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印刷术已经为人所知的话，科学或许能使自己防止这场衰落。但同一部书的手抄本为数极少：为了取得构成一门科学整体的全部著作，就必须费尽心力、往往还要旅行和花费，这些都是只有富有的人才能做得到。统治者在这方面则很容易销毁那些刺痛了他们的偏见或揭穿了他们的骗局的各种书籍。野蛮人的一场入侵，一天之内就可以一举而永远剥夺整个一个国土上的种种教育手段。毁掉一份手稿孤本，对于整个国家往往就是一项无可弥补的损失。当时人们仅仅抄录那些由于其著者的大名而为人推崇的著作。所有那些只能是由于相互的结合而获得其重要性的研究、可以用来维持科学在同一个水平上并准备好了它们的进步的那些孤立的观察和细节的改进、所有各时代所积累的有待天才来运用的那些资料，——它们始终都注定了会永远湮没无闻的。学者们的协作和他们的力量的结合是那么有益，在某些时期甚至是那么必要，这时都还不存在：每一个个人都必须是能够开始并且完成一项发现；于是他就不得不独自一人去和自然界之对抗我们努力的全部阻力进行作战。促进科学研究的著作、解说其中疑难的著作、以更简便的各种形式表述真理的著作、那些观察的细节和那些常常可以阐明结论错误的发展以及读者所掌握的作者自己还根本没有觉察到的东西；——这些著作都不可能找到抄写者或读者。
因此，科学已经达到了一种境地，使它难以进步，甚至难以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就不可能再维持它自己井抵抗把它迅速引向衰落的那种倾向了。于是，我们就不必惊异，在发明了印刷术以后，基督教就全然无力阻碍科学再度焕发出光辉来，尽管它当时有力量足以耗尽科学的余烬。
即使我们从中除掉只在雅典繁荣过并随着雅典而灭亡的那种戏剧艺术，还除掉那种只是呼吸在自由空气之中的雄辩术；希腊人的语言和文字仍然长期保留着它们的光辉。卢奇安和普鲁塔克是决不会使亚历山大的世纪失色的。罗马确实是在诗歌、在雄辩、在历史学、在以庄严、以优美、以娴雅对待哲学与科学的枯燥题材的那种艺术上，把自己提高到了希腊的水平。甚至于希腊也从未有过一个诗人是像维吉尔一样地给人以那么一种完美的观念；希腊也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能和塔西伦相媲美。但是这一光辉灿烂的时刻，却继之以一场一泻千里的衰落。从卢奇安的时代以来，罗马就只剩有几乎是野蛮的作家了。克雷索斯托姆仍然讲的是德摩第尼斯的语言。但是我们在奥古斯丁、甚至于在哲罗姆那里，却再也看不到西塞罗或李维的语言了，哲罗姆是不能以受非洲野蛮人的影响作为遁词的。
这是因为研究文学和爱好艺术，在罗马从来都没有成为真正人民大众的趣味；这是因为这种语言过眼烟云式的完美亦不属于民族的天才，而只属于希腊语所造就的某些人；这是因为罗马的领土对于文学永远都是一片陌生的土壤，在那里辛勤的耕耘固然可以归化它们，但是在那里它们一旦被委之于它们自己，就会退化的。
在罗马和希腊，具有讲坛上和法庭上的本领的那种重要性，长期以来扩大了修辞家阶级。他们的工作有助于那种艺术的进步，他们发展了它的原则及其精致性。然而他们还教导了另一种被现代人所非常忽视的艺术，而它今天却应该从口说的作品输入到印刷的作品里来。那就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轻松地就准备好讲演辞的艺术，其中各个部分的安排、驾驭它的方法和善于发挥各种修辞，至少也要使人可以接受；那是几乎临场就能够发言的艺术，而能不使他的听众由于他的思想杂乱无章、由于他的文风混淆而感到疲倦，并且能不以浮夸的文词、不以无聊的粗鄙、不以怪诞的前后不一而使他们反感。凡在一种职位、一种公共义务、一种个人的利益，可能要求人们讲话和写作而又没有时间来思索自己的讲话或写作的一切国度里，这种艺术将会是何等之有用啊！它那历史之格外值得我们关心，乃是由于现代人往往十分需要它，却似乎只认识到了它那可笑的一面。
自从我们这里谈到了它那史表的这个时代以来，书籍是大大地增多了；时间的遥远已经给希腊早期作家们的作品蒙上了相当多的阴影，使得对那些书籍和见解的研究——即被人称之为学术的——构成为精神劳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则挤满了语法学家们和考据学家们。
在他们所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当中，我们看到有一种倾向，是要根据一部书的古老性、根据发现它和理解它的困难程度来衡量其可称赞和可信赖的程度；这种心态并不是要根据这些见解本身。而是要凭其作者的名气来判断这些见解，是要信赖权威、而不是要信赖理性；最后还有那种如此之虚伪而又如此之阴暗的有关人类堕落的观念以及古代的优越性的观念。人们所赋予已成为他们的专业目标那种东西的重要性、曾使他们付出了努力的那种东西的重要性，就一举而阐明了并且宽恕了各个国度和各个时期的研究者们都多少会分享的那些错误。
我们可以谴责希腊和罗马的研究者们，乃至于他们的学者们和哲学家们都那么缺乏把事实及其证明置于理性的严格考察之下的那种怀疑精神。当从他们的著作中看到事件和风尚的历史时、看到生产和自然现象的历史时、看到工艺的产品和制作的历史时，我们就会惊讶地看到他们是在泰然自若他讲述着最明显的荒谬、最令人反感的奇谈怪论。在句子一开头放上了一个“人们说”、“人们报导说”，他们就仿佛足以把自己置于一种幼稚可笑的可信赖性的荫蔽之下了。我们应该把那种冷漠态度特别归咎于人们不幸尚未能懂得印刷术，正是那种冷漠的态度败坏了他们的历史学研究并阻碍了他们在自然知识方面的进步。对每一桩事实都确实收集到所有可以证实它的或推翻它的权威根据，比较各种不同的证词并阐明产生了它们问的分歧的那些争论的那种能力——所有这些确定真理的方法，惟有在有可能拥有大量的书籍、无限地重印这些抄本而不是怕它们流传太广的时候，才能够存在。
旅行家们的叙述和描写，往往只有一份手抄本并且从来都没有受到过公众的审查，它们又怎么可能获得其首要的基础就在于没有互相矛盾的说法的那种权威性，或者是有可能具有那种权威性呢？因此，人们就一视同仁地报导一切，因为很难多少确切地选择出来什么是值得加以报导的东西。而且我们也无权对人们以同样的信心、根据同等的权威性来同样地既叙述最为自然的事实又叙述最为奇迹的事实而感到惊异。这种错误在我们的学校里仍然作为一种哲学原理在被教导着，而同时又有一种被夸大的不信任感在相反的意义上引导着我们不加检点地就摒弃一切在我们看来是超乎自然之外的东西。惟有科学才能够教导我们怎样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去发现理性规定我们应该止步的那一点，不过那种科学在我们今天还只不过刚刚开始出现。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译
第六个时代
知识的衰落——下迄十字军时期知识的复兴
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代，我们将会看到人类的精神迅速地从它所曾达到的高度降落下来，以及接踵而来的愚昧，在这里是凶暴，在那里又是精心制造的残酷，总之，到处都是腐化和背信弃义。难得有一些才智的光芒、难得有灵魂和善意的伟大心性，是能够穿透那个深沉的黑夜的。神学的梦境、迷信的骗局，成为了人类惟一的天才，宗教的不容忍成为了他们惟一的道德；而欧洲则在教士暴政和军事专制主义的交相煎迫之下、在血和泪之中，期待着新的知识将会允许她在自由、在人道和德行之中复活的那个时刻的到来。
这里，我们不得不把史表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将包括西方，那里的衰落更为急剧并且更为彻底，然而在那里，理性的光芒却会重行出现而永不熄灭；第二部分是东方，那种衰落对她来得更为缓慢，长期以来也更不全面，但她至今还看不到理性可以照亮她并打碎她的枷锁的那个时刻。
基督教的虔诚，几乎没有打倒使西方沦为野蛮人的战利品的那场胜利的神坛。野蛮人接受了新宗教，但是根本没有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只有教土们才把它保存了下来；并且正是由于他们的愚昧、他们对人类文献的鄙视，我们便看到我们可能期待于研究拉丁书籍的一切东西都消失了，因为除了他们便再没有人能阅读这些书籍。
我们十分清楚征服者的愚昧无知和野蛮的风尚；然而正是在这种愚蠢的凶暴性之中才着手摧毁了家内奴隶制，这个奴隶制曾使得希腊的智慧和自由的美好岁月蒙受了羞耻。
土地农奴在耕种征服者的土地。这个被压迫的阶级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家内奴仆，奴仆的依附性满足了他们的骄做和放肆。因而，他们在战争之中追求的就不是奴隶了，而是土地和隶农。
况且，他们在被他们侵入的国土上所发现的奴隶们，大部分或者是战胜者民族的某个部落的人沦为俘虏，或者是这些俘虏的子孙。在征服之际，这些奴隶们大多数都逃亡了或者是参加了征服者的队伍。
最后，构成为基督教道德一个部分的普遍博爱原则，是谴责奴隶制的；而教士们并没有任何政治的利益要反对使自己的事业得以尊荣的那些格言之中的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以言论来促进这场由历史事件和风尚所必然引起的奴隶制的破坏。
［这一变化是人类命运中一场革命的胚胎；它将使人类认识到真正的自由。然而这一变化，起初对个人命运只产生了几乎难以觉察的影响。假如我们把古人的奴役比作我们今天对黑人的奴役，那么我们就对古人的奴役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斯巴达人。罗马的显贵、东方的高官显宦事实上都是野蛮的主子。在矿山劳动中，贪婪把他们的残酷性发挥得淋漓尽至；然而在各个家庭中，他们的利益几乎到处都缓解了奴隶制。但对土地农奴施加暴力而不受惩处，却是越演越烈，因为法律本身已经规定了它的价格。依附性几乎是照旧不变，却没有那么多的照顾和帮助作为补偿了。屈辱虽然少了一些，但是骄横却更加肆无忌惮。奴隶是一个人受到偶然性的惩罚而沦入一种状态，而战争的命运有朝一日可能也把他的主人投入那种状态。农奴则是一个下等的和不光彩的阶级中的一个个人。]
［因此，我们主要地应该是从其遥远的后果来考虑家庭奴隶制的这场灭亡。]
所有的野蛮国家差不多都有着同样的体制：有一个被称为“国王”的共同领袖，他有一个议事会，他宣布判断并做出决定，而若加以拖延就会有危险；他有一个由一批特殊的领袖组成的会议，一切有点重要性的决策都要向他们咨询；最后，他还有一个人民大会，在那里讨论有关全体人民的问题。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这三种权力的权威各有多少，——那不是由它们职能的性质来区分的，而是由问题的性质、而尤其是由公民群众所赋之于其上的利益来区分的。
在那些农业民族中间，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在异族的领土上形成了最初定居的民族中间，这些体制要比在游牧民族中间，采取了一种更经常、更巩固的形式。何况，那里的国家是分散的，数量相当多的露营地并没有结合在一起。于是，在国王的背后就没有一支经常是聚集在一起的军队；而专制主义也就几乎无法立刻随着征服而夹，像是在亚洲的那些革命中那样。
战胜的国家是根本不会被奴役的。同时，这些征服者保存下来了城市，而自己并不在那里面定居。既然并不存在什么永久性的武装力量，因而就不受一支常备的武装力量的压制，这些城市也就获得了一种力量；而这就成为了被征服民族的自由的一个支点。
意大利经常遭受野蛮人的入侵；但是野蛮人没有能在那里形成持久的根据地，因为意大利的财富不断在刺激着新的征服者的贪欲，并且希腊语民族长期都怀着要把它收复到他们的帝国里来的愿望。意大利从来也不曾整个地或以任何持久的方式被任何民族所奴役过。拉丁语是人民惟一的用语，它在意大利腐化得也更迟慢；愚昧也并不那样完整，迷信也并不那样愚蠢，像是在西方其余的地方那样。
罗马承认了主人，只是为了要改换主人，所以就保存有一种独立性。它还是宗教领袖的居住地。因而，当东方俯首听命于一个惟一的君主时，教士团体时而是操纵皇帝，时而是阴谋反对皇帝，但仍维护专制主义，哪怕是在与专制君主进行斗争，也宁愿利用一个绝对主人的全部权力而不愿向他们争夺一部分权力；相反地，我们看到在西方，教土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领袖之下，提高了与国王的权力相竞争的权力，并在这些分裂的国家中形成了一种惟一无二的和独立的君主国。
［我们将要表明，这个统治者的罗马城试图以一种新暴君制的枷锁加之于全世界；它的教皇们以粗制滥造的法律汇编来掠获愚昧无知的信任；他们把宗教掺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交往之中，以便自己可以任情地享受自己的贪欲和虚骄；他们以一种可怕的诅咒来惩处人民的信心对他们律法的最微小的反对、对他们无聊的装腔作势的最微小的抗拒；他们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拥有一支僧侣大军，时刻准备着以他们的欺骗来提高那些迷信的恐怖行径，为的是更加有力地增高人们的狂热性；他们剥夺了支持着各个国家自己的宗教热望的那些宗教崇拜和仪式，以便激发他们去打内战；他们搅乱了一切以便统治一切；他们以上帝的名义裁决叛变和作伪、谋杀和弑亲；他们一步一步把国王和战士造成了他们报复的工具和牺牲品；他们支配武力，但从不掌握武力；他们对敌人是凶恶的，但却在自己的保卫者面前发抖；他们是全能的，直到欧洲的边缘，甚至于可以在自己神坛的脚下胡作非为，不受惩罚；他们在天上早已找到了可以推动全世界的杠杆的支点，但在地上却找不到一个调节器可以随意地指导和保持自己的行动；最后，他们树立了一尊巨像，但却是站在泥足上，它在压迫了欧洲之后，还会长时期以它那残骸的重量使得欧洲精疲力竭。]
征服使得西方屈服于一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人民在其中呻吟于国王、战士领袖和教士们的三重暴政之下；然而那种无政府状态在它的体内却带来了自由的胚胎。
我们从欧洲的这一部分中，可以理解罗马人所从不曾渗入过的那些国度。那些民族也被卷进了这场普遍的运动，也交替地在征服和被征服，也有着和帝国征服者们同样的起源和同样的风尚，于是他们双方就混合成为一个共同的整体。他们的政治状态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并走着一条类似的行程。
我们将追溯这种封建无政府状态——这是一个用以描述它的特点的名称——的历次革命的史表。
立法这时是不一贯的而且野蛮的。假如我们在其中往往也发现有一些温和的法律的话，那种表面上的人道性也无非是一种很危险的不受惩罚的特权而已。然而我们在那里面也发现有一些可贵的制度；确实，它们只不过是献给统治阶级的权利的，因此它们就更加侵犯了人权；但是它们至少保留了我们某些微弱的权利观念，并且有朝一日会成为使人重新认识人权并重新建立人权的向导的。
［这类立法表现出两种独特的做法，它们都是国家的幼稚状态和粗野世纪的愚昧状态的特征。]
［一个罪人可以用法律所规定的一笔钱为自己赎刑，而法律则是根据人们的身份或出生来评估人们的生命的。罪行并不被看成是对公民的安全或权利的侵犯，是害怕受刑就可加以防止的；倒不如说罪行被看成是对于某个个人的冒犯，此人本身或他的家庭是有复仇权的，但法律已为此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补偿。人们对于可以用来确定事实真相的证据，很少有什么观念；以致于人们发现更为简单的倒是，每一次需要区别犯罪与无辜的时候，就向上天去要求奇迹；而一桩迷信证据的成功或一次决斗的命运，就被看作是发现真理和认识真理的最可靠的办法。]
［在那些混淆了独立和自由的人们中间，哪怕是只统治着一小块领土的人们之间的争端，也会蜕化成为私人战争；而这类从区到区、从乡到乡都在进行着的战争，习惯性地会把各个地方的全部领土都付与各式各样的恐怖，——而在大规模的侵略中那至少还只是暂时性的，并且在一般的战争中也只是蹂躏边境而已。]
［每一次当暴政极力要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那一小部分人的意志之下时，它在自己的手法中都要利用受害者的偏见和愚昧；它力求以少数人力量的集结与活跃来弥补看来是不可能不属于大多数人的真正力量的优势。但是他们希望的最终目标——那是他们很少能够达到的——乃是要在主人和奴隶之间确立一种实实在在的区别，那在某种意义上乃是要把自然本身也转化为政治不平等的同谋犯。]
［这就是遥远的时代东方祭司们的技术，我们看到他们同时是国王、大祭司、法官、天文学家、土地测量家、艺术家和医生集于一身。但是他们对知识能力的垄断性的占有，都是从我们软弱的祖先们的那些粗鄙的暴君由于他们的制度和他们的好战习惯而获得的。他们穿着刺不透的甲胄，一味骑在也像他们自己一样地无懈可击的马上作战；除非是经过长期而艰苦的训练，是不可能获得必要的力量和敏捷来装备和驾驭他们的马匹并维持和使用他们的武器的；所以他们就可以不受惩罚而压迫别人、不冒危险而屠杀人民，人民却没有钱财足以取得这些昂贵的盔甲，而他们的青年被有用的劳动耗尽了精力，也无法献身于军事训练。]
［于是，少数人的暴政就由于使用这种作战方式而获得了力量上的真正优势，这就足以防止一切抵抗的念头并且长期以来甚至于使得挺而走险全都归于无效；于是自然的平等，就在人为的物理力量的不平等的面前销声匿迹了。]
惟有教士们才能够教诲道德，其中包括有任何教派都不会不承认的普遍原则；但是它也创造了一大堆纯属宗教的义务和纯属想象的罪恶。这些义务要比自然的义务来得更加强有力；而与此无关的、合法的、往往甚至是有德的行为，却比真正的罪行要受到更为严厉的谴责和处罚。然而，片刻的悔罪，被一个教士的赦免所认可之后，就向恶人打开了天堂；而向贪婪心献媚的捐献和向教会的虚骄谄媚的某些行为，就足以解脱充满了罪恶的一生。人们甚至走到了给免罪制定了一套价目表的地步。在这些罪行中就精心地包括有从最无辜的爱情软弱性和一些单纯的愿望，直到精致的享受和最堕落的骄奢淫逸。他们懂得几乎没有人能逃过这种检查；而这就构成教会最有出息的一宗生意。他们想象甚至在地狱里也有一定的期限，教士们是有权加以缩短的，甚至于还可以减免；于是他们就推销这种恩惠，首先是向活人，后来就向死者的亲友。他们出售天上的一块土地，以换取地上同等的一块土地；而且他们还谦虚得并不要求换回来。
这些不幸期间的风尚，确实是配得上如此之深刻腐化了的一种制度的。
这个制度的进步就是：僧侣们时而发明出古代的奇迹，时而炮制出新的奇迹，他们以神话和灵验来培育人民的愚昧元知，他们欺骗人民为的是败坏人民；教会的博士们用尽了他们所有的想象力来丰富他们对某些新的荒诞不经说法的信仰，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丰富了他们从前人那里所接受过来的种种荒诞不经；教士们强迫诸候们把那些敢于怀疑他们任何一项教条或揭穿他们的欺骗或愤恨他们的罪行的人以及那些片刻抛弃了盲目服从的人统统烧死；最后甚至还有那些神学家本身，——当他们竞允许自己梦想到与教会的最有威信的领袖们不同的时候。……在那个时代，这就是欧洲西部的风尚所能向人类史表贡献的惟一特征。
在统一于一个惟一的专制君主之下的东方，我们看到衰落是更为缓慢地随着帝国的式微而来到的；每一个世纪的愚昧和腐化都在某种程度上胜过前一个世纪的愚昧和腐化；同时财富减少了，边境在朝着都城收缩，革命更加频繁了，而暴政也就更加卑怯而且更加残酷。
在追溯这种帝国的历史，在阅读每个时代所写的书籍时，这种符合一致都会跃入最缺乏训练和最粗心大意的眼帘之中。
在东方，人们首先是投身于神学的争论；它们在历史上占有更大的一个部分，并首先是影响到政治事件；这里的梦呓显示出一种为羡嫉的西方尚未能达到的精致程度。这里的宗教不宽容是同样压迫性的，但不那么凶暴。
然而福蒂乌斯的著作却说明，对理性研究的兴趣井没有完全熄灭。有些皇帝、诸侯、乃至公主，其荣誉绝不仅限于以神学争论夺人耳目，而是降尊纡贵地去培植文艺。
罗马的立法只是慢慢地在改变，那是由于贪婪和暴政在强迫皇帝或者是迷信抓住了他们的弱点而掺入了坏法律的结果。希腊语丧失了它那纯洁性和它的特色；然而它仍然保存着它的丰满、它的形式和它的语法；君士但丁堡的居民也还能阅读荷马和索福克里斯、修昔底德和柏拉图。安第米乌斯阐明了阿基米德反光镜的构造，普罗克鲁斯就用它来成功地防卫了都城。当帝国灭亡时，君士但丁堡还保留有一些人，他们逃亡到意大利，他们的学问是有助于意大利的知识的进步的。所以在这同一个时代，东方还没有达到野蛮的最终一步；但是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表现出复兴的希望。东方成了野蛮人的俘虏；那些微弱的余烬消失了；希腊古代的天才仍然有待于一个解放者。
在亚洲的另一端。在非洲的边缘却有一个民族，他们由于自己的位置和他们的勇气，得以逃脱了波斯人的、亚历山大的和罗马人的征服。这些为数众多的部落，有些是靠农业为生的，另有些则保留着游牧生活；他们都从事商业，有的还从事抢劫。由同一个来源、由同一种语言并由某些宗教习惯结合在一起，他们便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然而其间并没有任何政治联系把各个不同的部分联合起来。突然之间，他们里面崛起了一个富有炽热的激情和深远的谋略的人，他天生具有诗人的才能和战士的才能。他设计出一个大胆的规划，要把阿拉伯各部落结合成一个单独的整体，并且他有勇气执行这个规划。为了给一个至今从未曾驯服过的民族推出一个领袖，他就由在古代宗教崇拜的残余之上建立起一种更纯洁的宗教而开始。立法家、先知、祭司长、法官、统帅，——所有这些征服人的方法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懂得巧妙地而又威严地运用它们。
他讲过一大堆据他说是从天上得来的神话；可是他打了胜仗。他的光阴都分配给了祈祷和爱的欢乐。在享有二十年的无限权力之后——这是史无前例的——他宣布，如果他曾犯下过什么不公正，他准备进行赔偿。所有的人都沉默，惟独有一个妇女敢于要求一小笔钱。他死去了，而他所传染给他的人民的那种激情，却是要改变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面貌的。
阿拉伯人的风尚具有一种崇高和温和；他们爱好并且培养诗歌；并且当他们统治了亚洲最美好的地区之后，当时间已经平息了宗教狂热的激荡之后，对文艺和科学的爱好就掺入到他们对传播信仰的热诚里面来并缓解了他们征服的热望。
他们研究亚里士多德，翻译了他的著作。他们培育了天文学、光学、医学的各个部门，并以某些新的真理丰富了这些科学。我们都是由于他们才普及了代数学的应用，而在希腊人那是只限于某一类的问题的。如果说对点金术和长生液的那种虚幻无稽的研究玷污了他们化学方面的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却是直迄当时为止一直是和药物学或与工艺制作的研究混淆在一起的化学那门科学的复兴者、或者不如说是它的创立者。正是在他们那里，化学才第一次呈现为把物体分析成使人可以认识的元素，呈现为它们的结合的、以及这些结合所遵从的规律的理论。
在阿拉伯人那里科学是自由的，而阿拉伯人正是有负于这种自由才能够复活希腊天才们的某些火花；然而他们却屈服于一种被宗教所神圣化了的专制主义之下。因此，这种光明并没有闪灼多久，就让位给了最浓厚的黑暗；并且阿拉伯人的工作是会被人类丧失的，假如他们不曾有助于准备好那场更为持久的复兴的话，而那是西方将要贡献给我们的这份史表的。
［因而我们就第二次看到，天才被委之于已经启蒙了的民族；并且还是在暴政和迷信的面前，它又被迫销声匿迹了。天才诞生于希腊，依傍着自由，但它既不能阻止它的衰亡，也不能保卫理性反对已经被奴隶制所败坏了的那些民族的偏见。天才诞生于阿拉伯人中间，是在专制主义的怀抱里、并且几乎是在一种狂热的宗教摇篮里；但正如那个民族大度慷慨的性格一样，它只不过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即自然界要严惩受奴役的而又迷信的民族的卑贱和愚昧——之一幕过眼烟云的例外而已。]
［因而，这第二次的前例不应使我们畏惧将来；而仅只是告诫我们当代人绝不可忽视保全并扩大我们的知识，假如我们想要变得自由或保持自由的话；并且绝不可忽视维护自己的自由，假如我们不想丧失知识为我们所取得的好处的话。]
我要对阿拉伯人的业绩的历史，补充一下那个国家迅速兴起和倏忽衰落的历史。他们在君临了从大西洋边界到印度河畔之后，就被野蛮人驱逐出了大部分他们所征服的地区；而所保留下来其余部分则只是呈现为一个堕落的民族到了奴役。腐化和悲惨的极端地步的一付丑恶的形象。他们仍然占领着他们古代的祖国，在这里保存着她的风尚、她的精神。她的特性，并且力图重新获得并保卫她那古代的独立。
我要指出穆罕默德的宗教——它那教条是最简单的，它那实践是最少荒谬的，它那原则是最宽容的——是怎样地仿佛把他的帝国所囊括的全部广阔的大地都罚入了一种永恒的奴隶制、一种不可救药的愚蠢之中；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最荒谬的迷信之下。在最野蛮的不宽容中间，却闪耀着有科学和自由的天才。中国向我们提供了一付同样的现象，尽管那种愚民政策的毒害的效果在那里，其致命的程度要小一些。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译
第七个时代
科学在西方的复兴——从科学最初的进步下迄印刷术的发明
有许多原因都有助于逐步地使人类精神恢复那种能量，它似乎曾被如此之可耻而又如此之沉重的枷锁永远压制下去了。
教士们的不宽容、他们之极力攫取政治权力、他们那丑恶的贪婪、他们风气的败坏（由于其伪善的面貌而格外令人反感），就会激起纯洁的灵魂、健全的精神和勇敢的性格起来反抗他们。对他们的教条、他们的准则、他们的行为与同样的那些福音书——福音书是他们的学说与他们的道德的最初基础，而且是他们不可能向人民全然蒙蔽起来的知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得人们感到震惊。
因而对教士们就掀起了各种强烈的反抗呼声。在法国南部，有些省分整个地联合了起来，要求采用一种更简单的学说、一种更纯洁的基督教，人在其中仅只服从神明，并按照自身的光明来判断什么东西才配得上圣书的神明启示。
狂热的大军在雄心勃勃的领袖们的领导之下，横扫了这些省分。接着教廷使节和教士们便指挥他们的屠夫杀戮那些从兵士手下漏网的人。他们建立了僧侣的法庭，下令把凡是被怀疑还在倾听自己理性的人都送上了火刑架。
然而，教士们却无法阻止自由精神和探索精神悄悄地进步。在这些精神敢于表现自己的国度里遭到镇压的时候，在不宽容的伪善不止一次地点燃了流血的战争的情况下，这些精神却秘密地在另外的国土上繁衍着和传播着。我们在所有的时代里都会发现它们，直到它们借助于印刷术的发明而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欧洲的一部分从罗马教廷的羁轭之下解放出来的那个时辰。
［甚至于还曾存在有这样一个阶级，他们超出一切迷信之上，使自己满足于秘密地鄙视一切迷信，或者至多只是让自己对它们顺便流露出某些讥讽之情，却又小心翼翼地给它们蒙上一层可尊敬的面纱而使之显得格外刺眼。这种轻松愉快的格调，就为他们的放肆博得了恩准，它们小心谨慎地散布在为了娱乐大人物和文入学士们而写的作品之中的，但被人民所忽视，所以并未引起迫害者们的仇视。]
［腓德烈第二被人怀疑是一个我们十八世纪的教士们一直称之为的Philosophe
（哲学家）。教皇在所有国家的面前指控他把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的宗教都当作是政治神话。人们认为《三个骗子》这部想象的故事是他的宰相比尔·维尼的作品。但是仅仅这个书名就宣告了有一种意见存在，——而那是考察这三种信仰的十分自然的结果。它们都由同一个根源所诞生，所以就只能是最古老的各民族对世界的普遍灵魂所进行的一种更为纯洁的宗教崇拜之腐化的结果。]
［我们（法国）寓言故事（fabliaux）的结集、薄伽丘的《十日谈》，其特点都是充满着那种思想自由的意向、那种鄙视偏见的意向和那种恶意而又秘密地要使之成为被嘲弄的题材的意向。]
［因此，这个时代在那些对滥用最粗鄙的迷信的热诚改革者的身旁，就还出现了我们那些宁静的对一切迷信的鄙视者；而我们差不多可以把这些拥护理性的权利的朦胧要求和抗议的历史，联系到亚历山大学派晚期的哲学家们的历史。]
［在一个哲学上的改宗乃是十分危险的时代里，我们将考察究竟有没有形成过某些秘密会社，其目的在于延续、在于暗暗地而又没有危险地在某些信徒中间传播少数简单的真理，作为反对统治者的偏见的一付可靠防腐剂。〕
［我们将探讨，在这些秘密会社之中究竟应否列入那个有名的教派——教皇们和国王们曾经那么卑鄙地共同策划着反对它，并且那么野蛮地摧残了它。]
教士们不能不读书，或者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为了用某些借口来掩饰自己对世俗权力的篡夺并使自己编造虚构事物的本领更为完善。而另一方面，国王们为了更加方便地支持那种以根据权威与先例为借口的战争，就借重于目的在于造就法学家的那些学校，国王们需要用法学家来反对教士。
在教士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在每个国家的教士团体与整个教会的领袖之间的争执中，那些具有更正直的精神、更诚恳和更高尚的性格的人，就在为着俗人的事业而反对教士的事业、为着民族的教土团体的事业而反对外国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们抨击那些滥用权力和篡夺权力，他们力图揭穿它们的根源。这种坚韧性在我们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奴隶式的怯懦而已；我们看到浪费那么多的精力去证明简单的良知就会懂得的东西，会感到可笑；然而这些真理在当时却是崭新的，往往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命运：这些人以一种独立的灵魂在追求着它们，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在保卫它们；并且正是由于他们，人类的理性才开始想起了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
在国王和领主之间所发生的争端之中，国王们是用赋予特权或者是恢复某些人以人的天然权利来确保自己能得到大城市的支持的；他们谋求以身份解放的办法来增多享受公共体的权利的人数，正是这些恢复了自由的人们才感到，通过研究法律。通过研究历史而获得一种机智利权威意见来帮助他们抗衡封建暴政的军事力量是何等之重要。
皇帝与教皇的竞争妨碍了意大利统一于一个主人之下，这里保存着有为数众多的独立社会。在小国家里，人们就需要在武力之上再加上说服力，运用谈判就像是使用军队一样地司空见惯；而且既然那种政治战争是以见解的战争为原则的，既然意大利从来都未曾全然丧失过研究的兴趣，所以她对欧洲就成为了启蒙的一个发源地，尽管还很微弱，但她却允诺了要迅速地增长。
最后，宗教的激情引导着西方人去征服据说是被基督之死及其奇迹所神圣化了的地方。在这场狂乱使得领主们衰弱和贫困化而有利于自由的同时，它也扩大了欧洲各民族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阿拉伯人与西班牙的基督教徒的混合已经形成的联系，又被与比萨、与热内亚、与威尼斯的贸易而得以巩固。人们学习阿拉伯语，人们阅读他们的著作，人们学会了他们一部分的发明；而且如果说人们根本没有超出阿拉伯人所留下来的科学的水平之上的话，人们至少是有雄心壮志和要和他们媲美。
［这种为了迷信而发动的战争，转而有助于摧毁迷信。有许多种宗教并存的景象，终于在有良知的人们的身上激起了他们对于反抗邪恶或人类的情欲是同样地无能为力的各种信仰，变得同样地漠不关心；激起了他们对那些宗派信徒对于互相矛盾的见解之同样真诚的、同样固执己见的迷恋，同样地加以鄙视。]
在意大利形成了一些共和国，其中有一些是模仿希腊共和国的形式，而另一些则力图调和臣服民族的奴役状态和主人民族的民主的自由和平等。在北方，德国的某些城市获得了几乎完全的独立，并以他们自己的法律进行治理。在瑞士的某些部分，人民已经打碎了封建制的枷锁以及皇权的枷锁。在几乎所有的大国里，我们都看到诞生了不完备的宪法，其中税收权和制订新法律之权有时候是在国王、贵族、教士和人民之间划分，有时候则是在国王、公侯与公社之间划分；那里的人民没有脱离屈辱状态，但至少有了一个免遭压迫的蔽护所；在那里，真正构成国家的人号称有权保卫自己的利益，并有权被那些规定着他们命运的人所理解。在英国，有一部被国王和显贵们庄严宣誓的著名法案保障了公候的权利和平民的某些权利。
其他的民族、省分、甚至于城市，也都赢得了类似的宪章，但不那么有名，维护得也不那么好。它们就是权利宣言——今天己被所有启蒙了的人都认为是自由的基础——的起源；而这种观念是古人所从不曾想象过、也不可能想象的；因为家庭奴隶制糟踏了他们的宪法，因为在他们那里，公民权是世袭的或是由志愿的抚养关系所赐与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提高到能认识那些权利乃是人类所固有的。并且是完全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的。
［在法国、在英国、在某些其他的大国，人民看来是想要保持自己真正的权利的；但是他们更多地却是被压迫感所蒙蔽而不是被理性所启蒙；而他们努力的唯一结果便是由更野蛮的复仇所补充的暴力，和继之以灾难更大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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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英国人那里，改革者威克里夫的原则已经成为他的某些弟子们所领导的运动的主题之一，它预告了后来在更为启蒙的世纪里，人民在其他改革家之下所要做出的更加连续不断的和组织得更好的企图。]
查土丁尼法典手稿的发现，复活了法学研究和立法研究，并使得法学不那么野蛮，甚至于还使得不情愿屈服于它的人民懂得从中得到好处。
比萨、热内亚、佛罗伦萨、威尼斯、比利时的各城市和德国的一些自由城市的贸易，遍及地中海、波罗的海和欧洲大洋的海岸。他们的经纪人远到埃及的各港口并到黑海的极端去寻觅勒凡特的珍贵商品。
政治、立法和公共经济，还都不是科学；人们还根本没有从事探索、钻研和发挥它们的原则，但是人们已经在开始用经验来阐释它们，积累了由经验可能导致的种种观察；人们已经认识到利益使得他们感到有此需要。
起初，人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仅只是根据阿拉伯人所做的翻译；而在起初他的哲学是受查禁的，但它很快就在所有的学校里占有了统治地位。它根本没有带来什么知识，但它却给了人以更多的准则性、更多的论证术的方法，而论证术却是神学争论的产物。这种经院哲学并不引导人去发现真理，它甚至也无助于讨论并更好地评估证据；但是它却使人的精神变得尖锐了：而且那种辨析入微的趣味、那种无休止地对观念进行区分的需要、要把握其中稍纵即逝的翳影并以新的词句来表达它们，——所有这些办法都是用来在论战中困惑敌人或是用来逃脱敌人的陷阱的，它们后来都成为我们进步之资源丰硕的那种哲学分析的最初起源。
［我们有负于这些经院哲学家的是：我们对于最高存在者和他的属性所能形成的观念，对于最初因和被认为是由它在统治着的宇宙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对于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别，对于人们可能加之于“自由”一词的种种不同意义，对于人们所理解的“创造”的意义，对于其中人类精神各种不同的运作以及人类精神对实际事物及其性质所形成的观念加以分类，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方式，——对于这一切我们都有了更为精确的概念。]
但是同样的这种方法，在学院里却只能是延迟自然科学的进步。某些解剖学的探索。某些蒙昧的化学工作，全都是用来要寻找一桩大杰作的；对几何学和代数学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既没有能懂得阿拉伯人所已经发现的一切，也没有能理解古代的著作；最后，天文的观察和测算仅只限于制订和完善星图，并且以一种荒唐可笑的占星学而糟踏了它；——以上就是这些科学所呈现的一份史表。然而，机械工艺已经开始接近于在亚洲保留了下来的完整状态。蚕的培育已被引人欧洲南部的国度；风车和造纸厂已经建立起来了；测时技术已经超过了古代人和阿拉伯人所止步的界限。最后，还有两件重要的发现在标志着这同一个时代。磁针指向天上同一个点的这一性质是中国人已知道的，并且甚至被他们用于指导航海；这时它也在欧洲被人观察到了。人们学会了使用罗盘，它的运用扩大了商业活动，改善了航海技术，给了人以后来使人知道了新世界的那种航海观念，并使人放眼观看他自己所在的整个地球的广阔。有一位化学家把硝石与可燃物混在一起时，发现了那种火药的秘密，它在战争艺术方面造成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革命。尽管火器有着可怕的效果，但它们增大了战斗人员的距离从而使得战争的杀伤较少，战士也较为不那么凶暴。军队的远征耗费更大了，而财富就可以平衡武力：即使是最好战的国家也感到需要做好准备，需要有商业和工艺致富来保证自己作战的手段。开化的民族就不再害怕野蛮国家的盲目的勇武了。大规模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已经变得几乎是不可能。
铁盔铁甲、几乎是无懈可击的骑术、使用长矛、长枪或刀剑，——这种贵族对平民所具有的优势终于全都消逝了；而摧毁对人类的自由的和对他们的真正平等的最后这道障碍的，却是由于最初一眼看去似乎是在威胁着要消灭整个人类的这样一种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