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疑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2001年10月底，我们的百富榜在《福布斯》发布，入榜门槛为5亿元。与前两年的“海外热”相比，这一次，中国内地的传媒对百富榜给予了广泛关注和报道。
若按行业来分，100位上榜富豪中，从事房地产业的有25位，药业的有12位，投资的有11位，农业的有11位，建材业的有6位，汽车配件、摩托车各有3位，空调制造业有2位，服装纺织品有4位，木业有4位。
100位富豪当中，47位拥有至少一家上市公司，其中29家在中国内地上市。
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成为中国大陆的首富，财富为83亿元。中国新闻网第一时间发布了《中国百位首富 “饲料大王”居榜首》的消息。《中国经营报》的报道标题为《解析富豪：传统行业还是最赚钱的行业》。
榜单发布后不久，我们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见到刘永好，他对“首富”的头衔欣然接受。可以说，随着政经体制变革，中国企业家们对个人财富的曝光不再像之前一样诚惶诚恐。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就有这种感觉，上一年一些富豪对我们非常警惕，对自己的财富数字守口如瓶，这一年他们当中的多数态度已发生变化，开始配合我们。
前十位富豪还包括杨斌、仰融、荣智健、许容茂、陈丽华、鲁冠球、吴一坚、孙广信、张思民。其中，第二位的杨斌、第三位的仰融、第五位的许荣茂和第六位的陈丽华均是新面孔——2000年他们并未上榜，这一年直接挤进了前十。
上一届榜单中，IT界富豪集体发力。而在这一届榜单中，最为耀眼的是房地产业富豪。100人当中从事地产业的多达25人，这还不包括那些曾经靠房地产业起家、后来转做其他行业者。前十位富豪中，就有5人从事房地产业。事实上，民营企业从2001年开始进入一轮扩张或说是转型周期，显著特征便是房地产化和重工业化。
榜上最年轻的富豪是第18位的实德集团掌门人、30岁的徐明，最年长的是71岁的大连新型集团老掌门孙生有（2002年去世）。两人正好都是大连人，而且从事的行业都与建筑业有关，大连实德是做建筑材料起家，新型集团主业就是房地产。
国内媒体对一些“黑马”富豪纷纷加以关注。11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一篇题为《谁是最年轻的亿万富豪》的文章，对徐明进行了报道，开篇写道：“徐明是那种天马行空式的人物，他独自外出，连秘书也不知道他身在何方。”11月3日，《证券时报》一篇题为《财富黑马刘汉元》的报道开篇写道：“这位一直低调的中国鱼饲料大王浑身上下充满了神秘。”12月3日，《北京青年报》一篇题为《揭开科龙“新主人”神秘面纱》的报道开篇是：“收购中国家电巨头科龙的交易使格林柯尔和顾雏军浮出水面，‘2001中国富豪排行榜’第20名的头衔使之前默默无闻的顾雏军更添神秘色彩。”从几家国内传媒对我们的榜单关注的视角可以看出，“神秘”一词在富豪们身上运用得最为频繁。
学历层次整体上升成为本届榜单的一个新亮点。有81人受过高等教育，有27人获得过博士、硕士或MBA学位。有趣的是，在我们的榜单发布前，一份名为“全美400富豪”的排行榜显示，400名美国富豪当中完成大学教育的有279人，只占总数的70%；非常多的美国富豪，如首富比尔-盖茨，都在读大学途中退学。
《赢周刊》在这一年11月一篇关于中美富豪对比的文章中，谈及中国富豪整体学历层次迅速超过美国时称：“中国富豪平均学历的提升和高学历企业家的增多，一方面至少部分说明以前那种民企老板‘刘项原来不读书’的现象已经大为改观；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在质疑中国高等教育文凭的水分问题。而美国人对文凭所代表的文化知识反而显得相对的不重视，一定程度上也凸现出美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精神。”
尽管两年后我们才有了系列子榜单，但不少专业媒体在这一年开始各取所需，做了一些对行业富豪的梳理。2001年11月2日的《足球报》一则题为《中国足坛四老板跻身富豪榜百强》的报道，对徐明（第18位）、李书福（第49位）、尹明善（第96位）、宋如华（第86位）进行了报道。
想起一件好玩的事情。2000年我们去拜访尹明善，他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摩托车设计和生产车间，还带我们去看了一场球赛，重庆隆鑫队对上海申花队；我们希望上海队赢，结果是重庆队赢了。尹明善正是在2000年收购的重庆隆鑫队，声名远扬。不过，最打动我们的是尹明善人老心不老的韧劲。
当然，我们的榜单也引来不少质疑。一方面来自一些上榜富豪，他们担心被曝光后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有的打电话斥责我们，有的则在媒体上“澄清”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则来自个别媒体，他们质疑我们的计算方式不够精准。
富豪们的质疑我们在1999年就遭遇过，到2001年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我们的统计方法基本无误，我们就不可能为了照顾哪位富豪的感情改变我们的原则，同时也不会因为收到律师函甚至受到恐吓而畏缩不前。而对于媒体对统计方法的一些善意质疑和批评，我们非常感激，这些质疑和批评，都是宝贵的财富，促使我们在后来的制榜过程中更加严谨。
其实，在一个不尽明朗的体制氛围中，做到最优何其艰难。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媒体对我们的“次优”做法给予了肯定和支持。2001年11月，《中国企业家》发表的传媒人宋铁军的文章称：“排行榜的意义其实在于记录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和中国富豪的发达，同时提供了一些财经谈资，也会给年轻人一个奋斗目标。”11月6日，《深圳商报》发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蔡增正的文章称：“（富豪榜）从一个尚未引起人们注意，且不易入手的角度，迎合了世界对中国悄然崛起的关注。”
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人民日报》在这一天发表题为《以入世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评论员文章称：“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也是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刘永好兄弟的“傻气”
百富榜十年变迁，不能不提刘永好家族。1999～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刘氏兄弟始终榜上有名。此类“常胜将军”只有3人，其他两位为荣智健（家族）和楼忠福。
当刘永好在2001年第一次以首富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包括国际社会都震惊了——他们几乎不敢相信，一个做饲料的企业家怎么有如此能量，如同企业名字“希望”一样富有活力？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刘永好、刘永行分别居第14名和第29名，财富分别为290亿元和180亿元。
并不避讳首富头衔
1982年，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辞去公职共同创业，他们的第一桶金来自饲养鹌鹑，因为鹌鹑蛋是中国人餐桌上的美食。他们的启动资金是1000元，是四兄弟将手表、自行车和电视机卖掉后凑的。
6年后，那1000元已变成了1000万元。刘永行有个本子，里面记载了他们创业伊始每笔生意的收益，都是几毛钱或几块钱。
刘永好后来如此解释他当年下海的动机：“下海前我是一个普通教师，不敢奢望挣多少钱，只是想怎么做都会比当时每月38元的工资高吧，开始想当万元户，那时万元户可是了不得。”
1992年，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成立的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在希望饲料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这一年，刘氏四兄弟来了个“准分家”，即多元化经营，每人各掌管一块——老大刘永言重拾老本行，致力于电子产品的研究和中央空调；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一起到各地发展分公司；老三刘永美放弃饲料去搞房地产。他们四人平均划分资产，各占整个集团25%的股份。
1995年，刘永行与刘永好再次明晰了产权，以长江为界，刘永行主持东方希望，刘永好坐镇南方希望。自此，刘氏四兄弟彻底分家。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刘氏兄弟的做法应该是中国企业史上最平淡却又最完美的分家一幕了。
分家之后，四弟刘永好发展最快。1997年，他剥离南方希望集团中部分资产并追加投资，以16亿元注册资本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希望集团。次年，新希望A股上市。
我们于2000年第一次见到刘永行，一起在浦东一家酒店吃了顿便饭。我们一直以为他会很严肃，没想到见面后他无话不说，彼此相谈甚欢。在2000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刘氏家族财富为828亿元，仅次于荣氏家族。
见到刘永好则是在2001年底，那是一次很有戏剧性的见面。见面前不久，我们刚发布了这一年的百富榜，刘氏兄弟一跃成为首富。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邀请我们前去北京录制关于富豪榜的节目，刘永好也是嘉宾之一。
他一见到我们，就上来握手，率真的脾气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当主持人崔永元问到刘永好当上首富的感觉时，他的表现出乎我们的意料：“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很阳光的。”
刘永好是第一个欣然接受首富头衔并声称自己是个阳光富豪的中国企业家。新希望集团从一家带着泥土气息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逐步走向城市的蹒跚步伐，刘氏兄弟发家的方式也符合了中国人传统的“实业兴国”理念。
恰到好处的“傻气”
1993年，刘永好和四十多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呼吁成立一家主要由民企投资、主要服务于民企的银行。这促成了1996年1月民生银行在北京挂牌成立，经叔平任董事长，刘永好为副董事长。2001年民生银行上市前，刘永好成为第一大股东。他的主要政治职务有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
1982年刘氏兄弟创业时到银行贷款1000元，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于是有人戏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多年后，刘永好竟然捣腾出一个民营银行来和国有银行抢饭碗。当然，这只是坊间说笑。
不过，刘永好从未从民生银行贷过一分钱。陈斌在《前程密码》一书中说：“对于刘永好而言，左手握着政治资源，右手捏着企业资源，不该做的事情，他一件都不做，该做的事情，再困难也要做下去，这才是中国企业界最缺乏的‘大智慧’。”
刘永好生活简朴，内心永远是一种向善的乡土情结，对财富积累始终抱有一颗平常心。他讲过一个故事——2005年某天，在四川农村一个山坡上，他看见一对老夫妻在挖红薯，挖起来的红薯特别大、特别多，他们特别高兴，“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特别幸福，因为他们种的红薯丰收了，尽管他们可能卖不了多少钱”。
无心插柳柳成荫。到2007年年底，新希望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中国西部最大的乳制品、肉食品企业，同时在房地产开发、金融、矿产、化工领域也有相当的规模，在国内和东南亚共拥有170家各种类型的企业，总资产超过100亿元。
在2007年的“胡润金融富豪榜”上，56岁的刘永好位居榜首，这得益于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10月前中国股市的大牛市，其持有的民生银行股份市值一年间涨了200%！
然而，刘永好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大干一场，而是倾向于在老本行饲料、养猪等传统行业走得更远。一些企业老板私下对我们说，刘永好太“傻”了。
直到2008年，不少在大牛市中一度狂热的企业相继陷入资金链危机，资本大鳄魏东跳楼谢世，他们开始转而佩服起刘永好的稳妥来——如果说刘永好有股“傻气”的话，他一定是傻得恰到好处的那位。
在2008年“两会”期间，刘永好就猪肉涨价问题积极谏言，受到温家宝总理的点名表扬。随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明确表示，新希望的核心还是大农业，金融只是一项财务性投资而已，“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会亲自去经营金融业。同样，房地产也不是我们的重点产业，只是保持现有发展规模，不会特意做大”。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刘永好当选“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时，评委赠给他的一句言简意赅的评语，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刘永好的脾性和风格——“在内地民营企业家一轮又一轮的大浪淘沙中，刘永好以其谦逊姿态、平常心态，一直保持着敏锐的触觉，不断探寻财富的前沿和边际。”
中国的“尤努斯”
刘永好的目标是把新希望集团打造成一家成熟的现代农业企业。他对现代农业企业的定义是：“年销售收入至少100亿元，更重要的是产业链规模，产业链的体系，养殖、食品加工等，联系着千千万万农民朋友，是一个体系的建设。”
“一个体系的建设”成为刘永好的努力方向。2008年前后，刘永好在农业金融方向的步伐快了起来。
他成立担保公司，为农民们向银行贷款做担保，然后推动他们成立养猪、养鸡合作社等。合作社就像是一个“小社会”，和农业企业达成协议，利益共享，保证农民的基本收益，而农民也要保证配套的产品不随便拿出去卖。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的小额信贷模式一时在中国掀起旋风，中国政府一些金融高层与尤努斯同台对话，探寻中国农村金融崛起之路。如今刘永好的农业担保公司有类似的功能，不过他不是放贷，而是担保；在刘永好的模式里，参与主体要多一些。
刘永好能成为中国的“尤努斯”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想提及一位“小人物”——山东济南近郊农民李允成。李允成从1992年开始做小额信贷，创造了连续十几年没有呆坏账的民间借贷神话，法国科学院经济学家裴天士曾称其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我们曾做过李允成与尤努斯信贷原则的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两人的做法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李允成优先考虑熟人、多层次担保，这与尤努斯的“五人连保”旗鼓相当；再比如，尤努斯用500个塔卡（约57元人民币）就能救助一个孟加拉穷人，李允成同样用“救急为先”“小片割肉不疼”等听起来很土的原则来实现救助与风险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李允成和尤努斯都不愿与“强势者”合作——李允成不愿意让行政元素掺到自己的行为当中，尤努斯也拒绝了与世界银行的合作。
尤努斯在孟加拉国成功了，而李允成2005年左右已收缩战线近乎偃旗息鼓了。他们两人为刘永好提出了一个难题：在农业和农村金融的路上，到底应该怎样定位与行政部门的关系？
在我们看来，中国农民脱贫与小额信贷等金融模式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部门的关注力度不够，恰恰在于干涉得太多了。干涉越多，效果越差，这几乎是条铁律。
另一方面，政策风向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政府便可能蜂拥而上，比如当初说要成立小额贷款机构，一时间遍地都是，有的直接就在政府大院，有的是民间性质、政府运作。再者，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小额信贷保护力度不足，加上行业协会缺失，其命运岌岌可危。
听说刘永好2007年在山东某地开张了一家农业担保公司，他自己投入1500万元，当地政府出资1000万元，养鸡合作社也成立了，钱已经放出去。刘永好称，这一套体系在当地运作起来后，“农民很高兴”。我们希望这种高兴能持久下去。
英国《经济学人》2006年某期曾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农村的观察文章，开篇就很辛辣：“尽管政府采取了系列帮助穷人脱贫的措施，但农民们生活还是很窘迫。”
刘永好十年如一日，排在“胡润百富榜”的前列。他是一位商业企业家，但又通过“企业办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2002年中国企业界风声鹤唳，给我们的榜单带来一定难度。
1月，健力宝75%的股份被佛山三水区政府拱手卖给“局外人”，前掌门人李经纬仰天长叹，9个月后“涉嫌贪污”，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5月，曾创建了华晨集团汽车王国的仰融“涉嫌经济犯罪”，被迫出走美国；10月，欧亚农业掌门人杨斌“涉嫌虚假投资、行贿、合同诈骗、非法占用土地”被警方立案侦察……
李经纬是1999年的上榜富豪（第32位），杨斌与仰融分别是2001年富豪榜的第2名和第3名。三位上榜富豪之外，瞿兆玉（蓝田股份前董事长）、王雪冰（中国建设银行前行长）、朱小华（光大集团前董事长）等人均于2002年落马。
2002年的年中，一份广为传播的中国富豪纳税的调研报告称：“2001年，中国的存款总量达到7万亿元，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这笔财富的八成左右，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足10%……据估计，目前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元左右。这1000亿中的大部分肯定被一些富豪们收入私囊。”调研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我们当时还沉浸在中国富豪们从2001年开始慢慢转变观念、开始配合我们工作的兴奋中，结果进入2002年，富豪或官员落马者接连不断，加上上述调研报告引发争议，《南方周末》在报道中称，“逃税之说搞得富豪们人人自危”，企业界气氛一时非常凝重。
于是我们面临巨大的压力，一是调研难度无形中增加了，二是接到过个别恐吓电话。期间也有朋友善意提醒我们，2002年的榜单要不要“暂停一年”，避避这阵风。
最后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2002年10月底，百富榜发布（这一年是我们最后一次在《福布斯》上发布），有趣的是，因为这一年的“特殊气候”，我们的榜单反而受到比前三届都要强烈的关注。最令我们庆幸的是，恐吓过我们的个别企业，在看到自己最终仍被登上富豪榜后，并没有对我们“采取行动”。
这一年的首富是荣智健，财富为70亿元。前十位富豪还包括许荣茂、孙广信、鲁冠球、陈丽华、刘永好、叶立培、刘永行、郭广昌、刘汉元。可以看出，我们开始将刘永好、刘永行兄弟分开计算财富。而最大的“财富黑马”，是仲盛集团的叶立培，与刘永好并列第6位。
与上一年的榜单相比，本年有34张新面孔出现。而2000年排行榜的前50位富豪，只有29位留在了这一年的榜单上，1999年排行榜中的50位首富更是只有9位仍榜上有名。
2002年榜单的另一个特点是，富豪们与资本市场的关联更紧。100位上榜富豪，52%的企业家至少拥有一家上市公司（2001年这一比例为47%），其中33%(2001年为29%)的企业在内地上市(其中24家在上海上市)，12%(2001年为10%)在香港主板上市，3%(2001年为4%)在香港创业板上市，4%(2001年为4%)在新加坡上市，1%(2001年为2%)在纳斯达克上市。
与2001年类似，房地产业仍是最盛产富豪的行业。50%以上的企业涉足了房地产业，或者以房地产为主业。其中，47位企业家主要从事房地产项目开发，8位从事基础设施建设，6位从事建筑材料生产。
前几届的榜单，北京和上海富豪居多，而到了2002年，广东成为上榜富豪最多的省份（17位）。我们注意到榜单发布后，不少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广东富豪引用最多的一句俗语是“枪打出头鸟”——南方人大都喜欢“藏富”。
这一年的榜单中，35岁以下的几位富豪非常惹人关注，分别为复星高科的郭广昌（第9位）、大连实德的徐明（第12位）、鹏润投资的黄光裕（第27位）、福禧投资的张荣坤（第48位）、成功集团的刘虹（第68位）、阳光文化的杨澜（第71位）。这些年轻的富豪们，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传媒太多的关注，然而三五年过后，他们一个个成为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
比如郭广昌的“复星系”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他的个人财富达360亿元；黄光裕在2004年和2005年蝉联中国首富；张荣坤和刘虹后来则是另一种代表——张荣坤是上海社保案主角之一，于2006年10月被正式批捕；而在2002年还顺风顺水、通过资本运作控制酒鬼酒的刘虹，3年后就因“涉嫌抽逃上市公司资金罪”被拘捕，“成功系”崩塌。值得关注的是，刘虹与“涌金系”掌门人魏东是同乡、同学，魏东同样一度是资本市场上的风云人物，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于2008年4月底在家中跳楼自杀，之后魏东的追悼会上，刘虹还送来花圈……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发布2002年富豪榜十多天后的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做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中有一句话令这一年中因富豪落马、偷税争议等事宜而感到惶恐不安的民营企业家们稍稍舒了一口气：“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引人瞩目的是，民营企业家党代表首次亮相，如蒋锡培、刘思荣、沈文荣、昝圣达、孙甚林，这些企业家大都登上过或后来登上过百富榜。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
2002年11月27日，全国工商联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工商联新一届领导班子亮相，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首次过半，新当选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当中有11位为民营企业家，包括柳传志、张宏伟、罗康瑞、王玉锁、李海仓等人。没想到，两个月后，副主席之一的李海仓在其执掌的山西海鑫钢铁集团的办公室被枪杀，全国震惊。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家这一“先富阶层”再次在全国引起热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2002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悲壮向前行”的一年。有人说是我们的榜单使得富豪们如临大敌，这种说法其实“抬举”了我们。“悲壮”的背后是转轨的深入、阶层分化的暂时加速，正如《三联生活周刊》在2002年10月底的一篇报道中所言：“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积累天生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胎记，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许多年以后，我们终会承认这个现实，并且称之为‘不得不付出的历史代价’。”
当然，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富豪们能洁身自好。《经济观察报》这一年报道我们榜单的文章题目是——《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责任》。
悲情富豪李海仓和乔金岭
被杀与自杀，发生在百富榜上榜富豪的身上，令人揪心、扼腕。
2002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排在第27位的李海仓是山西首富，排在第58位的乔金岭是河南首富。一年后的百富榜榜单上，这两位首富的名字并没有出现——两人分别于2003年1月和9月被他杀和自杀。
彼时先后听到两人去世的消息，我们非常震惊，感到非常可惜。所以，盘点百富榜十年变迁，特意提及李海仓和乔金岭，为了一份纪念，也为了透视背后的企业家生态。
双双非正常死亡
2002年11月，在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九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当选为副主席。此前他的职务还有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山西省工商联副会长、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运城市工商联会长等。
未曾料到，两个月后的2003年1月22日上午，李海仓在其办公室被熟识的同乡冯引亮枪杀。凶手随即开枪自杀。
李海仓被杀后，其死亡情景出现过不同版本。当天下午，网络上有消息称：“富豪李海仓遭到枪杀，凶手连开5枪。”第二天，媒体的描述五花八门，甚至有报道称，李海仓乘坐的轿车与一辆小轿车相遇，对面的车突然开枪，致李海仓及车内另一人死亡……
后来趋于一致的消息是，冯引亮想将自己一块土地高价卖给李海仓，但李海仓一直不肯答应。这成为矛盾激化的源头。
我们在李海仓生前一直没能与他见上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们很吃惊。2002年在山西调研时，当地一些朋友给我们讲李海仓的故事，对其多有赞扬。
李海仓去世后，一些媒体记者到山西采访，同样感受到李海仓的低调和良好的企业家形象，有出租车司机说：“在山西闻喜，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但你不可能不知道李海仓。”
8个月后，河南长葛也出现一例非正常死亡事件。2003年9月7日上午，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在办公室猝死。他的死因比年初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枪杀要玄乎很多——当地有关部门称乔金岭是“因故死亡”，但自始至终对“故”为何物讳莫如深。
于是坊间的猜测也多了起来。有人说他死于脑溢血；有人说他是因为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而自杀；有人说可能与腐败有关，乔金岭向来与当地政要关系极好；也有人称乔金岭因陷入纠纷、莫名其妙背上亿元负债，上诉无门而蒙冤自杀。
乔金岭生前，我们曾到河南拜访过他，得知他热心公益事业，在当地的口碑同样很好。黄河实业集团彼时是当地的纳税大王。
富豪非正常死亡，令2003年前后企业界风声鹤唳。李海仓和乔金岭之死并非个案。2003年2月12日，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乱刀捅死；8月17日，甘肃“地产大王”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
2003年，一个好的消息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更为明确地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领域。然而，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同时加大，“仇富”成为一种常态，李海仓、乔金岭等人成为殉葬品。
子承父业的特殊蓝本
李海仓和乔金岭去世后，均由儿子接过重担。乔金岭有三儿一女，大儿子乔秋生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在父亲去世前，乔秋生已从普通的工厂工人，做到了旗下上市公司黄河旋风的董事长。李海乔被害后，乔秋生自然成了乔家掌门人，2003年他38岁，正是身强力壮时。
尽管乔金岭数十年在河南打拼，积累起了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很多人脉资源，但乔秋生完成平稳过渡并非易事。但他过渡的难度与李海仓之子李兆会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李海仓于2003年年初被害后，其年仅22岁的儿子李兆会正在澳大利亚读书，听闻噩耗后马上回国。不到一个月，他接任海鑫集团董事长一职，成为这家业务覆盖钢铁、焦化、水泥、房地产、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当家人，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活成了他尘封的记忆。
李兆会上任后，外界及李氏家族不少人都视之为“稚嫩的‘80后’”，认为这位掌门人完成角色转换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然而，他们低估了李兆会的悟性。起初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作为董事长的他确实有点像个局外人。但一个月后，他开始发飙。
当时任海鑫集团部经理的李天虎，对侄儿李兆会有所“不屑”，一来李兆会比他要小二十来岁，二来李海仓遇难后，不少人认为李天虎是接管海鑫的最佳人选，然而海鑫是家族企业，只能由年轻小伙儿李兆会上台。李天虎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明显，李兆会感觉到了这一状况，但由于李天虎在海鑫的势力庞大，他只能伺机而动。
最后李兆会想出一个办法。他利用李天虎和海鑫常务副董事长辛存海的矛盾，利用自己和常务副总经理李天杰的交情，“抱团”排挤李天虎，当矛盾白热化时，再利用爷爷李春元在家族中的权威，逼李天虎出局。
更有趣的是，将李天虎踢出去后，李兆会又给了他一个“甜枣”——将旗下的海鑫水泥厂送给李天虎。这边是李天虎在海鑫集团的股份退出，那边是海鑫水泥厂成独立法人，李兆会把“虎迹”驱逐得干干净净。
在2003年8月，由全国工商联举行的“纪念李海仓暨《有产者启示录》出版座谈会”活动上，李兆会谦卑地说：“我一定会领悟到父亲李海仓‘超越财富’的思想精髓，希望大家能给我一点时间。”
目睹过李兆会清理海鑫旧势力的在场者，无不对他刮目相看。这个时候李兆会的头衔已是“海鑫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然而仍有人认为李兆会只是在玩小伎俩。“称什么‘董事长兼总经理’，说穿了，那只是印名片用的！”此类声音仍然不绝于耳。然而，李兆会接下来在公司内部管理、实业与金融投资、资本市场等方面的运作思路与策略令人叹为观止，海鑫集团的业绩最终令这种声音消逝了——2003年海鑫总产值超过50亿元，上缴利税超过10亿元，成为历年来海鑫发展最迅速、最好的一年。2004年，海鑫完成总产值70亿元，实现利税12亿元。这一年，海鑫纳税额居全国民企之首。
坊间一直以来谈论的民企二代接班人话题，要具体企业具体分析。一些是老爸老妈铺路，自己顺利走到前台，有的则从掌管家族企业中的一块业务开始，最终掌控全局，而李兆会则是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形下，灾难之后被急匆匆推上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掌门人的座位。他能将企业推向新的高峰，着实值得我们尊重。
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李兆会居第78名，家族财富为85亿元。这一年，他也不过26岁，但已是掌舵海鑫钢铁集团近5年的“老将”。
财富品质之辩
再回到李海仓与乔金岭非正常死亡的2003年。当时在企业界、学界和民间都引发了大讨论。有人将当时参与讨论的观点归纳为四类：多行不义必自毙；创造再多的财富，提供再多的就业机会，上缴再多的税收，仍洗不掉自己身上的罪孽；向死者致敬；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值得关注的是，李海仓遇难一周后，《中华工商时报》即发表文章，呼吁“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文章首先引用了刚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成果（第五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称——
私营企业主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建设力量，正在健康成长。首先，私营企业主队伍是一支富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生力军。被调查的业主大都“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们在改革大潮中响应党的号召，不捧铁饭碗，不吃“皇粮”，艰苦创业，创造财富，提供税收，解决就业。从总体上看，他们开业经营时的资金来源，主要不是靠银行贷款，也不是遗产继承，而是靠在法律许可的经营范围之内做小生意、开小作坊，或农业生产的积累，或靠民间借贷。
文章称，“我们并不讳言先富阶层中，确有有愧于建设者称号的人和事，但这只是极少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正确认识和评价私营企业主，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对于让更多的人尽快富起来，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不久后，企业界又发生了河北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因所谓“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而被刑拘的事件，再度将坊间的讨论推向白热化。
经济学家魏杰称：“中国民营企业应该进入洗礼阶段，对公众讲清楚我不是污浊的，我的整个原始积累是抓住了中国的历史机遇。好多民营企业已经突破了为自己赚钱的阶段，是事业的问题，事业问题就要对历史有个交代。讲清楚了社会才会更好地认同你。”
学者王德峰也称：“富豪的暴富和暴卒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到民营资本的起家和原始积累。他们一方面应该看到自己所拥有资本的数量，一方面应该同时意识到与这个资本数量相应的社会责任。”
评论家童大焕称：“一些中国富人及其帮闲、帮凶们很多见不得光。所以他们要抹黑平民，刻意模糊富和恶的界限，故意把社会的‘仇恶’说成是‘仇富’。中国的富人们对此要充满警惕，不要被恶人卖了还不自知。中国真正的富人们，要行动起来，保护穷人，也保护自己。”
我们很早就在提“财富品质”一词。中国的财富品质，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方向和命运。也是在2003年，我们经过调查，发布了“2003中国财富品质榜”，排在第一位的是“诚信”，第二和第三位为“把握机遇”和“创新”。诚信是财富品质的第一元素。
2003年经久不息的那场大讨论，跳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标签化、脸谱化的劣根性，开始从个体境遇入手，来看待原罪问题，剖析财富品质景象。
然而，2006～2007年前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资本市场持续火暴，一些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各利益群体间的对峙情形再一次出现。当人们找不到宣泄方式和途径时，“二分法”等非理性声音和观点重新开始涌现，以至于反对改革的呼声高了起来。
皇甫平（周瑞金）先生于2008年7月发表题为《改革不可支援》的文章，称：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香港学者、著名报人林行止在2008年夏宣称，有感于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不愿再做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决定放弃一直以来所赞成的“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谋取最大利润”的主张，“如果中国能制定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皇甫平和林行止两人观点的糅合或许是最佳选择——市场化深入同时应注重制度建设，但“姓资姓社”的争论万不宜再来一次轮回。
“2003年10月15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有两个中国人几乎同时登上了‘巅峰’。一个当然是‘中国探索太空第一人’——杨利伟；一个是‘2003年中国首富’——丁磊。他们昭示的最大意义在于：前者从根本上拓展了中国人数千年以来的地域上的时空观念；后者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时空观念。”
这是IT评论家方兴东在我们2003年的榜单发布后，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的一段话。
这一年开始，我们制作的百富榜不再借道《福布斯》而是自己独立发布。32岁的网易掌门人丁磊成为榜上的新科状元（75亿元），这得益于网易的股价在过去20个月的时间里涨了近70倍。我们在发榜辞中写道：“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纪元呢？”
方兴东接着写道：“随着中国互联网启蒙阶段的正式结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作为朋友，我们期望丁磊能够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中国本身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有趣的是，丁磊的朋友、步步高电子掌门人段永平（2003年，第83位，10亿元）正是因为在两年前网易股价最低位时吃进了200多万股，后来赚了个盆满钵满。段永平也是位传奇人物，将步步高品牌做到如日中天却华丽转身，定居美国，开始做股票投资，几年后花62万美元与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让人眼羡。
这一年的百富榜上，10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达到1907亿元（2002年为1577亿元），相当于2002年中国GDP的2%，上榜富豪平均每人19亿元，上榜门槛为9亿元。榜上有新面孔40张，除了中国民营经济自身的迅速发展外，还与民企借壳上市的数量大幅增长及中文商业媒体的进步有关。
尽管与房地产相关的企业在榜上仍占主导地位(58%的榜上企业以房地产或与房地产相关的建材、钢铁、瓷砖、木质地板、基建等为主营业务)，但是复苏中的IT行业却成为最大的一个亮点。丁磊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上榜富豪们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GDP的增速，其中成长最迅速的当属与丁磊同为IT业的盛大网络掌门人陈天桥。他从1999年我们首次推出富豪榜后不久开始创业，到2003年百富榜发布时，当初50万元的启动资金变成了40亿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最年轻的10位上榜企业家中，有5位涉足传统的钢铁行业。
从这一届榜单开始，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开始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上榜企业当中员工数量最多的德隆集团，旗下员工达10万余人，不过这一年的德隆，危机已越来越明显，这一年是唐万新最后一次榜上有名。上榜企业当中纳税最多的是UT斯达康，它在2002年的纳税额达到125亿元，紫金矿业集团紧随其后，纳税额超过8亿元，此外，榜上1/3的企业纳税在1亿元以上。
上榜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445岁（2002年为46岁）；就地区性而言，榜上22％的企业家将他们的集团总部设在广东省，设在金融中心上海的占14％，北京占11％，香港占8％，浙江省占8％。从榜上数字来看，上海地区的企业家拥有的财富总量最多，而如果从榜上企业家的出生地来考察，东部沿海地区的最多，占32％，其后是中国北部和南部。
民营企业家在资本市场的动作更为娴熟，榜上有48位企业家控制了78家上市公司，多在上海、深圳、香港、纳斯达克和新加坡等地上市。而中国企业家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榜上1/3的企业家的主营业务需要与国外发生联系，其中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联系最为显著。
除了主榜单“胡润百富榜”外，这一年我们还发布了系列“新作”，包括“2003中国强势榜”、“2003 IT富豪50强”、“2003资本控制50强”和“2003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