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榜其实是影响力榜，遴选标准包括政治影响力、在民营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在行业中的战略地位、企业纳税额和销售额、品牌知名度等。这一年强势榜的前三位分别为荣智健、鲁冠球和宗庆后。他们各自执掌的企业中信泰富、万向集团、娃哈哈集团都从优秀做到了卓越。
鲁冠球和宗庆后都是浙江企业家。鲁冠球常说自己是个农民企业家，我们第一次与他见面时，动用了两名“翻译”才听明白了他的乡间话。在2003年百富榜上，这位“农民”排在第4位，财富为54亿元，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资本市场上的长袖善舞。仅2003年一年，万向就有投资中国首家以民营资本为投资主体的保险公司——民生人寿保险并与泛海集团并列为第一大股东，受让浙江省工商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近25%的股份成第二大股东，创建万向制造基金等举措。5年之后，万向集团完全控制的上市公司达到4家（万向钱潮、万向德农、承德露露、S*ST兰宝），同时还参股多家上市公司，控制资本超过200亿。
宗庆后也是一位值得敬畏的企业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保健品市场集体疯狂的时候，只有宗庆后保持了相对的冷静，并避免了后来的行业灾难。另一方面，“娃哈哈”的品牌知名度和品牌价值持续快速提升。当然，几年之后他与法国达能“开战”，称对方“恶意并购”，引起业界争议不断。客观来讲，宗庆后的做法也有不妥之处，不过放在特定的历史和商业背景下，又可有另外一种解读。
“2003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榜单中，万科掌门人王石毫无争议地拔得头筹。2003年万科的销售收入达到近64亿元，利润54亿元，分别增长38%和37%。万科的品牌、模式、口碑，以及王石的企业家才能与个人魅力，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都令人赞叹不已。后来，王石始终是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的领军人物，万科在2007年的销售收入与利润分别达355亿元和48亿元，分别增长98%和110%。从王石谈到中国的地产圈，谈到中国南方和北方房地产企业老板的对比，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一年的百富榜榜单上，上升最快的企业家还有合生创展的掌门人朱孟依（第10位，40亿元）。朱孟依是来自广州的地产巨人，借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的契机大力扩张，在全国各地都有大型开发项目。另外四名房地产商紧随其后：秘鲁国籍的周建和，上海的童锦泉，从澳大利亚归来的周泽荣和广东的陈卓贤。
天津顺驰集团掌门人孙宏斌（第91位，95亿元）也是一匹黑马，2003年10月20日的《中国经营报》一篇题为《孙宏斌隐形超人现象》的报道开篇写道：“尽管已经是天津房地产市场上的大佬级人物，但孙宏斌的公开资料仍然相对有限。但是对于整个华北甚至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说，孙宏斌和他的顺驰集团都是无法忽视的，经过短短9年的发展，顺驰从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起家，如今已经是中国房地产界的一匹黑马。”不过后来孙宏斌扩张欲太强，成为一位悲情企业家，他对王石的“公开叫板”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印象。
另一个新面孔是张茵，她和丈夫刘名中分别执掌美国中南公司和东莞玖龙纸业，一个是贸易公司，一个是工厂，赚了美国人的钱再回来赚中国人的钱。我们会在本书“后现代图景”那一部分讲述她的故事。在2003年百富榜上，她以25亿元财富排在第17位。此前一年，她掌舵的美国中南公司出口的集装箱总量超过了通用电气、奥驰亚以及杜邦公司的出口集装箱总和，居全美第一，她向中国出售的废纸总重量相当于17艘航空母舰。
“绕着产业‘红灯’、钻着政策空档，中国的民营企业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断放宽限制和鼓励发展的背景下，倔强攀爬，终于登上了一个可以产生大变局的分水岭。”这是2003年10月《瞭望》杂志一篇文章中的开篇语。在这个分水岭上，必然会孵化出一批榜样，且看百富榜上丁磊、王石、宗庆后、段永平之“榜样的力量”。
功夫之王段永平
“我希望以后股市别涨那么快，这样我就可以从百富榜中逃离了。”
2003年9月3日，段永平在给我们的一封邮件中用憋脚的英文幽默地写道。一个多月后发布的“2003胡润百富榜”上，段永平以10亿元财富位居第83名。
段永平是百富榜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头衔虽是广东步步高电子掌门人，但却被称为“中国巴菲特”；他近乎“漫不经心”的处世观和投资理念，却博得名利双收，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只是为了“好玩”
1990年，即段永平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肄业第二年，南下广东中山，任怡华集团旗下日华电子厂厂长（小霸王前身），当时这家工厂年亏损达200万元。段永平掌舵5年后，小霸王年产值超过10亿元。
不过，段永平的角色一直是个“职业经理人”。后来他提出改制，遭到怡华集团高层的断然回绝。段永平一怒之下选择离开，广东企业界一片哗然。
出走之后，段永平在东莞自立门户——成立步步高，实行股份制，这时离明确“国退民进”方针的十五大召开还有两年时间。
由于段永平离开小霸王时与前老板有个“口头契约”，即不与小霸王在同行业竞争，于是他开始做学生电脑、电话机、无线电话、VCD等产品。
1998年，段永平以159亿元人民币在央视广告竞投中夺冠，成为新一届标王；1999年6月，段永平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金融业20位千禧年领袖”之一。
2001年是段永平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移民美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兑现与太太结婚时的承诺”。也是在这一年年底，他开始购买网易、新浪、搜狐等中国IT概念股。当时中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哀鸿遍野，他强力“抄底”。
段永平跟丁磊关系很铁。他俩交情的发端正是2001年年底，当时网易经营亏损严重，美国投资人提起诉讼，摘牌岌岌可危，丁磊找到比他大10岁的段永平问计。段永平一边为其出谋划策，一边听丁磊讲网易下一步的战略。他听丁磊说网易要集中兵力搞研发和网游，又从财报上看到当时网易每股现金高达2美元，而当时的股价却不到1美元时，不禁怦然心动。
两人碰面后不久，段永平用自有资金和筹集来的资金果断吃进200多万股网易股票。
之后的情形众所周知，网易股价一飞冲天，2003年10月，股价已升至70美元。段永平从网易一只股票中净赚逾1亿美元。
2003年9月，段永平在邮件中告诉我们，他在此之前已售出100多万股网易股票，均价为35美元，“没想到后来还会疯狂上涨”，段永平说。写这封邮件的前一天，网易股价收盘价为57美元。
段永平是个喜欢冷幽默的人，可谓是“投资界的刘震云”。他的心态非常开放，一方面对我们说，不喜欢进入百富榜，一方面说，制榜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
段永平非常坦诚，不少媒体报道称他取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学位，他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他只是在人民大学读研，但没有取得硕士学位，他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读EMBA，并非获得MBA学位。
他第一次登上“胡润百富榜”时，其实已定居美国近一年。2002年对段永平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一年。这一年的2月，“步步高”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9月，步步高电话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年底，段永平定居美国。
段永平说自己定居美国并非“离开”，“以后还会常回步步高，特别是参加董事会”，但之后他回国的次数确实越来越少。他在美国一边做证券投资,一边与妻子刘昕成立了家庭慈善基金Enlight Foundation（2005年），并将自己所持有股票的1/3捐给了基金会，用于教育和环保。
对于这一切，段永平习惯用“Just for fun”（只是为了好玩）来形容。
据说，在段永平的一次演讲上，曾有人问他对在座者有何忠告，他说：“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享受生活’，那是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场下一片欷歔声，不过熟悉段永平的人明白，这绝非造作之辞。
“Fast is slow”哲学
股神沃伦-巴菲特数十年来进行投资有一个原则，即除了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平时不接受任何人、任何传媒采访。不过，从2000年起，他开始“破例”了——每年6月底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开拍卖与自己共进午餐的权利，中标者最多能带7位亲友和巴菲特共进午餐，而拍卖所得将悉数捐给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格莱德基金会。
段永平是2006年的中标者，在eBay网上竞拍时，我们对竞拍过程进行了密切关注。当一个ID为“Fastisslow”的中国人以6201万美元最后胜出时，全世界都在找这位神秘人士，不过我们已知道中标者即为段永平——2003年段永平与我们交换名片时，他的电子信箱名称前缀正是“Fastisslow”。
“Fast is slow”的意思是“欲速则不达”，这是一句再平常不过的俗语，但段永平却将之演绎得绘声绘色。比如，他在2001年去美国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证券投资，但他后来者居上，所投资的大多数股票收益率都是十倍甚至几十倍。人们把他称作“中国巴菲特”，他则谦逊地说自己远达不到巴菲特的那种高度。
可能有人会认为，段永平一般都与所投资的公司高管熟识，能拿到“内幕消息”，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前半句说的没错，但后半句有瑕疵——他向公司高管问得最多的，往往是一些细节，比如段永平找到万科掌门人王石时，问的也是一些员工福利等看似琐碎的细节。
无独有偶，2008年6月底以211万美元价格中标与巴菲特共进午餐资格、被称为中国“私募教父”的基金经理赵丹阳，同样是从细枝末节探寻投资价值——当年银广厦被热炒的时候，他没有去银广厦公司调研，而是先到电力局去查看银广厦每个月的用电额度，当发现偌大的公司每月用电额度仅上百度时，他马上掉转车头。
回顾段永平的创业史，他每每都是一个“后来者”，最终却总能“居上”。比如，1995年他出走小霸王、新创步步高后开始做VCD，当时市场竞争已趋向白热化，不少朋友劝他说，千万不要进入夕阳产业，结果他不但进入了，而且后来请李连杰做步步高代言人，销售额一飞冲天。
彼时段永平请的是李连杰，胡志标（爱多VCD掌门人）请的是成龙。当2008年电影《功夫之王》上映前打出“两位功夫巨星首度联袂”的宣传语时，我们开玩笑说，十几年前这两位功夫巨星就曾巅峰对决啊。不过爱多1999年就破产了，风光一度压过段永平的胡志标也于2003年进了大狱（20年有期徒刑）。
再比如，到了2005年，段永平要做MP3，当时市场上简直可以用品牌过剩来形容。但段永平还是决定要做，最后推出了OPPO。一个国际化味道十足的品牌，做工精致，广告导演和演员都来自韩国，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典雅、魅力、个性；加上在央视黄金时段持续投放广告，OPPO首先在高端市场获得成功，然后再蔓延到中低端，同样大获全胜。
从某种意义上讲，段永平是个“慢人”，但对他来讲，Slow is fast。
技术性反潮流
有人说段永平是个“怪人”，如果他成立一个私募基金，送钱者一定趋之若鹜，赚得更多更快。但他又以“Just for fun”婉拒了，不但如此，他还不停做慈善捐赠，难道不“怪”吗？
这一疑问，只能从段永平的心态去找答案。他是一个没有贪欲却又极具商业眼光的人，是一个颇有激情却又敢于激流勇退的人，是一个站在仰视者的头顶却又始终坚守纯朴和平常心的人。
2006年9月，即段永平与巴菲特共进午餐后不久，时值浙江大学百年校庆，他以浙江大学旅美校友的身份，与丁磊一起，分别以个人名义捐赠30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这一数字是彼时国内高校接受到的最大一笔捐资。
在慈善榜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段永平的义举。2008年“胡润慈善榜”上，段永平排在第9位，捐赠额达到253亿元。
段永平在做慈善方面的一个细节值得一提。2006年夏天他在eBay上拍下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后，虽然“消息传回中国后，直接冲撞着中国社会、商界、慈善界的某些观念”（《中国企业家》语），然而段永平最受触动的元素，还是来自美国，他后来回忆道——
2006年夏天我在eBay上拍下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后，无意中发现我的eBay账号收到了好多来自美国陌生人的邮件，意思大抵相同，即因为我出的这笔钱会捐给旧金山格莱德慈善机构，特向我表示敬意和感谢。这让我非常感动。回想起来在国内捐款的经历，有时会被人看成怪物，时常会受到质疑，从头到尾听不到一句“谢谢”，而且要么是钱捐出去后，到底怎么花的没人告诉你，要么是他请你吃鲍鱼海参住总统套房，显得比捐钱的人还大方，让我很压抑，感觉在国内做慈善太费脑筋了。
从宏观来看，段永平其实一直是在以经营品牌的模式做投资和慈善。从小霸王到步步高，从零碎的捐赠到运作一支慈善基金，段永平从不是在做阶段性的交易与生意。
他又是一个“技术感”很强的人，尽管有点“慢”，但很严谨，自我要求每一个决策都要做到点子上，每一次行动都能与众不同。
这种人最明显的脾性是特立独行。比如，尽管段永平做慈善的落脚点将来会重点放在中国，但他一定要把基金会设在美国，不管受到什么质疑，毕竟美国的配套机制相对成熟，比如，借助期权交易便可使慈善基金不用出售旗下股权，亦能获取现金从而完成捐赠。
特立独行的另一种解读是标新立异。再以OPPO的品牌运作为例，段永平在广告投放上的策略其实与10年前基本无异，但他将之与眼下消费者的情感倾向和市场最稀缺的品牌资源揉捏到一起，就算是旧瓶装新水，也同样装出大气魄。
有意思的是，蒙牛集团掌门人牛根生，也先后运作过两个品牌——伊利和蒙牛，也是后来者居上。更有趣的是，他也是在2005年，宣布捐出在蒙牛所持的全部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
如果我们对从20世纪90年代由小作坊式开始的民企发展历程进行粗浅盘点，大抵有四种类型。爱多是第一种类型的代表，猛然崛起，疯狂死去；健力宝是第二种类型的代表，一夜暴富，一飞冲天，一蹶不振；三株是第三种类型的代表，盛极而衰，元气尚存，东山再起；步步高是第四种类型的代表，时遇劲敌，总能胜出。
后两种类型特别是第四种类型最值得关注，“段永平现象”，特别是其“敢为天下后”的反潮流理念，需要企业界进行微观解构与学习。
“在资本市场上演一个‘左手倒右手’的收购游戏，黄光裕实现了一飞登顶。”这是黄光裕以105亿元身家登上我们2004年的榜单（“观澜湖2004胡润百富榜”）后，不少传媒在报道中运用最多的一句话。
黄光裕2003年的身价还是18亿元，2004年却以105亿元财富直接晋升首富，这主要得益于2004年6月份他将自己全资拥有的国美电器的94家门店，以88亿元价格出售给香港上市公司中国鹏润，从而使国美实现了借壳上市。
中国首富从上一届的丁磊到这一届的黄光裕，犹如从比尔-盖茨到山姆-沃尔顿，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企业家财富增长的趋势和模式日趋国际化。
这一年百富榜的前十名分别为黄光裕、陈天桥、荣智健、许荣茂、鲁冠球、李金元、丁磊、陈丽华、朱孟依、刘永好与叶立培（并列）。59位民营企业家控制了80家上市公司。其中，在内地沪深两地上市的民营企业有37家，在海外上市的有43家。这显示出证券市场在造就富豪及其天文数字般财富方面的重要作用。
天狮集团掌门人李金元，成为进入前十名最大的“黑马”。天狮是总部设在天津、中国规模最大的直销企业，2003年的销售收入为25亿元（2006年达到245亿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都能看到天狮的产品。令人惊讶的是，彼时天狮的销售人员达到900多万人。
李金元窜入百富榜前十，主因之一同样是借道资本市场，2003年9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以超低价买壳上市，4个月的时间，股价涨了400多倍！
这一年的百富榜，共有32位“新人”，大都来自零售业、IT业和金融业，如史玉柱的巨人集团成功触底反弹，首次在富豪榜上亮相（第66位，15亿元）。而一些老富豪快速衰落，特别是唐万新兄弟运营的“德隆系”从榜单上消失，成了过度扩张和资本腾挪的牺牲品。
从地域分别来看，第一大财富集中地依然是广东（19人），北京和上海分别以17人和15人名列第2名、第3名。从政治面貌来看，约有1/4的上榜富豪是中共党员；从政治身份来分，有38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
这一年（2004年）的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写进宪法。“私产入宪”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这预示着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不可逆转。
2004年7月，国务院在青岛召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向民营企业发出几大强烈信号：一是国务院再次充分肯定民营企业家的作用；二是国务院正在制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若干政策文件，在投资、土地和行业准入门槛上都会有新的规定；三是当下的宏观调控只针对过热的行业，不是针对民营企业家群体。
从事房地产、制造业的民企难免受到宏观调控的影响，在这一年的百富榜上的排名都有所下滑。虽然房地产仍是产生富豪最多的领域，从事该行业的上榜富豪有45人，但与上一年52人相比有所减少。从事基础设施的民营企业家也由上一年的11人下降到了8人。不过整体来看影响不大，房地产富豪的财富积累还在继续，他们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我们在这一年第一次发布零售富豪榜（“2004胡润零售富豪榜”），共有20位富豪上榜，黄光裕以90亿元的零售业资产荣登榜首。前五位零售榜富豪分别为黄光裕、李金元、杜厦、米恩华、黄茂如，他们的零售业资产占了整个零售榜的2/3。从黄光裕和李金元的资本运作可以看出，零售企业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同样愈发紧密，此外，张文中的物美和张近东的苏宁电器也于这一年分别在香港、深圳上市，郭广昌参股的联华超市则已于上一年赴港上市。
张近东在这一年的零售富豪榜上落后于黄光裕，主要与两人分别所持苏宁和国美的股权比例悬殊、两家公司盈利水平不同有关。不过，3年之后，在“2007胡润零售富豪榜”上，张近东以380亿元的零售财富高高在上，黄光裕位居第2，零售财富为280亿元。
在这一年我们推出的IT富豪榜（“奥迪2004胡润IT富豪榜”）上，共有50人上榜，前三位分别为陈天桥、丁磊和李彦宏。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IT公司掀起了第二轮海外上市高潮——从2003年年底的携程开始，到2004年的灵通、Tom、腾讯、中芯、盛大、空中网、51job和金融界等企业海外上市，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陈天桥以88亿元财富成为这一年百富榜的“榜眼”，同样得益于年中盛大在纳斯达克上市及后来股价的一路狂升。
从其他行业来看，大成生化的股价飙升使刘小明首次出现在百富榜上（第48位，身价19亿元），汇源果汁掌门人朱新礼也首次上榜（第66位，财富为1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石油行业的民营化发展呈加速趋势，徐明获得了成品油贸易牌照，并开始与沙特合作一个几百亿元的石化项目，总部设在新加坡的石油大亨蔡天真亦榜上有名，财富为19亿元，他执掌的泰山石化于2002年在香港超低价买壳上市，然后进军中国内地市场，发展迅猛。
显而易见，这一年的百富榜中，“资本”成为一个高频词汇，越来越多的上榜富豪穿上了“资本红舞鞋”， 后来者同样跃跃欲试，生怕掉了队或失了先机。
事实上，尽管这一年年初《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明确指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对我国实现本世纪头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年中又有中小企业板推出，以及保险资金获准直接入市等法规的出台，但市场熊态不改，全年沪深两市发行的98只新股募资353亿元，创下1997年以来首发募资额的最低点。然而即使如此，那些竞争力较强的企业特别是民企丝毫没有停止与资本联姻的步伐，纷纷借道海外资本市场便是明证之一。据统计，2003年中国企业海外新上市者48家，募资金额为70亿美元，而2004年的数量达到84家，募资金额为111亿美元（约920亿元人民币），是国内市场募资额的26倍。
这一年，我们还首次推出慈善榜（“2004胡润慈善榜”），共有50人上榜；前5位分别为黄如论、张芝庭、李金元、余彭年、陈一丁，他们在2003年的捐赠总额达52亿元。新华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慈善意识受到关注》对慈善榜加以报道，《东方早报》一篇题为《行善是富人本能》的报道称：“如百富榜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民营经济的勃兴一样，慈善榜的出现表征着中国社会新财富观的渐生渐长，继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的进步。”
潮汕大腕黄光裕
2004年“胡润百富榜”上，黄光裕以105亿元的财富成为中国首富。家电零售与平常百姓生活有关，黄光裕一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黄光裕第一次登上百富榜是在2001年。那一年，黄光裕一边开始在资本市场寻找壳资源，一边加大马力跑马圈地、扩张门店，2001年年底国美共32家门店，黄光裕坐上中国首富宝座的2004年年底，门店数量已达144家。
非常有意思的是，2001～2003年，黄光裕连续3年在“胡润百富榜”上的名次都是第27名。这种巧合连我们自己都感到非常惊讶，特别是在2003年，百富榜草样出炉后，我们发现由于疏忽把陈天桥遗漏了，陈天桥2003年财富为40亿，排在第10位，如此一来，草样上第10位之后的名次都要退后一名，黄光裕于是由第26位临时成为第27位，与前两年的名次完全一样！
无形中的强势
2004年对黄光裕来说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6月，他在资本市场上的长袖善舞令人惊讶——他让一家市值仅两亿元的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可换股票据的方式，掏出88亿元收购其全资拥有的国美电器65%的股份。这是奠定他坐上百富榜头把交椅的关键一步棋。
也是在2004年，黄光裕对众家电生产巨头的软硬兼施，令他们既爱又恨。这一年年底，国美实验室对外公布，首批供检的20余家高清电视品牌中仅6家合格。这一消息引起业界强烈反应，平息之后，不少家电老板再去找黄光裕喝茶时，总感觉是赴鸿门宴。
同年，黄光裕的疆域从家电零售业向房地产业扩张，年底推出“国美第一城”（国美家园），口号是“像卖电器一样卖房子”，一箭双雕的营销阳谋，气势汹汹。
黄光裕1969年出生于广东潮汕，2004年拔得“胡润百富榜”头筹时，他只有35岁。然而他非常低调，不愿在传媒上抛头露面，有人问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回答是：“除了接受采访，其他都是我的主要工作。”
2004年国美成功借壳上市后，黄光裕的财富猛增。我们在评估后，确定他将会位居这一年百富榜前三位。就在榜单出炉前不久，我们见到了黄光裕，并告诉他，他在百富榜上的排名可能比较靠前，需要核对一些数据和资料。黄光裕听后，比我们想象得要轻松许多，丝毫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显得很平静。
之后便是众所周知的黄光裕一跃成为首富，并成为百富榜历史上第一位资产破百亿元（105亿）的富豪，媒体聚光灯“咔嚓咔嚓”一下子投过来，使得他也有些不自然了，说：“我肯定不是最有钱的，胡润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十年百富榜，批评我们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富豪，一个是横店集团的老掌门徐文荣，一个就是黄光裕。如果说徐文荣执掌的“横店王国”股权结构确实比较特殊，令我们对“国情”有更深的了解的话，黄光裕的话则更是一种粤式或说是潮式低调。
2005年，黄光裕以140亿元蝉联中国首富，他再度被聚焦和热炒。此时的黄光裕正好剃了个光头，显得十分可爱。民间的一些声音很有趣，比如有人说：“首富黄光裕光了头，是要说明他的每一分钱都赚得亮堂吗？”
2006年10月11日，新一届“胡润百富榜”上，首富是270亿身家的张茵，黄光裕屈居第2（200亿）。榜单发布前我们打电话给他，说今年你可能排不到首位了，他在电话里习惯性冷笑了几声。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电话打得可能不合时宜，彼时他似乎正在周旋什么事情。
后来我们才恍然大悟。10月30日，《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黄俊钦、黄光裕受查》的报道，报道开篇写道：“39岁的黄俊钦正面临一项针对其早年贷款的官方调查；这项调查，也涉及比他名气更大、财富更丰的弟弟，37岁的黄光裕。”
黄光裕于是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不过，后来的媒体报道，只是拿他的“首富”说事，因为在11月1日，大多数媒体收到一份上级指令，不得转载《黄俊钦、黄光裕受查》一文或作相关报道。
这件事让我们感受到黄光裕力量的强大。他说话不多，但眼神流露出一种强势。他在实业界是位大佬，在资本市场是位腾挪高手，在处理政商关系和传媒关系上，也是位不折不扣的能人。
速度与安全的辩证
黄光裕属于“江湖派”。这与他的经历有关——自幼家境贫寒，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了；1986年，17岁的他与哥哥黄俊钦一起，用之前攒下的钱加上贷款与借款在北京前门一条街道盘下一家门店，先卖服装后卖进口电器。
“我心太粗，布料、季节性等问题让我头疼，我干不了。而电器，大家都要用，风险也不大，作为当时的几大件，电器比较昂贵，也不会很快被淘汰，比较定型，我做起来比较合适。”这是黄光裕在回忆他与家电零售结缘时的描述。
1991年，国营商店对广告的认识还停留在“卖不动才需打广告”的层面，而黄光裕开始在北京的媒体上打起中缝广告来，同时坚持薄利多销的原则，使得国美的生意日益兴隆。黄光裕于是乘胜追击，陆续开了“国豪”、“亚华”等门店。两年后，门店达到七八家。就是在1993年，黄氏两兄弟分家，黄光裕分得了“国美”这一牌子和一些现金。同时，他意识到建立自己品牌的必要性，于是把所有门店统一叫作“国美”。
之后的国美在服务上创新不断，如脱离中间商、与厂家直接接触，率先提出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门安装等。黄光裕总能在道路分岔时找到合适的出口。比如，1996年，以海尔和长虹为首的国内家电企业开始崭露头角，黄兴裕及时将自己的产品结构从单纯经营进口商品转向兼营国内品牌。
1999年，国美开始走出北京，在全国范围内布局。黄光裕常嫌国美扩张速度不够快，规模不够大，甚至到2004年和2005年蝉联中国首富时，他仍然很谦逊地对我们说：“我们的公司还很小，尤其是和世界级的大公司相比。”他显示出远超他年龄的城府：“如果通过自己的工作能获得社会尊重，我会感到很自豪。”
彼时，在黄光裕北京的办公桌上，一头鹰（模型）俯视着前方，墙上挂着一幅有24枚中国古代玉玺的画作。
其实在国美上市过程中，黄光裕秉承的同样是“速度为王”的策略。在香港上市受阻后，马上转道借壳，这使得国美上市时间比既定计划提前了十多个月，这一做法与当年香港“小超人”李泽楷将旗下的盈科公司借壳上市非常相似。黄光裕说：“再耗下去会拖累公司的发展。”
国美在并购道路上走得可谓慓悍。2006年国美收购永乐，2007年又吃掉大中，使自身的规模进一步迅速壮大，门店数量于2007年年底达到1074家。
并购永乐与大中的过程中，外界对国美的整合能力进行了质疑，黄光裕并没有马上作出回应，直到2008年5月底，国美发布这一年的一季报时，公告中短短写了一句：“在经历投资期后，公司开始收获过去两年门店迅速扩张而形成的网络和规模优势。”
在快速构建他的“国美帝国”过程中，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一是他不在乎外界给他的各种称谓，比如“价格屠夫”、“午夜杀手”等。
“午夜杀手”的典故挺有意思。国美在各地开业时，习惯选择午夜，据说常出现当地万人空巷的景象。有媒体报道称，在每次扩张计划实施前，国美团队都要开会商讨，会议可能会连续开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连续开上几天几夜，黄光裕手下一个个快要倒下了，而他依然很有精神”。这种描述显然有些演义的成分了，不过黄光裕对我们说：“我确实是个夜猫子。”
二是黄光裕在完成对永乐和大中的并购后，慢慢从“速度为王”转向“安全第一”。他一开始对国美是绝对控股，但从2006年年末开始不断减持，后来持股量仅略高于香港联交所规定的上市公司控制人股份的最低临界点（35%）。在“2007胡润套现榜”上，他高居榜首，历年套现金额达93亿元，可谓疯狂套现。
与此同时，2007年，黄光裕旗下的国美置业、鹏润投资，先后与新加坡太平星集团和美国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成立两只投资基金，将分别投向内地房地产界和零售业。这与之前联想产融结合的路径类似，联想当初也是在主业扎稳脚根后，先后向风险投资、并购投资和房地产三大领域扩张。《中国企业家》杂志对黄光裕转型的解读是——
作为黄光裕帝国的旗舰，面目一度模糊甚至混乱的鹏润，在一系列看似冒险的手法重构之后正变得逐渐清晰，从零售到地产再到私募基金，从实业到金融，这位一度被质疑隐藏各种风险的企业家不仅满足了自己日益膨胀的产业雄心，而且正试图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变得更加安全。
上阵兄弟兵
有趣的是，黄光裕、黄俊钦兄弟两个，与张近东、张桂平兄弟二人，创业伊始走的路线非常相似。都是弟弟（黄光裕和张近东）做家电零售，哥哥（黄俊钦和张桂平）做房地产，两对兄弟一开始都是先一起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分开来。
唯一不同的是，黄氏兄弟分家后不共用“国美”品牌，张氏兄弟分开后，共用“苏宁”这一招牌。更有趣的是，两兄弟中的哥哥，都是通过在资本市场借壳，实现后来者居上——张桂平借壳*ST吉纸，后易名苏宁环球，股价从315元，最高曾暴涨至5111元！黄俊钦的新恒基地产借壳*ST金泰，曾创造过连拉42个涨停的“中国奇迹”！
家电零售与房地产，是可以优势互补的两个行业，前一个行业充裕的现金流可为后一个行业输血，而后一个行业的暴利又能助推前一个行业迅速扩张。两对兄弟殊途同归，是偶然也是必然。
在2007年“胡润百富榜”上，四人都是上榜富豪，黄光裕、黄俊钦分别居第4位、第25位，财富分别为450亿元和200亿元，张近东、张桂平分别居第9位、第21位，财富分别为380亿元和230亿元。如果要把两对兄弟的财富分别合到一起，黄氏兄弟财富650亿元，张氏兄弟财富610亿元，可谓不相上下。
不过，张近东专注于零售，在2007年“胡润零售富豪榜”上，他首次超过曾连续三年蝉联零售榜冠军的黄光裕，以380亿元的零售财富位居榜首，黄光裕以280亿元的零售财富位居第2。
相比较而言，黄氏兄弟在产业和资本市场上的手法要凌厉、诡异一些。这也与他们的出生地广东潮汕（潮州）的商业文化有关。
潮汕人商业意识非常强，俗语“饿死不打工”就是专门说潮汕人的。许多潮汕人十多岁就开始帮家里看店、做生意，或是几个同乡或兄弟一起到外面打拼，他们重义气、家庭观念较强，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果要溯源的话，汕头于1861年正式开埠，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商贸文化历来比较发达。共产主义理论家恩格斯曾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指出，汕头是中国唯一具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让人惊叹的是，黄光裕兄弟是潮汕人，香港首富李嘉诚是潮汕人，泰国首富苏旭明也是潮汕人，“胡润百富榜”上潮汕人随处可见，如合生创展的朱孟依、侨鑫集团的周泽荣、腾讯的马化腾等。“潮商”这一群体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非公36条”来了。
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共七大项36条（俗称“非公36条”）。民营企业家们群起振奋。
“非公36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专门规划非公经济的政策性文件,“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行业和领域”的提法，意味着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正在系统形成。
一个月后，“奥凯航空”飞上蓝天，实现了中国第一家民营航空运输企业的首次航班；6月底，由三十多家民企入股、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综合性石油企业长联石油公司成立……
10月中旬，我们发布了新一届的百富榜（“观澜湖2005胡润百富榜”），基于宏观环境回暖等因素，百富榜大幅扩容——由100人增至400人（上榜门槛5亿元）。黄光裕以140亿元个人财富蝉联首富。
百富榜发布后，作为官方媒体的新华社发表一篇题为《胡润中国“百富榜”：为中国民营经济写照》的报道，对中国民营企业群体进行了高度认可，提及前十位富豪的企业雇佣着约30万员工并在此前一年共纳税约60亿元，称赞他们“智慧、透明、自信、成熟”，同时称其财富的迅速增加“与宏观经济环境提供的机遇密不可分”。这是官方媒体第一次大篇幅对百富榜上的富豪及榜单本身给予肯定。
这一年，“百亿级富豪”变成5位，即百富榜前五位的黄光裕、严介和、陈天桥、丁磊、许荣茂，上一年还只是黄光裕一人。
严介和成为最大的“黑马”，他的财富一年间增长了7倍，达到125亿元。严介和异军突起的主要原因是所执掌的太平洋建设介入了一个相对垄断的行业——基础建设，并从2002年开始飞速发展。
不过，未曾料到，严介和刚成为百富榜的“老二”，就有银行盯上，来追讨贷款，从此开始了一场闹剧。《中国企业家》杂志用一种黑色幽默的口吻说道：“一夜之间，胡润把严介和培养成了一棵招风的大树。”
这一年的前100位上榜企业家中，共有9位全国人大代表，16位全国政协委员。
所谓“愈调愈勇”，受宏观调控影响最深的房地产行业仍然是最容易创造富豪的产业。在上榜的400名富豪中，138名从事房地产行业；此外，从事制造业的为101名，从事IT产业的为50名，零售业与金融业的富豪人数分别为32名、26名。富豪们生意来往最多的地区与国家依次为中国香港、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
一个有趣的小统计是，9%的上榜企业家英语水平不错。
在调研和制榜过程中，我们与上榜的400位富豪逐一联系，希望获得他们的配合。或许因为大气候回暖的原因，有近三成的企业家主动回复了我们，这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可以说，经历过2002年有关富豪偷税的争议和富豪落马不断的悲怆后，民营企业家们的心态重新回归至趋于开放。他们在扩大产业规模的同时，更加注意规范经营并逐渐敢于、乐于向公众公开企业的一些信息和状况。
与此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少壮派”的崛起，也使得这个群体比他们的父辈具有更加开放的心态。统计显示，上榜的400位富豪平均年龄为469岁。其中，最年轻的10位富豪包括了24岁的李兆会及其家族、30岁的周云帆和杨宁、32岁的陈天桥和江南春等，其平均年龄仅为31岁，平均财富却高达27亿元。
不过，尽管一套保障机制正在逐步形成，民营企业向垄断行业进军其实步履维艰。从这一年我们发布的金融富豪榜和能源富豪榜上可见一斑。
金融富豪榜上共有18人，金融资产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刘振江、刘方家族(49亿元)，叶选生(19亿元)，刘永好(18亿元)。前两位均是平安保险的股东，刘永好则是民生银行的大股东。
纵观整个金融富豪榜，其中平安保险和民生银行的股东们分别占据了5席。平安保险的股东是通过源信行投资、三水市正天科技、宝华集团等间接持股，民生银行的几位上榜股东则分别是：刘永好、史玉柱、卢志强、黄晞、李兆会家族。
金融富豪榜是民营企业将大举进军金融业的一个前兆吗？在我们榜单发布后的第三天，恰逢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举办的中国投资说明会上介绍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特点，其中一个方向是，“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和高级管理人员”，只字未提民营企业。
《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称：“一方面，民营金融丑闻频发，令监管层不敢掉以轻心。在唐万新和周正毅的案例中，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最终沦为大股东做局的提款机，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最终酿成悲剧。”
能源富豪榜的前三位为蔡天真、王玉锁和孙广信，财富分别为26亿元、22亿元、16亿元。上榜的31位富豪当中有19位公司总部设在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河北、甘肃和重庆等中西部、东北部等地区。而且即使是总部设在北京的3家公司，其投资方向主要也在中西部。中西部的市场化程度要弱一些，竞争并不充分，成为富豪们扎推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