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是贯穿十年百富史的一个话题。从第一届榜单上的牟其中开始，富豪落马俨然成为一种常态，甚至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听到了刘根山等好几位富豪落马的消息。
原罪需要区别对待。李经纬式的悲剧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唐氏兄弟的“德隆系”崩塌，并不意味着他的商业模式一无是处；张荣坤落马，则需挖地三尺，将上海社保案中的所有蛀虫都挖个穷尽。
谈到原罪，政商关系这一关绕不开。李经纬、严介和等人，都是在政商关系上或吃了苦头或栽了跟头。
有两个人的做法值得玩味——荣智健与陈发树，他们分别是中信泰富和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股东，但“虽二犹一”，话语权不小，收益率更高。尽管这一模式不具有复制性，但以退为进越来越成为民营企业家们的一种共识。
从另一角度来看，有关原罪的争论，使得企业家们越来越关注财富品质。商业模式上规避盲目扩张的“青春病”，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开始关心慈善。“财富品质”一词有些抽象，但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即从“因富而豪”到“因豪而富”。
这并不是文字游戏。王石没有登上过百富榜，但他在地产界的影响力不言而喻；马云在百富榜上的名次并不靠前，但他的管理风格深受业界推崇。从2003年开始，我们陆续推出的强势榜、品牌榜、慈善榜等子榜单，初衷之一便是引导民营企业界和民众，不要把目光全部聚焦在财富多寡的比较上，而应对“因豪而富”群体多加关注。
每年的10月似乎总是属于富豪们，“胡润百富榜”一般在此时公布。其实仔细观察十年来上榜富豪们的整体姿态，他们与普通民众勾连的欲望在不断增强，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机器与社会公众多方监督力量的加强。
张茵在2003年第一次进入百富榜时百般扭捏，她的丈夫刘名中还发来邮件婉拒上榜，但后来他们慢慢适应了站在霓虹灯下；就算在2008年遭遇轮番的质疑，那其实也是一家企业完成蜕变走向成熟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财富观的变迁不属于特定阶层，正如本书的读者并不限定于哪一个群体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收获终有所不同。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1999年我们突然发起这一疑问时，向中国商界的朋友询问，向政府官员询问，向国外的华人朋友询问，他们纷纷摇头。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当中。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1999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催生了我们制作一份中国富豪榜在1999年制作首个“胡润中国50富豪榜”时，我们没有划分企业家所在企业的性质，仅是计算出其个人财富作为上榜依据。
的兴奋感。中国人对数字非常敏感，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份50人的榜单，通过“50年、50人”的概念传递出一个正在变革和腾飞中的新中国形象。
1999年7月，我们开始着手准备。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我们初步分为三大步骤：投入30%的精力去“取经”，寻找有没有人曾经做过榜单以及他们是怎么做的；花50%的时间去找能跻身榜单的人；剩下20%就留给如何为上榜者架构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并为他们排列财富等级。
从哪里找到12亿中国人当中的隐身富豪呢？起初的做法是从公开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传媒报道、企业家传记、互联网，以及《财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不久后，思路更加清晰，上市公司信息、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商业杂志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红色资本家”、娱乐明星、纳税金额等，都成为我们搜寻中国富豪的具体渠道，我们马不停蹄，逐一尝试。
这些办法很奏效。我们很快找到了张朝阳，他创立爱特信公司（搜狐前身）不久，在当时看来，这个喜欢冒险、旅游的西安小伙子，有可能带领搜狐成为雅虎第二；我们找到了“红色资本家”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还有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中国人李晓华等。
由于当时确定上榜富豪们的具体财富数字非常难，于是我们选择了按A到D分4个等级来排列：A级，身家10亿元人民币以上；B级，5亿～10亿元人民币；C级，1亿～5亿元人民币；D级，05亿～1亿元人民币。
1999年8月中旬，“中国50富豪榜”制作完毕。我们开始考虑这一榜单的发布形式，最开始是想通过到大学演讲的方式，可是感觉演讲的传播效率不高，于是最后我们决定尝试与一些国际知名媒体合作。
9月初，《金融时报》、《泰晤士报》、《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近十份专业财经媒体都收到了我们发出去的传真。除了附上榜单外，我们还写道：马上到来的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的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
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福布斯》第二天就联系了我们。《福布斯》的积极性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当时的《福布斯》主编劳里R26;米纳德（Laury Minard）打电话给我们，说11月的《福布斯》将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发布这一榜单。我们同意了。
必须承认，《福布斯》杂志当时的构思非常棒，在封面上设计了一个人物，脸的两边风格迥异，一边是中国旧时的“毛式穿戴”，一边是拿着大哥大、戴着金表的新形象，以此对比来展示中国的变化。
1999年11月，“1999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英文形式），国际媒体反应非常强烈。“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如此形容。《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媒体也纷纷刊登榜单发布情况，他们的评论非常幽默风趣，比如称“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这一切我们都未曾料到，更未料到的是，我们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制榜成了我们的事业，从起初4年在《福布斯》发布，到2003年开始我们在《胡润百富》独立发布；从开始的每年上榜50人，到后来的100人、400人、500人、800人，一直到2008年的1000人，我们非常幸运地见证了中国财富阶层的崛起和财富社会的变迁。
“1999中国50富豪榜”前十位分别为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家族、李晓华、吴炳新、黄宏生、张宏伟、张思民、吴志剑、罗忠福、吴一坚。荣毅仁可谓是中国“红色资本家”的领军人物，他在1979年出山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运用“荣氏经营家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荣氏家族与国家实现了“双赢”。“中信”成为荣氏家族的财富引擎。从2001年开始，出现在榜单上的是荣毅仁之子荣智健。
排在第40位的张朝阳是上榜的唯一一位互联网富豪、博士富豪。张扬、叛逆的性格，使得他在1999年如一位娱乐明星般受热捧。这一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在一篇题为《张朝阳印象》的报道中，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张朝阳的穿着和个人魅力：“Charles（张朝阳英文名字）穿了一件质地厚重的休闲西装，说话平和，语速偏快……”
在文中，记者问：“搜狐现在赚钱吗？”张朝阳答道：“应该说现在还没有，因为我们收入很多，但是支出也很大。”3个月后，他成为《亚洲周刊》的封面人物，又过了一年，搜狐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与张朝阳的顺风顺水相比，曾创造过皮革换飞机、发射卫星、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民营企业家”的牟其中的境况就要差很多。我们发布这一年（1999年）的富豪榜时，他正站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其执掌的天津南德经济集团涉嫌信用证诈骗案。而此前一个月，与牟其中同在天津、曾红极一时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在保外就医中黯然去世。这些案件受到了中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联社、法新社等媒体也做了报道。
这一年，广东美的集团管理层正逐步从北滘镇政府手中收购美的电器股权，开创了国内上市公司实施MBO的先河；美的掌门人何享健春风得意，在这一年的富豪榜上，他名列第45位。
同在广东的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也提出在公司内部实行员工股份合作制，由管理层自筹资金买下政府持有的股份，却遭到当地政府的断然拒绝。李经纬的宿命由此开始，越主动反而越被动，最后被扫地出门，成为中国企业史上一位悲情企业家。李经纬在“1999中国50富豪榜”上居第32位，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上榜。
1999年3～4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发表了一篇《管理自己》的论文，强调充分发挥自身长处的重要性，指出这是成为杰出人士的必由之路。当时中国的企业家们可能鲜有人听说过德鲁克的名字，但他们正无一例外地抓住中国改革开放20年后再提速的契机，发挥自身长处，准备大干一场。然而政商关系总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很头疼，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拓荒者。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两极分化，一厢是如鱼得水，一厢是捶胸顿足。
从某种意义上讲，关注1999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远比将他们的财富数字化更有意义。
1999年是千年之交。11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激昂地宣称：“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在迈向新世纪的进军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北京的涮羊肉好吃。
据说中国最早的涮肉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而最盛行的时期则是清代，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太上皇乾隆在宫中设“千叟宴”，主菜就是涮肉。
180多年后的一次涮羊肉，改变了荣氏家族的事业轨迹。
1979年的那次火锅
1979年1月17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也摆上了火锅。这次涮羊肉不同寻常，请客者是邓小平，客人是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和周叔弢这5名原工商业者，陪宴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部长等人。
邓小平点燃一支烟，说：“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
63岁的荣毅仁提到利用外资问题时称：“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
“功利性大些”的建议显示出荣毅仁在特殊环境下的魄力。这位早在1957年就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老先生，总是大胆而率性地去做新的尝试。在赴邓小平同志的火锅宴前，他被委以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此前的中国，经济结构始终是“工业以钢为纲”，“文化大革命”动荡十年，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处于停滞和倒退的地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准备改变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用他的话来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
筹备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显然是个不错的想法。
邓小平边涮着羊肉边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单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荣毅仁没有犹豫。是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宣告成立。这一公司的最大创举是，公司的决策管理层不是党委，而是董事会。
而这家公司的实践之一（也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之一），正是“功利性大些”，这颠覆了中国当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陈旧理念。
或许连邓小平也没有想到，他当年批准设立的这家公司，后来竟无比强悍，至2007年底，中信集团已拥有44家子公司及银行，总资产超过13万亿元，2007年利润达160亿元。
谈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富豪，第一个绕不开的便是荣毅仁家族。
过渡
1999年10月26日，我们制作的第一届榜单——“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荣毅仁家族高居榜首，财富等级是“A”，即10亿元以上。
全球震惊。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的评论文章称：“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国际媒体也纷纷刊登榜单的发布情况和评论，他们开始相信，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绝非只是说说而已。
此前不久，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刚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与其说这是一连串巧合，不如说是我们在一个特殊的年份找到了兴奋点。
事实上，荣毅仁早在1993年就任国家副主席时，已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公司）卸任，之后很少在中信公司公开露面。
不过，199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成立20周年庆典上，荣毅仁出现在保利大厦的庆典现场。他一手养大的孩子走过20年峥嵘岁月，自然感慨良多。
据参加庆典的一位中信员工称，相比通过媒体，眼前的荣老板的风采更有冲击力，“他身上好像凝聚了一股无形的力量，不需说话，只是站在那儿几秒钟，便是一种力量的存在”。
荣毅仁一出现，全体员工立即起立，掌声长达十多分钟。荣毅仁遂微笑着向大家致意，然后便是带有浓重无锡口音的祝福与寄语。据《三联生活周刊》之后的报道称，这大约也是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走完他89岁的激荡人生路。新华社讣闻中称荣毅仁的头衔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
荣毅仁逝世前十多天的10月12日，“2005胡润百富榜”发布，荣毅仁之子、中信泰富掌门人荣智健以90亿元资产位居第6位。
巧合的是，11月3日，荣毅仁出殡当日，《福布斯》富豪榜发布，居榜首的恰是荣毅仁之子荣智健。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后来在其《跨越历史的河流》一文中称：“这一巧合揭示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又一生存智慧。”
荣智健被传媒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外界似乎习惯了把荣智健的成功与父亲荣毅仁的特殊身份捆绑在一起，然而，荣智健在多次如上述方式的表态中，把父亲比喻为“别人”。从表面上看这无可厚非——曾在四川凉山一待就是8年之久接受劳动教育，并于1978年独身赴港的荣智健，对特立独行的重要性显然有自己的见解。
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的措辞与行为也有“有意而为”的成分。一是基于父亲荣毅仁后来的异常低调——荣毅仁自1998年从国家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至2005年去世的整整7年，始终保持了极为谨慎的低调；即使在其病危至去世期间，内地媒体也未张扬。二是荣智健深谙在政商关系不断变迁的转轨语境下，身上沾染太多的“红色”未必对一家资本全球化的企业有益。
荣智健与父亲荣毅仁最相像的一点，则是他们均把胡雪岩当年的一句名言发挥到了极致——“一个人的生意做多大，关键看他的眼光有多远。”
“红色资本家”的困扰
1999～2007年连续9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只有3人（家族），分别为荣智健家族、刘永好家族和楼忠福。一位是“红色资本家”，一位身居传统行业同时染指金融业，一位则处于话题不断的房地产行业。
这三位常胜将军当中，最耀眼的自然是荣氏家族，过去的9年百富榜，从未跌落过前六位，其中有三次是拔得头筹。
荣智健的财富秘诀，通俗地讲，就是“与国家资产增值共成长”。在中信泰富，他从没有股份到1992年开始通过配售持股，至2008年6月底，其持股比例已接近24%，是仅次于国家的第二大股东。
《新财富》杂志在一篇题为《荣智健：中国首富的新模式》的报道中称：
“中信泰富+荣智健”的模式建立了荣智健个人在中信泰富利益分配的清晰模式：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荣智健对中信泰富的MBO表明，MBO可以MB，不一定要O。许多失败案例往往不是由MB(即Manager Buy，买入)而是由O（即Out，卖出)引起的。一方面管理层全面收购必将触动产权神经，另一方面由于较大的收购标，诱使管理层在定价、付款方式等方面损害原股东利益，造成了资金瓶颈。所以，量力而为，逐步MBO应为首选。另外，并不是一定要持有高比例股才可激发管理层，也不一定要控股。
荣智健 “一号红色资本家”的地位可谓坚不可摧。在2003～2007年连续5届的“胡润强势富豪榜”上，荣智健的“首强”之位始终让人可望而不可即。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六大之后，“红顶商人”慢慢演化为了一个贬义词。2008年，经济学家吴敬链在一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论坛上称：“谨防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我们不应将矛头指向富人，而应指向‘红顶商人’……”
所以，我们与其用大量笔墨描写荣氏产业之“红”，不如从荣智健的行为方式中挖掘一些原生性的东西，比如值得借鉴的财富观等。
不可否认，荣智健的政治灵敏性与其家族背景有关。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荣智健对过渡期的香港政府提出过自己独到的观点：“香港在过渡期中，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却很少人强调具体运作的这套班底。我们应该看到，香港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一部分应该归功于大陆，一部分归功于港方的阶层管理。”
“管理靠什么？就是靠一套运作班底。如何把这套管理班底平稳地过渡到1997年，使其1997年后保存下来，我认为这是决定以后成功与否的关键。”荣智健认为一套稳定的班子，对香港的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更容易得到港人的拥护。
荣毅仁比较简朴，而荣智健在香港、加拿大和英国等都有物业，在香港有游艇、多部跑车和房车、高级音响，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钓鱼、赛马等。他说，“与父亲相比，我比较喜欢享受一点，但我毕竟不以追求享受为目的，我追求的是我事业的发展，这是我根本性的追求。”“我最欣赏李嘉诚的是，他地位那么高，生活却那么朴素。”
在资本运作方面，荣智健最成功的一点是对时机的把握。典型案例之一便是1989年香港股市大跌，投资者纷纷套现，而荣智健意识到，这是一个天赐的并购良机。之后，香港电讯20%的股份被荣智健以逾百亿元的代价吃下。1990年，英国著名财经杂志《世界金融》根据收益将此次收购评为该年度“世界最佳融资项目”。
又如，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荣智健开始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富投到中国大陆，投资了大量基础建设，包括隧道、桥梁建设、发电站、航空以及电信、房地产、钢铁等。荣氏产业似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2007年，中信泰富净利润突破100亿港元。
不过，荣智健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困扰依然是，仍有传媒不时问他，你对当初借道父亲旗下的中信香港作何评价？
荣智健曾略有委屈地对《凤凰周刊》记者称：“那时候中信香港集团成立以后，总公司调拨给我们3000万美元的开办费，这3000万美元我早就还了，我还交给了总公司110亿港币现金。”
2000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向所有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的人致敬》的报道，这也是第一家对我们的榜单进行介绍的中文媒体。文章写道：
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向一个市场经济体转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有前途的事业；富豪的诞生，正是这项事业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富豪的诞生，是全社会选择的结果。作为消费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作为劳动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工作机会；作为投资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股票。
我们想说的是，富豪不是我们——普通人甚至穷人——的对立面。在一个拥有公平、有效的“富豪形成机制”的社会里，也就是说在一个谁资源配置能力更强谁就拥有更多资源的社会里，普通人和穷人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享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机会，更多更好的工作和投资机会。与此同时，只有穷人不断致富，不断获取更大消费和投资能力，富豪也才能成为最大的富豪。
正如许多有识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面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型中，起点不公平和规则不公平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存在。所以我们尊重人们对富豪的普遍的保留情绪。但是我们还想说，需要消除的是这两种不公平，而不是富豪。
1999年我们的第一届榜单在《福布斯》发布，由于是英文形式，加上当时中国的互联网并不发达，所以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2000年开始，我们主动与国内媒体接触，以便获得对完善我们的榜单有益的建议和意见。《南方周末》不但率先对这一年的榜单作了介绍，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对“如何看待富豪”的话题提出了理性见解，也为原罪话题提前做了注脚。
“2000中国50富豪榜”在人数上与1999年保持了一致，不过门槛大幅提升，由5000万元提高到了35亿元。50人的财富总和超过800亿元。首富还是荣毅仁家族，财富为157亿元，是第50名的45倍。
从地域分布来看，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是最盛产富豪的地方。50人当中，有14人的公司在北京或出生地是北京。他们是首富荣毅仁、第10位的宋朝弟、第11位的李晓华、第12位的陈金飞、第14位的田溯宁、第16位的丁健、第19位的吴鹰、第20位的丁磊、第23位的阎俊杰与张璨、第37位的张朝阳、第38位的杨澜、第41位的王文京、第42位的王志东、第46位的祝维沙。
50名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最年长者是84岁高龄的荣毅仁，最年轻的是29岁的丁磊。
超过60岁的上榜富豪，除荣毅仁之外，还有徐文荣（65岁）、吴炳新（62岁）、尹明善（62岁），可谓老当益壮。排在第8位的徐文荣是浙江横店集团的掌门人，横店集团的所有制形式很特别，即社团经济体，同时成立了“四共（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委员会”。中国的企业改制彼时进入高潮，徐文荣可谓独树一帜；最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到了2008年，他依然高举这面旗帜，走得铿锵有力。
学界对企业改制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经济学者张军在2000年8月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上，发表了题为《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分析框架》的论文。
文章称，在资产侵蚀存在的情况下，改制是维护集体资产的一种手段，从经济机制的角度看，改制也是一种对经营者优胜劣汰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制的大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适合改制的，按时按量、一刀切的做法往往会造成集体资产的流失，或者给改制后的企业造成负担。
徐文荣只于2000年登上过富豪榜。榜单发布后，他找到我们，给我们讲中国企业改制的情形和横店集团所有制的特点。经过再调研，我们发现把他放上榜确有不妥，后来榜单上就再没有过徐文荣的名字。
田溯宁同样只上过这一年的榜单（第14位）。他的轨迹也很特别，2000年前后，更多的人选择了“弃政从商”，而田溯宁却是“弃商从政”，离开与搭档丁健（第16位）一起创立的亚信，转而到中国网通去做CEO。所以2000年3月，亚信在纳斯达克闪亮上市时，他并不在现场。
1999年的榜单上，互联网界的富豪只有搜狐掌门人张朝阳，而到了2000年，网易的丁磊、新浪的王志东又加入其中，三人分别是第37名（55亿元）、第20名（11亿元）、第42名（47亿元）。三家门户网站均是于200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2000年是中国IT企业发展的关键年份之一，一方面在于一批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在于相关制度与法规的制定与施行。这一年的9月25日，《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11月6日，信息产业部颁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所谓喜忧参半，这一年，“互联网泡沫论”四起，纳斯达克指数（以下简称纳指）在3月20日达到5048点后不久，开始一路狂跌。纳指2000年全年跌幅达39%，此前表现最差的一年是1974年，那一年纳指跌去35%。
2000年底中国概念股开始艰难的煎熬时，有一家非上市公司的老板——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写了一篇名为《华为的冬天》的文章。尽管2000财年华为以销售额220亿元、利润29亿元位居全国电子企业首位，但任正非在文章中大谈危机和失败，其居安思危意识发人深省，该文后来被广为传颂。在这一年我们的榜单上，任正非居第3位。
除此之外，榜单上三位巾帼富豪也惹人关注，分别为方小文（第23位）、张璨（第24位）和杨澜（第38位），三人所处的行业大为不同，分别为农业、电脑产品分销、传媒；其中杨澜是第一次上榜，而方小文与张璨在1999年已榜上有名。可以说，从第一届榜单开始，女富豪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直到2006年和2007年百富榜上，张茵与杨惠妍分别成为女首富，女人的话题，似乎并不比男人少。
任正非发来了律师函
华为是个伟大的企业。掌门人任正非第一次出现在“胡润百富榜”上是2000年，这一年他位列“2000中国50富豪榜”的第3名，财富为5亿美元（约41亿元人民币）。
2000年正是IT业最火暴的时候，我们参照思科等公司的市盈率，认为如果华为这一年上市的话，那么公司市值大约为100亿美元左右，而我们获得的信息是，任正非在华为所占股份大约为5%，由此推断他的身家在5亿美元左右。
律师函让我们很“害怕”
榜单发布前的2000年9月，我们把计算出的任正非的财富数字及相关信息传真给华为公司后，收到的却是一份律师函。他们激烈反对将任正非放到榜单上，否则要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我们。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任正非所持股份几何、财富多少时，华为方面却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收到律师函后，我们开始“害怕”起来，我们担心的不是自己的数据有误，而是任正非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时我们就想，任正非在广东，广东可是黑社会猖狂的地方，加上任正非自己又有部队的经历，我们会不会受到“非正常的打击”？
日后看来，这当然是杞人忧天，纯属对地区的偏见。但当时，发了传真后不久，华为的两名律师和奥美公关的人一起来了，要求将任正非的名字从榜单上拿下来。他们跟我们沟通了好久，不过，很遗憾，双方没达成一致。他们坚持己见，而我们从来不会因为迫于对方压力而改变我们的原则。
10月下旬，这一年的榜单发布了，任正非名列第3，财富5亿美元。前两名分别为荣毅仁家族和刘永行家族。我们在榜单中介绍任正非时写道：“任正非是个不喜欢张扬的人，他不愿披露有关自己财富状况的详细资料。”
直到2001年9月，我们才从工商资料上看到华为注册资本金为32亿元，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持股988%，任正非持股11%。
必须提及的是，正是因为与华为之间的这次交道，刺激了2000年的百富榜开始用中文发布。1999年的“中国50富豪榜”是在《福布斯》上用英文发布的，尽管在传媒尤其是国际传媒中引起了较大轰动，但没有用中文发布毕竟是一大遗憾。与华为“不打不相识”后，我们决定借助中国国内媒体这一渠道发力。
一些国际媒体的朋友听到我们要与中国内地媒体合作时，都纷纷劝阻我们，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媒体都是“红色喇叭”，不够务实。而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最后决定接触的第一家媒体是《南方周末》。
我们的考虑是，一来，《南方周末》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报纸；二来，华为总部在广东，《南方周末》总部也在广东，距离近一些沟通起来或许更方便。
2000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胡润百富榜”在中国的第一组文章，同时也告诉国内读者，以后每年都能看到中文版的富豪榜了。这一天确实非常值得纪念。
这组文章中的一篇题为《向所有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的人致敬》。文章称，“富豪不是我们——普通人甚至穷人——的对立面”。尽管如此，听朋友说任正非看到这一文章时仍然不太高兴。这自然在意料之中。不过我们后来回头想想，总感激任正非的律师函。
不随大流的怪老板
1988年，任正非从部队转业，以2万元本金注册成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信设备。2007年，华为实现合同销售额160亿美元，其中72%的销售额来自国际市场。
2008年，华为20岁，任正非64岁。二十多年来，任正非似乎从来都是一副神秘、慓悍的姿态。可以说，这20年间，所有对任正非不利的消息，大都源于他的神秘甚至诡异，而所有带给他欣慰的，同样与他坚决保持神秘有关。
江湖上关于任正非的冷幽默非常多。比如，2002年的北京国际电信展上，任正非亲历亲为，到华为的展台前接待客户，一位客户过来问道：“任总今天有没有来？”任正非问：“你找任总有事吗？”答道：“没什么，我只是想见见这位神秘人物到底是啥样子。”任正非说：“实在不巧，他今天没过来。”
这种故事对熟悉华为和任正非风格的人来说，或许早已见怪不怪。任正非曾对下属讲：“我们不是一家上市公司，没有向公众披露公司内部信息的义务，只要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经营负责就可以了。”“除非有重要客户或合作伙伴，其他活动一律免谈，谁来游说我，我就撤谁的职！”
任正非的这种脾气由来已久。1998年前的任正非更暴躁，1998年后才有所温和，在公司业务上逐渐学会放权，生活上每周抽时间到健康中心去做理疗，是为修身养性之道。任正非说：“公司缺了我照样运转得好好的。”他这句话，尽管到现在相信的人还不够多，但相比1998年前，已然好多了。
1998年华为发生了什么？那一年，华为10岁，任正非邀请了国内一批教授，为华为设计了一部《华为基本法》。任正非的意图是，以文字形式全面统一华为的未来目标、愿景和管理理念。当时业界人士称，这或许标志着中国企业正从“人治”走向“法治”。
不过，2007年华为鼓励数千员工辞职后再竞岗事宜还是闹得沸沸扬扬，因发生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之前，所以备受争议。事实上，之前任正非经常搞这种运动，以调整公司里的“沉淀层”。
对这一类型的运动，任正非的评价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会停止。如果我们顾全每位功臣的历史，那么就会葬送公司的前途。如果没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所带来的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回过头来看44岁才开始创业的任正非这些年走过的路，不少人对他的刻意低调颇有微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低调使得他能集中精力多一些经营上的灵感、创新或是随机应变。
只不过，他的低调一般人难以接受。华为曾把IBM和三星当做榜样，学其管理精华，但当有政府部门找到任正非，让他把自己运作华为的经验与他人分享一下时，任正非的第一回应却是“不可能”——在他看来，企业的“个性”重于“共性”，没有任何参照和学习价值。
然而，每当华为发展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平时低调的任正非往往大胆推出自己的观点，并鼓励及鞭策其团队，这种做法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并不多见。任正非写过的《华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华为的冬天》等文章，不仅影响了华为本身，甚至影响了其他行业的一些经理人。
《经理人》商学院院长王育琨先生对任正非的一段评语值得玩味——
任正非甘愿把自己藏于九地之下。商人们花巨资才可以现身的媒体盛事，企业家们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他守拙婉拒。别人的价值在广场上，他的价值在对企业经营的专注上。他是沉默、孤独、果决、不求闻达、坚持到底的人，而具有敢于胜利的大勇，总能对一切胜利者以及对每次胜利的偶然因素做出独立而精辟的分析。
任正非当年还差一年就要大学毕业的时候，“文革”开始，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任正非回家看望父母，父亲劝他回学校继续学习，并称：“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后来数十年如一日，任正非在“不随大流”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只是步伐稍稍快了些。
“他有自知之明”
“他有自知之明”——这是华为总裁办的人对任正非的一句评语。
2000年的时候，华为给我们发律师函沟通，结果本想低调的任正非反而成了焦点人物。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不过，5年之后，华为又开始忙着对付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这一次，他们变得很聪明，只是进行了“几点说明”。
2005年4月，任正非登上《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榜。不久后，华为内部网站上挂出了一个网页——“关于任总被《时代周刊》刊登的几点说明”，“说明”出自华为总裁办。
这一短文写得很朴实，开门见山道：“任总近来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事，事先公司并不知情，公司过往从来没有就此事与《时代周刊》有任何往来，不知他们是因何评选任总的。我们认为任总是不堪此称号的。”在概述任正非的发展史和性格后，又称：“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即使有一点影响力，也仅仅是在华为内部。”文章还写道：
任总为什么不见媒体？他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是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他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他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外界总喜欢将成绩扣到一个人头上，不然不生动，以虚拟的方法塑造一个虚化的人。总之，公司领导集体并不认为任总如媒体描述的那样。
如果就此认为任正非只顾埋头搞经营，而不谙世故，就大错特错了。前几年有传闻称，任正非要将华为的总部从深圳迁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与他见面，据说还承诺了一些优惠政策，深圳市政府这下子郁闷了，不得已只好答应任正非更优惠的政策。如此一折腾，最大的赢家当然是任正非和华为——总部不挪窝，但上海的土地批下来了，分公司开张大吉。
任正非的这种手腕映射出他在与官方交往时的不温不火、以退为进。
据《IT经理世界》报道，1996年，时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的朱丽兰参观华为，与任正非等高层沟通，之后在其他场合评价说，任正非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政治家。但是任正非听到这一评价后曾经私下表示：“其实我就是一个政治家。”
事实上，由于华为股权结构的特殊性（据说股东达两万多人）、所处行业的特殊性（电信），以及在海外扩张的特殊性（相对价格优势），任正非也只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政治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几年前，有人问任正非华为未来的发展重点，他的回答是：“我也说不清，未来怎么发展，我们都是稀里糊涂的。”另有记者问未来华为的发展重点是国内还是海外，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将来我们向哪个方向发展。”这种答案，是任正非政治敏感性驱使下，不得不打的太极拳。
在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届的“胡润强势榜”上，任正非均位居第2，第1名是荣智健。任正非的强势，其实更在于他能把自己和华为某些方面的弱势，通过各种渠道或资源，恰到好处地转化为强势——可谓是“技术派强势”。而从来都不喜欢面对媒体的任正非，恰恰拥有最强的传媒话语权。这或许是中国古语“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道理吧。
2001年我们制作的榜单，上榜人数由前两年的50位增至100位，成了真正的“百富榜”。
这一年的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讲话中关于民营经济的部分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其实是承认了民企的政治地位。江泽民此番讲话后不久，全国有近600名个体经营者、民营企业家相继当上了劳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