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５１４
联结神授人物与其追随者的关系的是情感性的和个人性的，是领袖对信徒的感召力与个人魅力，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崇拜与效忠。这与无个性的法理统治关系正相对立。韦伯强调，正因为如此，神授的领袖们应当经常证实神授的存在以保持其对信众的殊誉和魅力。其统治没有常规的准则，或依启示或依个人的榜样，是一种独断的人治。
（ｂ）传统型统治传统型统治的权力来自传统，其基础即为传统型行动。
获取权力的方式乃根据相沿成习的惯例，西方历史中的长老制、东西方都存在过的家长制、世袭制都属于传统型统治形式。
韦伯认为这种统治的最纯粹形式是宗法家长制，其结构类似于家庭结构，这一情况使其统治的合法性显得特别稳固。在传统型的统治—服从结构中，最基本的特征是对个人的忠诚与臣服，最基本的关系是臣民人身依附于统治者。统治合法性依据的是传统古训，任何事实上可能有的创新，皆须在古已有之的典籍中找到根据才有可能取得合法性。因循守旧，压制创新是传统型统治的固有倾向。
（ｃ）法理型统治韦伯认为法理型统治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一）它是对受规则支配的管理功能的持续不断地组织；（二）
它有明确的职权范围，包括Ａ执行劳动分工系统划分出的特定功能的义务；Ｂ授予在职者完成这些功能所必需的权力；Ｃ明确规定具有强制性的必要手段及使用这些手段的条件。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行使权力的单位被称为“管理机构”
；（三）各种职位按等级原则组成，下级服从上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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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监督，而下级亦有权向上级陈情与上述；（四）调节一个职位的行为的可以是技术性规则，也可以是法规。实施规则若要充分合理，就必须经过专业训练。只有具备适当的技术训练的人，才有资格充当行政管理人员。一种理性组织的管理人员都是由典型的“官员”所组成的，不论这组织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还是其它性质的；（五）在这种理性组织中，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完全与生产或行政管理工具的所有权相分离。官员、雇员及工人只是在履行职责时使用这些工具，而不是拥有这些工具。官员有义务汇报与说明其对财物的使用情况，进而组织的财产与官员的私产相分离，办公场所与生活场所相分离；（六）在这种理性组织中，官员的职权有明确的划分，不能越俎代庖。为保证管理行为的完全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必须各守其位，各尽其责；（七）一切管理的行动、决议和规章均须用书面形式表述和记录，即便是在口头讨论中也应如此；这一原则至少适用于预备性的讨论与提议，最后的决议及所有类型的法令与规章。书面文件与行政功能的持续不断的操作的结合构成“职位”
一词的内涵，这是现代各种法人组织行动的主要特点；（八）
法理统治可有许多不同的形式，科层制（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是其主要的理想型。
①
韦伯认为科层制是最符合法理型的行政管理制度。科层制是由“官员”组成的，他们的任命及行动依据下列标准：
①参阅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第３３０—３３１页，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６２９—６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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