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每个成员作出何谓善德、何谓正确的规定。人类个性的差异、人们行为的多样性、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无论是什么技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制定出可以绝对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规则①。
法律原则上是由抽象的、过分简单的观念构成的，只能作常态的或普通的运用，决无法适应复杂的情况、随时的变化及特殊的需要。柏拉图确信因事制宜的自由裁量，远优于硬性的法律条文，最佳的办法并不是给予法律以最高权威，而是给予明晓统治艺术、具有才智的人以最高权威。圣哲之王解决了权力与智慧的合一，因此是头等理想的政治。
政治上的屡屡挫折，使柏拉图悲叹人的社会不圆满，圣王难找，不得已提出第二等好的国家，“法治国”。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图详细描述了这种国家的蓝图。
但他并未放弃贤人政制的理想，始终认为有好人才会有好社会，有贤能之人才能产生优良政府。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其政治倾向而言无疑是保守的。每当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和迅速变化的时候，与柏拉图的保守的乌托邦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各种看法就出现了。这类乌托邦的鼓吹者大多不能理解正在变革他们自己社会的各种力量，热衷于把过去渲染为理想的东西，在其倡议的各种社会政策中，往往也是浪漫的成分多于切实的分析。这些思想倾向大多能在《理想国》中找到其原型。
①转引自博登海默（Ｅ。
Ｂｏｄ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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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西方社会思想史
另一方面，柏拉图的整体主义的社会分析模式，在方法论上确有开创性。他把社会视为一个互相协调和补充的功能体系，理想的国家最接近于一种有机体。他的社会分析集中在那些强化和削弱有机体统一的因素上，最关心的是那些对有机体的整合或解体有着显著作用的社会事实，优先考虑的是发现有助于社会整合与平衡的各种条件。所有这些开创和启发了结构功能取向的社会思想路线。
２３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
A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受业于柏拉图学园长达２０年之久。他与柏拉图同为古代希腊科学的两座高峰。学生固然深受老师的影响，但在批评、修改、和推进老师的学说方面，亚氏表现了他不拘学统的批判精神和自己的独特创见。
师徒两人的气质也很不相同。柏拉图是个任凭灵感所鼓舞的哲人，在其思想家沉重的血液里混合着艺术家轻快的脉搏。亚里士多德则是一位博学的教授，条分缕析，不偏不倚，在细节和评论上尤擅胜场。
亚里士多德生当希腊城邦日趋式微时期，他清楚地看到了城邦解体的过程，他怀着与柏拉图同样的苦心，力图挽救城邦的危机。但他开出的药方不同于柏拉图，这种不同出自于两人在研究方法与社会分析思路上的不同。
柏拉图好空想，是个编写国家传奇的作手；亚里士多德是位研究者，他的政治概念和社会学说是从他辛苦收集的希腊各国宪法中提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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