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要表明，印刷术怎样繁衍并传播了目的在于供公众朗读或背诵的那些著作，它们所流通的读者的数目要比听者的数目大得无可比拟；我们将要表明，在人数众多的会议中所采取的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是怎样地由它们的成员从讲授中所接受的教育而决定的，那是由古代人和近代人之间的说服艺术的规则不同所得出的结果，这些不同类似于它所应产生的效果与它所运用的手法之间的不同；最后，我们将要表明，即使是在古人也把自己限于阅读作品的那些文学类型之中，例如历史或哲学，印刷术的发明使人更能投身于展开细节的那种便利，又是怎样地也应该影响到这些规则本身。
哲学和科学的进步扩大和促进了文学的进步，而文学的进步又有助于使学习科学更加容易，使哲学更加大众化。它们是在互相支持的，尽管无知与愚蠢在努力要把它们分开，使之成为敌人。学术——对人类权威的顺从、对古老事物的尊敬，似乎注定了是要使学术维护有害的偏见那一方的——居然有助于推翻它们，是因为科学和哲学已经带给了它一束更为健全的批判火炬。学术已经懂得了衡量各种权威并进行比较，它终于使得它们自身都要受到理性的审判。它已经摒弃了种种奇迹、种种荒诞的神话、种种违反或然性的事实；但是在它攻击它们所依恃的那些证据时，它就从此懂得了不管这些证据的力量如何，都要加以摒弃，而只认可那些能够击败非凡事件在物理上和在道德上的不真实性的证据。
这样，所有的人类理解力的活动，不管它们在对象上、在方法上或在它们所需要的精神品质上可能有怎样的不同，却都汇聚成人类理性的进步。事实上，它是属于人类劳动的整个体系的，有如一件制造良好的作品，它的各个部分虽则在方法上迥然有别，却又应当是紧密相联系着的，它们只能形成一个唯一的整体并趋向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
现在我们就来对人类做一个综览；我们将要表明，所有的科学中对真正方法的发现、它们所包含的各种理论的推广、它们之应用于自然界的一切对象与人类的一切需要、它们之间所建立的交通线路、大量在研究科学的人士们、最后还有印刷术的繁衍，——这些就足以向我们保证，这些科学的任何一种今后都再也不会降回到它们所已达到的那一点以下了。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哲学的原理、自由的准则、对真正的人权及其真实利益的认识，都已经在为数非常之多的国家里传播开来并在每个国家里都指导着极大多数启蒙了的人们的见解，以致于我们不必担心会看到它们再度湮没无闻的。
那么，我们还保留有什么可恐惧的呢？——既然我们看到这两种语言乃是传播得最广的语言，也是享有最完整的自由的那两个民族的语言，他们最能认识它的原理；从而就没有任何暴君的联盟、没有任何可能的政治组合，是能够防止这两种语言坚决保卫理性的权利以及自由的权利的。
但是，如果说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们，人类是不会再陷入它那古代的野蛮状态的，如果说这一切都向我们保证不会再有那种怯懦而腐化的体系——它惩罚着人类要永远摇摆于真理和错误之间、自由与奴役之间；那么我们同时却也看到光明还只占领了大地上的一个微小的部分，而真正启蒙了的人数就在大量委身于偏见和无知之中的人们面前消失了。我们看到广大的地区在奴隶制之中呻吟，那许多国家，或是在这里被文明的罪恶所败坏，它那腐化延缓了文明的进程，或是在那里仍然在它那原始时代的幼稚状态之中混日子。我们看到晚近这些时代曾经为人类精神的进步做过许多工作，但是为人类物种的完善化却做得很少；为人们的光荣做得很多，为人类的自由做了一些事，但是为人类的幸福几乎还没有做任何事。在某些点上，我们的眼睛受到辉煌夺目的光明的震眩；但是稠密的阴霾仍然遮蔽着广阔无垠的天际。哲学家的灵魂在少数对象上很欣慰地安息了下来，但是愚蠢、奴隶制、狂妄和野蛮的景象却更加经常地在刺痛着他的灵魂；而人道之友们只能是沉溺于对未来的甜蜜希望之中才品尝到没有杂质的欢乐。
这些便是应该列入人类精神进步史表之内的对象。我们将要在提出它们时，特别力求表明这些进步在人们政治生活的不同时代中对于人们的意见的、对于各个不同国家的广大群众的福祉的全部影响：我们将要力求表明，他们都认识到了哪些真理，他们都弄明白了哪些错误，他们都奠定了哪些有德的习惯，他们的才能都有哪些新的发展曾经在这些才能与他们的需求之间建立了一种更幸福的比例；并且，在一种相反的观点之下，他们又曾经是哪些偏见的奴隶，是哪些宗教的和政治的迷信把他们引到那里的，愚昧无知和专制主义是通过哪些邪恶腐蚀了他们的，暴力或他们自身的堕落又使他们沦于什么样的悲惨境地。
迄今为止，政治史也像哲学史和科学史一样，只不过是某些少数人物的历史；真正构成其为人类的那些人、即几乎全然依恃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广大的家庭却被人遗忘了，甚至于还有从事于公共职业的那类人（他们的活动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社会，他们的任务是教学、是管理、是保卫、是安慰别人），而惟有领袖们才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关注。
对个人的历史而言，只要搜集事实就够了，但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却只能是依靠观察；而且要选择它们、要掌握它们本质的特征，就必须还得有知识；并且要能很好地运用它们，还需要有几乎同样的哲学。
此外，这些观察在这甲都是以通常的事物为对象的，它们触入每个人的眼帘；只要愿意，每个人自己都可以认识它们。于是，几乎所有被人搜集到的观察就都是出自旅行家，就都是由外国人所做出的，因为这些在它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如此琐碎的事物的，对这些人却成为了好奇心的对象。可是不幸，旅行家们几乎总是不确切的观察者；他们观看对象是太匆忙了，而且是通过他们自己国度的偏见在观看的，往往是以他们所游历的国家的人们的眼睛在观看的。他们所请教的只是偶然把他们相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而利害关系、党派精神、民族骄做或情调则几乎总是会左右着这些答案的。
因此，我们可以据之以追踪最为重要的这部分人类历史的，其资料的贫乏就绝不能仅只归咎于历史学家的奴颜婢膝，有如人们很有道理地所谴责于专制君主的御用历史学家们的那样。
我们只能以对法律、对政府与公共经济的实践原则的知识，或以对宗教、对一般偏见的知识来补充其中的缺欠。
事实上，书面上的法律与被人实行的法律、统治者的原则与他们那由被统治者的精神所加以改变的行动方式、由制定体制的人所颁布的体制与被实现了的体制、书本上的宗教与人民中间的宗教、一种偏见表面上的普遍性和它所获得的实践拥护，都可能是如此之不同，以致于其效果绝对不会再符合于那些公开被承认的原因。
正是人类历史这一最朦胧、最被忽视的部分，而且有关的遗物向我们所提供的材料又是如此之稀少，才是我们格外应该加入到这份史表之中的；而且无论我们考虑的是一种发现、一种重要的理论、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或一场政治革命，我们所关怀的都是要决定它们对于每个社会的大多数那部分人都造成了什么效果；因为哲学的真正对象就在于此，因为这种同样原因的一切中间性的效果都只能看作无非是最后推动那部分真正构成为人类整体的人们的手段而已。
只有达到了整个链锁的这最后一步，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观察（作为由思索而获得的知识）才真正变成为有用的，只有到达了那个终端，人们才能欣赏他们自己对光荣的真正资格，或者能确实欣然享受他们自己理性的进步；只有这时候，人们才能判断人类真正的完善化。
把一切都联系到这样的最后一点的这一观念，乃是被正义和理性所决定的；然而人们或许会倾向于把它看作是纯属幻念；但它却不是幻念，我们这里只要用两个动人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它了。
拥有最常见的各种消费品——它们以某种程度的丰裕满足了那些胼手胝足在耕耘我们土地的人们的需求，乃是由于得到了科学知识的帮助的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自从那时起，这种拥有就被历史附丽于萨拉米战役的胜利之上，没有这次胜利，东方专制主义的阴影就会威胁着要吞噬整个的大地。水手们正确地观察到了经度才免于海难，他们的生命有赖于一种理论，那通过一连串的真理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学派所做的发现，但在两千年间却埋没在毫无效用之中。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译
第十个时代
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
如果说人们能够以几乎完全的确凿性来预言他们已经知道了其规律的那些现象，如果说即使是它们尚未为人所知，他们也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很大的概率预见到未来的事件；那么为什么以某种或然性，根据人类历史的结果来追踪人类未来命运的史表，就应该被看成是一桩虚无飘缈的事业呢？在自然科学中，信仰的唯一基础乃是这一观念：即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已知的或未知的）乃是必然的和不变的；然则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的发展，就要比对于自然界的其他活动更不真确呢？最后，既然根据过去的经验而形成的意见，对于同一个层次的对象来说，乃是最聪明的人的行为的唯一准则，那么为什么要禁止哲学家把他们的猜测置于同样的基础之上呢？——只要他不把它们归之于超出观察的数目、恒定性和明确性所可能产生的确凿性之外的一种确凿性。
我们对人类未来状态的希望，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三个重要之点：即废除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个民族内部平等的进步以及最后是人类真正的完善化。所有的国家都将有一天会趋近于最启蒙的、最自由的、最摆脱了偏见的民族（例如像法国人和英裔美国人）所已经达到的那种文明状态吗？把这些民族和屈服于君主之前的那些国家的奴役状态、非洲部落的野蛮状态以及野蛮人的愚昧状态分隔开来的那种广阔无垠的距离，会一点一点地消失吗？
在地球上有没有哪些国土，其居民是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而永远也不能享受自由、永远也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的呢？
在所有的开化了的民族中，在构成它们每一个民族的不同阶级之间迄今为人所观察到的那种知识上的、手段上的或财富上的差别，以及被社会的最初进步所扩大了的、或者可以说是所造就了的那种不平等，——究竟它们是出自文明本身呢，抑或是出自社会艺术的现实缺陷呢？它们会不会持续不断地削弱，以便让位给那种事实上的平等、那种社会艺术的最终目标，那在缩小人们才能的天然差别的作用时，只能是容许对所有的人的利益都有用的那样一种不平等继续存在，因为它将促使文明、教育和工业进步，而不会带来依附、屈辱或贫困；总而言之，人们是不是在趋向于那种状态？——在那里，人人都将掌握有必要的知识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中按照自己固有的理性指导自己，保持它没有偏见，以便更好地懂得自己的权利并按照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良心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在那里，人人都能由于自己才能的发展而得到保障自己需求的可靠手段；最后在那里，愚蠢和悲惨将只不过是偶然的事，而不是社会一部分人的常态。
最后，人类是在改善他们自身吗？——无论是由于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并且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也就是在个人福祉和公共繁荣的手段方面的新发现；还是由于在行为原则与在实践道德的进步，或者是由于智力的、道德的以及体质的各种能力的真正完善化（这可能是增加这些能力的强度并指导这些能力的运用的种种工具的完善化的结果，或者甚至于是人类自然器官的完善化的结果）。
在回答这三个问题时，我们将要在过去的经验中。在观察科学和文明迄今为止所做出的进步之中、在分析人类精神的进程及其能力的发展之中，发现有着最强而有力的动机可以相信：自然界对于我们的希望并没有布置下任何限度。
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全球的目前状态，我们首先就将看到在欧洲，法国宪法的原则已经成为所有启蒙了的人们的原则。我们将看到它们在这里传播得太广泛了、宣扬得太坚决了，以致于暴君们和教士们的努力已无法扼阻它们一点一点地深入到他们奴隶们的简陋木屋里去；而这些原则将很快地就在这里唤醒良知的残余和那种无声的愤懑，那是屈辱和恐怖的习惯办法所不可能使之窒息于被压迫者的灵魂之中的。
我们再浏览一下这些不同的国家，就将看到每一个国家都有哪些特殊的障碍是在反对这场革命的，或者有哪些倾向是有利于它的；我们将要区分这场革命可以由于他们政府那或许来得太迟的智慧而在和平地进行的那些国家，和这场革命由于受到抵抗而来得格外激烈以至把它们自己也卷进那些迅猛可怕的运动中去的另一些国家。
难道我们还能怀疑，欧洲各国的智慧或毫无意义的分裂正在协助它们殖民地的进步的那些缓慢的、但却确凿无误的作用，很快地就会造成新世界的独立吗？而且从此之后，欧洲的居民在那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的迅速增长，难道不会使仍然在占据着广大国土的那些野蛮民族文明化，或者甚至于不须征服就会使之消失吗？
让我们来检阅一下我们在非洲和亚洲的经营和建设历史吧；我们将看到我们对商业的垄断、我们的背信弃义、我们血腥地在鄙视另一种肤色或另一种信仰的人们；我们的肆无忌惮的篡夺、我们教士们横行霸道地使人改变宗教信仰，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一切摧残了我们知识的优越性和我们商业的优势最初所博得的那种敬意和好感。
但是这个时刻毫无疑问正在到来，那时我们将不再向他们仅仅表现为腐化分子和暴君，我们将变成他们的有用的工具或者是一般的解放者。
制糖业正在辽阔无垠的非洲建立起来，它将摧毁两个世纪以来腐蚀非洲并使非洲人口减少的那种可耻的掠夺。
在大不列颠，某些人道之友已经为此做出了范例；如果说英国的玛基亚维里主义的政府被迫不得不尊重公众的理性，而不敢加以反对，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期待这一同样的精神，在改革了奴役的和有害的体制之后，也可以配得上一个人道的和慷慨的民族呢？难道法国就不会也赶上来模仿这种事业吗？——那是欧洲的慈善和正确被理解的利益这两者所同样强加的命令。在法属的岛屿、在圭亚那、在英属的某些领地，都已经在输入食物杂货了；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荷兰人以大量的背信弃义、暴行和罪孽所维持的那种垄断将要灭亡。欧洲各国终将会认识到，独家经营的公司只不过是加在他们身上的捐税，以便赋予他们的政府以一种暴政的新工具而已。
这时，把自己限于自由贸易的欧洲人对于自己固有的权利是太明白了而不会去作弄别的民族的权利的，他们将会着重他们迄今曾经是那么横加蹂躏的那种独立。他们的殖民地将不会再充斥着受政府保护的人——这些人利用某种地位或某种特权竟相以掠夺或欺诈聚集财富，以便回到欧洲去购买各种荣誉和头衔；而是将居住着勤劳的人们，他们将要在这些幸运的气候之下去追求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所没有找到的那种安乐和富裕。自由会把他们留在这里；野心不会把他们再召回去，强盗们的金库将会变成为公民们的殖民地，这些公民将在非洲、在亚洲传播欧洲的自由、知识和理性的原则和先例。对于给这些民族只是带来了可耻的迷信的僧侣们（并且他们还以一种新的统治在威胁着这些民族而激发了造反），——我们将看到取代他们的，乃是在这些民族中从事于传播对这些民族自身的幸福有用的真理、向这些民族阐明他们自身的利益与自身的权利的那些人们。对真理的热忱也是一种感情，它将把他们的努力带到遥远的国土上去，——一旦当它看到在自己的周围再没有粗暴的偏见要加以打击、再没有可耻的错误要加以消除的时候。
这些辽阔的国土上有着大量的民族，他们有的地方仿佛就只是在期待着接受我们的办法来使自己文明化，并在欧洲人中间找到自己的兄弟们来使自己变成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学徒；又有的地方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君主或愚蠢不堪的征服者之下饱受奴役的民族，他们许多世纪以来都在召唤着解放者；另有的地方则几乎还是野蛮的部落，他们那气候的恶劣使他们远离着已经完善化了的文明的甜美，而那同一种恶劣又同样地推开了那些想要使他们认识到那种好处的人们；或者还有征服者的游牧部落，他们除了武力而外不懂得任何法律，除了抢劫而外不懂得任何行业。这后面两类民族的进步将更缓慢得多，并且伴随有更多的风暴；或许甚至随着他们将被文明民族所驱退，人数缩减得更少，他们终将不知不觉地消灭或者是消失在文明民族的内部。
我们将要表明，这些事件怎样地将不仅是欧洲进步之确凿无误的后果，而且也甚至于是法兰西共和国和北美共和国同时所具有的最现实的利益和对非洲与亚洲所能提供的商业的自由之确凿无误的后果；以及它们怎样地也应该必然地或者是由欧洲各国的新智慧、或者是由它们顽固地依附于自己重商主义的偏见而产生的。
我们将使人看到惟有一种办法，即鞑靼人从亚洲进行一场新侵略，才能够防止这场革命；而这种办法今后却是不可能的了。同时，一切都已准备好了这些东方大宗教的一场迅猛的衰颓，它们几乎到处都落到了那些在分享着教士们的堕落的人们之手，并且在许多国度里在有权有势者的眼中已经沦为只不过是政治的工具而已，而不再能威胁着要把人类理性禁闭在无望的奴隶制之中和一种永恒的幼稚状态之中。
这些民族的进程或许要比我们的更为迅猛而又更为确实，因为他们会从我们这里接受我们曾不得不要去发现的一切，并且为了要认识我们只能是经历了长期的错误之后才能达到的这些简单的真理、这些确凿的方法，他们只要能掌握我们的言论中和我们的书本中的那些发挥和证明就够了。如果说希腊人的进步已经被其他民族丧失了，那都是由于各民族之间缺乏交往的缘故，那都是由于罗马人的暴政统治的缘故，它是人们所必须加以谴责的。但是当互相的需要已经使得所有的人彼此接近的时候，当最有威力的国家已经在各个社会和每个个人之间确立了平等并且对弱国的独立的尊重以及对愚昧和困苦的人道性已经被置诸于政治原则的行列之中的时候；当倾向于压制人类才能的力量的那些准则，将被促进人类的行动与精力的准则所取代的时候；难道那时候还能容许人怀疑，在大地上竟有某些地方是光明所不能触及的，或者是专制主义的跋扈竟对真理设置下了长期不可逾越的屏障的吗？
因而，这个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而外就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那时候暴君和奴隶、教士及其愚蠢而虚伪的工具，除了在历史之中和舞台之上而外就将不再存在；那时候除了惋惜他们的那些受难者和受骗者而外，除了由于恐惧他们的为所欲为而使自己保持着一种有益的警惕而外，人们就将不再关怀它们；并且在理性的压力之下人们就学会了识别和扼止迷信和暴政的最初的萌芽，假如它们胆敢一旦卷土重来的话。
在检阅社会的历史时，我们将有机会使人看到，在法律所认可的公民权利和公民所实际享有的权利这二者之间、在由政治体制所确立的平等和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平等这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的：我们将要使人注意到，这种差距乃是古代共和国中自由的沦亡，乃是困扰他们的那些风暴、把他们交忖给异族暴君之手的那种脆弱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差距有三大原因：即财富的不平等，那些其自身的有保障的谋生手段可以传给家庭的人和那些其谋生手段有赖于自己生命（或者不如说，有赖于自己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生命）的时段长短的人双方状况的不平等，以及教育的不平等。
因而，我们就必须表明，这三种实际的不平等应该不断地缩小而又并不消灭；因为它们有其自然的和必然的原因，要想消灭它们将会是荒谬的而又危险的事；而且我们甚至于不能试图使它们的作用全然消失而又不开辟更多的不平等的来源、而又不对人权带来更直接的和更致命的打击。
我们很容易证明，财富天然地就倾向于平等，而且它们过度的不成比例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是会迅速停止的，如果民法并没有确立人为的办法来延续它们和聚集它们的话；如果贸易自由与工业自由使得一切限制性的法律和一切税务的权利所给予既得的财富的优势都消失了的话；如果契约税、对契约自由所加的限制，它们所要服从的种种束缚性的规定以及要实行它们对种种必要的风险和花费，都并未阻止穷人的活动，也并未侵吞他们微薄的资本的话；如果公共行政根本就没有向某些人开辟对其他公民是封锁起来了的丰富的财源的话；如果已往时代所固有的偏见与贪婪精神绝未主宰婚姻的话；最后如果由于风尚的纯朴和体制的智慧，财富不再是满足虚荣或野心的手段。而同时一种没有被人很好理解的严厉性（它不再容许把金钱作为追求享受的一种手段）又不强迫人要保存已经一旦积累起来了的财富的话。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欧洲各个启蒙了的国家的目前人口和它们土地的广袤。让我们在他们的耕作和他们的工业所呈现的景象中来观察一下劳动与谋生手段的分配；于是我们便将看到要在同样的程度上保持这些谋生手段（而且由于其必然的后果）。要保持同样数量的人口乃是不可能的事，——假如大多数的个人为了几乎完全供给自己的需要或自己家庭的需要，不再只靠自己的勤劳和他们运用资本所获得或所增殖的东西的话。而保持这两种财源的任何一种，都有赖于每个家长的生命、乃至健康。那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一种养老金，而且甚至于更有赖于机缘；于是在这种人与那种其财源根本不必冒同样风险的人之间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差距，后一种人的需要是由地租或是由几乎与自己的勤劳无关的资本的利润所提供的。
从而，这里就存在着不平等、依赖关系、乃至贫困的必然原因，它不停地在威胁着我们社会中人数最多而又最积极的那个阶级。
我们将要表明，人们本身在面对着这种机缘的时候，有可能把它大部分加以消灭，保障人到了老年会有由自己的节约所产生的、但由别人的节约所增大的接济，别人也在做同样的牺牲，却死于有需要采摘其果实之前的时刻；通过类似的补偿作用，妇女或儿童在丧失了自己的配偶或父亲的时刻，也可以以同样的代价得到同样的资助，无论是对于遭受夭折之苦的家庭而言，还是对其家长活得更长久的家庭而言；最后，也对自身达到劳动年龄并成立新家庭的孩子们提供了为发挥他们的勤劳所必要的资金的便利，他们以那些因淬然死亡而未能达到那个年龄的人为代价而在增长着。正是由于概率计算之应用于人的寿命、应用于投资，我们才有了对这些手段的观念，它们已经被人运用得很成功，但却永远未能以那样的广度、那种形式的多样化而使它们不仅仅是对某些个人、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群体真正有用，使它们把大量的家庭从那种周期性的毁灭、从那种使得腐化和贫困得以永远再生的根源之中解脱出来。
我们将要使人看到，这些以社会权力的名义就可以组成、并可以成为它最大的福利之一的机构，也可以是私人组织的结果，它们将不会构成任何危险，只要是当这些机构所据以组成的那些原则将变得更加流行、而破坏大部分这些组织的各种错误将不再为人所惧怕的时候。
（我们将要阐明保证这种平等的其他办法，它们或者是防止信贷继续成为如此之毫无例外地全然附属于大财产的一种特权，却又赋给它们一种同样之坚固的基础，或者是工业的和商业活动的进步更进一步对大资本家的存在宣告独立；但使我们有赖于这些办法的，却仍然是概率计算的应用。〕
我们所能希望获得于教育平等的，——而那就应该足够了，——便是排除了一切被迫的或自愿的依附关系的教育。我们将要表明，在人类知识的目前状态下达到那一目标的简易办法，——哪怕是对那些只能对学习付出他们少数的最初几年并且在他们其余的一生中只能付出几个闲暇小时的人。我们将要使人看到，由于人们对知识本身和对教会它们的方法做出了很好的选择，他们就能够教给整个人民群众以每个人对家庭经济。对事务管理、对自己的勤劳与自己的能力的自由发展、对认识自己的权利。保卫自己的权利和使用自己的权利、对受到有关自己义务的教育以便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而且对任何尊崇人性的高尚精微的情操都不会陌生、对绝不盲目依赖那些自己有必要不得不把操劳自己的事务和行使自己的权利都委托给他人的人。对自己要处于一种可以选择他人和监督他人的地位。对不再作那些以迷信的恐惧和虚幻的希望在折磨人生的流行错误的受骗者、对以自己的理性这一唯一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反对偏见、最后对避免江湖骗子的骗局（他们借口要使他致富、要医治他和挽救他而在陷害他的财产、他的健康、他的意见和他的良心的自由）等等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从此以后，同一个国度的居民就不再以他们所使用的是一种更粗俗的语言还是一种更高雅的语言来加以区分了，他们能够同等地以自己固有的知识来治理自己，他们不再局限于一种技术流程或一种职业常规的机械性的知识，他们无论是在细微的事务上还是在获得微小的教育上都不再有赖于以一种必然的优势在统治着他们的那些聪明人；由此便会造成一种真正的平等，因为知识和才智的差异不可能再在那些其情操、其观念、其语言使之可以彼此理解、其中某些人可能愿望被别人所教导但却决不需要被别人所领导的人们之间树立起一道屏障来，他们可能想要把治理他们这样一桩操心的事托付给最开明的人，但并不会被迫要以一种盲目的信任把它委之于那些人。
正是这时候，这种优越性哪怕是对那些并不享有它的人都变成了一种方便，它是为了他们、并不是为了反对他们而存在的。在其理解力没有得到培养的那些人们之间、甚至于在野蛮人之间的才能上的天然差异，就产生了骗子和受骗者、聪明人和容易上当的人；毫无疑问，同样的差异在教育真正普及了的民族中间也是存在的，但它只不过存在于启蒙了的人们和虽感到知识的价值但并不受它的炫惑的精神正直的人们之间，是在才智或天才和懂得欣赏他们和享用他们的常识之间；而且哪怕是这种差异来得更大，但如果我们单纯比较这些才能的强度和范围的话，如果我们仅仅比较它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在关系到他们的独立和他们的幸福方面）的作用的话，它就变得更加不容易为人察觉。
平等有这些不同的原因，它们并不是以孤立的方式在活动的，它们互相结合、互相渗透、互相支持，而且从它们的联合作用中就产生了一种更有力的、更确凿的、更长久的作用力。如果教育是更平等的话，它就会从而在勤奋中、也就由此而在财产中产生一种更大的平等；而财产的平等必然有助于教育的平等；同时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以及每个民族所确立的平等也在彼此之间有一种相互的影响。
终于，加以良好引导的教育就纠正了才能方面的天然不平等，而不是强化了它，正如良好的法律就弥补了谋生手段方面的天然不平等，正如在社会中各种制度就会带来的那种自由、平等，尽管也要服从一部经常的宪法，却比在野蛮人的独立状态中要更为广泛、更为完整。这时，社会的艺术就完成了它自己的目标，亦即保证和扩大人人都享有他们天生就受到召唤的那些共同权利这一目标。
这些进步所将得到的真正好处——我们对此可以表示一种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希望——其归宿就只能是人类自身的完善化这一好处，因为随着各种各样的平等将会为人类确立更广泛的维持生活需要的手段。更普及的教育。更完整的自由，那种平等也将越发真确，它将越发接近于囊括真正关系到人类幸福的一切东西都在内。
因此，正是在检查这一完善化的进程和规律之中，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的希望的范围和归宿。
没有人曾经想象过，人类的精神既能够穷尽自然界的一切事实，又能够穷尽测定与分析这些事实的精确性的最后手段，以及这些事实之间的全部关系和各种观念的全部可能的组合。单单是广度关系、单单是这一观念的各种组合、数量或广袤等等，就形成了一个过分庞大的体系，那是人类精神所永远不可能全部掌握的，即使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也永远都要比它所可能深入钻研的更加庞大得多而且始终也不可能为人所知。然而人们却能够相信，人永远只能认识他那智力的本性所能允许他达到的那一部分对象；他终于会遇到一个限度，这时他已经知道的那些对象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已经消耗了他全部的精力，所以一切新的进步对他就变得确实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随着种种事实的增多，人们也学会了对它们做出分类、把它们简约为更普遍的事实；同时用于观察它们、准确地测量它们的种种工具和方法就获得了新的精确性；随着人们认识了更大量的对象之间种种更复杂的关系，人们就学会了把它们简约为更广泛的关系并把它们纳入更简单的表达方式，把它们表现为种种形式，使人能掌握其更大的数量，哪怕自己所拥有的仍然只不过是同样的脑力而自己所运用的仍然只不过是同等的注意力；随着人类精神上升到各种更复杂的组合，更简单的公式就使得它们对于他们更加容易了；曾使人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发现的、并且起初只能是有深刻思索能力的人才能理解的那些真理，不久之后就被只不过是普遍的智力之内的各种方法所发展了并且证明了。假如导致各种新组合的方法被用尽了的话，假如把它们应用于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有超乎学者的时间或力量之外的劳动的话；那么更普遍的方法、更简单的手段立刻就会为天才们开辟新的用武之地。人类头脑的实际活力和范围将始终是同样不变的；但是他们所能使用的工具则会增多而且完善化，明确并固定他们观念的那种语言则会获得更大的准确性和更大的普遍性；在力学中，人们要增大力量就只能减低速度，——与此相反，指导天才们发现新真理的各种方法，是同等地在增加它那运作的力量和速度的。
最后，这些变化本身既然是对真理的详尽认识的进步之必然的后果，而且导致需要新的能力的原因既然同时就在产生着获得它们的办法；所以结果便是构成为观察。实验与计算的科学体系的各种真理的现实整体就会不断地增大，同时这同一个体系的各个部分就会不断地自我完善，而我们却可以假设人类才能的力量不变、活力不变、广度不变。
我们把这些普遍的想法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科学，就将对其中的每一种都得出这类连续不断完善化的范例，那将使人对我们所应期待的东西的确凿性不会再有任何疑问。我们将要特别指出被人们的偏见认为是最接近于枯竭了的那些科学，它们的进步是最有希望的而且是即将到来的。我们将要发展计算科学的最普遍的、最合乎哲学的应用会给一切人类知识的整个体系的广度。精确度和统一性所增添的一切东西。我们将要使人注意到，每一个国度的更普遍的教育在给予更大多数的人以可以鼓舞他们的基本知识和一种研究的兴趣以及在这上面所能做出进步的能力时，是怎样地增长了这些希望的；如果更普遍地易于使更多的人从事这些专业，那么，这些希望还将会何等地更加增大，因为事实上就在最开明的国度里，也几乎还不到五十分之一的天赋有这些才能的人是接受了为发展它们所必需的教育的；这样，注定了要以自己的发现去开拓科学疆界的人，也就会以同一个比例而扩大。
我们将要表明，教育的平等与各个不同国家之间所应该奠定的平等，将会怎样地加速其进步有赖于在广阔的领域内反复进行大量观察的那些科学的进程；将会怎样地加速所有那些我们可以期待于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气象学的东西；最后还有，这些科学在其手段的薄弱（它却引导我们得出了那么多有用的、重要的真理）与人们尚可加以运用的那些手段的广度，这二者之间，还存在着有怎样的比例失调。
我们将要阐明，在甚至于其发现乃是对单纯沉思的报偿的那些科学里，若能有更多的人来研究它们，也会有促使它们进步的好处，那靠的是根本就不需要为发明者所必备的那种脑力，而只是自行呈现于单纯的思索面前的那些细节上的完善化。
如果我们过渡到其理论有赖于这些科学的各种技术，我们就将看到，应该是随着这种理论的进步而来的进步，是不应有其他的限制的；技术流程也可以接受科学方法同样的那种完善化、同样的那种简单化；工具、机器和操作越来越会增加人们的力量和技巧，同时也会增进产品的完美性和精确性并减少获得产品的必要时间和劳动；这时仍然在抗拒这些进步的障碍就将消失，人们就学会了预见和预防各种事故以及劳动的或习惯的或气候的危害性。
这时候越来越缩小的一块大地上就可以生产出具有更大效益和更高价值的产量来，更少的耗费就可以得到更广大的享受，同样劳动的产品就可以保证更少的原料损失，或变得更经久耐用。人们将会为每一片土壤选择那些回应于最大需求的生产；在能够满足同一种需求的各种生产之中，将会选择需要更少的劳动和更少的实际耗费而能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那样一些。这样，对耗费的保全和节约的办法，并不需要有任何牺牲，就将随着再生产各种不同的材料、配备它们并把它们制成产品的技术的进步而到来。
这样，就不仅是同样的一块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而且每一个人都不必那么艰苦地从事劳动就能以更丰富多产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并可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从这些勤劳与福祉的进步之中，在人们的才能以及他们的需要之间就得出了一种有利的比例，每个世代或者是由于这些进步。或者是由于保存了此前勤劳的产品，就都被召唤来参与日愈扩大的享受，而且从此以后由于人类体制的后果就形成了人口数量的增长；然则，难道就不会达到一个期限，那时候这些规律也同样地必然会要反对它自己吗？那时候，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他们生活手段的增长，由此就必然会造成假如不是福祉与人口的不断缩减的话，也是一场真正倒退的行程，至少是在好与坏之间的一种摇摆。社会到了那个时期，难道那种摇摆不会成为一种永远持续不断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周期性的）困苦不幸的原因吗？难道它不是标志着那个极限吗？——在那里，一切改善都已成为了不可能，而人类的可完善性在无数的世纪之后就会达到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加以超越的那个限度。
毫无疑问，不会有任何人看不到那个时候距离我们还是何等之遥远；但是我们难道不会有一天到达那里吗？我们同等地不可能宣告一桩事件的未来现实性是正是反，——那桩事件是只能在人类已经必然地获得了我们对之几乎还不可能形成任何观念的那些知识的那个时代里才会实现的。而且事实上，又有谁敢于猜测把元素转化为适合于我们之用的各种物质，有一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但是，假设这个期限终于会来临，从中也不会得出什么可怕的东西来的，无论是就人类的幸福而言，还是就其无限的可完善性而言；如果我们假设在那个时候以前理性的进步和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保持并驾齐驱，而且迷信所具有的种种荒唐可笑的偏见已经停止了对道德去宣扬一种不是净化它和提高它。而是要腐蚀它和贬低它的严酷性，那么这时人们就会懂得，如果他们对尚未存在的人们有义务的话，那义务就不在于给他们以生存而在于给他们以幸福；那义务是以人类的或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和他们所附属的那个家庭的普遍福祉为目的的，而不是以要把大地上布满了无用而不幸的人们那种幼稚的想法为目的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可能积累就要有一个限度，并且从而最大可能的人口也要有一个限度，而又并不造成人口的夭折（假如是那样的话，对于一部分已经获得了生命的人就太违反自然和社会的繁荣了）。
既然对形而上学、道德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则的发现（或者不如说，确切的分析）还是最近的事，而且那又先要有大量有关真理细节的知识，所以它们就此已经达到了它们最终限度的这一偏见就是很容易成立的；人们设想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粗暴的错误要推翻，再也没有什么基本的真理要奠定了。
但是很容易看出，对人类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分析还是多么地不完备；对他的义务的知识，——那假设了他的行为对他同胞的福祉、对他是其中的一员的那个社会的影响的认识，——还可以怎样地由于对那种影响更明确的、更深入的和更精密的观察而得到扩大；为了要确切地认识人的个人权利的范围以及社会状态所赋予每个人对人人的权利，还留下有多少问题是有待解决的、有多少社会关系是有待考察的。迄今为止，我们甚至于是已经以某种精确性肯定了这些权利的限度吗？——无论是在战争时期各个不同的社会之间的权利，或是在混乱与割据的时期那些社会对自己成员的权利，或是在一种自由而原始的形态的情况下或在一种已成为必要的分裂的情况下那些自发地相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的权利。
如果我们现在过渡到应该是指导着这些原则的应用并成为社会艺术的基础的那种理论，难道我们看不到有必要达到一种精确程度，其中的基本原理是不可能以其绝对的普遍性而为人所接受的吗？是不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点，可以以正义、或是以一种已被证明的和被公认的效益性而并不是以所谓政治权宜的那类朦胧的、不确定的、随心所欲的观点，作为一切法律意向的基础呢？是不是我们已经规定了精确的准则，可以有把握在平等与自然权利的普遍原则会受人尊重的而为数又几乎是无限之多的各种可能组合之中，选择出来了最能确保这些权利并容许它们的行使和享用有着最大的范围，最能确保个人的安宁与福祉和国家的强大、和平与繁荣的那类组合呢？
组合和概率的计算之应用于同样的这些科学，就向我们许诺了更重要的进步；因为它既是赋予它们的结果以一种几乎是数学的精确性而同时又是评估其确凿性或者或然性的程度的唯一手段。支持这些结果的事实，很可以是未加计算的，而一经观察之后就把人引向普遍的真理，就教给人某某原因所产生的效果是否有利；然而，假如这些事实既不能加以计算，又不能加以衡量，假如这些效果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测定，那么这时我们就无法认识这种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好坏如何了；而且假如好坏双方大体平衡而互补，假如双方差别不大，我们便甚至无法多少肯定地宣称天平会倾斜到哪一边。不应用计算，我们往往就不可能多少确定地在两种都是为了获得同一个目的而形成的组合——而它们所表现出的优点又都不是显然可见地不成比例——之间做出选择。最后，没有同样的这种帮助，这些科学便缺乏精密的工具足以把握转瞬即逝的真理，便缺乏可靠的机械足以达到埋藏着它们一部分财富的矿藏的深处，便会始终都是粗糙的和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