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
作者简介
胡润：（Rupert Hoogewerf）
1970年出生于卢森堡，1993年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曾于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汉语，通晓德语、法语、卢森堡语、葡萄牙语、日语等七种语言。英国注册会计师，有七年安达信伦敦分部和上海分部的工作经验。
作者简介
东方愚：本名张华，南方周末记者，上海证券报等财经媒体专栏作者、特约撰稿人，致力于财经人物报道与评论；现居广州。
序一 那个时代，那群叫“富豪”的人 / 牛文文
序二 从“李约瑟难题”到“胡润问题” / 吴晓波
自序 为中国富豪加油！ / 胡润
前言 “因富而豪”与“因豪而富”
1999年 财富度量衡
5 /荣氏家族的承上启下
9 /唯一博士富豪张朝阳
14 /李经纬与何伯权进退之间
18 /牟其中差点令榜单难产
2000年 改制花脸谱
26 /徐文荣为我们讲国情
30 /杨澜革了自己的命
35 /不在现场的田溯宁
39 /任正非发来了律师函
2001年 黑马进行时
49 /刘永好兄弟的“傻气”
53 /足球大佬徐明和宋卫平
58 /唐万新的双截棍
64 /重庆摩帮尹明善和左宗申
2002年 悲壮向前行
73 /张荣坤与刘根山的公路梦
77 /楼忠福眼红老弟郭广昌
82 /孙广信与米恩华的新疆舞台
87 /悲情富豪李海仓和乔金岭
2003年 榜样孵化器
97 /首富丁磊的娃娃脸
101 /为王石“单独”开榜单
106 /宗庆后将强势进行到底
110 /功夫之王段永平
2004年 资本红舞鞋
119 /潮汕大腕黄光裕
124 /陈天桥差点被漏掉
129 /李金元狮子大开口
134 /李宁和陈义红的中国符号
2005年 资源争夺术
143 /严介和的单口相声
147 /马云的资源库
152 /蔡天真并不天真
157 /到处掘金的陈发树
2006年 后现代图景
166 /张茵：纸里包不住富
171 /施正荣与彭小峰的能源魔方
175 /乐不思蜀的沈南鹏
179 /黄宏生入狱否极泰来
2007年 幸运直通车
188 /杨国强的尴尬与精明
193 /史上唯一史玉柱
197 /李如成“不务正业”
202 /杜厦与张大中转身
2008年 踏上荆棘路
210 /许家印艳羡老乡胡葆森
214 /邱继宝之痛与魏东之死
218 /余彭年和张祥青的慈善鞭策
223 /寻找吴炳新与怀汉新
229 /后记
231 /附录1“胡润百富榜”历年榜单
259 /附录2“胡润慈善榜”历年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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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牛文文 《创业家》杂志创始人
胡润这本关于富豪命运变迁的书，非常令人期待。为这本书写序，我深感荣幸。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各方人士都在从各个角度纪念这30年，但真正值得纪念的，还是这30年的商业史。有人说过，这30年和上个30年，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凭空出现了一个企业家阶层，其他的变化都由此而来。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这30年来最大的分化和裂缝，也来自这个阶层。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个新生的社会阶层？这是进入下一个30年时全体中国人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几千年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在创造财富和毁灭财富的循环中徘徊。中国人的基因里，好像在这个幸福关键链条上缺失了一环。我们无法正视财富，也无法正视财富的创造和分享，总是在暴烈中摧毁一切，再在废墟上从头开始。
一个缺乏商业记忆的民族，注定无法真正复兴，哪怕多么辉煌、多么崛起，也很容易转瞬成烟云。为了保住过去30年的财富成果，为了延续这30年建立起来的新基因，为了我们的后代，必须纪念。
“胡润富豪榜”，是30年商业史的重要而有趣的一个观象仪。
自从来了胡润，汉语词典里“富豪”这个词汇的含义，突然变得无比丰富逼真，并且极具戏剧性。一年一度，普通中国人都要等着看这个给他们日常生活增添了谈资和乐趣的榜单。一群叫“富豪”的人，从此被推上了当代中国的世相话剧舞台：眼看他出名了，眼看他出事了，眼看他消失了。
在胡润以前，这群人曾经有过很多称呼，个体户、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者、厂长、经理、乡镇企业家、下海者、资本家、老板、创业家、企业家、实业家，等等。但是，在富豪榜出现后，其他的称呼顿时黯然失色，“富豪”二字，传达了大众对这个人群最复杂最直接的感受和情感。
胡润架设起了中国人对一个群体认知的一座独特桥梁，甚至是世界对中国这个年轻群体的认知桥梁。一个普通的外国年轻人能够对一个古老的国度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从斯诺之后还很少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史，必然应该有“胡润”的一页。
很荣幸，由于工作的便利，我本人大概是最早认识胡润的大陆媒体人之一。还是在2000年秋天，胡润到《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向我们介绍他的富豪榜。那个时候，他的中文还不怎么好，我们的谈话还需要人翻译。第一次听到他的想法，我的反应和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首先，中国人不喜欢露富也不喜欢富人，做企业的人本来就艰难，富豪排行对他们不是什么好事，对中国社会进步恐怕也没什么好处；其次，中国企业家的财富主要体现为生产资料，企业财富和个人财富很难分清，资料获得也非常困难，怕不准确（我记得他曾把杨澜排得很靠前，大家都觉得好笑）；最后的态度是，作为一家本土企业杂志，我们不愿意也没办法参与或合作一个富豪榜的打造。
2000年12月出版的一期《中国企业家》是首家发布该榜的杂志媒体，足足用了14页来刊登并解读这份50人名单。那期杂志上，我还写了篇卷首文章《乡亲们的眼神不对了》，在推荐“胡润富豪榜”的同时，分析中国富人与其他转型国家“攫财大亨”的不同，担忧如果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不能尽快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财富观，现有中国的这些财富形态可能“异化”。在文中，我真诚期待在乡亲们的眼神里，中国富人的面孔能慢慢地“好”起来。
几年后，我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第二次写到胡润和他的富豪榜——《一段眼花缭乱的财路》，感慨杨斌、仰融等新富豪的戏剧性命运。那几年，企业界正处于剧烈变革时期。那几年上榜的新星，几乎都成了舆论和法律的焦点。当然，更多的上榜者保持住了自己和财富的尊严。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2008年，我本人离开服务了10年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开始创办一本新的杂志《创业家》。学习胡润，我也编出了一套观察中国经济体系的“三创指数”，这其实也是我创办《创业家》杂志的动因：
一、中国人每年成为创业者的数量。中国人在过去30里已逐次成为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但只有一定数量的中国人有机会有勇气成为创业者，这个经济体才是有活力、可持续的。创业者人口比例的下降，是一个社会走向停滞的最明显标志。这是“创业指数”。
二、每台电视机（或PC、手机）的中国附加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这个工厂自己创造的附加值小得可怜。中国产量越大的产品，附加值往往越低。提高附加值的唯一出路，是创新。过去30年创业的企业，今天都面临这个考验。这是“创新指数”。
三、“胡润富豪”的落马比例。假如地产、垄断行业等权力致富高含量行业依然是创富最多的领域，中国的企业家就无法摆脱原罪噩梦，企业和社会的紧张关系就无法根本缓解。期望看到更多白手起家、清白创业的人，能够登上富豪榜，富豪榜由此变成创新榜、阳光榜。这是“创富指数”。
这三个指标，相互关联：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创业大潮中来，由以前的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变成创业者，大众才能理解和尊重那些成功的创富者，创富者才不再生活在莫名的不安全感之中，社会才会真正和谐；只有当开始创业的人，更多地是用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创造财富，而不再是靠关系靠地产靠模仿登上富豪榜，财富才不再那么引起争议和仇恨。
“胡润富豪榜”还会一直持续下去，进入下一个30年，希望他的中国富豪榜能像在其他正常的商业国家一样，平常、阳光甚至有点单调乏味，只是给幸福而平庸的中产阶级生活增添一些趣味。如果我们的后代需要寻找一些祖父时代的刺激，那他们只好在家里的书架上翻检胡润的这本发黄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了。
文/吴晓波 财经作家
一
说到胡润，我常常会想起另外一个“四肢发达、长得十分英俊”的英国人。
1942年11月，李约瑟（1900~1995年）从伦敦出发，过了4个月，才由昆明辗转抵达重庆。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以“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身份，先后做了11次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据李约瑟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可是为何在日后停滞不前，居然成了一个倍受欺辱的衰老帝国？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的此后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17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我知道今天的胡润还没有达到李约瑟式的高度，不过，他似乎正在做一项几乎同等重要的工作。而他也提出了一个十分难解而迷人的问题：当代中国商人的财富到底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以及，他们是怎样“演化”的？
如果有足够的坚持——当然最好他还有同样的长寿，那么，也许在若干年后，他可能是另外一个经常被中国史学者提及的英国人。
到我写作此文的今天，胡润的工作已经坚持了十年。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
二
胡润的本名是Rupert Hoogewerf，是一个出生于1970年、毕业于著名的伊顿公学的英国人。如果说李约瑟是因为他的学生情人鲁桂珍小姐——他们在1989年才结为夫妻，当时，李约瑟89岁，鲁小姐85岁——才引发了对中国的好奇，那么，胡润与中国的缘分，则带有更强的时代气质。
胡润到中国是1990年，他作为一个进修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中文。1997年9月，在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胡润又回到了中国。他在上海滩上混日子，东闯西突，搞不出个名堂，很苦恼，便向家乡的老爸诉苦。老头子一语惊醒梦中人：你有没有搞明白，在中国，在上海，你是谁？胡润说，从那时开始，他知道只有出名，让自己成为一个“谁”，那才会有机会。于是，他想到发挥自己的会计师才能，为中国富人做一个排行榜的主意。
早在1995年2月，《福布斯》曾经搞出过一个中国富豪榜，之后就因难以操作而中断。1999年，胡润搞出了一份十分粗糙的排行榜，给《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经济学家》、《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专业财经媒体各发了传真，写道：“我是一名安达信公司的会计师，在工作之余做了这份‘中国富豪50强’。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就50周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拥有财富的多寡来定义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如果贵刊有兴趣的话，请和我联系。”结果，以创造“金钱名利场”为己任的《福布斯》表示了兴趣，并将之放上了《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就这样，胡润出名了。
名单刚一问世，质疑、谴责之声便铺天盖地而来。一些上榜的企业家要和胡润对簿公堂，没有上榜的富豪也要“讨个说法”，甚至有媒体说，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单，资料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甚至这种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无数问题。可是，无论如何，胡润因此成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几乎所有的中国顶级富豪都生怕他遗漏了自己，可是当自己真的出现在排行榜上的时候，却又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在这样的舆论聚焦中，胡润一夜之间暴得大名，他出没在各种媒体之上，他对某一位企业家的些许点评都能成为财经或八卦新闻的发酵源。他上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时，主持人崔永元用当年毛泽东写白求恩的句式介绍他，“胡润，一位英国小伙子，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做了一个中国人本来不知道的百富榜，把中国富人推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到这时，胡润和他的排行榜，已经构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商业人文现象：对财富的追逐和关注，使排行榜备受瞩目，而原始积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学乃至相当多人的仇富情结，则造成了观念及商业运作层面的混乱。以至于每次排行榜公布，便会有税务机构前去上榜富豪的公司查税，而往往又是一查一个准，那些因上榜而突然曝光的顶级富豪——尤其是排在前十位的则常常在传媒的追踪下突然显出不该有的“尾巴”来，如仰融、杨斌、顾雏军等，都是靠富豪榜出名的，可又是在传媒的高度关注中，眼睁睁地看他们或塌或萎，令人寒意顿生。有人甚至称富豪榜为“囚徒榜”或“杀猪榜”。
胡润对自己在中国商业界所造成的轰动颇有点得意，在一次访谈中，他直截了当地说，“《福布斯》排行榜是我的一个工具。如果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机构来做这个排行榜，都会被骂死，但是，我恰巧是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美国杂志，我们来做，就顺利一点。”胡润的这个说法无疑是真实的，这位30出头的英国青年以他的大胆和鲁莽意外地打开了一扇“窥视的天窗”。
从2003年起，胡润与《福布斯》分道扬镳，他先是与《欧洲货币》杂志合作制作富豪榜，2005年，又推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胡润百富榜”。他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财富游戏中，并且显得那么如鱼得水。他相继搞出了一大堆的子榜单，诸如房地产富豪榜、慈善榜、IT富豪榜、金融富豪榜、钢铁富豪榜以及奢侈品榜等等，甚至专门为温州做了一个温州富豪榜。他还出版一本叫《胡润百富》的直投杂志。
三
我与胡润第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底，是秦朔搭的桥。跟他约定八点三十分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见面，结果他迟到了。在十来分钟里，他接连打来两个电话，为上海的交通向我们致歉。访谈在波特曼边上的星巴克进行，这也是胡润建议的，他说，波特曼一杯咖啡要五十多元，而星巴克只要十来元。
这天，胡润穿得很休闲，浅黄的外套，围着一条黑灰相间的格子围巾，让我想起了塞林格对英国绅士的一个描述：“他们要么夹着一把雨伞，要么叼着一根烟斗，要么就不分季节地披着一条格子相间的围巾。”胡润说话的样子很细致，很注意对方的感受，并时不时用英国式的表情来对你的言谈做出反应。他不但中文好得出奇，而且对汉文化的了解更是让人意外，他反问我：“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文明出现在什么时候？”就在我迟疑不决的时候，他得意地说：“那不就是在宋朝嘛，四大发明。”
就在那次访谈中，我已经注意到胡润开始拥有了一种时空跨度背景下的观察。譬如，他观察到，中国的富豪中最多的是房地产商，2003年则多了很多与农业——也就是说与土地有关的新富。与IT行业有关的只有四五个人，而在美国，前十名富豪中有三名是出身IT。零售业方面，沃尔玛家族占去富豪榜前十名中的四席，而中国只有国美和家世界两个。在全美400强中，美国人数最多的是做娱乐媒体的，而中国只有一个人。
胡润“富豪俱乐部”的门槛，在1999年是600万美金，2002年就上涨到了8000万美金。这些大陆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6岁，其中能说流利的英文的才3个人，而这些富豪的孩子们能说英文的，就占到了50％以上。在全球10亿美金以上的富豪排行榜中，香港人有13个，而他们的平均年龄你猜猜是多少？72岁，台湾有5个人，平均年龄近80岁。这说明，我们的富豪还是第一代，在成长期中。2002年，广东地区有17名上榜，前三名都是外省移民，这一特征举国唯一……
这些有趣的数据，如果没有排行榜和多角度比较是无法得出的。胡润为他的发现兴致盎然，喜欢历史和拼图游戏的“英国习性”此刻如此生动地浮现出来。胡润坚信，排行榜会成为一把“钥匙”，用它你可以打开很多不同的隐秘之门。
当时我就已经预感到，这个英国青年正在从事一项迷人的探秘工作，随着时间和数据的积累，他所形成的学术力量几乎是难以竞争和无法忽视的。
四
这样的排行榜，一持续就是十年，胡润已经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真相了。
随着资料和数据的增多，以及工作方法和计量体系的日趋完善，在今天的中国商业界，“胡润百富榜”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排行榜。娱乐的气息开始消散，人们日益察觉出了严肃的学术意义和时代价值。胡润所积累的榜单变动及每年数以千人计的抽样调查，终于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可以量化分析的数据库。
过去十年里，胡润和英国女友在中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有了两个乖巧的女儿，现在，他称自己是“新上海人”。如果把他归到“外国籍的中国观察家”行列，他在这个东方国家的居住时间已经超过了费正清、李约瑟的总和，他未来唯一需要超越的可能是百年前一个叫罗伯特R26;赫德（RobertHart，1835~1911）的英国人，他当了48年的大清?关总税务司——海关总署署长，在中国前后生活了54年。
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胡润工作的重要性了。
早在1999年就结识了胡润的《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对他的评价是：“在中国，胡润第一个以实证调查的方式，力求精确地概括中国富人的财富状况，并将之作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缩影；他第一个用排行榜的结构和方式，描述富人；是他的排行榜在中国掀动起迄今为止对富人最大最广泛的关注，自然，也有很大的争议。”
《新周刊》早在2002年就把胡润评选为当年度的“新锐人物”，执行总编封新城则在5年后的一次访谈中说，下一个首富永远值得期待，但更值得期待的，或许是胡润70岁时才会出版的他“真正想写的”那本书。
秦朔、封新城是我与胡润共同的朋友，我非常同意他们的判断。唯一与新城不同的是，我相信，胡润的“那本书”不需要等到他70岁的时候。
文/胡润
我和中国结缘
2008年是我在中国生活的第13个年头，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第一个年头，那是1990年作为交换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文。一年后，我又回到了英国继续在杜伦大学的学习。1993年大学毕业的我加入了伦敦的安达信做会计师，经过努力，1997年9月，我来到了上海的安达信工作，这正式拉开了我的第二个阶段连续十多年在中国生活的序幕。
上海的合同为期两年，这就意味着1999年9月我必须再做一次选择。合同到期前，人事部门就问“要不要去香港、去卢森堡”,我都拒绝了。最后，他们为我保留了伦敦的职位。1999年5月，有一次参加公司的培训课程，那样的课总是有些无聊，很自然，我开始天马行空。我已经在亚洲工作生活了近四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在欧美很少同龄人拥有类似的经历，这一点让我非常自豪。可一旦回到英国，有人问起:“Rupert，中国怎么样？”该做何回答呢？什么样的答案能够展现我专业的见解？难道是写一份会计税务政策方面的东西？也许全英国的读者只有五个，其中两个还是爸爸妈妈。当然，我也可以说今年中国的GDP增加了8%或者更高一些，但这么笼统的数字无法让普通的商业人士或者老百姓理解。百无聊赖之际，突然想到应该把这个概念折射到具体的人身上。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窥视的欲望，如果具体到某人以及他的故事足够精彩的话，一定会吸引公众的兴趣。那么，拿什么指标来反映具体的人呢？首先，每个人肯定都希望做一个成功的人。成功这个词语该怎么定义呢？于是，我在纸上列一份条件清单：家庭幸福、纳税多少、员工多少、个人资产……接下来，我觉得家庭幸福不太可靠，外人说不清楚；纳税也很难说，当时农业领域不少是免税的；至于员工嘛，1999年是IT业逐步走红的一年，这个行业不能用人多人少来衡量。排除法将清单上的一项项勾掉后，就剩下“个人资产”四个大字。培训课一结束，我已经给自己布置了一份家庭作业。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当这个问题被抛向我在安达信的中国同事们时，没人能给出一个答案，这让我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当时距离回英国仅有两个月，就是说我必须在两个月里把这份东西给捣鼓出来。我先找了我的一位中文老师——孙中山的外孙女，已在中国待了二十多年的渣打银行英籍经理，让她先给我一些建议。接着，她介绍了东华大学的一名学生，于是我有了第一位调研员。
自序
我和助手查遍了各种资料，历时两个月后，中国首个富豪榜诞生了。由于时间和力量有限，它肯定不是最全面的，但把它拿给外国人看绝对绰绰有余了。1999年，正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所以我产生了通过“50年、50人”的概念传递一个正在变化和腾飞中的新中国形象。11月，它作为封面故事刊登在美国的一本杂志上。
第一份榜单发布前，我已经又回到了伦敦的安达信工作，主要是帮几个网络公司进行上市前的准备。榜单发布后，它所引起的轰动超出我的想象！2000年初，互联网泡沫撑破了，我的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于是，我索性请了两个月无薪假，再次回到中国，为新的一年打造一份全新的榜单。2000年8月，美国那本杂志的总编第一次来了中国，我和他沟通得非常愉快，这也促成了我和刘永行的第一次会面。两年的榜单做下来，我感悟到中国的趋势是往民营经济方向发展。于是2000年9月，也就是第二份榜单问世前，我毅然从安达信辞职，希望能在这方面进行深度挖掘。从那以后，我绝大部分的时间就在中国，这里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从榜单看中国
200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而“胡润百富榜”系列及慈善榜则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这30年当中最精彩的10年！
50人的富豪榜（1999~2000年）1999年，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家族成了当仁不让的首富，而牟其中则是第一位落马富豪。2000年，荣毅仁家族蝉联了首富。这一年开始我与企业家有了交流：被请去听课，也收到过律师函。
100人的百富榜（2001~2004年）2001年，从事饲料行业的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当上了首富。杨斌、仰融依次位列第2、第3，之后这两位的落马，导致这份榜单被说成“杀猪榜”。但我不认为这是榜单的问题，没有这个榜单，该出事的富豪还是会出事，只是早点晚点罢了。2002年，荣智健家族再次当上首富。这一年排榜时明显感到企业家的压力比往年大，因为是年杨斌、仰融出事；年中还曾炒过一段富豪不交税的新闻。2003年，在32岁的IT精英丁磊当上首富的同一天，“神五”凯旋，杨利伟当上了中国的航天英雄。榜单也开始多元化，首创了IT富豪榜、强势榜、“2003资本控制50强”和“2003房地产影响力50强”。7月份，我们邀请到英国首相布莱尔，举办了“中国企业家峰会”。2004年，黄光裕当上首富。这一年，国美、物美、苏宁先后上市，永乐也在上市途中，零售富豪榜对这个行业重新进行了评估。
400人的百富榜（2005年）2005年，黄光裕蝉联首富；上榜富豪400位，门槛为5亿元。他们的总财富相当于2004年中国GDP的4%，10月12日，榜单发布，同一天“神六”发射。高涨的油价已成为最热门的经济问题，我们首创了能源富豪榜；随着上榜富豪的大幅增加，我们看到了上金融富豪榜的人。
500人的百富榜（2006年）2006年，张茵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首富，她也是全球最富有的女白手起家者。500位上榜富豪的总财富相当于2005年中国GDP的6%，35位女性上榜，这一现象直接催生了女富豪榜。钢铁富豪榜直观显示民营钢铁企业发展的两种模式：产业链一体化和并购重组。房地产业造就了最多的富豪，房地产富豪榜是所有行业子榜单里门槛最高的。
800人的百富榜（2007年）2007年，26岁的杨惠妍以财富1300亿元成为首富。75位富豪身价突破100亿元，800位上榜富豪的总财富相当于2006年中国GDP的16%。今年增加了四个子榜：医药富豪榜，因为人们更关注健康了；套现富豪榜是看谁的现金多；中国菜很好吃，餐饮富豪榜首富潘慰卖的竟然是日本面条；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服装富豪榜，李宁以财富110亿元排名第3。2007年中国股市“全民狂欢”。
1000人的百富榜（2008年）2008年，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富榜了，而是“千富榜”。首富还没有最终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豪的财富相比去年有大幅缩水。
除百富榜及系列子榜外，2004年5月，我们又首创了慈善榜，创制它的原因有三个。其一，查询慈善捐赠是制作第一份百富榜的方法之一。其二，2000年，我在国外进行百富榜的路演时，经常被问到中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其三，我们发现2003年百富榜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是445岁，而比尔R26;盖茨正是从445岁开始其慈善事业的。这一有趣的发现让我们相信，做一个慈善榜的时机应该成熟了。
慈善榜（2004~2008年）2004~2005年，上榜慈善家有50位，黄如论最慷慨。2006~2008年，上榜慈善家100位，余彭年连续三年是最慷慨的慈善家。2006年，我们在清华大学发布慈善榜，并邀请了余彭年、吴征、清华教授、慈善机构代表等与清华学生进行了交流。2007年，竞争对手彻底退出了，我们不会放弃，因为这些慈善家们正在改变着中国的财富形象。2008年，14位慈善家拥有基金会。另外，我们也制作了浙商、苏商、粤商等商帮慈善榜。四川汶川大地震，我们发布了《5R26;12抗震救灾民营企业捐赠报告》，让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家们承担社会责任时代的到来。慈善榜5岁了，慈善的春天来了。
我眼中的中国富豪
我很幸运，这十年来每年都能用百富榜给企业家们拍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从50人扩大到了1000人，随着持续关注时间的增长，上榜人数的增多，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就越多。如果以百富榜来归类，中国的主流企业家是一个平均年龄47岁的广东人或浙江人，他可能做制造业或者房地产生意，他的孩子约20岁，在读大学，他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商人。他的第二次创业基本上已经结束，产业链已经完成，他开始考虑企业第二代的交接传承问题，选择做资本投资或者考虑更新管理模式；当然，也开始有闲暇关注慈善事业。
中国这30年是飞速变化的30年，国外企业几百年变迁的历程，在中国30年就浓缩完成了很大部分。因此在中国这块地域广博、地形复杂而人口众多的土地上，各个年代各种类型的企业家标本都存在。我们找得到白手起家、倒买倒卖挣钱的第一代“土”商人，或者满脑子MBA模式思维、靠资本运作来挣钱的“洋”商人……多样化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最大特征，很难说中国企业家的特质是什么样。我更接受细分的说法，比如浙江企业家、上海企业家、西部企业家或者说第一代企业家、第二代企业家。
拿中国与欧美国家相比，我认为中国企业主要是第一代人；而在欧美，企业往往属于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人了。中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产业的集中点在房地产；而欧美国家已经进入后城市化时代了，行业增长点都围绕着城市生活所产生的机会。中国有层出不穷的新公司和创业者出现；欧美国家普遍缺乏创业精神，在这个规范的商业系统之中，大多数人能找到自己合适而自由的职业位置，他们必须放弃一个好工作才能去创业，因此很多人难以迈出这一步。在中国，企业家群体全面崛起，大城市的人们也许有品牌意识和品牌选择；在欧美国家，个人英雄创业的年代已经过去，品牌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全面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于创业激情的关注，正是中国当前的一个鲜明特征。在中国，创业是激动而令人兴奋的事情，企业家成为明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财富形象总体比较正面。中国企业家们开始在社会责任方面作出更大贡献，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承载着一个国家新腾飞的希望。他们成了写就传奇的英雄，各类媒体争相报道他们，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审时度势占据着我们的视线……因为好奇，我曾在中文里寻找“企业家”的定义，但即使是在《辞海》里也一无所获。因为“企业家”的涵义还未被设定，今天，我已经确信当今中国的企业家们会用行动去赋予它一个积极的涵义。
在本文要结束时，我忽然想到了18年前与我的一位中国同学的故事。那是1990年的一天，我和他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忽然看到路边停着一辆非常惹眼的奔驰车。我就和他开玩笑说，你以后也能开上这样威风的“大奔”。没想到，他的表情立刻变得十分严肃，很郑重地对我说：“首先，我的工作是国家分配的，如果不是红（红顶商人）、绿（军方）、蓝（海关）、黑（走私）、白（贩毒），我肯定做不到。”这番话和他的神态对我触动很大。而现在同样的话题在中国的展开已经完全不同，在大学校园里，你会听到：“我肯定要开奔驰，我肯定要创业，我肯定怎么怎么……”中国人已经有了自己的野心，对财富的野心……我和朋友的这个故事将成为越来越久远的往事。
在改革开放30周年历史时刻到来之际，我们总结过去，同时也在展望未来。最后我想借用一句话，送给民营企业家们：“他们是中国的骄傲，他们是中国的英雄，让我们为他们欢呼，为他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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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8年，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时，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话称，“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
一晃又是十年。
这十年间，我们坚持做了一件事——每年制作并发布一份中国富豪榜单（“胡润百富榜”）。前四届榜单（1999～2002年）我们是在《福布斯》上发布的，2003年开始我们脱离《福布斯》，自己独立发布。
榜单上的人数也在不断递增，1999～2000年上榜人数均为50人，2001～2004年上榜人数为100人，2005年则扩充至400人，2006年为500人，2007年增加到800人，2008年则是1000人。
除百富榜这一主榜单外，2003年起我们每年陆续发布强势榜、IT富豪榜、金融富豪榜、零售富豪榜、能源富豪榜、女富豪榜等子榜单，以便同时从纵向和横向角度对各行业的富豪进行梳理与透视。
尽管书中不少资料和数据不可多得，但本书并不是研究报告。
直观来看，本书呈现的是数十位代表性企业家登上“胡润百富榜”前后的一些幕后故事；而事实上，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些企业家财富历程的浓缩性回顾，来还原十年间中国经济和政商环境的变迁，以及社会财富观的演进过程。
二
将本书十个章节的标题连起来，便可大体勾勒出一幅起伏跌宕的财富画卷。如“财富度量衡”展现的是1999年“因富而豪”理念初现但又有所畏惧甚至刻意收敛的年代；“悲壮向前行”则描绘出2002年一段风声鹤唳的岁月；“幸运直通车”将股市盛景下的人物脸谱刻画无遗。
我们在每章当中选择了四位（组）上榜富豪，他们之间都有某种关联。比如2004年“资本红舞鞋”选择的样本是黄光裕、陈天桥、李宁和李金元，前三位富豪旗下的企业都是于这一年上市，李金元的天狮已于2003年借壳上市，在2004年又提出“争取3年内在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上市”的豪言；尽管四人所处的行业相去甚远，但他们的财富历程，能折射出一个群体的诉求和那个年份的图腾。
再比如2006年的“后现代图景”，我们选择了张茵、施正荣、沈南鹏、黄宏生等代表人物。他们所在的行业更是有天壤之别，但换个角度来看，张茵从事传统的包装纸生意能名列亚洲前茅，施正荣是新能源领域中迅速崛起的财富新贵，沈南鹏是年轻一代的投资家，黄宏生是落榜富豪的代表，然而人倒企业不倒，反在狱中遥控创维……这些企业家们的发展方向，都非常具有“后现代”的味道。
细数历年的首富，从荣氏家族到刘永好，再到丁磊、黄光裕、张茵、杨惠妍，他们的更替暗合了中国经济的产业化和国际化特征。
也就是说，本书中提及的这些企业家，并不是孤立的点，而是线条、球面，他们将百富榜上更多的企业家连接了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立体画面。
三
十年间我们在调研和制作百富榜的过程中，与众多企业家接触时发生的不少故事颇有意思，或沾有时代印记，或彰显地域特征，或折射性格取向。
1999年我们打电话想登门造访一些企业家，常常吃到闭口羹，不过期间我们发现，有一部分企业家其实很乐意让外人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但限于大环境，还是“憋”住了。第二年我们继续找人，结果收到了华为发来的律师函，还被横店集团的老掌门徐文荣叫去“听课”。当然，开放的企业家越来越多，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到重庆去拜访尹明善，他甚至邀请我们去看球赛。
2001年刘永好欣然接受首富头衔，成为第一位真正“因富而豪”的中国内地企业家。更多的企业家在这一年开始积极配合我们的采访。然而，情况很快就有了变故。2002年一个关于富人偷税漏税的争议，使得民营企业家们又回到了闭门谢客的习惯中，甚至还有人雇人“警告”我们，如果把他写入这一年的百富榜，“后果自负”……
一些有个性的企业家给我们的印象深刻。段永平比我们想象得要坦诚得多，这位“中国巴菲特”甚至直接将他股票账户里的持股数亮给我们看；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从不掩饰对达能的痛恨，我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8月初，他在官司中渐渐占了上风，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李金元海外做直销，销售队伍一度达近千万人，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看到他的产品；余彭年的慈善前世，我们在本书中第一次有所披露……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时常会有一些好玩的发现，比如“26岁现象”——百富榜上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都是在26岁开始崭露头角的。以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那批企业家为例。1986年，26岁的严介和当了几年语文老师后有点腻烦，于是跑到一个国企去当临时工，没想到从此踏入商界，后来成立了太平洋集团，19年后，他成为江苏首富（“2005胡润百富榜”第2位，125亿元）；1987年，26岁的陈发树与两个弟弟一起为一家百货店拉了几年货后，反客为主，把这家店给盘了下来，奠定了日后“新华都系”的原始基石，20年后，他成为福建首富（“2007胡润百富榜”第29位，180亿元）；1988年，26岁的李宁在汉城奥运会上比赛失利后退役，在李经纬的游说下加盟健力宝，做了一阵子“特别助理”后开始捣鼓服装，16年后，李宁公司在香港上市，李宁身价达100亿元，又过了4年，在北京奥运会上担任主火炬手的李宁，个人名气和公司品牌价值如日中天……
四
2008年夏天，我们萌生对十年百富榜进行一次梳理的念头时，问了自己一个傻乎乎的问题： 究竟何为“富”？半天答不上来。查了一下《康熙字典》，其中有一条引用的是司马迁在《史记R26;货殖列传》中的话，“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本富”是指从事农业而致富，“末富”是指经商而致富。中国古代重农抑商，这两句话不难理解，有趣的是“奸富最下”——那个时候人们就已开始讨论“原罪”这一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