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和“反常”这两个词具有如此多不同的含义，以致已近于无用。对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今天强烈的倾向是用更具体的，而又属于这些方面的概念来代替这些十分一般的词。这就是我在这一章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般说幕，人们一直试图从统计、文化相对论、或生物一医学的角度来解释正常。然而，就象交际场合或礼拜日的用语一样，它们不过是一些正正经经的解释，而并非日常的解释。正常一词所具有的非正式意义就象专业含义一样确切，当大多数人问“什么是正常的?”时，他们是心中有数的。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在非正式场合的专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它相当于问，“我们应当尊重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应对什么产生忧虑?”；以及“我们应对什么感到内疚或者感到问心无愧?”我决定既在专业的意义上，也在非专业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一章的标题。我的印象是；在这一领域有许多专家也做了这一工作，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不承认这一点。在正式会话中，关于正常应该意殊着什么，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关于它在具体清况下实际意味着什么，讨论却相当少。在我的治疗工作中，我一直是从患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专业的和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正常和异常。曾有一位母亲问我，她的孩子是否正常。我理解她是想知道，她是否应为她的孩子担忧，她应该努力改进对孩子行为的控制，还是应该任其发展、不去打搅。人们曾在讲演后问到关于性行为的正常与反常，我以同样方式理解他们的问题，我的回答往往给予这样的暗示：“要注意，”或“别担忧。”
我以为，当前在心理分析产家、心理治疗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中对这问题重感兴趣的真实原因，是觉得它是典型的重大价值问题。E·弗罗姆是从良好、适意，以及价值谈到正常问题的。在这一领域内，大多数其他作家也是这样。这种工作现在以及过去一些时候一直非常明确地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能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参照系。
我甚至能够比这走得更远。对于这些心理学家中的许多人，所有这种努力越来越被认为是企图要做正规时宗教曾竭力要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性的理解，这种人性涉及他们本身、他人、社会、世界，即，为他们提供他们能够据以理解何时应感到有罪何时不应感到有罪的参照系。这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正在建立一门科学伦理学。我完全愿意我在这一章的议论被理解为向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
对正常的解释
现在，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一重要题目之前，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描述和解释“正常”的各种技术上的尝试，尽管这些尝试并不成功。
1．人类行为的统计调查只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实际存在的是什么，这些调查被认为完全缺乏评价。很不幸，大多数人，甚至连科学家在内，都不够强健，以致顺从地赞同一般水平，赞同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如此，它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强大。倒如，金西博士(kinsey)对性行为的杰出的调查因其提供的原始资料而于我们非常有益。但是他和其他人却不能避免随和地谈论什么叫正常(指适意)。病态的性生活(从精神病学角度看的病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正常的。但这并不使病态变得合乎需要或健康。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意指正常时才使用正常一词。
另一个例子是格塞尔的婴儿发展标准表，它对于科学家和医生当然很有用。但是，假如婴儿在行走或从杯子里喝水的发展上低于平均水平．大多数母亲都很容易感到焦虑，好象那是坏事或者可怕的事。显而易见，在我们找出了平均标准后，我们还必须问，“这种标准是合乎需要的吗?”
2．正常这个剥经常在无意中作为习俗、习惯、或惯例等同义词来使用，并且通常被用来指赞成习俗的借口。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一次由妇女吸烟引起的喧哗。我们的妇女主任说那是不正常的，并且加以禁止。那时，女大学生穿宽松裤子，在公共场合握手也是不正常的。当然，她所说的意思是“这不合乎传统”。这完全正确。这对于她来说，还暗含着“这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本质上病态的”，这就完全错了。几年后，习惯改变了，她也随之被解雇，因为，到了那时候，她的那套方式已成为不正常的了。
3．这一用法的另一个不同形式是用神学的准可来掩盖习俗。所谓圣书，经常被看成是行为制定的规范，但是科学家对于它也象对其他任何习俗一样，很少予以注意。
4．最后，作为正常、适意、良好、或健康的一种根源，文化相对(the culturally relative)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当然，人类学家起初曾在使我们认清种族主义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作为一种文化，我们曾一直努力把各种地方文化习惯，象穿紧身短村裤、或吃牛肉而不是狗肉等作为绝对的泛人类的标准来提出。更广泛的人种学知识已驱散了许多这类见解。并且，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族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谁要想代表整个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十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越出或者避开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能够作为人类而不
是人类的邻居来评价人类。
5．善适应人的概念，是这一错误的主要变休。看到心理学家们竟变得敌视这一看来合理、显而易见的概念，非专业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每个人毕竟都希望他的孩子善于适应，作为团体的一员，受到相同年纪朋友的欢迎、赞扬、和爱戴。我们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哪一个团体？”能够适应纳粹、犯罪、违法，吸毒等团体吗?受谁欢迎?受谁赞扬?在H.G威尔斯奇妙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峡谷》里，人们都是瞎子，而有视力的那个人却顺应不良。
适应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的被动的顺应。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呢?或者再举一例，我们正缓慢地学会不再以精神病为理由武断地认为青少年罪犯必然很坏或者有害。从精神病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犯罪以及青少年中的犯罪和恶劣行为也许代表着对于欺诈、利用、非正义和不公正的合理反抗。
适应是一个被动的而不是积极的过程。母牛、奴隶或者任何没有个性也能很快活的人就是它的理想典型。我们甚至有适应良好的疯子或者囚犯。
这种极端的环境论意含人类无限的可塑性和揉曲性以及现实的不可变性。因此它就是现状，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同时它也是不真实的。人类的可塑性并非无限，现状也是能够改变的。
6．把正常一词用于指没有损伤、疾病、或明显的机能失常的医学的临床的习惯，是使用正常一词的又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如果一个内科医生在给病人进行彻底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身体上的毛病，他就会说这个病人“情况正常”，尽管病人仍然处于痛苦之中。这个内科医生的意思其实是；“我用我的技术不能发现你有什么毛病。”
受过一些心理学圳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发现的东西会多一些，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也会少得多。的确，许多精神分析家甚至说没有正常的人，即，没有绝对没病的人。这就是说，没有是完美无瑕的。这种说法相当真实，但于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却无多大帮助。
正常的新概念
我们已经学会抵制这些形形色色的概念，那么什么将代替这些概念呢?这一章所涉及的新概念仍然处于建立和发展阶段。目前还不能说它已经很明确或者有无可争辩的证据的可靠支持。相反，应该说它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概念或理论，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真实倾向。
关于正常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我个人的预见或者推测是，关于一般化的，泛人类的心理健康的某种形式的理论不久将迅速得到发展，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而不管人们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如何。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方面来看，这种情况都正在发生。新的事实、新的资料促使了这种新的思想形式的发展。关于这些新的事实和资料，我在后面将要提到。
德鲁克(Drucker)(113)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自从基督教创史以来，有大约四种连续的观点或者概念一直统治着西欧。这些观点表达了寻求个人幸福与康乐所应采取的方法。其中每一个观点或者神话都竖立了一种理想的典型人物，并且设想，如果效仿这个理想人物，个人的幸福和康乐一定会实现。中世纪时，圣职人员被视为理想的典型，而文艺复兴时期则换成了有学识的人。随着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讲究实用的人往往左右了关于理想人物的看法。近来，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在同样好听地谈论一个类似的神话，即关于英雄人物的神话(尼采哲学意义上的英雄人物)。
我的论点将是(这过去曾是托尔曼的论点)：所有这些神话都失去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本主题的研究者心里发展着，可以很有理由期待它在今后一、二十年内成熟起来。这个新概念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灵魂的人，实际上也可称为自然的人。德鲁克(Drucker)提及的那些概念曾对我们的时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期待，这个概念将对比们的时代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现在让我简要地阐述心理健康的人这个新近发展的概念的实质，开始时或许有些教条。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人类有自己的基本性质，即某种心理结构的框架，可以象对待人体结构那样来研究、讨论它；人类有由遗传决定的需要，能力和倾向，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线，体现了全人类的特性，另一些为具体的个人所独有，一般看来，这些需要是好的或中性的，不是罪恶的。第二，我们的新概念涉及到这样一个概念：完美的健康状况以及正常的有益的发展在于实现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所控制的轨道，逐渐发展成熟，这是内在发展，而不是外界造型的过程。第三，可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般的心理病理学现象是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遭到否定、挫折或者扭曲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有助于向着人的内在本质的实现有益地发展，就是好的；只要阻挠、阻挡或者否定选种基本性质，就是坏的或变态的；只要干扰、阻挠或者改变自我实现进程，就是心理病态。那么，什么是心理治疗呢?或者干脆说，什么叫治疗?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帮助人回到自我实现的轨道上来，只要能够帮助人沿着他内在本质所指引的轨道发展，就是治疗。
乍一看，这一一概念使我们大最地想到过去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的理想。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新概念和过去的哲学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真实的人性，我们远比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了解得多。总之，我们足以理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是什么。
首先，这些古代哲学们所缺少的知识，以及导致他们的理论具有致命弱点的知识，已经被心理分析的各种流派，特别是佛洛伊德所发现了。我们已经特别从动力心理学家，还有动物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那里，获得了大大扩充了的关于人的动机，特别是无意识动机的知识。其次，我们现已有了大大丰富了的关于心理病理学及其起源的知识。最后，我们已经从心理治疗家，特别是从对心理治疗的目标和过程的讨论中学得了许多东西。
总之，当亚里士多德假定良好的生活在于按照真实的人性生活时，我们可以同意他，但是，我们必须补充，关于真正的人性，他却还了解得不够。在描绘人性的这种基本性质、或固有结构时，亚里士多德所全部能做的，就是观察自己周围的情况，研究人，观察人们的表现。但是，谁要是象亚里士多德那样只从表面来观察人，他最后就一定只会得到静态的人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所能做到的唯一事情，就是构成一幅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和时代的良好人的图画。人们还记得，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生活的概念中，他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制造了致命的错误的假定，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奴隶。这就成了他的基本性质。从而，当奴隶对他就是良好的生活。这完全暴露了在建立什么是良好人，正常人或建康人的观念时，依据纯粹表面观察所具有的弱点。
新旧概念的区别
我猜想，如果我必须用一句话来比较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K·戈尔德斯坦，E·弗罗姆，K·崔尼，K·罗杰斯，以及其他人的现代概念，我所要坚持的基本区别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能看到表面，看到现状，而且也看到潜力。我们现在更加了解人们隐藏的情况，以及被压抑、忽略、忽视的状况。我们现在能够依据一个人的可能性、潜力、以及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外在的观察，来判断他的基本性质。
我们优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点是，我们已经从这些动力心理学家学得，单凭才智或者理性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大家都说，亚里士多德为人的能力排列了等级，理性在其中占据首位，并且不可避免地随之提出一个概念：理性与人的情感的和类本能的性质相对立，它们相互冲突，斗争。但是，通过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我们懂得，必须大大改变我们对心理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看法，平等地尊重理性，感情以及我们本性中意动或者愿望和驱动的一面。而且，对健康人的经验研究向我们证明，这些方面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不是对抗的而是协作的。健康人完全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体化的。只有神经病人才与自己不一致，理性与感情才发生冲突。这种发裂的后果是，不但感性生活和意动生活一直遭到误解和曲解，而且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承袭的关于理性的概念也误解和曲解了理性。正如E·弗罗姆所说：“理性由于成了看守自己的囚犯——人性——的卫兵，它本身也变成了囚犯，因此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感情——都是残缺不全的(82)。我们必须一致赞成弗罗姆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的发生不仅依靠思想活动，而且取决于人的整个人格的实现，这个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的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也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
一旦我们对于人在我们现在称为好的某些象件下可能成为什么状态获很可靠的知识，并且假定，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成为他自己时，他才是快乐、宁静、自我认可、坦荡、身心一致的，那么就有可能也有理由谈论好与坏，对与错，有益或有弊。
如果技术哲学家表示反对说：“你怎能证明幸福比不幸要更好呢?”这个问题甚至凭经验就可以回答。因为，如果我们在相当多样的条件下观察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自然地选择幸福而非不幸，选择舒适而非痛苦，选择宁静而非担忧。一句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健康而非疾病(然而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选择，而且当时条件属于后面要讨论的一种)。
这也回答了大家都熟悉的手段-目的价值命题的哲学上的通常的缺陷。(如果你要达到目的x，你就应该采取手段Y。“如果想长寿，你就应该吃维生素”。)我们现在对这个命题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在经验上知道人需要什么，比如，需要爱、安全、幸福、知识、长寿、没有痛苦等等。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假如你希望幸福，那么 。。。”，而说：“假如你是人类的一个健康成员，那么…”
在下面的经验之谈中，这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们随便地说狗喜欢肉，不喜欢色拉；金龟需要清洁的水，花在阳光下开得最盛。由此我坚决认为，我们说的是描述性，科学性的话，而不是规范标准的话。
向我的那些将我们现在的状况与我们应该达到的状况加以严格区分的，有哲学思想的同事们再进一言。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我们应该成为什么，但能够这一用语比应该要好得多。请注意，假如我们采取经验和描述的态度，那么应该就是完全不合适的词。例如，如果我们问花或者动物应该成为什么，显然很不合适。应该一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只小猫应该成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答案中所包含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人类儿童。
让我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今天，我们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区分一个人目前是什么和他有可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的性格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深度。无意识与有意识的东西共同存在，尽管它们可能会发生矛盾。一个目前存在(在某一意义上)，另一个目前也存在(在另一较深层的意义上)并且有一天将有可能上升到表面，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于是便在那个意义上存在。
按照这个观点，人们可以懂得，行为恶劣的人可能于性格深处保藏着爱，假如他们努力实现了这种泛人类的潜能，就变成比过去健康的人，并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变得更正常了。
人与其他所有生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的需要、偏好、和本能的残余弱而不强，含糊而不明确，有怀疑、犹豫、冲突的余地；它们极容易被文化，学习以及他人的爱好所窒息，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惯于将本能看成单义的，明确的，牢固的和强大的(就象动物的本能一样)，以至我们从未看到弱本能的可能性，
我们的确有一种性质，一种结构，一种类本能的倾向和能力的朦胧的骨架结构，然而，从我们身上认清它，却是伟大的、难以获得的成就。做到自然、自发、了解自己的本质，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这是一个罕有的高境界，它虽然极少出现，但却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并且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长期的艰苦奋斗。
人的内在本质
让我们作个总结。我们已经肯定，人的固有趋势(design)或者说内在本质，似乎并不只是他的解剖构造，还要包括他最基本的需要、欲望以及心理能力。其次、这种内在本质通常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它被掩盖起来，尚未实现、脆弱而不强大。
有什么理由说这些需要和素质上的潜力(constitutionalpot-erntialifies)就是固有趋势?我在第六章中列举了十二个独立的证据和发现方法，这里，我将只举其中四个最重要的为例。第一，这些需要若遭受挫折，就会导致心理疾病。第二，这些需要若得到满足则能培养健康性格(导致良好的心理状态)，而神经病需要的满足就不会产生这种结果。这就是说，它能使人变得更好更健康。第三，在自由的状况下，它们自然地作为人的偏好而表现出来。第四，在相对健康的人那里可以直接细察到它们。
如果我们想要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就不能光靠对有意识需要的内省，甚至不能光靠对无意识需要的描述。因为，从现象学上看，人对神经病的需要与内在固有的需要的感觉全都一样。它们同样地要求满足，要求垄断意识。它们的内省特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得足以使反省者能够区分它们，除非人在弥留之际追溯往事(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或在某些特殊的顿悟时刻也许有这种可能。
然而，我们必须有某种不同的能够与之联系、与之协变(covary)的客观变量。实际上，这种不同的变量一直就是神经病、健康连续统一体。我们现在比较确切地相信，恶劣的进攻性行为其实不是基本的，而是反应性的。是结果，不是起因；因为，当一个品行恶劣的人在心理治疗中逐渐变得健康时，他的恶意也逐渐减少。而当一个较健康的人逐渐变得病态时，他的敌意、恶毒、卑劣就增加了。
另外，我们知道，给予神经病需要以满足，不会象给予基本的内在需要以满足那样滋生健康。给予一个能力的神经病追求者以所有他想要的能力的满足并不能减少他的神经病。而且要充分满足他对能力的需要也是不可能的。不管供给他多少，他仍然会感到饥饿。神经病需要是得到满足还是受到阻挠，对于基本健康，几乎没什么区别。
对于象安全、爱这样的需要来说，就大不相同了。它们是可以满足的，它们的满足的确会滋生健康，它们的挫折的确会导致疾病。
同样，对于象智力或者活动的强烈倾向这类个人的潜力也是如此。(我们这里仅有的资料是临床的资料。)这种倾向的作用如同一种内驱力，它要求得到实现。一旦满足它，人就会发展良好；如果使它受到阻碍和挫折，目前尚不被我们十分了解的各种微妙的麻烦立即就会发展起来。
然而，成就最为显著的方法还是直接研究真正健康的人。我们的确已经掌握足够的知识，能够选择相对健康的人，特别是我们拥有象罗夏测验和主题理解测验这样的投射测验法。就算我们不能找到完美的研究对象，我们仍然可以抱这样的期望：当铺由比较稀薄变得相对浓缩时，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它的性质。
在第十一章中阐述的研究已经证明，科学家有可能在优秀、完美、理想的健康和人类潜能的实现的意义上研究和描绘正常状态。假如我们知道优秀人物是怎样的或能够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人们(那些最想变得优秀的人)就可以效仿尽善尽美的典型从而改进自己。
爱的需要是研究最充分的固有趋势的实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研究来说明已经提及的全部四个用于区分人性中固有和普遍的东西与非本质和局部的东西的方法。
1.几乎所有治疗家都承认，当我们对一种神经病追根寻源时，我们会非常频繁地发现生命早期爱的匮乏现象。一些试验不完全的研究已经在婴儿和幼儿身上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认为彻底地剥夺爱会危及婴儿的生命。也就是说，爱的匮乏会导致疾病。
2．这些疾病，如果尚未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借助给患者以感情和慈爱是可以治愈的，对于儿童尤其如此。甚至在成人心理治疗中以及对于更严重的病例的分析中，现在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治疗的一个任务是使患者得到能使他痊愈的爱。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充满感情的童年与健康的成年之间的联系。总而言之，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爱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是一种基本需要。
3．如果一个儿童处于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并且假设他的心灵尚未扭曲和受到世事的熏染，他将选择感情而不是非感情，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严格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掌握的大量的临床资料和一些人类文化学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个结论。儿童喜欢感情深厚的而不喜欢怀有敌意、冷酷的教师、家长或朋友。这个很普通的现象证实了我的观点。婴儿的啼哭告诉我们，他们要感情，不要冷漠。巴厘人的情况就是一例。巴厘成人不象美国成人那样需要爱。痛苦的经历迫使巴厘儿童不去寻求和期望爱。但是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训练。在被强迫不要要求爱时他们痛哭不止。
4.最后，我们在健康成年人身上发现了什么说明问题的情况?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健康成年人(虽然不是全部)都享受过充满爱的生活，给予过也承受过爱。并且，他们现在爱他人。最后一个似乎违反逻辑的现象是，他们不象普通人那样需要爱。显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爱。
任何其它营养缺乏症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完美的佐证，使我们的论点更有道理，更加一目了然。假设一个动物缺盐。首先，这会引起病状。第二，额外食入的盐会治愈或有助于治愈这种病状。第三，缺盐的白鼠或人在允许的情况下会选择盐多的食物，即，非同寻常地大量食盐；而且人会表达主观上对盐的渴望，并会说盐尤其好吃。第四，我们发现，健康的机体若已经食入足够的盐，就不会特别渴望或需要它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正如机体为了维持健康，防止疾病而需要盐一样，它为了同样目的也需要爱。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就象汽车由于构造如此而需要汽油一样，人体也需要盐和爱。
我们对于良好条件，许可范围等等已经谈了很多。这些都涉及到在科学工作中进行观察时往往必不可少的特殊条件，这等于在说：“在某些情况下这才是事实”。
良好条件的定义
什么构成了使本性得以显露的良好条件呢?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个问题，看看现代动力心理学的观点。
如果我们迄今讨论的要点是机体具有自己固有的轮廓模糊的本性，那么，显然这种内在本性非常脆弱、微小，不象在低等动物身上那样强大，不可抗拒。低等功物对于自己是什么，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绝不会产生任何怀疑；然而，人类对爱，知识或者某种人生观的需要却并不是明白无误的，相反，是很微弱的，它们用低语而不是喊叫来表达自己。
为了发现一个人需要什么以及他到底是什么，必须创造特殊的条件以促使这些需要和能力表现出来，并具有满足的可能。
大体上，这些条件可以总的概括为允许满足和表现。如何知道怀孕的白鼠吃什幺最好呢?我们让它们在广泛的可能性中自由选择，对它们吃什么，何时吃，吃多少，怎样吃不加任何限制。我们知道，按个别的方式给婴儿断奶于婴儿最为有利，即，在于他最为合适时给他断奶。怎样确定这个时间呢?我们当然不能去问婴儿，我们也学会不再去请教保守的儿科专家。我们给婴儿一个选择的机会，让他自己决定。先给他流质和固体两种食物，假如固体食物吸引了他，他自己会自然地断奶。同样，我们也已经学会通过创造一种允许、接受和满足性的气氛来让儿童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需要爱、保护、尊重或者控制。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气氛对于心理治疗最为有利，其实，归根结底，只有在这种气氛中，心理治疗才成为可能。我们发现，在广泛的可能中自由选择的方法，在许多不同的社会情况中都是有用的，例如，犯罪女孩在教养院选择同寝室的伙伴；大学生选择教师和课程；等等。这里我回避了有益的挫折，纪律，以及对满足加以限制这些棘手但却重要的问题。我只想指出，虽然允许可能对于我们的实验目的最为有利，但为了教育考虑他人和意识到他人的需要的品德，允许本身也不必充足。
那么，从促进自我实现或者促进健康的角度来看，(理论上的)良好环境应该是这样的：提供所有必需的原料，然后退至一边。让机体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自己进行选择(切奠忘记，有机体经常选择自我克制和延误，以有利于他人，等等；而他人也有要求和愿望)。
一个心理学上的乌托邦
最近，在理论上建立一个心理学乌托邦一直是我的乐趣。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人都是心理健康的，我称之为精神优美。根据我们关于健康人的知识，我们是否能预见到，假如一千户健康人家移居一处荒原，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设计自己的命运。他们会发展怎样一种文化呢?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教育、经济体制、性关系、宗教呢?
我对某些事情很没把握，尤其是经济情况。但对另外一些事情我可以非常肯定。其中之一是，几乎可以肯定，这样是一个高度无政府主义的群体，一种自由放任但是充满爱的感情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人们(包括青年人)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将大大超出我们现已习惯的范围，人们的愿望将受到比在我们社会中更大的尊重。人们将不象我们现在这样过多地互相干扰，这样易于将观点、宗教信仰、人生观、或者在衣、食、艺术或者异性方面的趣味强加给自己的邻人。总之，这些精神优美的居民将会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表现出宽容，尊重和满足他人的愿望，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会阻碍别人(对此我暂不阐述)，他们允许人们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进行自由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性的最深层能够自己毫不费力地显露出来。
必须指出，成年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情况。自由选择的局面并不一定适合于普通成年人，它只适合于未遭损害的人。病人，神经病患者会进行错误的选择，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即使知道，也没有足够的胆略进行正确的选择。当我们谈论人类进行自由选择时，我们指的是健康的成人或者人格尚未扭曲变形的儿童。关于自由选择的大部分有效的试验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我们通过分析心理治疗过程，在临床水平上对此同样有很大收获。
环境与人格
当我们奋力去理解正常这个新概念以及它与环境的关系时，我们遇到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概念似乎引出这样一个理论上的结果：完美的健康需要一个完美的世界后者使前者成为可能。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事情似乎并不是绝对按照这个公式发展的。
在我们的社会中的确有可能找到极为健康的个人，而我们的社会远非完美。当然，这些人并不是完人，但是他们的确已经达到我们现在所能设想的优秀程度。或许在这个时代这个文化中，我
们刚好对人能够达到怎样的完美程度认识不足。
无论如何，研究工作已经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它发现个人能够比他所生长和生活其中的文化更健康，甚至健康得多。之所以有这种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健康的人有超脱周围环境的能力。这就是说，他靠内在的法则而不是外界的压力生话。
我们文化的民主性给个人以非常广泛的自由来按照自己的意愿保持个性，只要他的行为不过分与众不同即可。健康人并不在表面上引人注目，他们不着奇装异服，风度和行为也不异常，他们有的是内在的自由。由于他们不为他人的赞扬和批评所左右，而是寻求自我肯定，可以认为他们在心理上是自主的，即，相对独立于文化。内在自由似乎比外部自由更重要。
总之，我们的研究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良好的环境可以培育良好的人格，但是这种关系远非完备，此外，为了强调精神和心理的力量而不是物质和经济的力量，必须显著地改变对良好环境的解释。
正常的本质
现在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上——正常的本质。我们几乎将它等同于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完美境界。但是，这个理想并不是高不可及的目标，实际上它就存在于我们本身，但又被掩藏着。它是潜在的可能性，不是现实性。
并且，我宣称发现而不是发明了正常的概念，这个发现的根据是经验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希望或者愿望。这个概念包含者一个全然自然主义的价值系统，对于人性的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可以扩大这个价值系统。这样的研究应该能够回答这个古老的问题：“我怎样才能成为健全的人？怎样才能过健全的生活?怎样才能富有成
效、幸福、内在安宁?”当机体因为某些价值被剥夺而患病、萎糜不振时，我们因此而得知它需要什么，即，它重视什么。这也等于告诉我们什么对它有利。
最后一点。较新的动力心理学中的关键概念是：自发，释放、自然、自我选择、自我认可、冲动意识、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过去的关键概念一直是控制、抑制、纪律、训练、塑造，其根据是，人类的深层率质是危险的、罪恶的、贪婪的、掠夺性的、教育、家庭训练、养育孩子、一般的文化适应，都被看作是控制我们内在的黑暗力量的方法。
关于人性的这两种不同概念产生出具有天壤之别的社会、法律、教育和家庭观念，在一种情况中，社会、法律、教育等是控制和约束力量，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促使人性得到满足和实现①。当然，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直截了当的对比。实际上一种概念不可能完全正确或完全不难确。但理想化的两种典型的对比有助于强化我们的理解。
如果这个将正常状态与完美的健康等同起来的观点成立，那么，我们不仅将必须改变我们关于个性心理学的概念，而且必需改变关于社会的理论。
附录甲 走向积极的心理学
陕隘的偏见
所有的人类关系，所有的人类制度，以及整个人类文化，都是以人性为依据的。由于我们对人性所知甚少，通常是一些不正确的人性理论就代替了有条理有根据的论据以及业已证实的规律在发生作用。这些关于人性的理论，不管正确与否，一直都是各种神学、政治和经济哲学、以及人类据以生存的社会信仰的根基。
我确信，过去曾尝试过的各种价值体系，包括极权政治、战争、宗教、民族主义、各种经济体系、某些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工艺学和工程学等，它们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建立在错误的人性和社会的概念之上的。并且，无论听上去如何荒谬，我担心，有相当数量的心理学家恐怕也是使用这些关于人性以及社会的错误的偏见和无意的假定进行工作的。因为这些偏见和假定是暗含的和无意识的，它们也就司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受实验的限制，维护和巩固自已。
在这一章，我希望讨论这些心理学家的这样一些主要的错误，即：他们对人类所能选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概念，对人类的生活的抱负估计不充分，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从目前心理学的现状来看，这门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在偏窄的概念和词汇的指引下，正以有限的手段过分地追求狭隘或琐碎的目标。
心理科学在表现人类消极方面获得的成功一直比它表现人类积极方面大得多。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大量的缺点、疾病、罪恶，但很少揭示人类的潜力、美德、可能的抱负、或者可能达到的心理高度。心理学似乎自愿放弃其合法管辖区域的一半，而仅局限于另一半，即黑暗、平庸的一半。这种态度绝不是主流的、表面的，相反，它深入了整个文化，是主流的、本质的。在心理学中坚持汉密尔顿主义(而不是杰弗逊主义)，似乎同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教育中一样容易。
总之，我坚持认为，心理学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并且，我将探索这种悲观主义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如何至今尚未纠正，以及应怎样纠正。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心理学的现状，还必须了解它的天职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愿心理学能摆脱它对人性的可笑而悲观，狭隘而目光短浅的偏见。
心理学的消极方面
1.心理学的这种压抑和闭锁是从何而来的呢?依我看，任何特定的、或原子论的解释都是行不通的。我们面对的不是健康人身上仅有的一个表面的瑕疵，而显然是全身的疾病。尽管还有一些次要的决定因素，但这种疾病从根本上体现了整个文化以及这个文化所特有的精神。
一般科学，尤其是心理学，表达了与正统宗教、经济学、或社会结构同样的观念或世界观。例如，这种心理学太实用主义和机能主义，过于着重实利和成功的结果，以致很少对获取这些成果所使用的手段加以批评。它过分注重技术和技术的种种长处而忽视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目的、以及价值，结果整个说来陷入了非道德与混乱。它过于单方面强调行为，而忽视了内在的主观生活，它是汉密尔顿主义的、而不是杰弗逊主义的和民主主义，它过于加尔文和清教徒化，过于焦虑、认真、冷酷；很少注意感官享受、肉欲、异教徒的快乐、嬉戏、悠闲，并远离鉴赏家的生活观。它很紧张而不松弛，无论从审美方面还是感情方面看都很贫乏。
2．过去、由于历史上的偶然，形成关心意动和情感的，是精神病学而不是实验心理学。这样，动力心理学就注定成了消极的派生物。我们关于人格和动机的绝大部分知识来自对神经病人，以及其他病人的研究。
3．人类的性格结构，尤其我们文化中具体的心理学家的性格结构也是造成心理学的这种人为片面的因素，因为，是心理学家最初造成了这种片面性，后来的心理学又一直维持了这种片面性。要充分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就应仔细研究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心理学，研究有创造性的发现者和他的模仿者之间本质上无法避免的对立，例如：弗洛依德与他的追随者。我们还要研究发现者与这个发现的组织者以及有关的行政官员之间，前方战士与后方把炮擦得铮亮、蹲在屋子里的炮兵部队之间同样无法避免的冲突。
我们必须透彻地研究科学的本质，研究它在人性和人的需要当中的起源，研究它的截然相反的作用：一方面产生安全和秩序，一方面破坏安全和秩序。
换言之，我认为造成心理学闭锁的根源与其说是在心理学中，不如说是在历史、文化、政治、经过、宗教的综合影响之中。
低上限心理学
有哪些因素维持、巩固了心理学的这种压抑并使其不能自我纠正呢?既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大多数因素，如压抑、选择性知觉、各种防御途径、为增强安全和稳定而使任何变化趋向停滞等，已为人所共知，在这里，我只想讨论以下几个因素。
1．使人故步自封的使用最广泛而且历史悠久的方法是语义性的方法。它很简单，只需严格地按照过去和已知的东西来限定科学。于是，每一个激进的新问题，每一个新方法都被攻击为不科学。新鞋子穿起来没有旧鞋子舒服；人们往往用增添设施、而不是用重新修建的手段改进自己的家，同样，大多数科学家也更喜欢舒适、喜欢舒适、安全以及熟悉的事物。他们的确也是人，觉得在一个具有熟悉的技术，概念以及问题的牢固的参照系中工作毕竟更容易些，令人震惊的谬论就是由此产生的。[一]
2．K·勒温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了造成这个错误的一个原因。该文指明，由于将现状与理想混为一谈这个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现状而非有在理想条件下应该是怎样或者可能是怎样，例如智商、体重、估计寿命、以及幼儿成熟的标准等。我们是否愿意了解我们的估计寿命到底应该是多长?如果愿意，我们就应按照人们的实际情况找出人们的估计寿命标准。的确，在事实上，我们从最初作为标准的小组中取得了理想表的平均值，而这个小组中的所有成员也许在某种非统计学的意义上说本身却是不正常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幼儿在五岁前就夭折，这在过去一直是正常的。在某些群体中，患梅毒病也是正常的。所谓人性，似乎通常就是现状的这种平均水平以及对于这种水平的承认。
3．默顿关于自我实现预言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坚信一个信念就会使这个信念更有可能实现。默顿指出，有时情况和现象显得过于杂乱无章，因而旁观者的观点就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倒如，假如人们相当强烈地认为黑人根本就是游手好闲，漫不经心，懒惰成性，不可教育的等等，那么，这个强烈的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往往导致这个观点的预言的实现。一旦人们认为黑人是不可教育的，并且顽固地坚持这个观点，那么，自然就无需为他们修建学校了；假如没有学校，黑人得不到教育，他们就会表现出由于缺乏教育，愚蠢和迷信等所产生的全部恶果。而迷言、愚蠢和平均智商水平低反过来又被当作黑人不可教育的证据。害怕战争的现象也是如此。对战争的恐惧本身往往导致战争的爆发，其途径我们现在都已经熟悉。我们所熟悉的另一个例子是贵族政治综合病症：认为一些人是羊群，另一些人则是牧羊人；认为人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举止彬彬有礼，有自治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大部分人都是愚蠢并且易受影响的，他们只配接受领导，接受照顾。然而，事实上，当人们受领导并且由别人为他们作决定时，他们就逐渐变得越来越缺乏自主性，越发不能领导自己、自作主张了。按句话说，这种信念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