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上面已经勾划出其纲要的那种精神倾向来比较一下各个政府的政治体系，我们就可以很容易预见到，一场伟大的革命乃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也不难判断，它只能以两种方式来临：它必定或则是由人民自己建立起哲学已经教会了他们要珍惜的那些理性的与自然的原则，或则是由政府赶快预防它并根据舆论的进程来调整自己的进程。这两种革命中的前一种，会是更完整而更果断，但却更多风暴；后一种则更缓慢、更不完全，但却更为平稳；在前者，人们是以暂时的灾祸为代价而取得自由与幸福的；在后者，则人们会避免这些灾祸，但或许要长期推迟享受到革命所无可置疑会产生的那些好处的一部分。
政府的腐化和愚昧是偏爱第一种办法的，而理性和自由的迅速胜利则为人类复了仇。
简单的常识教给了英国殖民地的居民：出生在大西洋另一边的英国人也从自然界接受了恰好与其他出生在格林威治子午线之下的英国人同样的权利，而经度上的七十度之差并不能改变这些权利。他们或许比欧洲人更好地懂得，什么是人类每个个人所共有的那些权利，而且其中包括不得到同意就不纳税的权利。但是英国政府却好像是要相信，上帝创造了美洲，也像亚洲一样地只不过是为了伦敦居民的欢乐，而事实上则是想要在大洋的彼岸把一个臣服的国家掌握在自己手里，到时候可以用来镇压在欧洲的英国本土。英国政府勒令英国人民的那些驯服的代表们破坏美国的权利，并强使他们缴纳并非自愿的捐税。美国便声称这种不正义破坏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宣布独立。
这时我们便第一次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摆脱了它那全部的枷锁，和平地赋予它自己以它认为是最适宜于造就自己的幸福的宪法和法律；而且既然它的地理位置和它那古老的政治形态要求它形成一个联邦共和国，我们便看到在它的体内同时制订了十二部共和制宪法，全都庄严地承认以人类的天然权利为基础，并且以保护这些权利为首要目标。我们将要追溯这些宪法的史表；我们将要表明它们有负于政治科学的进步的都是些什么，以及教育的偏见得以掺人其中的古老的错误又都是些什么：例如，何以权力平衡的体系仍然是改变了它那单纯性；何以它们更加是以利益的一致而非以权利的平等为原则。我们将要证明，这一利益一致的原则，如果使之成为政治权利的准绳的话，就会怎样地不仅对那些无法完全行使它的人来说是对权利的破坏，而且恰恰在它成为一种真正不平等的那一刻，这种利益的一致就不再存在了。我们将要坚持这一点，因为这一错误乃是仍然会有危险性的唯一错误，因为它是真正启蒙了的人们还不曾从中觉醒过来的唯一错误。我们将要表明，美国共和国是怎样地实现了这一当时在理论上几乎是全新的观念的，即有必要依法确立并指导一种正规的与和平的方式来修改宪法本身，并区分开这种修改宪法的权力与制定法律的权力。
但是，在两个启蒙了的民族之间所进行的这场战争中，一方是维护人类的天然权利，另一方则以一种不信奉人类天然权利的学说来反对他们，那种学说使人权屈服于命令、屈服于政治利益、屈服于成文的约定；这场伟大的事业就在整个欧洲的面前诉之于舆论的法庭；人权在毫无限制地、毫无保留地从涅瓦河畔到瓜达基维尔河畔所自由流传着的著作中为人高举着和发扬着。这些讨论深入到最受奴役的国土、深入到最偏远的乡镇，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吃惊地了解到他们是享有权利的；他们学会了认识权利；他们懂得了别人也敢于恢复它们或者保卫它们。
于是，美国革命很快地便会蔓延到欧洲；而且假如存在着有一个民族，那里对美国人的事业的兴趣比起其他地方要对他们那些著作和他们那些原则传播得更多，它同时既是最启蒙了的国度，又是最不自由的国度；在那里哲学家们有着最真实的知识而政府则有着最蛮横而又最深厚的愚昧无知；这个民族的法律远远低于公众的精神，以致于任何的民族骄做感、任何的偏见都无法使他们依附于他们古代的体制；——这样的一个民族难道不是被事物的本性注定了要发起人道之友们满怀着无比的希望与焦的在期待着的那场革命的最初行动吗？因而，它就应该是从法国开始。
它那政府的笨拙便促成了这场革命；哲学便指导了革命的原则，而人民的力量便摧毁了可能阻止这场运动的种种障碍。
法国革命要比美国革命更为完整，从而在国内也就更不平静，因为美国人满足于他们从英国所接收过来的民法和刑法，并没有一种邪恶的课税体系要改革，并没有封建的暴政、世袭的等级和有钱有势的特权团体和宗教不宽容的体制要加以摧毁，他们只把自己限于建立新的权力，以之取代英国一直在向他们所行使的权力。这些新的创制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涉及到人民群众，没有任何东西改变了个人之间所已经形成的种种关系。在法国，由于相反的原因，革命却要囊括社会的全部经济在内，要改变所有的社会关系，并且要深入到政治链索的最后的环节里去，要深入到每一个个人；这些个人靠自己的财产或自己的勤劳在和平地生活着，他们无论根据自己的见解或自己的职业或是根据对财富、对野心或对光荣的兴趣，都是不会参与公众的运动的。
美国人看来只是为反抗母国暴政的偏见面作战，他们和与英国相竞争的列强结成同盟；而同时其他国家嫉妒英国的财富和英国的骄傲，也都秘密渴望着加速正义的胜利；因而，整个欧洲似乎都联合起来反对压迫者。相反地，法国人同时在攻击的，既是国王的专制主义，又是各种半自由的宪法的政治不平等，还有贵族们的骄横和教士们的统治、不宽容和财富以及封建性的弊端，这些还都笼罩着几乎整个的欧洲；于是欧洲列强就要偏袒暴政而与之联盟了。因此，法国所能看到挺身出来拥护她的，就只有某些智者的声音和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羞怯的愿望，这种支持又是造谣诽谤所极力要剥夺于她的。
我们将要表明，法国的宪法和法律所据以结合的那些原则，何以要比指导美国人的那些原则更纯洁、更确切、更深刻；它们何以能更完全地避免了各种偏见的影响；权利的平等是怎样地一点都没有被那种利益的一致性所取代，而利益的一致性只不过是对它一种脆弱而伪善的补充而已；人们是怎样地以对权力的限制来取代了那种徒劳的、但却如此长期为人所称道的权力平衡；在必然要分裂成许许多多孤立的和局部的团体的一个大国里，人们是怎样地第一次敢于保存人民的主权权利，亦即仅仅服从那些法律——其制订的方式只有当其被委托给人民的代表时，才能由于他们的直接赞同而成为合法的——的权利；而如果它们损害了他们的权利和他们的利益的话，人民就总是可以通过自己主权意志的定期行动而加以修改。
自从笛卡尔的天才赋予了人类精神以那种普遍的推动力（它是人类命运的革命的第一原理）的时刻开始，下迄完整的而纯粹的社会自由的幸福时代（那时人们只是在经过了一系列漫长世纪的奴役与不幸之后，才能重新获得自己天赋的独立）为止，数理科学的进步史表向我们提供了一片广阔无垠的视野；如果我们想要很好地把握其总体、很好地观察其关系，我们就必须安排并理顺其间的各个部分。
不仅是把代数学应用于几何学，成为了这两门科学中各种新发现的一项丰富的资源；而且在以这一伟大的例子证明了对量值的计算方法一般地怎样可以扩大到所有以衡量广袤性为目标的问题上面时，笛卡尔预先就宣告了这些计算方法将会以同样的成功运用到其关系是可以精确加以衡量的一切对象上；这一伟大的发现第一次指明了，科学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一切真理都服从于计算的精确性，这种精确性给了人们以达到那里的希望，并使人们窥见了它那手段。
这一发现不久就继之以对一种新演算的发现，它教导人们去发现一个可变量连续增长或减小的比例，或者是根据对这一比例的知识来重新发现该数量本身，——无论我们假设这类增长是一个有限量，抑或我们所寻求的只是当这类增长等于零的那一瞬间的比例；——这一方法当扩大到所有的变量组合、所有的有关它们变分的假说时，就同等地导致我们可以决定一切其变化是可以进行精确衡量的事物，无论是它们元素之间的比例，还是事物之间的比例（当我们仅只知道它们的元素的比例的时候，这要视我们对它们自身之间的比例的知识而定）。
我们有赖于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就是这些演算的发明，而其发现则是前一代的几何学家们的劳动所已经准备好了的。它们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未中断的进步，乃是许多天才人物的创作，并且造就了他们的光荣。这些演算在凡是能观察到它们（哪怕并不追随它们）的哲学家的眼前，就呈现为人类理解力的力量的一座动人的纪念碑。
在阐明代数学语言的构成与原理——它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唯一真正精确的、真正分析性的语言，和这门科学的技术方法的性质并以这种方法与人类理解的自然运算方法的进行比较时，我们将要表明：如果说这种方法其本身只不过是对数量科学的一种特殊工具的话，那么它就还包含有一种普遍工具的原理是对一切的观念组合都适用的。
理论力学，不久就成为了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笛卡尔曾经弄错了的物体碰撞的真正规律，终于被弄明白了。
惠更斯发现了物体在圆运动中的规律；他同时还给出了测定任何一条曲线的每一成分都应该属于哪种圆的方法。牛顿结合这两种理论，就发现了曲线运动的理论；他把它们引用于开普勒曾据以发现行星运动的椭圆轨道的那些定律。
人们设想，一个行星是在一个给定的时刻以某种速度并沿着一定的方向被投入空间的，它环绕着太阳，凭借一种向着太阳的引力的作用并与距离的平方的倒数成比例，而在扫描一个椭圆。这同一个引力也把卫星保持在它们环绕着主要行星的轨道上。引力扩大到整个的天体体系，它在构成天体体系的一切成分中都是在相互作用着的。
行星椭圆的规则性受到这种干扰，而微积分就精确地解释了这些扰动的甚至最细微的差别。引力作用于彗星，这同一个理论也教导人们怎样确定替星的轨道并预告彗星的回归。我们在地球和月球的旋转轴中所观察到的运动，也证实了这一普遍的引力的存在。最后，它又是大地上物体重量的原因，重量在它们身上看来是永远不变的，因为我们无法从物体与作用中心的距离有足够不同的位置来观察它们。
于是，人们就终于第一次认识到了全宇宙的一条物理定律；而迄今为止它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正有如揭示出它来的那个人的光荣乃是独一无二的一样。
一百年的辛勤工作已经证实了那条定律，一切天体现象看来都以一种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准确性在服从它；每一次有其中的某个现象仿佛是规避了它；那种暂时的不确定性很快地就成为另一项新的胜利的题材。
哲学几乎总是被迫要在一个天才人物的工作中寻求引导着他的那条秘密的线索；然而在这里，被敬慕所激起的兴趣却使人发现了并保存了某些珍贵的故事，它们使人可以一步步地追踪牛顿的进程。它们有助于向我们表明，偶然性的幸运组合是怎样地能与天才的努力相汇合而得出伟大的发现，以及较为不利的组合又是怎样地能推迟它们或者把它们留待给旁人之手。
但是或许牛顿对人类精神的进步所做的事，要比发现了自然界的那条普遍的定律还更多；他教给了人们在物理学中要仅只承认那些精确计算的理论，它们不仅说明了一种现象的存在，而且还说明了它的数值、它的范围。然而有人责难他复活了古代人的神秘宗派的性质，因为他使自己限于把天体现象的普遍原因包括在一项简单的事实之中，而人们对它的观察又证明了它那无可争辩的真实性。但这种责难的本身就证明了，科学的方法是怎样地仍然需要由哲学来加以阐明。
当达朗贝尔发现了一条普遍的原理，仅仅用它就足以确定被任意的外力所推动的、并且其间又被某些条件所联系着的任何数目的质点的运动；这时候一长串静力学和动力学的问题就相继地被提了出来并被解决了。他很快就把这同一个原理引用到具有确定形态的有限物体上来，引用到那些弹性的或柔性的物体上来（这些物体可以改变它们的形态，但只能是按照某些一定的规律，并可以保持着它们各部分之间的某些一定的关系），最后还引用到流体本身上来（无论流体保持着同样的密度，还是处于一种膨胀的状态之中）。要解决后面的这类问题，就必须有一种新的算法；而这一点并未能逃脱过他的天才，于是力学就只不过是一门纯粹计算的科学而已。
这些发现属于数学科学；但是无论是万有引力定律的性质、还是力学原理的性质以及我们从中可能得出的有关宇宙的永恒秩序的结论，都是要诉诸哲学的。我们懂得了一切物体都要服从必然的规律，这些规律本身倾向于产生或者维持平衡，并在运动中造成或者保持规则性。
对于主宰天体现象的那些规律的知识、导致更精确地计算它们的出现的那种数学分析的发现、使用光学仪器以及将它们刻度的精确度转化为观察的精确度的尺度的那类仪器的意想不到的完美程度、目的在于测量时间的那些机械的准确性、对科学的更普遍的兴趣与政府对于增加天文学家和观象家的兴趣相结合，——所有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保证了天文学的进步。天穹以许多的新星丰富了人，而人则懂得了准确地测定并预见它们的位置和它们的运动。
物理学一点一点地摆脱了笛卡尔所引人的种种模棱的解说，正如它清除了经院哲学的种种荒诞那样；物理学现在只不过是以实验来洁问自然界的那种艺术而已，随后通过计算就可以努力从中推导出更普遍的事实来。
人们已经知道了并且测定了空气的重量；人们发现了光的传递并不是瞬时的，人们测定了光的速度，人们计算出了天体的表观位置所应产生的效应；太阳光线已被分解成折射度不同的、色彩各异的、更简单的光线。彩虹已经得到了解释，产生了它那各种颜色或使之消减的办法都可以计算出来。电已经被人认识到只不过是由于某些物质受到摩擦后，可以吸引很轻的物体的那种性质而已，它现在成为了宇宙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打雷的原因已不再是一桩秘密了，富兰克林向人们揭示了避免它和按自己的意愿来驾驭它的办法。人们采用了新的仪器来测量大气重量的变化、空气湿度的变化和物体温度的变化。一门叫做气象学的新科学，教给了人们认识、有时候是预报大气的现象，它总有一天会使我们发现尚未为人认识的大气规律。
在表述这些发现的史表中，我们将要表明：引导物理学家们进行研究的方法是怎样地获得了纯洁化和完善化的，进行实验和制造仪器的技术是怎样连接不断地获得了更大的准确性的，从而不仅是物理学每天都以新的真理在丰富自己，而且已经被证明了的真理也获得了更大的确切性；并且不仅是有大量未知的事实已经被人观察到和分析过了，而且所有这些都在它们的细节上得到了更严格的测定。
物理学所要加以反抗的，仅只是经院哲学的偏见和对于懒惰是如此之具有诱惑力的那些普遍假说的吸引。其他的障碍则延缓了化学的进步。人们曾想象过，化学应该能得到点金的秘密和使人长生不老的秘密。
巨大的利益使得人迷信。人们并不相信能够安慰庸俗的灵魂的这两种最强烈的感情（以及还能激发对光荣的感情）的那类允诺，是可以由通常的办法来完成的；于是对狂想的轻信所曾创造出来的各种异想天开，就似乎都结合到化学家的头脑里面来。
但是这些海市蜃楼都一点一点地让位给了笛卡尔的力学哲学，后者本身又被人抛弃并让位给了一种真正实验的化学。对与物体相互的合成与分解相伴随的各种现象的观察、对这些作用的规律的研究、把物质分析为越来越简单的元素，——这些都获得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精确性和严谨性。
但是对化学的这些进步，还应该补充以某些完善化，它们包括着一门科学的完整体系，并且那更其是在于扩大了它的方法而不是增多了形成它的总体的真理数量；它们预告了并准备好了一场很好的革命。这样就发现了采集可膨胀的流体并使之接受实验的新方法，而可膨胀的流体一直是规避着实验的。
［这一发现使人触及到整个一类新的存在物，并触及到那些虽然已知、但却沦为一种在躲避着我们的研究的状态之中的存在物，并且对于几乎所有的化合物都再增加上一种成分，它可以说是改变了化学的整个体系。]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语言，那里面指示着这些物质的名词表达了或则是有着一种共同的元素的那些物质的关系或差异，或则是它们所属的那个类别。这样就既是一种科学书写法的使用（在那里，这些物质是由经过分析而组合的文字来表现的，它甚至能表达最通常的那些操作，以及亲合力的普遍规律），也是所有各种手段、各种工具的运用（它们可以在物理学中以严格的精确性来计算各种实验的结果），并且还是对结晶现象的计算的应用以及对某些物体的元素相结合时影响到自己经常的和固定的形式所遵守的那些规律的计算的应用。人们长期以来在努力要很好地认识大地的构造形态之前，只懂得以迷信的和哲学的梦来表示它，现在人们终于感到有必要以严密的注意来研究大地表面上的、或是他们的需要使得他们要深入加以钻研的大地内部的那一部分以及其中所发现的物质与它们的偶然的或有规则的分布，以及它们所由以构成的那些物质的分配。他们学会了从中识别海水的、地下水的和火的迟缓而漫长的作用的痕迹，学会了分辨大地的表层和外部的地壳，人们在其中所发现的物质的不平衡及其分布，以及往往还有物质本身，乃是火的、地下水的、海水的与大部分是由不同物质所形成另外那些部分的大地的作品，它们带有更古老的天翻地覆的标记，而它们作用的原因我们至今还不知道。
矿物、植物和动物分为许多品种，其中个体的不同只在于一些不可察觉的、不大经常的变异，或者是由纯粹局部性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些品种之大多彼此相似，乃是由于有着为数或多或少的共同性质，它们有助于确定各种连续的而且越来越扩大的分类。博物学家学会了按照很容易掌握的、固定的特征，对这些个体进行系统的分类，这是在无数的不同存在物中间做出识别的唯一办法。这些方法乃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在这里每一个对象都以其更为固定不变的某些性质而被标出，并且靠着这种办法我们就认识出它们的这些性质并可以在日常的语言中重新找到代表着一个对象的名字。正是这些语言，如果构造得好，还会教给我们每一类自然存在物的真正本性是什么，它们的结合在它们的其他的性质方面也带有多少是一种完整的类似性。
假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那种骄做在人们的眼前扩大了这种唯一的研究的、而且是历尽艰苦才能获得的知识对象，并对这些方法加上了一种夸大了的重要性，把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科学的真正语言的字典和文法的东西，当成了科学本身的话；那么一种虚假的哲学就往往又从一个相反的极端过分贬低了同样的这些方法，把它们与各种随心所欲的目录以及各种劳而无功的汇编混为一谈。
对自然界的三大领域所提供的各种物质的化学分析，对它们外部形象的描述，对它们物理性质和对它们通常性质的阐释，动物或植物有机体的以及它们的营养和它们的繁殖的发展史，它们的组织的细节，对它们各个不同部分的解剖以及其中的每一种的功能，有关动物的习俗、它们获得食物、掩蔽所和住处以及它们捕捉猎物或对敌人掩蔽的辛劳的历史，它们中间之形成为家族的或种族的社会，人们经历过无数的生命链索之后而被导致的那许许多多的真理，从粗糙的物质导向程度较弱的有机组织、从有机物质导向能给出感觉和自发运动的最初迹象的物质、最后从它们直到人类的那些连续不断的环节的关系，所有这些存在物与人类的关系（无论是相对于他们的需要而言，还是就其使人与它们相趋近的那些类似性而言，或是就其使人与它们相分离的那些区别而言）；——自然史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那幅史表便是如此。
人体本身就是另一门科学的对象；解剖学在它通常的意义上就包括生理学在内，这门科学曾经由于迷信对死者的尊敬而停滞不前，又由于偏见的普遍减弱而受益，并且还幸而违反了要使自己与权势者们的支持相协调而保存自己的那种好处。它们的进步看来仿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到尽头了，正在期待着更完善的工具和新的方法；它们几乎是陷于只是在比较动物的各个部分与人体的各个部分之中、比较各个不同物种的共同器官在履行相似的功能的方式之中，在寻求着在今天看来是人们的直接观察所拒绝给予他们的那些真理。几乎凡是观察者的眼睛借助于显微镜所能发现的一切东西，都已经被揭示无遗了。解剖学看来有必要借助于对其他各种科学的进步都是如此之有用的各种实验，而它那对象的性质却使得它远离了目前对它的完善化乃是十分必要的那种手段。
血液循环早就被人认识了；然而，其目的在于输送乳糜与血液相混合来补充其中的损失的那些管道的分布，便于对食物进行必要的分解、便于分离出适宜于与体液和有机物质互相吸收的胃液的存在，在怀孕与分娩之间并且在那时以后一生的各个不同时期中各个不同部分、各种不同器官所经历的变化，被赋予感觉性或是应激性（那是哈勒所发现的性质，并且对几乎所有的有机物都是共同的）的那些部分之间的区别，——这些都是那个辉煌的时代里生理学所曾发现的东西，并且还有某些观察上的依据；而且人们应该原谅对许多重要的生理学真理所做的机械学、化学和有机学的解释，这些科学一个接着一个曾对生理学强加以各种对科学的进步来说乃是不幸的假说，而且当它们的应用被扩大到医学上时还是危险的假说。
与这幅各门科学的史表相结合的，还应该有工艺的史表；工艺依靠科学，已经取得了更确实的进展，并且已经打碎了迄今为止因袭常规所曾束缚了工艺的种种枷锁。
我们将要表明，力学的进步、天文学的、光学的知识和测时技术的进步对于建造、驱动与导航的技术所起的影响。我们将要阐明，观象家人数的增多、航海家的更大的技巧、在天文学的方位测定与地形学的方法方面的更严格的精确性，曾怎样地终于使人认识了直到上一个世纪之末几乎尚未为人所知的这个地球；严格说来的机械技术的完善化，曾怎样地有赖于制造工具、机械和工艺的技术的完善化，而这些完善化又是怎样地有赖于理论力学以及物理学的进步；这些技术本身有赖于更不费力地、耗损更少地使用已知的驱动力或发明新的驱动力的科学，又都是些什么。
我们将要看到，建筑学从有关平衡的科学和流体的理论中吸取了赋予拱顶以更便利和更节约的形式的办法，而不必耽心会改变这些结构的坚固性；以计算得更确切的阻力来对抗水的冲击的办法、引导水流的办法和以更大的技巧与成功在运河中利用水流的办法。
我们将要看到化学技术被新的作业流程所丰富，它纯洁并简化了古来的方法，清除了因袭陈规而从种种无利的或有害的物质中、从种种无用的或不完备的操作中所引进的一切东西；同时，人们还发现了预防工人所面临的、往往是可怕的种种危险的部分办法；从而他们就获得了更多的享受、更多的财富，却不必再以那么多令人痛苦的牺牲和那么多的悔恨为其代价。
同时，化学、植物学、博物学扩大了我们对经济作物、对培育满足我们不同需要的植物、对饲养、繁殖和保存家畜、完善它们的品种和改进它们的产品以及对制作和保存大地的出产或动物所提供给我们的产品的丰富知识。
自从解剖学和化学开始对外科学和药学提出更明了的和更确切可靠的指导的那一刻起，外科学和药学就变成了几乎是崭新的技术。
医学就其实践而论，应该认为是一种技术，这时它至少是摆脱了它那些虚假的理论、它那迂腐的行话、它那害人的陈规、它那对名人的权威、对有关各种官能的学说的奴颜婢膝式的屈从；它教导人们除了经验而外不再相信别的。它增多了自己的方法，它懂得更好地组合它们和运用它们；而且如果说在某些方面，它那些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是消极的，如果说它把自己只限于废除种种危险的疗法和有害的偏见，那么研究化学药物并与观察相结合的新方法就宣告了更真实和更广阔的进步。
我们尤其是将要追踪科学天才的那种进程，它有时候从一种抽象的和深刻的理论进入了种种聪明而精密的应用，它在简化了自己的手段之后，就把它们配备于各种需要，终于把它的好处传播到最通俗的各种实践；它又有时候被同样这些实践的需要所促进，要向最高级的思辨之中去追求通常的知识会拒绝给予他们的那些力量。
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关于理论无用的说法，哪怕是就最简单的技术而论，也从来都只不过证明了说这些话的人们的无知。我们将要表明，那么多不幸的应用之所以没有效用或者有负面的影响，决不可归咎于这些理论的深奥，而是相反地必须归咎于它们的不完备。
这些观察就会引向这一普遍的真理，即在所有的技术中，理论的真理都必然要在实践之中加以修订；而且还存在着实际上不可避免的不准确性，它那效果是我们必须力求使之成为不可察觉的，但又并不沉溺于那种虚幻的想要防止它们的希望之中；有关手段、时间、耗费种种在理论中必然会被人所忽视的需要的大量给定条件，当然也会进入到有关当前现实的实践中来；最后在以真正属于实践的天才的那种技巧在引进这些给定条件时，我们就可以同时既克服反理论的偏见正在威胁着我们要把技术束缚于其中的那些狭隘的限制，而又能预防对于理论运用不当所可能引致的各种错误。
已经被划分开的各种科学，不互相接近、不在它们之间形成接触点，是不可能得到扩展的。
对每一种科学的进步的阐述就足以表明，在许多种科学中直接应用微积分是多么地有用；在几乎所有的科学中，它又是怎样地可能运用来对实验和观察得出更大的准确性；它们有赖于机械学的都是些什么（机械学给了它们以更完备的和更准确的工具）；显微镜的发明和气象学仪器的发明，曾经怎样地有助于博物学的完善化；而这后一种科学有赖于化学的又是什么，只有化学才能把它导向一种对它所考察的对象的更深刻的认识，才能向它揭示最隐蔽的自然界和最本质的不同，向它表明自然界的构成和成分；同时博物学则向化学提供了那么多要加以区分和采集的物品，那么多要进行的操作，那么多由自然界所形成的化合物，我们必须区分出其中真正的成分，而有时候是要发现或者甚至于要模拟那种秘密；最后还有，物理学和化学是怎样地在互相支援的以及解剖学是怎样地从博物学或从其他这些科学中接受了它们的。
但是我们还只是阐述了我们所曾接受于和我们所可能期待于那种应用的最小的一个部分。有许多几何学家给出了根据观察未发现各种现象的经验规律的普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扩展到所有的科学；因为它们同等地引人认识或是同一个数量在一系列的时刻或位置的连续值的规律，或是许多给定对象之间的一种相似质量的不同特性或不同值的分配规律。
某些应用已经证明了，我们可以成功地运用化合物的知识，从而能够以更容易掌握其间的关系、结果和整体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观察。
概率计算的应用已经预示了它可以怎样地协助其他的科学进步；有时候，它决定着特殊事实的或然性如何，并教导我们去判断，究竟这些事实是应该加以摒弃的，还是反之是值得加以证实的；有时候，它在计算着这些事实经常反复出现的或然性，这些事实往往是呈现在技术的实践中，而其本身并不与已被看作是普遍规律的某种秩序相联系：例如，在医学中，某些药物的疗效或某些预防药剂的成功便是如此。这些应用也向我们表明了一组现象乃是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的意向的结果以及它有赖于与之共同存在的或先行的其他现象的概率都是什么；此外还有应该归之于我们称为机遇的那种必然的而又不为人知的原因的概率；“机遇”一词的真正意义是只有很好地研究了这种计算才能弄明白的。
这些应用同等地教给了我们认识我们所可能希望达到的确定性的不同程度，认识我们所能据之以采用一种意见作为我们推理的基础的那种或然性，而又并不损害理性的权利和我们行为的准则，也不缺乏审慎，还不违反正义。这些应用表明了各种不同的选举形式、由多数票做出决定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利和弊都是什么，从中可能得出概率的不同程度，公共利益按照每个问题的性质所应该要求的那种概率；怎样才是几乎能确实获得它的办法，当决定并非是必然的或者双方的不利之点并不相等，其中有一方由于始终处于那种或然性之下而不可能合法的时候；或者是怎样事先就保证总是能获得那同一种或然性的办法，当决定正好相反地乃是必然的，而最微弱的或然性就足以使之通过的时候。
在这类应用之中，我们还可以列入那些人对于事实的概率的考察，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同意放在自己的观察之上；这种概率或是从见证人的权威那里得出来的，或者是从这些事实与其他直接被观察到的事实的联系中得出来的。
对人的寿命的研究，对不同的性别、温度、气候、职业、政府、生活习惯对寿命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对各种不同疾病所造成的死亡率的研究，对人口所经历的变化的研究，对产生了这些变化的各种不同原因的作用范围的研究，对它在各个国土上按年龄、性别和职业的分配方式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对于人体的知识、对于医学、对于公共经济学可能是何等地有用啊！
公共经济学又是怎样地使用了这些同样的计算在确定各式各样的终身年金、养老储备金、储蓄银行和救济银行与保险公司的！
这种计算的应用对于包括度量理论、货币的、银行的、金融运作的理论以及税收、税收的法定配额、它们实际的分配（那是如此之经常不顾法律的）、它们对社会体系所有各个方面的作用在内的那部分公共经济学，难道不是仍然必要的吗？
在这同一门科学中有多少重要的问题是只有靠对博物学、对农业、对植物生理学、对机械学和化学的技术所获得的知识的帮助，才能够很好地加以解决的啊！
总而言之，各门科学的普遍进步就是如此，以致于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是不必借助于所有其他各门科学的援助，就能够完整地被包容在它的原则和它的细节之中的。
在提出这一史表时，和每门科学都因之而丰富起来的那些新的真理时，和每门科学都有负于看来仿佛特别是属于另一类知识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时，我们将要探讨什么是观察、实验和思考在每一门科学中所可能把我们引向的那些真理的性质和限度；我们同样地将要探讨在每一门科学中恰好是什么才构成其为发明的才能，——人类理解力的那种主要的能力，就被人们称之为天才；由于什么作用，人类精神才能够达到它所追求的那些发现，有时候还被引向它所并没有寻求、它甚至于不可能预见到的那些发现。我们将要表明，把我们导向这些发现的各种方法怎样地可能会枯竭，从而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迫停顿下来，——假如没有出现新方法向天才们提供新的工具或者是促进他们能运用已经不可能再加使用而不消耗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些新方法的话。
假如我们把自己只限于表明我们从直接运用科学中或者在把科学应用于技术时所取得的好处，无论是就个人的福祉而言，还是就国家的繁荣而言；那么我们就还只是使人认识到它们的好处的很微小的一部分。
它们最重大的好处或许是推翻了偏见，并在一定意义上重建了人类的理解力；人类的理解力曾经被迫匐伏于错误指导的面前，它灌输给他们每一代从襁褓之中所传递下来的荒谬信念，加之以对迷信的惊惧和对暴政的惶恐。
所有政治上的和道德上的错误都是基于哲学的错误，而哲学的错误其本身又是与物理的错误相联系着的。没有一种宗教体系、没有一种超自然的妄诞，不是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愚昧无知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荒诞事物的发明者和保卫者，不可能预见到人类精神之绵延不断的完善化。人们被说服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就已懂得了他们所可能懂得的一切，并且会永远信仰他们当时所信仰的东西；于是他们就满怀信心地把自己的梦想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土地和他们自己的时代的普遍见解的基础之上。
物理学知识的进步对这些错误甚至于是更加致命的，它们往往是摧毁了这些错误而看起来又并没有攻击这些错误。而且使那些顽固保卫这些错误的人蒙上了愚昧无知这一令人齿冷的笑柄。
同时，对这些科学的对象进行正确推理的习惯、它们的方法所得出的精确的观念以及认识或证明一种真理的手段，都会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要对那种强迫我们去拥护奠定在可信性这一现实动机之上的情绪和那种使我们依附于我们习惯的偏见的情绪或强使我们要向权威让步的情绪进行比较；而这一比较就足以教导我们鄙弃后一种见解，从而使我们感到我们并不真正相信它们，哪怕我们以信仰它们而自诩，哪怕我们是以最纯洁的真诚在宣扬它们。这个秘密一旦被发现之后，就会使它的灭亡成为迅速而又肯定的事。
最后，物理科学的这种前进是感情和兴趣所干扰不了的，在那里人们不相信出身、职业或地位就使人有权去评判人民自己并不处于一种可以理解它们的地位的那些东西；这一十分确切的进程不可能被人观察到而又不使启蒙了的人们不在其他的科学中也要不停地力求与之相趋近；它每一步都向他们提供了他们所应该遵循的典范，提供了他们可以据之以判断他们自己的努力并认识到他们可能会步人的错误的道路，使自己避免怀疑主义以及轻信和盲目的惶惑，甚至于是过分地完全屈服于知识和名望的权威之下。
毫无疑问，形而上学的分析也导致同样的结果，但是它只不过给出抽象的教诫；而这里的这些同样抽象的原则一旦付诸行动，就会由范例而得到阐明、由成功而得到加强。
直迄这个时代，科学还只是少数人的家产；现在它们已经变成了共同的所有，而这个时刻正在到来，那时候它们的要素、它们的原则、它们的最简单的方法都将真正变成为大众的。到了那时候，它们之应用于技术、它们对人类精神的普遍的正确性的影响，就将具有一种真正普遍性的效用。
我们将追踪欧洲各国在教育方面的进步，无论是幼年的还是成人的；这一进步迄今还是薄弱的，假如我们仅只是看那种教育的哲学体系的话，它几乎到处还是委身于经院哲学的偏见；但那种进步却是十分迅速的，假如我们考虑到教学对象的广度和性质的话，——那差不多只是包含真正的知识，包括有几乎一切科学的要素都在内；而各种年龄的人都从字典中、从摘要中、从杂志中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种种知识，尽管它们并不总是十分纯粹。我们将要考察，口头的科学教育与人们直接从书本和研究中所接受的教育相结合都有哪些用处；如果说从编纂工作之变成为一种真正的职业、一种谋生手段这件事产生了某种便利的话，那么它就繁衍了大量庸俗的著作，但是同时对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也就繁衍了获得普通知识的手段。我们将要阐述各种学会对人类精神的进步所起的影响，那道屏障在反对江湖骗术和伪学术上长时期都将是有用的；最后我们将要叙述各个政府对于人类精神的进步所给予鼓励的历史，以及它们在同一个国度和同一个时代也曾对它设置下了障碍的历史；我们将要使人看到，什么样的偏见或什么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原则曾经指导过各国政府反对人类精神朝着真理前进；又是什么样的有关的政治的乃至公共福祉的观点，——当看来相反地是要想加速和保护它的时候，——曾经指导过它们。
艺术史表所呈现的结果，也是同样地辉煌。音乐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同时和声的科学与微积分之应用于发声体的振动与空气的波动都阐明了它的理论。造型艺术已经从意大利传到了弗兰德斯、西班牙和法国，并在这些国度里上升到意大利在前一个时代所曾达到的同样程度，而且它们在这里比在意大利本土被维护得更加光辉灿烂。我们画家们的艺术就是拉斐尔和卡拉齐兄弟的艺术。所有这些方法都保存在学院里，它们远远没有消失而是传播得更广泛了。然而，已经过去了那么长的时期而并没有产生出一个天才能与拉斐尔媲美，这种长期的停滞状态就只好归之于机遇了。那并不是艺术的方法已告枯竭，虽说伟大的成就确实是变得越发困难了。那并不是自然界拒绝赋予我们以16世纪意大利人所具有的同样完美的官能；那必须全然归之于政治的、风尚的变化，那不是艺术的衰颓而是它那作品的脆弱性。
文学在意大利培育得不很成功，然而并没有退化；而人们在法语中所做出的进步，却使它配得上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全欧洲的普遍语言的那份荣誉。
在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的手里，悲剧艺术由于连续不断的进步而上升到了前所未知的完美境地。喜剧艺术则有赖于莫里哀而更加迅猛地达到了一种任何国家都还未能达到的高度。
在这个时代的开始，在英国，并且在与我们更为接近的时期是在德国，语言是完善化了。诗的艺术、散文写作的艺术已经服从于（但不像在法国那么驯服地）应该是指导着它们的那些理性的和自然的普遍规则。这些规则对于所有的语言和所有的民族都是同等地真确，尽管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能够懂得它们，并把自己提高到那种正当的而又确切的趣味的高度，——它们不外就是主宰着索福克里斯和维吉尔的篇章以及蒲伯和伏尔泰的篇章的那些同样规则的情操而已，它们教导了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法国人去感受同样的美并反抗同样的丑。
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是什么东西促进了或者推迟了这些艺术的进步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各个不同国度里的不同类型的诗歌或散文著作达到了如此之不平衡的完美状态的，以及这些普遍的规则怎样能够甚至在不损害构成为其基础的那些原则的同时，被风尚、被享受这些艺术品的人的意见以及被它们的不同类型所注定要采用的做法的性质本身所规范着。所以，例如，整天在一所不大的厅堂里在为数不多的观众面前所背诵的悲剧，和在一个巨大的剧场里在隆重的节日邀请所有的人来歌唱的悲剧，二者就不可能有同样的实用规则。我们将要力图证明，趣味的各种规则也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同样的永久性，但也要接受同样的那种修正，正如道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其他规律一样，——当必须把它们应用于一种通常艺术的直接实践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