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破坏是似本能吗?”也根据这些新的发现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这些遗传学方面的进展，也许可以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和传达我的观点，但这方面的工作显然还做得很不够。且前，有关遗传和环境的作用的争论，几乎还象在过去的50年中那样简单化。一边倒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不是倒向简单化的本能理论，即动物的那种总体本能，就是倒向全面的环境论，完全否认整个本能观点。这两种立场都不难驳倒，在我看来，它们根本就站不住脚，可以说是愚蠢透顶。同这两种两极分化的理论恰成对比，本书的第6章以及后面的所有各章提出了一种采取第三种立场的理论，即在人身上，只残存着非常微弱的本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动物意义上的纯粹本能。这些残存下来的本能和似本能倾向极为微弱，文化和数育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挫败，因此可以认为文化和教育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精神分析学说和其它揭露疗法的治疗方法，更不用说“对自我的寻找”，都可以被设想为一项困难而微妙的工作，其目的是透过教育、习惯、文化的表皮来发现我们残存的本能和似本能倾向，我们只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的本性到底可能是什么。总之，人有一种生物的本性，但这种本性的确定却非常微妙和棘手，需要特殊的追寻手段才能将它发现，因此，我们必须个别地、主观地发现我们的动物性和种类性。
这实际上等于得出了以下结论：文化和环境虽然不能创造，甚至也不能增强遗传性潜能，但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消灭或者削弱这种潜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性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就社会来说，我看这是一种极为有力的论点，证明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都有着绝对平等的机会。既然人的潜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丧失或者毁灭，那么这种论点在倡导一个健全的社会方面也就特别有力。这同曾被提出过的下述论点相距甚远：人既然是人类的一员，那么单是根据这一事实本身，也足以得到做一个完整人的权利，即实现人类可能有的全部潜能。做人，在生而为人意义上的做人，同时也必须在成长为人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婴儿只不过是一个潜在的人，必须在社会、文化、家雇中成长为人。
这一观点最终将迫使我们不但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同类的身份，而且还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个体的差异。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想象个体的差异，认为它们1、极富可塑性，极为表面化，易被改变，易于消灭，但会由此产生各种各样微妙的病变。这就需要完成下列微妙的任务，即2、努力揭示出每个个人的性情，素质，藏而不露的个性，以便使他可以不受阻碍地、以他自己独立的风格成长起来。否认自己的真实性格会造成微妙的心理以及生理上的代价和痛苦，这些痛苦并不一定能被认识到，并不容易从外表看出；但上述态度却要求心理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来对待这种代价和痛苦。这转过来又意味着要对每一个年龄阶段上的“健康成长”的实用意义给予更为细心的关注。
最后，我必须指出，如果放弃社会的不平等这个借口，就会产生令人战栗的后果；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准备好应付这种后果。我们越是不断地消灭社会的不平等，就越是能发觉它会被“生物的不平等”取而代之，因为婴儿一生到世上就有着不同的遗传潜能。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能向每一个婴儿的优势潜能提供充分机会的程度，那就意味着我们同时也要接受他们的劣势潜能。如果一个婴儿出生时心脏就有毛病，或者肾的功能就不健全，或者神经系统就有缺陷，那我们又该怪谁呢?如果只能怪造物，那么对这位受到了造物本身“虐待”的人的自尊，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一章里，同时也在其它一些论文中，我首创了“主观生物学”这一概念。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弥台主观与客观以及现象与行为之间的鸿沟。我发现，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内省地和主观地研究自身的生物学，我希望这一发现对别人也会有所裨益，特别是对于生物学家。
论述破坏性的第九章得到了全面的修订。我把它归到了范围更广的邪恶心理学类下，希望通过详细论述邪恶的一个方面，来证明整个问题在经验上和科学上是可以解决的。将它置于经验科学的管辖范围之内，对我来说意味着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我们的了解会有稳步的增长，而这总是意味着有可能就此采取某些措施了。
我们已经知道，进攻性是受遗传和文化两个方面决定的。而且我还认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进攻性之间的区别是极端重要的。
正如进攻性既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内在的人性，一般的邪恶也既不单是一种社会的产物，也不单是一种心理的产物，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一点实在太明显了，似乎不值一提，但现在确实有许多人不光相信这些站不住脚的理论而且还按它们行事。
在第十章“行为的表现部份”中，我引进了和谐化控制(Apo-llonian control)这一概念，这不但不会威胁满足，而且还会产生增强满足的那种理想控制。我认为这个概念对理论心理学和实用心理学都有着高度的重要性。这个概念使我得以区别(病态的)冲动性和(健康的)自发性，这种区别在今天尤为需要，特别是对青年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认为任何控制都必定是压抑和邪恶的人来说尤为需要。我希望这一认识对别人同对我一样有益。
我没有花费时间以这一概念为工具，来解决自由，伦理，政治，幸福之类的老问题，但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在有关的领域中进行着严肃思考的人来说，它的现实意义和巨大威力都是显而品见的。精神分析学家将会发现，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弗洛伊德对愉快原则和现实原则的整合恰巧重合。将其中的类似之处和不同之处琢磨透彻，我看对心理动力学的理论家来说，倒会是一种获益不浅的活动。
在有关自我实现的第十二章中，我将这一概念明确地局限于年纪较大的人，从而排除了一个造成混乱的因素。根据我所用的标准，自我实现不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年轻人的个性或者独立性尚不完备，他们还未曾有足够的时间来体验一种持久的，忠贞不渝的，超越了罗曼蒂克阶段的爱情关系，他们一般也不没有找到自已的神圣职责，一个可以将自己奉献上去的祭坛。他们也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没有足够的经历(对他人的责任，悲剧，失败，成就，成功)能使自己抛弃凡事要尽善尽美的幻想，从而变得现实起来，他们一般也不能平心静气地对待死亡；他们不懂得怎样才能有忍耐精神，他们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所见的邪恶甚少，还不足阻使他们学会怜悯，他们所经历的短暂岁月还无法使他们超越对父母和长辈，对权力和权威的矛盾心理，他们一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教养来向他们展现出获得智慧的可能性，他们一般也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不随大流，对坚守道德不感到羞羞答答等等。
实际上，有两种概念：一种是成熟，具备完整人性的自我实现者，在他们身上，人类的各种潜能都得到了实现和体现，另一种则是在任何一个年龄阶段上都可以有的健康。将这两种概念区别开，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明智的心理学策略。我发现，这样就舍自勃地转化为“健康成长导向自我实现”这样一个颇有意义、便于研究的概念。我对到了上大学年龄的青年人做了很多调查，结果使我确信，的确有可能将“健康”和“不健康”区别开。我的印象是，健康的青年男女往往仍在继续成长。他们招人喜欢，甚至极为可爱，他们毫无恶意，心地里暗藏着善良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但很不好意思说出来)，暗底里对值得一爱的长辈们充满着柔情。青年人对自己的信心不大，没有定型，因为和同代人相比处于少数地位，所以感到不太自在(他们私下的见解和趣味都规规矩矩，直来直去，受的是超越性动机的促动，也就是说比一般人的更有道德)。对于年轻人所常常表现出来的残酷，卑鄙，暴民精神等等，他们私下里都感到不安。
当然，我并不能确认这种症候群必然会发展为自我实现——我为年长一点的人所描绘的那种自我实现。这一点只有纵向的研究才能决定。我曾把自我实现的人描述为超越了民族意识的人。我实际上还可以再补充一句：他们也超越了阶级和等级。我的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即使我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前提：即富裕和社会尊严往往会使自我实现成为更大的可能。
我在起初的报告中所没有意料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只能同“善良”的人生活在一起，只能生活在一个健全的世界中吗?我记忆当中的印象是(这种印象当然还有待于验证)，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是富有灵活性的，他们可以很现实地使自己适应于任何人，任何环境。我认为，他们随时都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来同好人打交道，同时又能以适当的方式来对付坏人。
我对“牢骚”(291)和贬低业已获得的需要满足，甚或诋毁、抛弃这种满足的普遍倾向进行了研究，从中得出了对自我实现人的另一点朴充性描述。相对来说，自我实现的人可以幸免于人类不幸的这一大根源。总之，他们有“知足”的能力。在他们的意识中，一直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庆幸。奇迹即使再发生也仍然是奇迹。他们意识到，对天恩并不能受之无愧，对好运决不可认为是理所当然，这种意识确保他们一直珍惜生活，永不厌倦生活。
我对于自我实现人的研究极为成功——我得承认这让我松了一大口气。无论如何，这只是一场大赌博，是在顽强地追求一种凭直觉得出的信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竟然对科学方法和哲学批评的某些基本法则置之不理。不管怎样，这些法则总是我本人所相信，所接受过的，因此，我很明白，我简直是如履薄冰。因此，我的探索是在焦虑、冲突和自疑的背景中进行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明和证据(见书目)，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再有这种根本性的担心了。然而，我却非常清楚，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着这种根本性的方法和理论问题。已经完成了的工作还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运用远为客观，得到一致赞成，不掺杂个人因素的协作方法来选择自我实现的(健康，自主，具有完备人性的)人以进行研究。交叉文化的研究是明显需要的。追踪研究，从摇篮一直到坟墓，将会提供唯一真正令人满意的确证——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除了象我这样。用筛选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的办法来进行选择之外，对总人口进行抽样也显然是必要的。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人身上也有“不可救药”的罪过和缺点；在比我更为全面地研究过这些罪过和缺点之前，我也并不认为对涤荡不尽的人类邪恶能够有所了解。
我坚信这些研究将会改变我们的科学哲学(292)，伦理学和价值理论(314)，宗教学(293)，工作观念，管理学和人际关系方面的观念(291)，以及社会学说(312)和其它各种观念。此外，一旦我们能够教育我们的青年放弃他们不切实际的尽善尽美的愿望，使他们不再要求有尽善尽美的人、社会、教师、父母、政治家、婚姻、朋友、组织等等一切不存在，而且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我是说除了高峰体验和完美融台的短暂片刻之外；那么我想巨大的社会和教育变革也几乎会立刻发生。我们即使所知甚少，也非常明白上述尽善尽美的期望只不过是幻想，因此会不可避免地、严酷无情地造成幻灭，并随之带来厌恶、愤怒，压抑和报复。我现在逐渐发觉，“现在就来一个极乐世界”的要求本身就是邪恶的一大根源。如果你要求有一位完美无缺的领袖或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你就会由此而放弃在好坏之间作出选择。如果将不完善界定为恶，那么就没有不邪恶的东西，因为事物总是不完善的。
我同时也从积极的方面相信，这个新开辟的伟大研究领域最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知识源泉，使我们了解人性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似乎全人类都需要，都渴求的价值体系，宗教替代物，理想主义的满足和标准的人生观；没有它们，人类就会变得讨厌、卑鄙、粗俗、琐碎。
心理健康不光从主观上给人一种良好的感觉，同时也是正确、真实，实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比病态“好”，比病态优越。它还不光是正确和真实的，而且还有更高的洞察力，既能观察到更多的真理，又能观察到更高一层的真理。也就是说，缺少健康不光给人以可怕的感觉，而且还是某种形式的盲目，认识上的病态，以及道德和感情上的损失。此外，它还是某种形式的残疾，是才能的丧失，是做事和成事能力的降低。
健康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但终归是存在的。既然健康及其所有价值——真理、善良、美等等，已经被证明是有可能存在的，那么，从原则上来说，它也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现实。对于那些向往光明而不愿盲目的人，喜欢良好的感觉而不希望感到难受的人，追求完整而不愿落下残疾的人，则可以建议他们寻求心理上的健康。说到这里，不免想起了一个小女孩。有人问这个小女孩，善良为什么比邪恶好，她回答说，“因为它更美好。”我想我们连可以回答得更好一些。同样的思路可以证明，生活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有兄弟情谊，同心协力．互相信任。Y理论)比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X理论，极权统治，互相敌视，霍布斯式的社会)要好——这既是由于生物的、医学的和达尔文式的生存价值，也是由于成长的价值，既有主观的因素，又有客观的因素(314)。完美的婚姻，真挚的友谊，称职的父母等等也是这样。这些价值不仅被人期望(受人喜爱，被人选中)，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也就是“理想的”。我明白这会给专业的哲学家们造成很大的麻烦，但我相信他们对付得了。
优秀人物虽然人数极少，而且容易垮掉，但可能并且的确存在，证明了这一点就足以给我们勇气和希望，给我们继续战斗的力量，使我们相信自己，相信我们有成长起来的可能性。同时，只要我们对人性抱有希望，无论这种希望多么冷静和克制，也有助予兄弟情谊和怜悯之心在我们身上油然而升。 我决定删去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章，走向积极的心理学；因为在1954年正确性达98％的东西，到了今天则只有2／3的正确性了。在今天，一种建设性的心理学虽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但至少是已经放在那儿可以运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新型的超越心理学，存在心理学，罗杰心理学，经验心理学，整体心理学，价值寻求心理学等等都在蓬勃兴起，供人运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但不幸的是，在心理学的大部分领域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局面，对这方面感兴趣的研究者还必须特意寻找，或者只能偶尔碰到这方面的材料。对于那些想自己体验一下的读者，我认为在穆斯塔卡斯(344)，塞弗恩(419)，布根塔尔(69)，以及苏拉奇和维奇(441)的各种读本当中可以极为容易地找到有关人物、观点和资料的出色实例。至于适当的学校、刊物、学会的通讯地址，可以参见拙著《存在心理学初探》的一个刚录中对良好精神系统<Eupsychian Network)的介绍(见295)。
对于那些不满足的研究生，我仍要推荐第一版的最后一章，它很可能在大多数大学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为了同样的原因，我还要推荐拙著《科学心理学》。至于那些愿意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并因此而刻苦钻研的人，则可以读一下本领域中的巨著波兰尼的《个人的知识》(376)。
传统的不涉及价值的科学，或者不如说是那种想得到一种不涉及价值的科学的徒劳努力，已经受到了日益坚决的拒绝；本书正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它比过去更为坦白地恪守规范，更有信心地确认科学是寻求价值的科学家们在价值的激励下所进行的探索，我断言，这些科学家能够在人性本身的结构中揭示出内在的，终极的、属于整个种类的价值。
对一些人来说，这看来象是对他们所热爱和崇敬的科学(其实也是我所热爱和崇敬的科学)的一种攻击。我承认他们的担心有时是很有道理的。有许多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界有许多人认为，对于不涉及价值的科学来说，能够将它取而代之并与之互相排斥的，且有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所谓“政治立场”根据的只是情况不明时所下的定义)。对他们来说，接受一方面必然意味着要排斥另一方面。
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种截然划分的浅薄无知；即使你是在同敌人搏斗，即使你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位属于某个党派的政客，也最好是能够掌握正确的情况。
然而，如果能够站到这种弄巧成拙的愚蠢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如果能够在可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上致力于解决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么我相信，可以证明规范性的热情(做好事，为人类造福，改善世界的热情)同科学的客观性并不矛盾；的确，它甚至可以使一种更为完善、更为有力的科学成为可能，这种科学的领域极为广阔，那种到现在还企图对价值保持中立(把价值留给非科学家让他们不以事实为根据地武断地确定)的科学只能望洋兴叹。要想证明这一点．只不过需要将客观性的概念扩大一些。使它不光包括“旁观者的认识”(放任的、涉及不到自身的认识，有关外界、来自外界的认识)，而且还包括经验性认识(85)和我之所谓爱的认识或道家的认识。
道家客观性的这种简单模式来源于一种现象学，一种对他人的存在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的热爱和羡慕(存在爱B一love)的现象学。例如，对自己的孩子，朋友，职业，甚或自己的“问题”或者科学领域的热爱都会带有如此的彻底性和接受性，以至于这种爱决不会起干涉和妨碍作用；也就是说，喜欢的是它原来的样子和将来的样子，并没有改变它或者改善它的冲动。对任何事物都需要极大的爱才能够昕其自然，让它保持原样，任其随意发展。一个人可以极其纯真地热爱自己的孩子，从而允许他按照自身的条件发展。然而——这也正是我这一番议论的要点——一个人也可以同样地热爱事实。一个人可以对事实极其热爱，从而也相信它的发展。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孩子降生之前就热爱他，屏住呼吸，以极大的幸福期待着能看到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现在就热爱那个将来的人。
预先给孩子订好计划，对他抱有奢望，给他规定好该担负起什么责任，甚至希望他该成为这样或成为那样——这一切同道家思想都是格格不入的。这意味着要求孩子做父母所决心让他做的那种人。这样的孩了生来就穿着一件无形的紧身表。
同样，也不是没有可能热爱和信赖还没有发生的事实，当它的本性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感到欣悦和惊喜。我们可以相信，一种没有受到损害。没有受到摆布，未被强制，不受强求的事实是非常美好、纯洁，真正的真实的；相比之下，同一个事实，一旦我们强迫它顺应一种预先的期望或希望，或计划，或现实政治的需要，就难免相形见绌了。事实也可以生来就穿着紧身衣。
规范性的热情可能被误解，可能会用预先的要求来歪曲将会出现的事实；某些科学家恐怕一贯做这种事，实际上是为了政治而放弃了科学。但对那些道家思想更多的科学家来说，这决非一种必然。他们对于即将诞生的事实的热爱，已经足以使他们设想它将舍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这个原因，则可以对它放任自流，而这正是由于科学家的规范性热情。
我也相信这一点。事实越纯粹，越少受有先入之见的教条主义者的感染，就越有利于人类的未来。我相信，将会使世界得益更多的不是我今天所奉行的政治信念，而是将来的事实。我对将来的
认识比对我本人今_尤的认识更为信赖。
这是“服从的是上帝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意强”的一种人本主义科学的翻版。我对于人类的担心和希望，我对于行善的渴望，我需求安宁和友情的愿望，我的规范性的热情——我觉得这一切的利益都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只要我对事实保持一种虚怀若谷的态度，只要我在道家拒绝对事实先入为主、任意摆弄的意义上保持客观，不掺杂任何个人色彩，只要我一直坚信所知愈多裨益愈大。
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在本书之后所发表的许多论文、论著中，我都假定一个人真实潜能的实现取决于是否有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父母和其他人，取决于现在被称为“生态学”的因素，取决于是否有“健康的”文化，取决于整个世界的情况，等等。一个“有利于先决条件”的复杂分类系统使我们有可能向自我实现和完整人性方面进行发展。这些物理、化学、生物学，人际间、文化的条件对个人至关紧要，最终竞选到了决定能否向个人提供人类的基本必需品和基本“权利”的程度，一个人且有拥有这些必需品和基本“权利”，才能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人性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旦对这些先决条件进行探讨，我们不免会感到悲伤，因为人类的潜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被摧毁，被抑制；因此，一个具有完整人性的人看起来就象一个奇迹，这样一个人的出现真是太希罕了，所以只能让人肃然起敬。但同时，我们也会感到振奋，因为自我实现的人毕竟是存在的，因此也是可能存在的。严峻的考验并非不能经受，终点线也并非不可逾越。
在这里，研究者几乎会毫无疑问地受到种种责难的夹击，这些责难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心灵与心灵之问的；不是责怪他过于“乐观”，就是责怪他过于“悲观”，根据其实就是他当时着眼于哪一方面。同样，一方面会责怪他鼓吹遗传，另一方面则会攻击他鼓吹环境。各种政治派别则无疑会根据当时的宣传需要，强行给他贴上各类不同的标签。
科学家当然会抗拒这些截然划分、乱贴标签的不全则无的倾向，将会继续分层次、按等级地思考问题，整体地把握许许多多同时起作用的决定因素。他将尽全力接受各种资料，并将它们尽可能清楚地同自己的愿望，希望、担心区别开。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这些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健全曲人，什么样的社会是健全的社会——完全属于经验科学的领域，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在这些领域内促进认识的发展(31 6)。
同第二个问题相比，即什么样的社会能够造就具有完整人格的人，本书更多地着眼于第一个问题，即具有完整人格的人本身。自从本书于1954年初版以来，我就这一问题写了大量文章，但我并不想把这些研究成果收进修订本。相反，我要请读者参考我就这一问题写的一些文章(29l，301，303，311a，3flb，312，315)；同时，我想着重强调，有必要熟悉一下关于规范性社会心理学的大量研究文献(有时它还被称为组织发展，组织理论，管理理论等等)。在我看来，这些理论、病例报告、研究等等极为深刻，提供了一种真正切实可行的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民主和极权理论，以及其它现有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种种翻版一样可供人们选择。我屡次惊讶地发现，甚至连略知阿吉里斯(15，16)，本尼斯(42，43，45)，利克特(275)，麦格雷戈(332)等人的研究工作的心理学家也为数甚少，而这只不过是刚刚提到这一领域中的几位知名人物。无论如何，要想认真对待自我实现的理论，则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新型的社会心理学。如果有人想要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让我选择一本刊物推荐给他们，那我就会选择《应用行为科学学报》，尽管它的名称肯定会使人产生误解
最后，我想就本书作为种向人本主义心理学(它已经被称为“第三种力量”)的过渡说几句话。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还不甚成熟，人本主义心理学却已经打开了研究所有这些被称为超验和超越个人的心理现象的大门，而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内在的哲学局限性则从原则上将这些资料封闭起来。在这类现象中，我所包括的不光有意识和人格的各种高级和积极的状态，即对于物质主义，脸皮绷得紧紧的自我，原子一分割一割裂一敌对观点的超越，还包括价值(永恒的真理)是大大扩充了的自我的组成部分这样一种认识。一份新的刊物《超越个人的心理学学报》已经开始发表这一方面的文章了。
现在，已经有可能就超越人类(trans_human)进行思索，这是一种超越人类本身的心理学和哲学。它尚未出现，但即将出现。
鸣 谢
首先，我要深深地感激比尔-格林和w．P．格林慈善基金会，他们给予我固定的奖金，为我完成《动机与人格》一书的修订本提供了必要的时间和条件。对某些问题的透彻思考，从事这一类的理论工作需要投入全部精力。如果没有这项奖金，我肯定无法进行这项工作。我还要向赠予我1967—1968年度奖金的福特基金会下属的教育发展基金会表示谢意。在这一年内，我研究了有关人本主义的教育理论。
凯·庞蒂亚斯夫人(Mrs．KaF P0utiu s)不仅承担了全书的秘书工作，而且还帮助编排了文献目录，完成了校订、校对以及其他许多工作。庞蒂亚斯夫人工作起来总是那么愉快热情，她灵活巧妙，效率很高。在此，我要感谢她的工作，并对她的勤劳表示敬意。我还要向目前在布兰戴斯大学的我的前任秘书希尔达·史密斯夫人(Mrs.Hilda smith)表达谢意，早在我离开那个大学之前，她就协助我开始了这项工作。玛丽琳·毛雷尔夫人(Mrs．MarylynMorrell)慷慨地允诺了文献目录的编写工作。哈甫·洛联营出版公司的乔治·米多尔夫(Geore Midorf)最早建设我修订这个版本，为此我感到很高兴。
在我的其他著作以及本书的文献目录中，都注明了我的思想的来源，这里就不再重复。许多朋友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或听我的讲座，或与我交淡，或与我争论，①但由于人数太多，此处不可能一一列举，对此，我一并表示感谢。对于理论难题的洞悉常常来自朋友们的启迪。我的妻于伯莎(Bertba)每天都收到许多涉及到我的理论的论述，她总是耐心而有益地进行了处理。我对她的耐性感到惊异，并在此感谢她的帮助。
A．H．马斯洛
《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
主 编：邓朴方
常务编委：李盛平 张宏儒 肖金泉 贾湛 王 伟
黎鸣吴佛深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沛 主燕滨 邓正来 孙连成 刘再复
李泽厚 朱庭光 何家栋 邵大箴 吴街康
林方 张琢 周星 俞敏生 郭建模
唐枢 高崧 程方平 缪晓非
心理学分编委会：
吴佛探林方
目 录
前言…………………………………………………(1
鸣谢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