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异化的揭露和批判。
从１９世纪后半期起，不少西方思想家对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政治效应倍感失望，展开尖锐的批判。哈贝马斯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进行批判的。他所批判的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政治效应。因此，他的批判的确大大推进了前辈思想家的事业。
同样无疑，哈贝马斯上述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良社会政治后果，即消极社会政治效应的揭露从整体上讲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旁的且不说，就其所作的揭露本身而言，起码有以下三点值得商榷。
第一，能否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
能否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就是起掩盖事实和维护现实的作用？能否认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又是一种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颠倒着的。”
①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把意识形态看作颠倒的意识，哈贝马斯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的根据也就在这里。纵观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以及列宁后来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意识形态包含了否定的方面与肯定的方面。否定的方面意味着意识形态是虚假的，具有保守的功能；肯定的方面意味着意识形态是真实的，具有进步的功能。因此，即使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科学技术在“晚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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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５西方社会思想史
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执行意识形态职能，也不能认为所起的作用一定是保守的、消极的。更何况，能否笼统地断言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即能否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还是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科学技术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强调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混淆起来。科学技术不属于意识形态，这一点不会随着它变为第一生产力而改变。
第二，能否把人的复杂的社会活动简单地截然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
能否把科学技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归结为使人的“工具行为”合理化与使人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能否完全从消极、否定的意义上去看待“工具行为”即劳动的合理化？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行为形形色色、丰富多采，绝非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仅有“工具行为”
和“交往行为”
两类。所以科学技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不会只限于对“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影响。而且，就“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
而言，也不能简单地把科学技术对它们的影响归结为是“合理化”与“不合理化”。显然，哈贝马斯在这里套用的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另外，即使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工具行为”即劳动越来越合理化了，但也不能完全从消极、否定的意义上去看待这种合理化，因为这种合理化首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
第三，能否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说成是一种“合法化”危机？能否认为是科学技术本身在促使广大群众“非政治化”？
能否断言因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晚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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