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社会学的地位，其人性科学包括心理学与个体生态学，因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按照支配人性的冲动和动机的规律构成的，不求诸于心理学规律而解释社会现象在穆勒看来是不可能的。穆勒对社会现象的兴趣，在于由社会现象构成的环境使不变的人性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变状。因为尽管个体心理学的规律是普遍的，每个人身处其中的环境总不同于其他个人，每个民族或每代人亦不同于其它民族或另一代人。所有这些差异都影响及于不同性格的塑造。不变的人性正是通过这变化的环境表现出来的，但对这一点的强调并不影响穆勒关于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人性现象的信念。因此他所说的社会学规律的解释力远弱于心理学。
前者解释的并非人类行为本身，而是因特定的历史或文化背景而偏离了一般标准的行为，由此看来，所以需要社会学，并非因为存在有特殊的社会事实范畴，不如说我们无法观察到纯粹状态的人。因此，不能期望社会学可提供一种独立的知识，以便我们避免两类正相反的错误：或是把经验观察推至任何可能的情况；或是依抽象的人性品质来臆测具体情况下的人类行为。这个立场决定了穆勒既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社会观，也没有创立有关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的充分的社会学理论。
穆勒的贡献在于，他试图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学旨趣间架起一座桥梁：一种旨趣就是流行于１８世纪的永恒人性理论，此即人皆有之的抽象人性论，另一种理论关心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变化不定的特征，它在１９世纪日趋引人注目。
穆勒相信人性论，他看到可利用１９世纪初心理学的新成就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机会。但他不相信，心理学家能满意地解释所有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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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２西方社会思想史
会现象，纵使最好的心理学家也不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人们知道人类行为的所有动机，也不能解释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行为。另一方面，单纯研究具体情境中的特定行为所能提供的只是些残缺不齐的知识，这种片断的知识缺乏普遍性，而普遍性正是真正科学知识的基本标志。社会学是演绎科学，这是指社会学依据心理学提供的人性知识和人性规律，推断在不同的环境因素作用于人类群体的情况下会发生怎样的（人性）现象。不过，这个似乎中道的理论在穆勒并无多少实际的运用。政治经济学是他系统研究过的唯一的社会科学。这门学科给他带来的方法论上的麻烦是最少的。因为它是那些设想人类总是受同样的动机驱使而不大受不定的情境因素影响的抽象化社会科学中的一种。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作者在社会学上很少建树，他与孔德一样，只是提出了社会学的方法问题。在这个方面，穆勒对社会学的最重要贡献是发现了人类行为规律的统计性质。穆勒的推理十分简单：由于人类行为是人性的一般规律与其自身个性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解释那些行为的关健是要找到一种可将一般规律与特殊的偶然的因素相分离的方法，统计学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当我们充分考虑了大数现象后，就能将偶然的背离一一予以排除。统计规律并不能使我们预言特定情境中的特定个人的行为，但它可揭示某些倾向，这些倾向必定在巨大规模上呈现出来，只有当确定了群体的属性与集体行为后，才可能较有把握地断言个人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原则上是与群体的而非坚硬的个体的行为有关，与共同体的而非单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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