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７４３
我们说过，狄尔泰本人并未作过理解方法的明确区分，这一区分的实际运用在他自然也不会十分清楚。他在讨论生命时，往往止于内心的直接体验；而在讲到生命的对象化时，其兴趣便转向解释学。涉及体验时，他试图发现感性个体的表现与其内心状态的关系；而在涉及解释学时，他要发现的是一种表现的确定形式与对象化产物的总体之间的关系。在涉及复杂的精神现象时，狄尔泰求诸的不是心理的理解，而是概念的构造及其结构规则。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理解主要是非理性的过程。
在一种情况下人们进入人的体验的心灵；在另一种情况下，人们进入的是诸如一个时代，一件艺术作品这样的给定的整体的心灵。
许多作者认为狄尔泰的著作标志着人文科学的一种革命。
他的哲学乃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早的独立宣言。
其独立的根据是人文科学有其迥异于自然科学的主题，因此必须求诸性质根本不同的方法。狄尔泰的思想在人文科学方法论中产生了一种新潮流，任何时候，只要自然科学模式的普遍有效性与直接适用性受到怀疑，这股思潮就会趋于活跃。
它已对欧洲社会学产生重要影响。但他的学说缺少内在的一致与严密，并且受到生命哲学非理性主义的过多感染，必须大大修改完善方能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发挥作用。新康德主义的弗赖堡学派推进了狄尔泰的工作，并力图超克他的哲学。
狄尔泰曾被人们称为“历史认识上的康德”
，就他清算社会学半个多世纪的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教条，另辟社会科学发展之路径的工作言，确可与康德对旧形而上学哲学的成功批判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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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３西方社会思想史
１３３李凯尔特：历史科学的方法论A与价值论
新康德主义与狄尔泰一样坚持反对实证主义自然主义方法论的立场，强调历史活动的主体性质与个体化特点，同样认为历史学比社会学更重要，或确切地说，要将历史学作为文化科学建立起来。但新康德主义力图摆脱狄尔泰生命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并且把人文科学的逻辑—方法论问题摆到了其兴趣的首位。
文德尔班１８９４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题为《历史与自然科学》的著名演讲中，提出了代表新康德主义科学概念的基本原理。他反对按科学研究的对象来分类，因为各对象的对立并不与认识方法的对立相一致。他主张按照科学认识方法及其认识目的的形式的性质来划分科学的大门类。
他说，“经验科学在现实的事物的认识中寻找的，要么是自然规律形式下的共相，要么是历史规定形式下的殊相；它们所考察的，有的是常住不变的形式，有的是现实事件的一次性的、特定的内容。有一些是规律科学，有一些是事件科学；前者讲的是永远如此的东西，后者讲的是一度如此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造一些新术语，那就可以说是科学思想在前一种场合是制定法则的，在后一种场合是描述特征的。如果我们要仍旧使用通行的用语，那就必须要本着这种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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