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５０４
导致现代算术和簿记法。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在西方确实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当然对科学的技术应用十分有利。但韦伯断言这种鼓励是从西方的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因此要问的是这一鼓励来自哪些方面？
韦伯也同意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条件，而且还有赖于一种理性的法律。没有它，可以有冒险性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决无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
这样的理性法律只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现在要问的是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不否认资本主义利益无疑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一个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级在法律和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铺平道路，但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利益绝非独自地促成了这一点，甚至在其中也未起主要作用。
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
“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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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强调也要考虑相反的关联作用。
“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碍，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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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４西方社会思想史
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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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认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ｅｔｈｏｓ）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韦伯的论点是，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一种价值合理的信念却有助于一种目标合理的行动。这如何可能呢？
韦伯认为关键之点在于在宗教原则与适合于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一种新关系。正是马了。路德最早强调，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路德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思想。由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但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观依旧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把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并带有越发强烈的信奉神意的色彩，把绝对地顺从上帝的意志与绝对地安于现状等同起来。
“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路德不可能在世俗活动和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在任何意义上
①同上，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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