限,压迫我们提出那些在和平时期可以避免的问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有哪个法国人在这个时期的某个时刻或其他时刻不是外在于这种境况呢?——每一个对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有所了解的人,都被迫向自己提出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如果他们拷打我,我能坚持到底吗?

‘因此自由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被带到了人关于自己所能够具有的最深刻的认识的边缘.因为人的秘密不是他的’奥狄普斯情结‘或他的’自卑情结‘,而是他的自由的界限,是他忍耐拷打的能力.“

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萨特在对他的《间隔》一戏的主题思想的自我概括:人的自由决不是哲学家书本上轻飘飘的抽象概念,而是面对痛苦和死亡的艰难选择. 人的死亡暴露了人的全部有限性,也为人的自由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四年来,法国人民就是在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的境况中作出自己的选择的. 每一个普通的法国人都在敢于说出“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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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现了自己的自由. 这充分说明法兰西民族不愧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伟大民族.在这里,自由的虚幻色彩没有了. 萨特后期对他原来抽象地谈论“绝对自由”有过反省,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他认识到意识到的自由只是自由的直觉的保证,但还不是完全的自由;如果只是局限于这种抽象的自由,那就意味着对“一定历史条件的‘逃避’”。

萨特在后期更强调人的社会关系,他强调人是在“别人对待你的那种前后关系中变成了你之所是. 这一点是首要的,因为事实上别人对你所为和对你的态度确实是起了作用的,你只能从这一点开始发展”。

从这种个人与他人的新关系出发,萨特表明了他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理想. 在这种新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充分个性化的,同时他们又共处于一个和谐的整体中. 这里我们似乎听到了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也是萨特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一个证据吧. 不过,萨特还是用他的存在主义话语来表达他关于未来的希望和理想的. 他说:

“在地下活动中战斗的人们,由于他们斗争的条件,得到了一个新的经验:他们并不是像战士那样公开地战斗,他们独自在一切环境中,他们独自被追捕和逮捕.当他们被捕时,他们是没有保护的,独自面临着拷打.拷问者们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保养得很好,并且衣冠楚楚,他们完全蔑视地看着这个悲惨的人,他们沾沾自喜的良心与权力地位的结合使得正义似乎是在他们那一边.我们却是孤独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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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都没有一只帮忙的手.然而,在这个孤独的深处,他人存在着,所有的他人,所有正在战斗的抵抗运动的同志.一个字可以使十个或百个人被捕,难道这不是完全的孤独中的展现吗?因此,在幽灵和鲜血之中,一个共和国诞生了.这是最强大的共和国. 每个公民都知道他是依赖于其他人的,就如同他同样知道他只能依赖自己.每个人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努力自由地和不可挽回地成为他自己. 通过在自由中选择他自己,他也就在所有的事情中选择了真理.每个法国人在每一刻都必须占领并证实这个共和国——没有机构、没有军队、没有警察的共和国——反对纳粹主义.没有人玩忽职守,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是在一个新共和国的边缘.这个未来的共和国——不是幽灵,而是灵光——将按照白天的样子保持这个沉默的、黑暗的国度的严正美德,难道有人能够隐匿这种希望吗?“

萨特向往的这个理想的自由共和国看起来很有点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实质上两者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区别. 萨特的理想实际上是一种从存在主义理论推出来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正如萨特一再承认的那样,他在政治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共产主义却是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的平等社会. 其次,萨特的存在主义共和国是在人们意识中召唤人们、给生活以意义,给人们以希望的“灵光”

,而共产主义却不仅是一种思想意识,而且更主要的还是一种现实的革命实践,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毛泽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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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抗议者zhiyekangyizhe

从1945年到1947年,存在主义思潮逐渐流行,几乎达到一种狂热的地步.巴黎的夜总会定期举行存在主义的聚会.每到星期六晚上,多芬街上的“塔布”总是一幅人头济济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热闹景象. 这里是存在主义者的一个最著名的夜总会. 男人们的标准装束是黑色高领绒衣,女人们则是黑色紧身外套. 人们在这些存在主义聚会上听爵士乐,朗颂诗歌,讲存在主义先驱们的各种故事. 萨特与西蒙。波伏娃的故事自然也成了某些存在主义式的爱情小说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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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题材.随着存在主义狂热的升温,萨特的名望也与日俱增,各种流言蜚语也接踵而至. 萨特一共只到过那些存在主义夜总会两次,但有的报纸却把他称作塞纳河两岸夜间恶行的鼻祖. 其中的逻辑很简单:他不是说人生是荒谬的吗?他不是主张人是绝对自由的吗?他的信徒们不是仅仅为过好日子而生活吗?

为了清除萨特的恶劣影响,《法兰西晚报》的新老板决心在使《法兰西晚报》成为法国最大的晚报的同时,实现他的第二大目标,即打倒萨特,击败存在主义. 可是事与愿违,为了打倒萨特,他们就不得不在他们的报纸上大谈萨特,以至于他们在指责萨特追求名声的同时实际上又增加了萨特的名声.随着战争的远去和战后冷战局面的形成,法国国内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 戴高乐下台又上台,反共派和亲共派势不两立. 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人也忧心忡忡,法国共产党分裂成了左右两翼. 存在主义在政治上也发生了分化.但萨特和加缪在主要之点上还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存在主义应该努力在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作出第三种选择,结果他们遭到了四面八方的同时攻击. 萨特被称为“反共主义者”

,“诲淫小说家”

,“使人类倒退到爬行时代的哲学的鼻祖”。在《人道报》上,有人给萨特一生作了这样的总结式评价:“深奥的哲学家、《恶心》的作者,喜欢丑闻的戏剧家,低劣的蛊惑人心的政客,这就是让. 保罗. 萨特先生的生涯中的几个发展阶段.”

还有的人用警语式的句子来评价萨特,说“没有任何一本著作会比他的著作更蔑视人类、更低劣、更讨厌. 仇恨是他的职业,写作是他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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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的角度看,萨特因第三种选择而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十分自然、合乎逻辑的事. 尽管萨特已经意识到“一种新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政治学”

,但他们的第三种选择却仍然不是纯政治的,而有着更多的道德原则方面的抽象意义. 从政治的角度看,它不合时宜,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但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看,它所揭示、所坚持的却是人类社会不可离之须臾的原则. 萨特不是从政党利益出发去介入社会的,他只知道从绝对的原则出发,在社会历史中作出选择,这使他成了一位没有政治支持的职业抗议者. 这是萨特的悲剧所在,也是他的伟大所在.

一、《肮脏的手》:目的与手段

在法国地方选举的前夕,萨特应邀在国家广播电台作演说,这个每周一次的节目叫作“现代论坛”。萨特和他的朋友们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筹备了6次圆桌讨论会和一个政治短剧. 在第一次“现代论坛”广播上,萨特呼吁人们拒绝接受冷战观念,抛弃划分东、西方两大集团的思想方法.萨特和他的朋友们还抨击了戴高乐集团坚决的反共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会加剧世界冲突.他们这次广播立即激起了愤怒.一群胸前挂满奖章的前戴高乐抵抗运动战士彻底搜查了“塔布”和“花神”

,扬言要找到萨特狠狠地揍他一顿. 戴高乐的人民联盟成员则直接把参加广播的人称为“事实上的法西斯主义分子”。

萨特他们接着又来了第二次“现代论坛”广播,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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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共产主义问题,结果招来了法国共产党的攻击. 第三次广播他们又攻击了保守主义,要不是新成立的法国联合政府干脆取消“现代论坛”

,还不知有多少人想砸烂萨特的脑袋.但萨特碰的壁还远远没有结束.1948年2月,他的《苍蝇》在德国演出获得成功,这出戏努力奉劝人们要摆脱自己的有罪感,得到了战后的德国观众的普遍共鸣,演出过程中,观众一直掌声不断.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到柏林参加了《苍蝇》首演式. 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对演出的成功作出了他自己的解释. 他说,《苍蝇》在1943年对被占领的巴黎所具有的意义,或许对1948年被占领的柏林也同样适用.他说:“问题不在于发现我们为何是自由的,而在于找出什么是自由之路. 黑格尔说,只要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自由,就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我们赞同他的说法,我们具体的、当代的目标有三重——首先是逐个地解放人,这意味着实现我们的完全自由和反对限制这种自由的一切东西;其次是在艺术上解放人,这就是通过艺术作品促进获得解放的人们的交流;最后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解放,是受压迫者的解放,是使人们摆脱他人的奴役.”

他的这些言论自然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引起了苏联人和亲苏的德国人的不满,在苏联军队控制区的报纸批评萨特的《苍蝇》是一部反人道主义的剧作.但萨特仍然热衷于“第三种选择”。他与加缪、梅洛—庞蒂和安德烈. 勃勒东共同起草了一份要求欧洲和平中立的呼吁书,既不亲苏,也不亲美. 他们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实际上是既向往又讨厌. 这年三月,萨特完成了他的七幕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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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手》,形象地说明了他对社会的思考,以及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感受.《肮脏的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某东欧国家“依利黎”为背景,描写的是革命党内部的路线斗争. 革命党内部因为思想路线的不同而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党指示入党不到一年的新党员雨果去暗杀党的领导人贺德雷,因为贺德雷已经不再体现党的路线了,他主张与本国的法西斯政府达成妥协,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 而雨果等人则主张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纯洁性. 他们认为,只有杀贺德雷,才可使党不至犯机会主义错误而招至损失. 雨果因为对贺德雷的为人的敬重而迟迟未能动手,一再错过刺杀贺德雷的机会. 他想说服贺德雷坚持目的的纯洁,而贺德雷则坚持:为了实现纯洁的目的,必须弄脏我们的手. 雨果想与贺德雷讲和,这引起了雨果的上级和同事的不满. 有一次,雨果发现贺德雷与捷西卡——雨果的情人——拥抱在一起亲吻,他一怒之下开枪打死了贺德雷. 结果,他是因为情杀,而不是因为执行党交给他的任务才干掉了党的领导人贺德雷的.两年以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根据“国际”的精神,大家认为贺德雷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应该为他恢复名誉. 因此,雨果必须宣布他刺杀贺德雷是出于情杀,而不是因为政治任务. 否则,雨果就将会因为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而遭到惩罚. 雨果终于认识到,他的同志们实际上与贺德雷是一样的,都是冷酷的征服者,只有他自己死抱着纯洁的理想不放. 他至今还是认为贺德雷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为自己不是当时由于政治目的,而是为了一个女人而杀死了贺德雷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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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羞愧. 他要坚持纯洁的理想,他不能与这些人同事了. 他不愿承认自己是情杀,也不愿接受一个同志的帮助逃命;他选择了让他的同志们处死.《肮脏的手》在巴黎安托万剧场上演后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从4月2日演到9月20日观众仍是络绎不绝. 11月,《肮脏的手》经改编在美国百老汇上演,也获得成功,成为百老汇经久不衰的剧目.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的创作动机.他说,贺德雷代表革命现实主义,雨果代表革命理想主义,他不愿偏袒任何一方,因为一出好戏应该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但由于这出戏的敏感背景和其中的超然党派的视角,萨特尽管作了这样的解释,但他落入被人攻击的处境却几乎是必不可免的. 一些评论家认为萨特是“与外界隔绝的哲学家、令人作呕的作家、恶意中伤的剧作家和蛊惑民心的三流政客.”

《肮脏的手》提出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只要出于正确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实现它?萨特说他只提出问题,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不偏袒任何一方,至少在主观态度上他是诚恳的.如果说,在《肮脏的手》中,还容易给人一种他偏袒理想主义的印象的话,那么在1952年他与加缪那场公开论战中,你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并不主张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抽象理想主义. 当时,苏联的西伯利亚死亡集中营已经被揭露,十年中有700万人在那儿失踪. 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和他的警察国家使法国共产党也对批评苏联的人保持沉默. 萨特的态度是,既谈论苏联的集中营,也不允许反共分子把这些用作反共的材料. 这种态度使只坚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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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原则的加缪老大地以为不然,终于导致了这对存在主义的伙伴由朋友间的分歧发展到公开的论战. 萨特在这场论战中声明的观点恰恰就是,考虑到苏联受到资本主义包围的特殊处境,考虑到他们遭受的战争威胁,以及反共分子对集中营材料的大肆渲染和大加利用,像加缪那样去跟着指责苏联是没有好处的.问题只能历史地具体地看待,要参与历史,就有一个立场问题. 萨特在文章中对加缪说:“是的,加缪,我像您一样认为这些集中营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新闻’每天所使用的那一套也同样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今天,我们的自由仅仅是自由选择为了自由的斗争.这种说法的奇特面貌只是表现了我从前历史的命运的奇特.您看,问题不在于将我们的同时代人关进牢笼,他们已在其中了;相反,是要我们与他们相结合,砸碎铁栏.因为我们也一样,加缪,我们也处于牢笼之中,如果您真的想阻止一场人民运动蜕变为暴政的话,……首先应该参加他们的战斗;如果想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道德应该接受许多东西.”

(《答加缪书》,《萨特研究》第35页,第39页)萨特指出,要想坚持抽象的原则,不走弯路,直接达到抽象的自由,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二、诺贝尔事件: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

中国有句古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萨特其实就是一个哪里有不平就在哪里大鸣大放一番的“善鸣者”。

尽管萨特反对加缪不进入历史,但他自己的非党派立场还是使他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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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50—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萨特坚决地站在反战争、反酷刑的法国人一边,与作为铁腕人物重新上台的戴高乐大唱对台戏. 萨特在报上公开发表反战讲话,并带头签名《121人宣言》,声明了他们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反对战争的立场.萨特等人的言行被政府视为动摇军心,煽动军人叛乱. 为此,他们可以被判处五年监禁.1961年7月19日,一颗炸弹在萨特的住处爆炸,在厅中炸开一个洞,幸亏没有伤到人,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阿尔及利亚的恐怖组织安排的一次除掉萨特的暗杀活动. 萨特只好把他的母亲迁到另一个住处.戴高乐政府也在加紧行动. 发表《宣言》的《现代》杂志被搜查,宣言的签名者纷纷被捕入狱,并被受政府资助的剧院、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500名法国军团的老战士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高呼“枪毙萨特!”

还有报纸以“萨特,文明的战争贩子”为题发表谴责萨特的社论. 当时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正在里约热内卢,法国大使馆传出消息:萨特一踏上法国国土,就会立即被捕. 偏要对着干的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还是回到法国,并请了律师,为被捕作了必要的安排. 警察局长到西蒙. 波伏娃的住处请候了他们,但当局没有动他们. 后来,当局迫于社会压力,对已经被捕的人也没有再进行审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但萨特并不领情,1968年5月,法国青年与戴高乐的矛盾空前激化,爆发了著名的“五月风暴”。青年们认为戴高乐政权正在变成一个独裁专制政权,他们占领了大学和工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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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发生暴力冲突. 大学生们占领并捣毁巴黎大学,宣称要把它办成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大学”。萨特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认为学生的行为是正确的.他和西蒙. 波伏娃都发表宣言,声明他们与持不同政见者团结一致.随着矛盾的步步升级,警察在学校当局的请求下开进了大学校园,实施清除“叛乱分子”。于是,一个世纪以来,警察第一次侵入了神圣的知识殿堂. 结果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拉丁区筑起了街垒,与警察发生了更剧烈的冲突. 由于警察的暴行,法国舆论转向对学生的同情.5月13日,80万巴黎市民在学生领袖、自由主义教员、工会领袖和左翼政治人物的带领下举行了游行示威,高呼“我们需要人民的政府!”在这场运动中,萨特始终站在青年反对者一边,连连发表文章,抨击戴高乐的独裁专制,指出戴高乐是一个“要求当国王的法国人”。

5月17日有数百家大型企业被青年工人占领,更为严重的是,运动已经不受总工会和共产党的控制.5月20日萨特到巴黎大学作讲演,他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行动,讥讽总工会被学生们“未经批准的民主”吓坏了. 萨特演讲的大型阶梯教室里,听众挤得水泄不通,真让西蒙. 波伏娃和另外几个朋友们为萨特的安全捏了一把汗.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萨特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又站出来公开谴责这一暴行,他在接受共产党的日报《国家晚报》的采访时,直截了当地把苏联人叫作“战犯”。

三个月后,他和西蒙. 波伏娃到了布拉格,表面上是为了出席《苍蝇》和《肮脏的手》的首演式,实际上是以挑战的姿态冲着瓦茨拉夫广场的苏联坦克而来. 在《苍蝇》最后一幕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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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萨特应邀上台讲话,观众敦促他表明他的观点. 萨特直冲冲地说,他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看作是一种战争罪行,他写《苍蝇》是为了鼓励法国人民进行抵抗,他为自己的作品能在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上演而感到很高兴.最能显示萨特不合时宜的作派和他职议者风格的,是他在1964年拒绝接受瑞典科学院颁发给他的诺贝尔奖金这件事. 萨特拒绝受奖的理由是,他拒绝接受来自官方的一切荣誉.1964年10月15日,《震旦报》刊发了一则发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暗示萨特有可能成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人. 萨特立即写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说:“出于个人的原因,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可能获奖的名单上.”

萨特还在声明中补充说,他这样做,不应被理解为对瑞典科学院不够尊重. 这份声明经翻译后,由萨特在瑞典的出版商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可是没过多久,正当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在餐馆用餐的时候,记者们追踪而至,告诉他,他已经成为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萨特大感意外,他不明白为什么瑞典的评委们会不顾他的拒绝态度,偏要把这个奖发给他. 于是,他只好又认真起草了一份声明,译成瑞典文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并由法新社在法国散发. 这份声明说,他不要诺贝尔奖的“个人原因”是,他从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而其中的政治原因则是,在当时欧洲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他不希望被打上属于任何一方的标记.萨特这一举动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他遭到的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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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痛骂. 有人说萨特是“不可救药的毁谤家和习以为常的辱骂者”

,有人说他拒绝领奖是东方集团宣传的胜利.还有使萨特痛苦的是许多穷人的来信,他们都看中了萨特可能得到的25万克朗(6万美元)的奖金,他们给萨特说的话几乎都是同一个内容:把你拒绝接受的钱给我吧!甚至在莫斯科方面,也传来了对萨特的不满,他们认为萨特是站到了斯大林主义一边. 当时苏联已经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清算.

三、超级审判:“罗素法庭”庭长

萨特自从积极介入社会活动以来,总是四面受敌,八方不讨好,主要是因为他正越来越成为一个无任何党派目的的职业抗议者. 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有不公正、反人道的现象,他就会公开站出来抗议. 苏联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重见天日,索尔仁尼琴和爱伦堡的作品也得以发表,卡夫卡也不再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颓废主义者了.就是在这段时间,萨特和苏联的关系相对密切起来. 他和西蒙. 波伏娃经常应邀到苏联访问,在那里度假. 但在1966年,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断然拒绝了访问苏联和出席第十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邀请,使他的苏联朋友很没有面子. 原因是在这年2月,苏联判处了两个苏联作家的徒刑,他们被送去接受劳动改造. 他们的罪名是损害了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写了一本小说私自出版,并在他们的小说中讽刺了斯大林的恐怖主义.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这一举动是要表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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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被监禁的两位作家是休戚相关的. 这自然招来了他的苏联朋友们的不满,萧洛霍夫对他们说,那两个人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同时,索尔仁尼琴又觉得萨特始终能够公开发表作品,与资本主义当权者关系暧昧,因而拒绝与萨特见面.萨特对这些毫不在乎,他似乎觉得得罪的人还不够多,回过头来又与美国干上了. 他当上了“罗素法庭”的庭长,要对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所犯的罪行进行审判伯特兰. 罗素是本世纪少有的几个大哲学家之一,他德高望重,在逻辑学、数学和哲学认识论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罗素所属的罗素家族是英国甚至整个欧洲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 这个家族在历史上曾经为英国提供了不少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罗素本来被选定为第二代“罗素伯爵”的继承人,但他放弃了继承权,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伯特兰. 罗素感到十分震惊,这位身体虚弱,心肠善良,热爱和平的哲学家发现,世界上最文明的欧洲大陆已经退到了蛮荒时代. 他从逻辑学原理和数学公式中走了出来,反对一切流血冲突和暴力行为,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

,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哲学史家曾经把罗素称为在当代欧洲哲学家中,“最年轻、最刚强的一位”。不过,在筹建“罗素法庭”的时候,他已经是93岁高龄了.从60年代开始,罗素的注意力就移到了美国,他对美国的战争政策感到十分忧虑,把它看成人类核灾难的主要威胁.美国侵越战争开始以后,这个瘦削苍白的哲学家反美情绪也日益浓厚.1965年,美国《一人少数派》杂志的一个编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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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建议,进行一次专门关于越南战争的战争罪审判,得到罗素的赞成.1966年初,罗素开始物色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的法官人选,并派他的秘书前往北越搜集证据. 为了给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筹集资金,1966年7月,他将他的私人文件以2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一所大学. 他要求他的秘书在选择法庭成员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真正有正义感、能够承担义务的人.当罗素的秘书来到西蒙. 波伏娃的家,向萨特和西蒙.波伏娃说明情况,并要求他们充当法庭成员时,善于打抱不平的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立即一口答应下来. 他们当然知道审判的结果不会像纽伦堡审判那样被执行,但罗素法庭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通过对战争罪行的审判,唤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唤起美国舆论的注意. 届时,罗素和平基金会将派出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赴越南调查,美国左翼人士还将提供证明材料.1966年11月,罗素亲自宣告了“伯特兰. 罗素国际战争罪法庭”的诞生. 萨特在接受《新观察家》周刊的采访时说,他所要出席的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法庭”

,因为这个法庭并不自命为真正的法庭,而且也不打算审判美国的对外政策的道德;帝国主义存在于整个历史,它本身逃脱了所有司法和道德的审判. 罗素法庭的目的,是要审查一下,看根据狭义的“战争罪”定义,美国的政策是否就是犯罪. 对罗素法庭只调查美国和南越的罪行而不调查北越的罪行的作法,萨特解释说,他不愿将一群像动物一样被追赶,同时还要在他们队伍中实行铁的纪律的穷苦农民的行为与一支超工业化国家的庞大军队的行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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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萨特到伦敦参加了罗素法庭成员会. 他们在开庭地点的选择上遇到了麻烦.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由于美国是个不好惹的庞然大物,许多国家都不愿意罗素法庭设立在他们国土上. 英国已经首先宣布,不允许任何作证的北越人进入英国境内. 这就排除了把法庭建在英国的可能. 不过萨特这伙人却不怕得罪美国,决心干到底. 当时罗素仍然很乐观,他打算7月在纽约,8月在日本,9月在奥斯威辛开庭. 罗素的秘书要现实一点,他把首选的目标确定在瑞士. 趁法庭选择开庭地点的这个间隙时间,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又到中东去了一趟,因为那儿出现了战争危险. 萨特忙于会见政治家,西蒙. 波伏娃则调查妇女问题. 他们力图为避免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战争作一点贡献.罗素法庭在苏黎士租到一个会堂,但瑞士政府却不准法庭设在他们国家. 于是只好在法国租了一个旅馆,却又因法国政府的干涉而告吹. 萨特写信给戴高乐,问他拒绝让罗素法庭租到旅馆是否基于阻止法庭在巴黎开庭的动机. 戴高乐给他回了信,信中优雅地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

,并明确地答复他的问题说:“是的.”

萨特公布了戴高乐给他的信,并说,法庭一定会开庭,万不得已可以到公海上去开.瑞典政府考虑再三,最后同意让罗素法庭设在斯德哥尔摩,罗素已近95岁高龄,当然不能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他只好缺席了,不过他还是法庭名誉主席,萨特担任法庭的执行庭长. 听证会在人民礼堂举行. 法官们被提请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美国是否触犯了国际法,实施了侵略行为?第二,美国是否对纯粹民用目标进行过轰炸?如果是的话,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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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程度?

法庭听取了来自北越的证人和越共代表的证词.5月10日午夜两点钟,法庭作出了美国在上述两点都有罪的裁决,并决定在秋天举行最后一次开庭.在这期间,美国的反战运动进入高潮,有18万人参加了在纽约的“结束越战春季动员”示威活动.“立即谈判”成了联合美国各大政治力量的口号. 罗素法庭的最后一次开庭如期举行,地点在丹麦的罗斯基勒,距哥本哈根20英里. 萨特带着他的养女和他的一个学生到了罗斯基勒. 这次开庭审议的内容包括三个议题:第一,美国军队是否使用或试验过战争法所禁止的新武器?第二,越南俘虏是否受到战争法所禁止的非人的虐待?第三,是否存在带有灭绝人口的倾向和法律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行为?

美军的暴行证据确凿,当法庭在三个问题上都判定美国有罪的时候,人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庭长萨特作了题为《越南:帝国主义与种族灭绝》的总结,对美国的战争罪行进行了全面谴责. 他说,美国在距自己疆界一万英里以外的越南展开战争,是一场针对全人类的种族灭绝,因为它在那里没有什么利益可言,仅仅是为了逞威.1975年,南越政权垮台,越南战争也告结束. 当《世界报》记者问萨特,他认为罗素法庭有什么意义时,萨特说,罗素法庭在美国和苏联都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但它却给了北越人道义上的支持,“罗素法庭重申了一个古老的观念:人人都既是邻居的法官,又是邻居的看护.”

(《心心相印》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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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萨特:荒谬人格

四、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或者有人会对萨特感到不理解:一个建立在虚无基础上的人生,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巨大的热情,为公众利益,为社会正义奋斗呢?存在主义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不承认人具有什么固有本质,否定了任何先验的普遍价值准则,看穿了人生的空虚无聊,那萨特还在积极追求什么呢?中国的道家早在萨特之前两千多年就看出了人生的空虚,看出世界的存在不过是从“无”中生出来的,但他们得到的结论却是人最好是“清静无为”

,因为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追求,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没什么意思,最好是别去操心,闲事少管. 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是从承认世界的空虚开始,认为世界是从虚无中存在出来的,人的存在是从虚无中开启的,但他的结论却是,正因为人本身不存在,所以人才必须去自己建立自己的存在,正因为人和世界的意义本来是空虚,所以人才需要通过自己的创造向虚无要意义.早在1946年,萨特就针对人们对存在主义的种种误解,作了一次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讲演,对存在主义并不主张颓废、并不贬损人的价值和尊严作了论证,对他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所阐述的存在主义作了更为简明的解释. 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人把存在主义指责为绝望的无为主义,一种只看到人性的阴暗面,看不到人的善良美好一面的悲观主义,或者否定上帝所规定的永恒价值的颓废主义. 萨特说,存在主义不是别的,它不过是“使人生成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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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抗议者 502

能的一种学说“

,这种学说宣称“任何真理都包含着环境和人的主观性”。

在这个讲演中,萨特把存在主义的内容概括为两大原则,第一是“存在先于本质”

,第二是“人必须对他自己负责”。所谓“存在先于本质”

,也就是人的存在是从虚无中来的意思. 与中国道家不同的是,萨特说的这种从无到有的转化,不是一种自然的演化过程,而是人自己的创造过程.所以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也可以表述为:“主体必须作为一切的起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考夫曼编《存在主义》第303页)

萨特解释说,人与物不同就在于,物,比如一把裁纸刀,总是本质先于存在的. 工人在制造它以前,就已经有了裁纸刀的概念,它的本质就被预先决定了. 它的存在不过是根据它的本质派生而来的. 如果真有所谓上帝,那么人就是上帝根据他设计的本质创造出来的,那么人也就会和裁纸刀一样,是本质先于存在了.但萨特的存在是建立在“上帝不存在”

这一背景之上的,所以他反对一切人的本质先于存在的理论.萨特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种东西它的存在是先于它的本质的,它是在可能被任何概念所界定以前就已存在的,这样东西,就是人,也就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实在性.”这就是说,人首先存在着,然后才开始得到限定,才把自己创造成他所要成为的东西. 在得到限定以前,人什么都不是.“人是首先就自己存在了的——人在一切之前某种自行向未来推进并自行正在这样推进的东西. 人确实是一种主体生命的设计者,而不是表苔,兰花,或是花椰菜. 在这个自我设计之先,无物存在. 即使在睿智的上天也没有. 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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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萨特:荒谬人格

在他计划成为什么时才能获得存在,只是希望还不够.“

(同上第305页)

由于人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本质的,所以人就要对他自己负责.萨特说:“存在主义的第一个作用是它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把他存在的责任全然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由是,当我们说人对他的本质负责时,我们并不只是说他对他个人负责而已,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

(同上)为什么对自己负责也就是对他人负责呢?

这是因为一个人在自己作选择的时候,他也为所有的人作选择.“因为实际上,在我们选择一个我们所想要做的人的时候,我们所作的种种努力,无非是在创造一个为我们认为当然的人的形象.我们在两者之中作选择时,同时也就是在肯定我们所选择的对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选择没有价值的.我们所选择的常常是较为有价值的,同时没有对我们更有价值的,除非对大家都更有价值.进言之,如果存在先于本质,而当我们存在的时候,我们也在创造我们的形象,则这个形象是适用于所有人类和我们所处的整个时代的. 我们的责任因此较我们想象的更为重大,因为它关涉到人类全体.”

(同上第306页)所以在萨特看来,存在主义要张扬的,恰恰是人的主体性,是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而且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提供了可能性. 从虚无中来,在存在中生,这就是萨特存在主义的基本思路.可见,认识到世界的虚无,并不一定会导至消极无为主义. 从虚无到消极退避之间并没有唯一的必然逻辑通路. 在无与有、虚与实之间,也许本来就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森严的鸿沟和绝对的界限. 中国哲学素有“虚实相生”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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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抗议者 702

谁知萨特不是在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业呢?

我们看到,萨特从60年代开始又批判地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为基础与法国的结构主义展开了论战,与法国资产阶级统治展开斗争.他宣称:“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

但他同时在思想上却又与僵死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在政治上从不依附于任何党派. 他既反对“美帝国主义”

,又反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

,既支持以色列复国,又支持巴勒斯坦人回到以色列. 在法国国内,他既与戴高乐大唱对台戏,也与新上任的蓬皮杜总统过不去;既不赞成法国青年的“毛派”分子,又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为了捍卫新闻自由,他不顾自己72岁的高龄,亲自去当老报童,帮被查封的《人民事业报》发报纸.《人民事业报》是一份“毛派”青年在街角和校园兜售的地下报纸. 由于它的观点过激,既要把法国共产党作为“通敌分子”打倒,又要反对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人民事业报》及其追随者以游击队员自居,扬言要从资产阶级手中“解放”

他们的祖国.这使蓬皮杜政府大为恼火,1970年4月,该报的两名编辑被捕.6月,当法官判处他们一年徒刑的消息公布后,大学生在好几个地方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因为这是法国自181年以来,除了德国占领时期以外,首次出现的报纸编辑因办报坐牢的事. 几天以后,警察包围了印刷《人民事业报》的工厂,要拘留这个工厂的老板. 工人们包围了警车,使老板顺利逃脱,厂里的7万多份报纸也抢在警察之前运走了.萨特觉得这事警察做得太过分了,他忍不住又要打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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