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能源行业获得长足发展何其难也。拿蔡天真和王玉锁来说，他们的产品分别为石油和天然气，但他们做的并非生产——蔡天真没有自己的石油开采、炼化企业，在石油产业链中只是承担仓储与运输角色；王玉锁在上一年获得了十多个新城市的天然气接驳权，但其油气供应绝大部分来自于中海油等国有企业。
蔡天真和王玉锁都很低调，有时恨不得把自己给“藏起来”。《第一财经日报》在一则题为《那些藏起来的富豪们》的报道中写道——
产品自然特性(如不可再生性)衍生的市场魅力无比性感，诱惑着资本之手的痴情探入；另一方面，产业的社会特性(如对国家主体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以及国有企业主导的产业现状)又足以浇灭试手者们的大部分热情。注定了这是一群小心翼翼、藏匿身形的创富者。在胡润的财富榜中，这群富豪多少袒露得有些战战兢兢。这种小心一方面由于其产业空间的狭隘，也缘于产业灰色地带的客观存在。这些灰色地带直接催生了诸多进入壁垒和管制雷区，影响了民营资本的深入和扩张。问题是：两者何为因，何为果？
就像一个矮个子篮球运动员即使获得了与姚明同场竞技的资格，短时间内也很难实现突破一样，民营企业在2005年因为“非公36条”等利好而亢奋，但真正获得长足发展还需要一个较长的阶段。3年后的2008年7月21日，《财经》杂志网上一则题为《卡在“玻璃门”外的“非公36条”》的报道，仍对民企进入垄断行业的惨淡现状表示感叹：“直到目前,‘非公36条’落实很难，也可以说基本没落实，原因是碰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
严介和的单口相声
谈到2005年的百富榜，严介和是个绕不开的人物。
2004～2006年是严介和大起大落的3年。2004年，严母去世，介和大恸，不过这一年他事业发展迅猛，江苏政府视其为香饽饽；2005年，严介和在“胡润百富榜”上一跃成为第2名，个人财富从上一年的15亿飙升至125亿，“黑马富豪”震惊国内外；2006年，“欠债门”接连爆发，银行气势汹汹“逼宫”，严介和措手不及。
在特殊政经背景下，严介和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民企样本。利用政治资源从来都是一步险棋，奈何严介和天性张扬。百富榜也成了严介和走下“神坛”的推力之一，这一点令他始料未及——上榜前他听说自己能名列前茅还很开心，而当上榜后麻烦找上门来时，他又对百富榜有所抱怨。严介和从来都是矛盾的结合体。
欲擒故纵
十年百富史，我们发现许多富豪都是26岁开始创业的。严介和也是其中一员。1986年，26岁的严介和做了几年中学老师后突然觉得乏味，遂跑到当地一家国企去做临时工，干劲十足。第二年，天生豪赌的本性使得他承包下一家乡办的水泥预制品厂；所谓预制品，就是将水泥和其他材料如钢材等做成建筑水泥产品。
“严厂长”上任后扭转了工厂先前的颓势，不久便成为3家企业的领头羊——水泥预制品厂、建材公司和贸易公司。
他的转折年是1992年，这一年他成立淮安引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得知南京绕城公路有几个过桥涵洞无人承包，于是决定接手，但测算后发现可能会亏损5万元，其副手劝他不作考虑，而严本人不但接手了，而且还故意多亏了3万元。如此一来，他深得当地政府信任，从而拿获2700多万元的绕城公路工程，赚下第一桶金800万元。
可以说，严介和从创业一开始起，在处理政商关系上就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智慧和敏锐性。
多年之后，严介和仍对他当年这一欲擒故纵的阳谋津津乐道。然而，与政府同行，不到最后，焉知是福是祸。
1995年严介和成立太平洋建设工程公司，后成立集团公司，任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这一年，严介和开始了自己的BT（Build-transfer）模式，即先从政府拿单，以政府信誉向银行作担保，然后利用银行短期贷款启动项目。6年后，太平洋已是江苏一家以公路、市政和水利基础设施与建设为核心产业的大型民企集团。
他的第一张BT订单来自江苏宿迁市，当时的宿迁市长找到严介和，希望他在宿迁建一条市府大道，项目完成后，宿迁政府甚喜，而严介和更是备受鼓舞，进一步加大马力复制BT模式。由于他做的项目大都是政府工程，为继续博得好感，他遂将并购濒危国企与BT模式捆绑起来，此即后来其饱受争议的“零资产并购”风波。
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由于使太平洋整个链条持续运转的基础是订单充足，严介和彼时大量聘请各地的前政府官员任职太平洋。
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仅2002年一年，严介和在江苏省内通过承接近18亿元的企业负债，一举收购27家国企的股权，还顺利获得60亿元的基建大单。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严介和说：“太平洋是一家‘私有共用、私营共有，权力公众化、资产社会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国企’。”
2005年，严介和的“太平洋系”发展到巅峰，这一年年初他手里握有的项目定单超过2500亿元。他信誓旦旦对我们称，“到2008年还会翻一番”。10月份我们发布的“2005胡润百富榜”上，严介和以125亿元位居第2，成为一年来财富增长最快的富豪。
差点成为首富
2005年的百富榜调研和制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太平洋系”的报表没有合并，但具体进入了哪些行业、做了哪些项目、完成了哪些并购，相关信息和数据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查询得到。
当时我们通过系列调研测算出太平洋历年来的营收额约为600亿元，严介和在回复中给我们提供的行业利润率为8%～30%，我们取中间值20%，如此计算出严介和的财富为120亿元。
如果用市盈率法测算，2005年太平洋的营业额约300亿元，乘以8%的最低利润率，再乘以国际同行业最低为6倍的市盈率，测算出来的财富数字即为140多亿元。
我们把两种计算结果进行对比，最后定为125亿元，这一结果略显保守。
这一年的百富榜上，首富黄光裕的财富为140亿元。
也就是说，如果按市盈率法测算严介和的财富，首富的宝座其实属于严介和。
在榜单制好后，我们把计算出的严介和的财富数字和相关信息发给他确认，并且告诉他排名可能非常靠前，或许是首富。严介和听后又喜又惊。喜的是，2005年是太平洋的“尖峰时刻”，名列前茅是对他的认可；惊的是，他觉得“首富”的担子似乎好重，中国或许还有更多的隐形大富豪。他希望把他排到第5名以下、第10名以上。当然这只是他的单方面意愿，我们还是一以贯之地保持客观，将他排在了第2名。黄光裕连任首富。
有意思的是，严介和后来对媒体说：“（百富榜）结果公布出来把我放在第二，胡润他们还是给了我们面子，当时可以不搭理我们的。”言外之意是，他其实也做过成为首富的心理准备的。严介和实在是个可爱的人。
喧嚣到孤独半步之遥
2005年严介和成为百富榜“榜眼”后，找他的人纷至沓来。瑞士银行的人来找他，希望他到那里存款，他婉拒了。不过，对于媒体记者，他几乎是来者不拒，家里经常是刚走一拨，又来一拨，而严介和却乐此不疲。
严介和彼时在对媒体谈自己创业近20年来的心得时，说得最多的便是政商关系：“和政府打交道没什么风险，你要想着真正为政府分忧，并且去做了，就会赢得政府官员的信任。”
银行的人也纷纷登门，先是华夏银行南京分行找到严介和，催讨一笔3600万元的到期贷款，严介和迟迟没有偿还。江苏其他银行接踵而至。严介和展开紧急公关，才稍稍平息了一下事态。
然而令华夏银行大跌眼镜的是，给太平洋偿贷延期后，身家125亿元的超级富豪严介和，竟然连每季度100多万元的利息都无法按时支付。
众银行大惊，重新“围攻”严介和。严介和左右为难——如果承认还不起，等于承认资金链已断裂；但又确实缓不过气来，如此又给人以“有钱不还”的感觉。
2006年下半年，两难中的严介和，一边抵押房产表态，请求银行高抬贵手，以友好协商而非诉诸法庭的方式解决，一边向政府求援。
严介和在向江苏省政府提交的一份《关于请求协调解决太平洋建设集团临时困难的紧急报告》中，列举的几条“临时困难”是：媒体轰炸式的负面报道引发了银行的恐慌；银行群起逼债；“胡润百富榜”中关于他的排名和媒体报道，给法院造成他故意拖欠的印象。
《财经》杂志在后来的一篇报道中称：
与近年来相继垮掉的唐万新、顾雏军们类似，严介和也习惯于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外因，比如媒体、银行、法院的互动“制裁”，或民营企业不受重视的制度环境。在号称退出商界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严介和说，民营企业太没有地位，“如果我做的是国有企业，就继续做了”。
严介和提出的两个问题都很有现实意义。一是媒体的跟风炒作，可谓成也媒体、败也媒体；二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从事垄断行业的拘谨。可以说，严介和只是利用了城市化进程和地方政府急于推进国企改制的需求，即使没有严介和，也可能会诞生张介和、李介和，只不过因为是民营企业，在风平浪静时看似左右逢源，但到风口浪尖时，或许只能左右为难了。
促使严介和更快走到不尴不尬的境地的，是彼时他与地方政府间的矛盾浮出水面。
为了应对 “欠贷门”事件，思维敏捷的严介和想出两招，一是将太平洋重组，即成立苏商、沪商、京商等六大集团，太平洋则蜕化为一家控股公司；二是将苏商集团总部设在上海而非南京，作为太平洋的旗舰业务公司。
两招之中，第一招延续了“严氏精明”。设立六大区域集团公司，彼此之间没有股权和债务关联，无疑是出于防范风险连带的目的，任何一家出了事，都不会牵连另一家。这也可以看作“舍卒保车”——在严介和眼中，风雨飘摇的太平洋集团是“卒”而非“车”。
他的第二招则授人以柄了。将旗舰业务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在当地政府和银行看来，首先是严介和有逐步撤离江苏的意思，其次，严介和想把优质资产带走，留下一堆债务和担保给近乎“壳公司”的太平洋，这种腾挪术会被当地银行和政府视为“胳膊肘儿往外拐”，于是银行再度大力逼债，当地政府则由以前的同情和支持，慢慢变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视而不见。
最后的结局是，严介和不得不把苏商集团迁回南京，且只做江苏省内的业务，“以充分表明太平洋建设对江苏的激情”。
曾辉煌无比、前呼后拥的严介和终于发现，他离孤独从来只有半步之遥。尽管这种孤独感的诞生与其疯狂扩张的脾性有关，但从另一个层面，也等于宣告严介和以前津津乐道“与政府结盟”之模式的不堪一击。
万通集团掌门人冯仑曾撰文称，民营企业家与政治家应“同心同德，予而不取”，他选择虞洽卿、荣毅仁与王石三人为民营企业主学习的蓝本。严介和对此体会颇深，他感慨道：“我以前的个性太过张扬，张扬得太过激情，这不是我名字中的中庸本意。悲壮跳下汨罗江的屈原，痴迷到疯疯癫癫的李白，都不是我严介和效仿的榜样。要知道，明明白白的妥协是高尚，坦坦荡荡的妥协是英雄。”
后来，“太平洋系”有惊无险，渡过了难关，而严介和更是完成了一种自我超越和蜕变，如此说来，他还是“赚”了。2007年7月，严介和淡出太平洋，其妻张芸芹接任掌门人，形式上虽是在玩对倒游戏，但对严介和来说，他懂得了低调和妥协的价值。在这一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妇唱夫随，张芸芹、严介和以100亿的财富居第65位。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严介和在淡出太平洋后对自己作为一个苏商狂人创业二十多年、与政商关系博弈二十多年来的调侃式评语：“清明节祭祖时我在坟上说：列祖列宗们，你们放心吧，我又回来了。我终于走出了异常，超越了超常，回归了正常，不再做过去你们看不起的商人。”
“感谢毛泽东，张茵成了亿万富翁——革命领导改变了女性的生活，但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2006年10月中旬，我们发布“2006胡润百富榜”后，英国《卫报》的报道标题。
这一年的百富榜继续扩容，从400人增加到了500人。49岁的张茵以270亿元财富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女首富，引起国内外传媒的极大关注。这位女首富白手起家并在包装纸行业做到了全球前茅，有国际媒体把张茵比作是“中国当代的花木兰”，认为她的出现对中国有历史性的意义。
有趣的是，在张茵旗下玖龙纸业所在地的东莞，好多人或是不知道张茵，或是对她成为首富轻描淡写。
2004年、2005年蝉联首富的黄光裕，这一年以200亿元的个人财富屈居第2，其增加的财富主要来自于将非上市资产装入上市公司；朱孟依以165亿元排名第3。在过去一年，他旗下的上市公司合生创展股价增长近38倍。
500人容量的这一届百富榜上，共有53位女性，比例超过10%。虽然不宜用毛泽东“女人能顶半边天”的话来形容，但与前七届百富榜相比，女富豪俨然已成“批量制造”。紧跟在首富张茵后面的女富豪有：嘉鑫控股吕慧、陈宁宁母女，财富65亿元；富华集团陈丽华，财富60亿元；晨讯科技集团杨文瑛家族，财富41亿元；阳光媒体投资杨澜，财富40亿元。香江集团翟美卿及SOHO中国张欣等都有杰出的表现。
上榜富豪们的财富仍在继续积累当中。500位上榜富豪总财富达11万亿元，上榜门槛也从上一年第400位的5亿元，提高到了这一年第500位的8亿元。
在企业总部所在地的排名上，前五位依次是浙江、广东、上海、北京和江苏。企业总部设在浙江的有75家，浙江首富鲁冠球，以90亿元家族财富排在第11位；广东略逊一筹，为74家，不过广东企业家所拥有的财富总额是国内第1，达到1800亿元；企业总部设在上海的有62家，排名第3，上海首富是许荣茂，财富160亿元。
上榜富豪有106位出生在浙江，江苏和广东紧随其后，有浙江媒体自豪地称：“浙江是中国企业家的摇篮。”
如果从上榜人数最多的公司来看，碧桂园最为突出，它的股权较为分散，有10名股东登上了本届百富榜，其中掌门人杨国强是财富最多者，为12亿元，排在第281名。彼时没有人料到，一年之后，杨国强的女儿杨惠妍会以1300亿元的财富成为2007年中国女首富。
从政治角色来看，500位上榜企业家当中，35%是中共党员。前100位当中，有19位全国人大代表，19位全国政协委员，而上一年分别为全国人大代表9位，全国政协委员16位；人大代表数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民企政治地位的再度提升。
房地产业富豪依然是百富榜上最豪华的阵容，四成富豪的主业是房地产。百富榜前十位的富豪中，有6位旗下企业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如果加上几家兼营房地产的企业，10人当中只有两人不涉房地产业。《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地产富豪齐上榜不可喜行业群体遭反感足堪悲》称：“这样的结果，对于一个在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产业，对于一个刚刚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群体，对于一个刚刚富裕起来的精英群体来说，是一个悲剧。当然，这个产业存在的问题显然并不完全是房地产商自己造成的，扭曲的制度对于任何企业家都会产生强烈的诱惑，权力的滥用、官员的腐败显然不是房地产商一个巴掌能拍响的。”
上榜冗长的介绍，除了首富张茵是最大的兴奋点外，其他方面其实都在意料当中。其实我们称张茵为最大兴奋点，性别并不是主要方面，她从事的传统制造业和贸易才是焦点——她在经营企业时一些未雨绸缪的做法，对后来因为通胀等因素处境日益艰难的制造业企业来说，不无启发意义。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后现代图景”的含义之一。
2006年的宏观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对民营企业不太有利。在资本市场上，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在这一年纷纷上市，这一年后来也被称为“银行上市年”。大型国企纷纷登陆资本市场本无可厚非，与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方向也不相悖，问题在于，伴随而来的，却是民企生存和成长的空间被不断挤占，一年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2007年A股市场共有125只新股上市，其中沪市25家大公司募资4000亿元，深市中小板100家中小企业募资仅为390亿元，不足沪市的1/10。
“国进民退”的迹象对民企来说显然不亚于一场灾难，只是它不会一下子爆发出来。在这样的情形下，民营企业家们开始防患于未然，主要做法便是“以退为进”，或将企业分为几个子板块，相互独立——包括董事会也得是不同的班子，或不断售出股份套现，或直接将企业售出。一位典型的企业家是排在2006年百富榜第221位、财富为15亿元的沈南鹏，他先后与人合伙创立携程和如家，但相继售出，最后做起了投资人。
施正荣则是“后现代”的另一位代表，即新能源行业制造的富豪。他是这一年能源富豪榜的首富，财富为155亿元，2005年12月他旗下的无锡尚德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使得他第一次登上百富榜即位居第5位。
从能源富豪榜可以看出，由于能源领域的垄断性，依然没有任何一家民营企业能在国内持续从事原油的开采和加工，所从事的也只是流通。虽然登上能源榜的富豪从31人增至52人，平均财富从7亿元增长到了14亿元，然而很遗憾，产业富豪最多的行业是煤炭。
能源富豪若想突围，如施正荣般进军新能源似乎成了不二之选。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年的能源富豪榜上，从事新兴能源者从上一年的4位上升至了10位，新能源越来越受到风险投资的青睐，无锡尚德是代表之一。此外，江苏的天合光能(2006年12月在纳斯达克上市)、中电光伏（2007年5月在纳斯达克上市）都引人注目，中电光伏有4位股东进入能源富豪榜，而拥有全球最大太阳能制造基地的黄鸣身价12亿元，排名第14位。
此外，富豪落马现象成为“常态”。7月就有两位——实际年龄只有33岁的上海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因非法挪用32亿元社保资金被拘捕，南京斯威特集团董事长严晓群因违规占用旗下上市公司巨额资金而陷入巨大危机，他于2004年收购的无锡小天鹅也弃他而去，重回当地国资委怀抱。
落马者当中也有“落出境界”来的。创维董事局前主席黄宏生这一年虽待在牢狱之中，但仍是创维的“总指挥”，堪称是一位非常个性的“后现代企业家”，正可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张茵：纸里包不住富
“张茵是谁？我不知道这个人。”
张茵拔得2006年“胡润百富榜”头筹，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首富后不久，我们在东莞走访企业时，多家企业主做出上述反应。
我们并不诧异东莞人（包括在东莞打拼的人）对张茵状况的“一问三不知”。东莞是一个从不间断也最不缺乏奇迹的地方。拿我们熟悉的商业界为例，2006年上半年，“废纸女王”张茵执掌的玖龙纸业在香港上市，受到市场热捧；步步高“影子掌门人”段永平花62万美元获得与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成为全球焦点人物……然而这些人在东莞当地并没有引起轰动效应。
夫妻上阵拒绝上榜
张茵是1957年生人，生于黑龙江。制作百富榜的十年中，北京、武汉、福建、东北、东莞五地的富豪，是调研难度最大的几个群体，而张茵是东北人在东莞！
与张茵第一次打交道，她努力藏富，拒绝曝光，但是“纸里包不住富”，她的信息还是被发布出去了。
那是2003年10月初，我们制作好这一年的百富榜之后，分别给榜上的富豪发传真。10月3日，我们给张茵发了传真，同时给她的丈夫兼副手刘名中，以及她的助手菲利普发了邮件，请他们核实张茵及玖龙纸业的相关信息。
没想到第二天刘名中就回了邮件（中文），他的邮件写得非常有趣:“贵公司关于中国大陆百富榜的传真收悉，非常感谢。经研究，有关贵公司要求敝公司给予答复的内容，我公司不考虑出版。谢谢！”刘名中的邮件写得很含蓄。
10月6日深夜，张茵的助手菲利普又回了邮件（英文），写道：“再次提醒，我们不同意贵公司发布关于我们的任何信息，否则后果自负。”
16分钟后，刘名中又发来一封邮件（英文）称：“我们是一家私人公司，请尊重我们的隐私。如果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擅自发布关于我们的任何信息和数据，那只好对簿公堂了。”
可是，我们“辜负”了张茵和刘名中，10月20日，我们发布了2003年的“胡润百富榜”，张茵排在第17位，财富为25亿元。
榜单出来后，张茵并没有采取她所谓的行动。不过从与她几个回合的接触当中，她的低调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接下来两年，每次发榜单前我们仍把调研出来的有关张茵的数据传真给对方，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没再严辞拒绝上榜，反而是对我们提供的一些数字作了轻微的修正。
2006年，发榜前，我们给张茵打电话说，今年你的排名可能非常靠前，她笑了笑。我们说希望能在榜单发布前对她做一次专访，她爽快地答应了。
2006年10月11日，张茵登上“胡润百富榜”首富宝座，成为国内外传媒关注的对象。丈夫刘名中精通葡文，他甚至在巴西媒体上看到了葡文版的“女首富”报道。
这一天张茵正好完成公司在欧洲的半年报路演，回到洛杉矶，“一进公司，各种各样带照片的报纸铺天盖地都落到我的桌子上，CNN、BBC都在播，我没想到反应会这么大。”张茵说。
“废纸女王”的前世今生
张茵的创业史始自1985年。那一年她28岁，怀揣3万元跑到香港，靠回收废纸挖得第一桶金。3年后，她在广东东莞建立自己的工厂（东莞中南纸业），主要生产生活用纸，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生意越来越红火，张茵发现香港的废纸质量满足不了内地纸品工厂的需要，于是在1990年前往美国，创建美国中南公司，东莞的中南公司则由丈夫刘名中执掌。张茵在美国收购大量废纸，然后送到她在东莞的工厂加工，生产出质地优良的牛卡纸再来出售。
有必要提及张茵废纸事业中可圈可点的一些做法。一是她无意间建立起来的品牌观——摊子慢慢大起来后，敢于去改变游戏规则。当初她从香港收废纸卖到内地，而香港废纸的水分比较高，一般在20%左右，张茵想着改变废纸的品质，宁缺勿滥，于是决定只收没水分的，有水分就退货，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多年之后张茵回想起这一疯狂举措时还感到一丝后怕：“可能因为年纪小吧，不知道什么是‘死’字。”
二是她超前的“产业转移”意识，见香港采购空间狭窄，于是在1990年挥师美国。美国是全球消费力旺盛的地区，废纸制造能力不言而喻，关键是其中纤维含量较高，可再生利用价值高，这无异于节约了成本。可以说，正是美国废纸行业的这种粗放生态，使得张茵早早地完成了旗下公司的业务对接。
三是张茵在美国时为了保持货源稳定，自始至终与供货商共进退，价格波动时，一起应对，而非相互挤兑。
1996年是张茵创业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全美各行业集装箱出口用量排行榜上，张茵旗下的中南公司名列第四；次年美国一项“妇女企业500强”评选中，张茵作为唯一的一位中国女性名列第95位。
也是在1996年，中国内地的高档包装纸供不应求，高级牛卡纸更是稀缺，张茵顺势而为，在东莞建立玖龙纸业公司，生产高档牛卡纸，她的第一台机器就是20万吨的年产规模，到2008年，产量已近700万吨，居亚洲地区前列。
一份涉及张茵的统计报告值得提一下。美国港口海运研究机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张茵掌舵的美国中南出口的集装箱总量超过了通用电气、奥驰亚以及杜邦公司的出口集装箱总和；当年美国中南向中国出售的废纸总重量相当于17艘航空母舰。
张茵在此过程中却一如既往地低调，平淡地把这一切都归结于“运气好”。这显然是谦逊之辞。
形成对比的是，2006年，张茵成为中国首富后，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不少制造业企业开始陷入内忧外患。然而，一些企业在谈到张茵的成功时，只是大发感慨道：“哪儿能跟她比，她当时运气多好啊！”至于张茵在十多年前就开始的品牌塑造、产业转移与升级、与上下游企业建立利益共同体等做法，他们倒是没兴趣去借鉴，甚至认为过时了。
这是多大的反差啊。
张茵成为“中国首富”最大的推力是，玖龙纸业在资本市场获得了577倍的超额认购，于2006年3月在香港成功上市。香港企业界一些红人，如李兆基、郑裕彤等都来捧场，成为投资者。我们当时推测，张茵定会在这一年的百富榜上名列前茅。
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玖龙纸业上市后股价一路飞涨，10月份“胡润百富榜”发布前夕，玫龙股价是发行价的近3倍！以张茵所持玖龙股价计，彼时个人财富为260亿港元，这还不包括她在美国的一些产业。最后我们榜单上的数字为270亿元。
张茵上榜引发坊间对她的身世和生活的好奇。答案可能令不少人“失望”——她的父亲并非传说中的“高官”，曾是一个连长，在张茵小时候就已转业，然后到广东韶关一矿上当矿长，张家不穷，但也不算富裕；张茵成为首富后，坐骑仍是之前的一辆四十余万元的商务面包车。
2007年，玖龙业绩继续上升，股市持续走牛，9月份股价竟然最高到了2675元，10月初我们公布这一年的“胡润百富榜”，张茵财富为770亿元，排在第2位。她拱手把头把交椅让给了同在广东的年轻女富豪杨惠妍。
有趣的是张茵与丈夫刘名中的角色——张茵主外，刘名中主内，一个经常“打飞的”，穿梭于美国、东莞和香港之间，一个坐镇东莞。有人说这是典型的“妇唱夫随”，他俩并不介意，特别是刘名中从小在西方长大，并没有感到“没面子”，而张茵的回答是“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道德压力
2008年，张茵的烦恼来了。
3月初，“两会”期间，身为政协委员的张茵在提案中讲了三点建议——建议劳动密集型企业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建议降低富人税负，建议对进口选择高效节能环保设备的企业，免征5～7年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此言一出，一片哗然。在媒体的传播效应下，张茵成为众矢之的，“为富不仁”“富人阶层代言人”等帽子都扣到了她的头上。
张茵觉得很委屈，她说她不是为富人代言，而是“为国家利益讲真话”。
《福布斯》杂志网站很快刊登了这一消息，题为“中国首富要求所得税减额”。文章称，在中国，有关“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话题总能引发讨论，中国女首富张茵提出了“减税”这一敏感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讲，“张茵”更像一个代号，向张茵拍过来的“砖头”更是砸向整个富人群体。这一现象映射的是，在中国内地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形下，“仇富”气氛依然浓重。社会学家孙立平曾说，中国“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事件刚刚平息不久，2008年4月中旬，香港又出现情况——香港民间团体发布SACOM（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的《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上，5家企业榜上有名，玖龙纸业赫然在列。报告称，玖龙存在的拒绝与工人建立固定劳动关系、逃避雇主责任等问题值得关注。
舆论再度哗然。张茵大怒，称香港这一民间组织是“无良组织”。广东省总工会其后介入调查，5月初公布的调查结论是：玖龙并非“血汗工厂”，工厂伙食、住宿条件尚佳。这一结论发布后，外界一片嘲讽。
2008年4月底玫龙纸业成功融资3亿美元，据称是“中国民企首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成功发行投资级债券”，5月初，玫龙拉开挺进越南市场序幕，按理，这本来都是令张茵非常高兴的事，没想到“血汗门”事件把她的心情全搅乱了。
《环球企业家》杂志在报道中称：“这意味着张茵用23年时间打造起来的玖龙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境地：一方面是公司正大张旗鼓地向全世界最大的包装纸生产商的目标跃进，但另一方面，由于玖龙面临越来越多的道德压力，这很有可能成为玖龙国际化道路上最重要的障碍。”
张茵最后还是登场了，称“玖龙纸业确实存在管理不完善的地方，有７％的员工福利待遇存在不足，公司正在进行改进；我们永远欢迎善良的批评和监督”。
这一表态令事态慢慢平息下来。纵观整个事件，最大意义其实在于，张茵在多次遭到社会质疑后，心态在慢慢转变，就像她由当年无论如何都不想被写进百富榜到后来欣然接受一样。
美国管理学大师吉姆-柯林斯说，一家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即使是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即使它最初默默无闻，它也可能卓越。张茵的玖龙实业符合这一特征。但柯林斯也同时强调，“不但要卓越企业，更要卓越社会”。
“大国崛起，还是首富崛起？中国曾经有过500强，可传下来的只有宅子。”
2007年10月，我们发布了新一届的百富榜。碧桂园老掌门杨国强之女杨惠妍以1300亿元财富成为中国新首富，房地产富豪财富集体井喷；广东的《新周刊》在报道中发出上述慨叹。
800位富豪登上这一年的百富榜，门槛仍是8亿元，总财富高达34万亿元，相当于上一年中国内地GDP的16%（2006年的百富榜，这一数字为6%），其中有38位全国人大代表，41位全国政协委员。财富超过100亿元的有75位，前13位富豪的身价都在300亿元之上，前50名富豪8年平均身家暴增了18倍，前100位富豪当中有74位拥有上市公司。
从地域分布来看，前100位上榜富豪中，公司总部位于广东的达26位，居各地之首，其次是北京与上海，均为13位，江苏11位。
房地产富豪再度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上榜的房地产富豪，平均财富比上一年膨胀了4倍。个人财富超过100亿元的富豪当中，房地产业就占到了26位。杨惠妍、许荣茂、张力分别以1300亿元、550亿元和420亿元分别成为房地产富豪榜的前三位。
从市值来看，最大的民营房地产公司也是碧桂园（至我们这一年发榜前），市值高达2100亿元，富力地产、世茂集团、雅居乐和SOHO中国，依次排在第2至第5的位置，市值分别为1100亿元、810亿元、650亿元和480亿元。
百富榜发布后，引发了坊间对房地产业持续暴利和“超级富豪批量造”的强烈争议。《中国证券报》一篇题为《危险的首富》的文章写道：“白玉为堂金做马，早已成明日黄花。如今的中国首富，坐拥1300亿资产。临风遥想，估计足以盖起一座白玉阿房宫了。”
《新周刊》写道：“资本市场募集资金—高价拿地—股票上涨—再融资—再拿地，结果是人民币在升值，地价在飞涨，地产股票在创新高，房地产商们在暴富。房地产界超级富豪就是这么诞生的……”
“碧桂园初上市时，市值一度超过万科，但对于大多数广东省以外的中国人来说，碧桂园这一名词甚至比杨惠妍更陌生，说碧桂园是水果名都有人信。至于杨惠妍，虽然其父杨国强确信其拥有着世界级企业家的潜质，如有爱心等，因而放心地将700多亿身价交付于她，但是她只有25岁，或许有爱心足以让她成为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但做一个世界级企业家则远远未够。”《新周刊》如此调侃。
上一届的首富张茵这一届以770亿元财富排名第2，她的财富增长同样惊人——拥有玖龙纸业72%的股份，个人资产一年内增长了285%；许荣茂以550亿元财富排名第3，蝉联上海首富，旗下的世茂房地产自上市至这一年百富榜发布前，15个月里股价涨幅同样高达280%。
“饲料大王”刘永好这一年再度受到追捧。原因不在于他的主业，而是金融投资——他成为这一年金融富豪榜的首富，金融资产为230亿元，而在上一年，他的金融资产仅为30亿元。事实上，连续几年，刘永好掌舵的新希望集团60%以上的净利润来自于对民生银行的投资收益，依靠这笔资金，新希望集团在农业、房地产等领域重拳出击。
金融富豪榜上有位排名不靠前但很特别的富豪——雅戈尔掌门人李如成，他的主业是服装，但让其声名远扬的也是金融投资——雅戈尔拥有中信证券、宁波银行、中国人寿等一大群上市公司的股份，使得雅戈尔在这一年的前三季度赚的利润占到了整个公司总利润额的98%还要多。
大佬李如成的故事使得“上市公司炒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上市公司的年度财报公布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学者郑朝晖（即“财务侦探”申草）制作出一份“2007最会炒股的上市公司”名单，雅戈尔赫然在列。
IT富豪们同样借道资本市场再度崭露头角。百度股价突破300美元，成为纳斯达克市场上第一家总市值超过百亿美元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掌门人李彦宏的身家水涨船高，以180亿元财富成为这一年的IT首富，在百富榜上排在第29位；史玉柱和马化腾分别以135亿元和120亿元的IT资产紧随其后。这三位IT富豪分别代表了中国互联网最有前景的三大盈利模式：搜索、网络游戏和电信增值。
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三人在百富榜上的排名却是史玉柱高高在上（第15位，280亿元），原因与刘永好类似，史玉柱投资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赚了个乐翻天，为其个人资产贡献130亿元。史玉柱的特别之处正在于他的“两栖”——在IT界是位金融大佬，在金融界是位IT巨人。
借道资本市场铸造财富神话的模式在这一年引发的争议从未间断过。《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资产泡沫下降日富豪真相显形时》的评论称：“应该反思的是畸形的财富形成机制。原本资本市场与银行一样是企业的融资手段，在成本权衡之下进行取舍，而现在则成为某些人资产重估幌子下重要的生财之道。人们担忧的是，大股东的财富增值是否会成为账面游戏，它刺激了资本市场的畸形发展，却使实体经济失去了依托。”
贫富差距加大成为另一隐忧。有评论者写道：“‘Money讲普通话。’西方投资界的这句话，盘点出热钱涌向中国的当下景况。中国人的财富在2007年进入爆炸期，但这种财富爆炸并未波及每一个中国人，即便是这轮财富受益者，也都怀有某种酸酸的相对剥夺感。不管哪个版本的新首富登场，骂声总是盖过赞扬，所以首富们也有剥夺感。如果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相对剥夺感，那这个社会就是危险的。这种危险远远超过一穷二白时。”
监管部门并不是没有采取行动。就在我们发布2007年百富榜的10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开始对房地产行业展开新一轮力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调控，11月14日《中国国土资源报》甚至发表题为《警钟，对囤地者敲响》的“警示性报道”。另一方面，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以及国际油价不断创出新高，资本市场掉头向下，曾翻云覆雨的资本大佬们个人资产大幅缩水（如首富杨惠妍财富半年后缩掉六成 ），逐一走下“神坛”，开始“过冬”。
从坐上“幸运直通车”到穿上“棉袄”，百富榜上的富豪们经历了最具喜剧性的一年。怎么看待这一现象？事实上，这一年我们的百富榜发布时，经济学家巴曙松在现场其实已给出了答案：“财富的资本化、金融化是中国的财富观形成和完成的必经阶段，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是熟悉投资工具并学会财富管理。”
于是不少人转而开始称赞起百富榜富豪杜厦和张大中来——他们在这一年不约而同地将自己旗下的产业全部售出，分别套现40亿元和38亿元，正可谓落袋为安、一了百了……
杨国强的尴尬与精明
2007年，全世界似乎都在寻找一位26岁名叫杨惠妍的女士。4月，家族企业碧桂园在港上市，10月登上“胡润百富榜”首位，使得“杨惠妍”成为一个高频词汇。
这一切的缔造者是顺德地产大佬杨国强——杨惠妍之父。他把所持碧桂园股份悉数转让给了女儿，自己挥挥手，不留下一片云彩。但他近乎刻意的低调——据说他曾郑重地告诫他的团队和下属，如果有人把他及女儿的个人信息和照片公布出去，“后果自负”——结果反而刺激了传媒和大众的偷窥欲，杨惠妍婚礼的视频截图登上各大报刊，成为杨氏父女2007年最尴尬也最窝火的事件之一。
公安局的传真
杨国强第一次进入“胡润百富榜”是2002年。在榜单发布前，我们将调研来的关于杨国强的信息发给对方确认，他的律师很快回复了我们，一边小心谨慎地核实我们的身份，一边介绍了碧桂园几大股东的持股情形。在这一年的百富榜上，杨国强以10亿元的个人财富排在第58名。
第二年我们便遇到一些麻烦。跟往常一样，在榜单发布前我们发信息给对方，结果收到一份传真，落款是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加盖了公章。传真写道：“兹证明杨国强与杨贰珠、杨志成、杨永潮、杨文杰非兄弟关系、非父子关系。”
杨国强的律师也很快找上门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主要意思是杨国强的财富没有我们调研的那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