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９８３
可能获得的那种“客观的”意义。个人行动主观上意指的意义与客观意义存在着不一致的可能性，但在这种情况下，韦伯宁可不用“意义”一词。因为意义是对主体的自觉的意识而言的。韦伯把意向性的行动作为社会学的出发点，是为了反对把个体行动者视为历史整体发展的被动的客体，反对把意识解释为副现象。
诚然，人并非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作什么，但社会学必须假设社会行动是以个人有意义的自觉的行动为前提的。
社会行动的意向性还有第二层含义，即行动是以他人为目标的。韦伯解释这种以他人为目标的社会行动“可能是以过去、现在或将来所期待的他人的行动为目标的。这样，其动机可能是对过去所受的侵犯进行报复，对现在受到的侵犯进行防御；对未来的侵犯采取预防措施。他人可能是一些个人，可能是行动者本人所熟识的，或可能是许多不确定的和根本不认识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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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人为目标”的原则表现了社会行动的交互性原则，此外，韦伯还试图在主观意义的行动之间建立起客观的、普遍的社会联系。韦伯以如此迂回的方法来肯定“普遍的事物”的存在。在韦伯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表明社会学意义上的“普遍的事物”意味着什么。
“普遍的事物”仅在为各个个体所认可，并为他们的实际行动规定方向的限度内才是存在的。独立于个人之外的社会实体是不存在的。未赋
①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第１１２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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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观意义的和非交互性的集体现象也非社会行动。
例如，两辆车偶然相撞的事件不能视为社会行动，仅在事故发生后两位车主的互相争吵或友好商谈才属于社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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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价值评价、价值关系与价值中立韦伯将社会行动规定为包含各种动机和情感的意向性的和价值取向的行动，这意味着人们是根据由其价值态度所确定的世界与他们的意义关系来采取行动的。韦伯认为，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目的，委身于何种价值完全出于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用，价值只与个人的自由、决定与选择有关。在道德评价这个问题上，科学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人们的行动是受价值支配的。因此，必须从价值这个维度去发现和理解社会现象。
价值因素不可避免地要影响研究者对题材的选择，在韦伯看来，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同样属于意向性的社会行动，研究者总是最关注他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还因为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都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中所存在与发生的每一个现象，必然有一个题材的选择与材料的组织整理的方法论问题。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李凯尔特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区别的。
李凯尔特认为历史认识的目的是理解个别的事件和人物，但历史学家为什么选择此事此人而非彼事彼人作为研究对象？李凯尔特提出价值关系的概念。历史学家的选择依据历史事件及人物与某种价值的关系。韦伯将“价值关系”作为
①参阅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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