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要考察是否真的只是人的偏见。
采取这种态度研究社会，必然会软化启蒙时代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表现为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并且认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是不合自然的。孟德斯鸠关心的是现状的分析，他使自然理念成为一个相对概念，从而为认可一切适应现状的制度铺平道路。另一方面，这使得研究者有可能去注意各种不同的社会因素，因为关于各种必然关系的知识必须从辨认其多种可能的表现形式开始的。
人们通常将孟德斯鸠视为地理因素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分析各种地理、气候的特点来解释其对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影响。阿隆认为，孟德斯鸠的独创性不在于提出任何单线的决定论，而在于指出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指出社会是一个系统。
①如果这个系统中有什么决定性的原因的话，它是一个民族的“一般精神”。这个“一般精神”在孟德斯鸠看来是由许多因素融合而成的：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原则、先例、风俗、习惯等。
“一般精神”因民族而异。
“在每一个国家里，这些因素中如果有一种起了强烈的作用，则其它因素的作用便将在同一程度上被削弱。大自然和气候几乎是野蛮人的唯一统治者；中国人受风俗的支配；而日本则受法律的压制；从前风俗是拉栖代孟的法则；施政的准则和古代的风俗，在罗马就是规范。”
②种一般精神又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立法应该适应这种精神，它就是法的精神。
①参阅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潮流》，第４３页。
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第３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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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西方社会思想史
孟德斯鸠的这些思想标志着对自然法的突破。首先他放弃了追求理想社会的努力，认为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模式，不仅各民族的制度因各民族的一般精神不同而不能强求统一，而且由于民族精神也在历史地变化，故不存在一个不变的理想制度永远适于一个民族。其次，否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社会（契约论）
，人充其量只能改善社会而不能创造社会，而且还须根据具体国情施行改良。这观点与启蒙思想的大部分观点尖锐对立，后者强烈相信优良的法律是普遍适用的，法律决定了特定社会的一般面貌，而不是让法律去适应社会。最后，他提出了一种分析的政体类型说（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
，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在运用权力和权力怎样运作，而是了解各种不同的政体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能正常运行。
孟德斯鸠不相信以孔多塞（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１７４３—１７９４）为代表的理性进步观，主张建立温和的君主立宪制，谋求的是通过各派政治力量（君主政体下的平民，贵族和国王）的均势达到和确保温和与自由，这使得他在激进人士中很少信徒，而在保守派圈子里颇为走红。阿隆认为他在政治上是个反动派，但也承认他的政治哲学的基本点是自由主义。
①事实上，他不反对通过理性的立法干预社会生活的进程；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对理性、自由的歌颂，与其更激进的同代人相比并无两样，只是他寻求可能为谨慎有效的干预开辟道路的知识，多少磨钝了他的锋芒，但他仍无愧为时代进步的先
①参阅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潮流》，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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