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身上的东西；又批评社会主义者“唯心主义地低估”人的本性，他认为建立社会所有制并不是解救人们使之摆脱灾难和相互敌视的好办法。因为无论何种所有制都不可能导致消灭自然的不平等现象、性的压抑和敌意性。文化既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又是痛苦的根源，但如果人类为了避免自我毁灭，这不是一个过分的代价。事实上，如果人类还有希望，这只是由于文化，通过压抑本能冲动，提供了使之升华的可能性。
弗洛伊德文化哲学的矛盾心态是资产阶级乐观主义已趋枯竭的真实表述，这正是其原创力和吸引力的决定性之所在。
虽然一些研究文化的学者批评他的原罪说，即把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视为人的不可逃脱的命运，使人面对黑暗的生物的力量变得更加渺小，而认为绝大多数人性品质实为文化的产物，但弗洛伊德的文化理论对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仍有巨大的感召力。
弗洛伊德的社会思想，没有突破思辩的格式。他用自恋解释群体对异已者的敌意；他用“爱的联系”（即力比多关系）解释领袖与个人的关系，这些都是十分武断的。他把他的个体心理学推得越远，就越显得武断。他对社会学最具贡献的思想，恰恰是他的本能主义中直觉最少的部分和其理论中思辩最少的部分。
弗洛伊德的遗产仍具有启发性的价值。他向现代社会学贡献了两个重要观点，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心理分析的范畴。
第一个观点是与把精神生活视为远比意识为广阔的领域的新解释联系在一起的，它告诫我们在研究人时，不要太注重人们自己所说的话，因为人们可能煞费苦心地说些假话，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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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２西方社会思想史
无比复杂，远比１９世纪社会科学设想的人要复杂得多。
弗洛伊德是那些鼓舞２０世纪社会科学超越所观察的表面陈述，从而动摇实证主义科学理想的人们中的一个。
第二点，人格有其自己的社会历史，为了理解个人的行为，我们不仅应考虑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内在品质，而且还应了解其个人传记。
这是受许多复杂因素及机制决定的，需要独立地进行研究。
个体史必然与宏观的社会过程有关联，但又不能还原为宏观过程，这一思路的发明权归功于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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