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越来越不合理了。人们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搬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
他说：“两种行为类型的一种行为结构，即有目的和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不仅同机构的联系相比较具有一种优越性，而且还会逐渐地把交往行为本身吸收到自身的功能范围中来。”
①“交往行为”
被吸收到“有目的和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中来，必然造成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控制，遭致歪曲。他认为，行为主体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加剧均源于此。
哈贝马斯认为，任何社会都必须建立在被人们认可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合法性”。他说道：“一种政治秩序总要求人们把它当作正确的、正义的存在物加以认可，而合法性意味着它有着充分的理由这样去做。一种合法的秩序理应得到承认。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认可。”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对文化传统的干预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副②作用，”
③这就是使它丧失了被人们认可的理由，出现了“合法化危机”。老百姓是因为这一社会实行“公平交换”
，信奉“企业自由”
，才认为它是合法的，值得认可的。现在既然它丢掉了“公平交换”
、“企业自由”
，那在老百姓眼里，它已变得不合法就是很自然的了。
哈贝马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合法性的就是科学技术。而当
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１０６页。
②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波士顿，１９７９年）
，第１７８页。
③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波士顿，１９７５年）
，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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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５西方社会思想史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就能很成功地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
整个社会出现抬高技术问题，排斥政治问题，即将社会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而置政治问题于不顾，人民群众中普遍滋生一种“明哲保身主义”。大家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丧失了政治意识的人民群众，只因“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崇尚“技术统治论”
，发展科学技术，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物质财富，就认为它是合法的，值得认可的。他说道：“如果合法化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注）
能成功地把实践问题（即政治问题—引者注）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甚至能成功地阻止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普遍主义激进化问题产生，那么，这样一类与合法化相关的问题甚至不需要被考虑。“
①
这就是说，原来的合法化危机一下子消除了。
哈贝马斯上述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良的社会政治后果的揭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他是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来揭露科学技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与“合法化”的影响的，所以，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
，消除合法化危机，只能说明它在帮“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忙，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是消极的。哈贝马斯的上述批判很好地反映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当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时，国家社会政治民主化、人际关系健康化和个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严重受挫的一面，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统治的合法性辩护的新现实。哈贝马斯的揭露和批判实质上是
①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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