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在“晚期资本主义”
社会中产生完全消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主要在于：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职能。
他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之含义，认为意识形态即是虚假意识、梦幻、颠倒性反映，其功能就是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当社会的一个严肃而听话的乖孩子。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着一种作为统治的基础的作用。马克思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一生致力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公平交换”观念。故马克思的批判集中在“公平交换”观念上。哈贝马斯说道：“到了１９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和法国竟蓬勃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社会的制度结构作一番重新认识，同时对由公平交换构成的合法化基础加以批判。他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批判了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①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实行国家干预，“公平交换”观念破灭。于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它履行着原来的意识形态的职能。这就是科学技术。他说道：“技术和科学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
②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
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波士顿，１９７０年）
，第１００页。
②哈贝马斯：《文化与批判》（法兰克福，１９７７年）
，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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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５西方社会思想史
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但他并不像他的先辈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那样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强调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
那么，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怎么样履行其意识形态职能的呢？对此，他是通过论述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
、“合法化”之影响加以说明的。
哈贝马斯把人的行为分为两个范畴：一是“工具行为”
，二是“交往行为”。所谓“工具行为”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劳动，它是“按照技术规则进行的，而技术规则又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
，它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是“手段目的”性的，它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交往行为”
，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他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劳动即“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因为“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意味着“技术控制力的扩大”。
①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生产力高度发展，“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了。人的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人变成了劳动的工具，人像机器人那样机械地行动着，人失去了本质的存在，被异化了。技术本身成了对人的统治，技术的合理性转变成了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交往行为”
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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