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件，其中头等重要的是封建制的建立和教会支配地位的确立。
封建制是罗马因素（隶农制）与日耳曼因素（军事等级制和农村公社）汇合的产物。通过层层分封土地和人民而形成的封建领主制是一个不同的社会阶级有着严格的划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有着细致的规定的等级制。奈斯比特（Ｒ。
Ｎｉｓｂｅｔ）写道：“在这种等级制中，每一个人的活动是根据其社会身份而规定的。团体与从属是中古事务模式的核心。整体秩序被认为是诸团体所共同趋向的团结；个人的职责是侍奉他们所在的社团，不论是修道院、行业公会、大学、庄园、采邑或宗族。中世纪的哲学家将社会视为巨大的链条，从处于最低层的最单纯的机体一直联系到处于极顶的上帝，每一个环节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在神圣的链条中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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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陷落后，教会的精神与物质力量大大加强了。教会独占着教育的力量，在罗马遭蛮族蹂躏的黑暗时期，教会担负起重建文化的重任，并以卓绝的努力赢得蛮族的归附。
教会在中世纪也是大的土地所有者，教皇则是最大的领主，这使它实际上成为封建经济结构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中古的现实是诸侯林立，分崩离析，封建贵族没有任何政治一统的联系，但中古的观念却是世界帝国和世界教会的，因为“教会拥有教理的一致性，赋予它包罗万象的力量，这种世俗的与精神上的力量的结合造成了教会的教理与封建社会之间的
①奈斯比特：《社会哲学家：西方思想中的团体和冲突》，第１９２页，转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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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西方社会思想史
完整的协调一致。“
①从９世纪到１３世纪，虽然教权与政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过互争长雄的局面，但大致说来，这是一个教权逐渐上升终于达到顶峰的过程。教皇格雷戈里七世（ＧｒｅｇｏｒｙⅦ，约１０２０—１０８５）
曾成功地宣布剥夺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君权，解除臣民对他的效忠誓约，并迫使亨利四世前往教皇所在地卡诺莎堡请罪；英诺森三世（ＩｎBｎｏｃｅｎｔｉｕｓⅢ，１６０—１２１６）更使教皇的权力达到顶点。他有力量决定帝国皇帝谁有继承权，能使英王自认是教皇附庸。
他的教义是：“主交给彼得治理的不仅是整个教会，而且是整个世界。”
②教权的上升，也使教会越发全面和深入地卷入与封建体系的纠缠中，越发积极地致力于世俗事务。这也是情势所然，事利所诱，纵使有专心于教务的主教与教皇，要想局限其活动于纯宗教范围内，而不涉及于世俗领域亦是不可能的。
教会日益与封建体系一体化的新的现实需要经院学者拿出适当的解释和辩护。直到现在为止，支配基督教思想的最大权威还是柏拉图主义者奥古斯丁。
在他那里，天国与地国、教会与世俗政权顽固地相互对立着，对政治的看法是悲观和无奈的；理性的地位晦暗不明。如果说奥古斯丁对人生的解释曾一度适合于中古早期人们的超俗思想，现在，这个学说所反映的历史条件已经部分改变了。在阿奎那时代，曾经长期被忽视的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又开始为学者所接触。就
①罗尔：《经济思想史》，第４３页。
②转引自摩尔：《基督教简史》，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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