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说了我就应该做到。
下一次，当我来到这个班级时，我对被认为是小流氓的那几个孩子中的一个说；
“怎么样，西罗特金？”
他表现得很好。
“有钱吗？”
他掏出了钱。
当我带孩子们去看戏时有人对我说：“他骗了您。每个老师都说他是流氓，没有人客客气气地对他说话。”
当到了儿童剧院时人家对我说不要放他一个人走。我对他说：“走吧，溜达溜达，但是要记得自己的座位。”
幕间休息时我走向自己的座位，发现这个男孩跟在我后面，他跟着我走，看我到哪里去。
我没注意他，但适当地跟他说话，他表现得很好，当我们坐车快到家时，在开始各自回家时他对我说：“再见，阿姨！”
首先应该个别地对待孩子，对孩子要温和。
关于我自己的孩子，我很满意，马卡连柯同志说过的话中有一部分反映在我的生活中。但我觉得我常常是很严格的。
是否还需要继续这样地严格。
马卡连柯我的印象是您对自己的孩子很严格，而对别人的孩子可能是慈爱的。
Л．同志有时候孩子想要什么东西，我拒绝了。或者有时候他想出去，而我说：“没有我你不可以出去，你不可以擅自出去”等等，我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他已经11岁了。
关于偷窃行为。不久前有这样一件事。我请了一位新的家庭女工。老奶奶撒了糖，孩子们没拿来吃，她很奇怪并说：“在那家女主人家里，孩子们老是拿糖吃。”我家里什么东西都不上锁，对孩子也没有什么限制，但孩子们要拿什么东西，他们都会让我知道：我拿了什么。
有人在座位上说：您的丈夫帮助您还是破坏您的纪律？
Л．同志我的丈夫在孩子们而前有很高的威信。当他们犯过失时他不与他们长谈。不久前有这样一件事。在一个休息日的早晨，他说：
“孩子们，穿好衣服，我们去滑雪。”
而对大孩子说（他喜欢滑雪）：
“你不要和我们一起去滑雪。”
别的话什么也不说了。我们收拾着准备出去，儿子走到我跟前来说；
“妈妈，我和你们一起去。”
“我什么也不知道，问你爸爸去。”
父亲说：“不。”儿子请求着，哭着，但我们还是没带他去滑雪，尽管滑雪对他是有益的。我们认为，自己说的话必须做到。
马卡连柯这很有意思。
有人在座位上说许多母亲，包括我在内，对别人的孩子比对自己的孩子慈爱，就是说对自己的孩子严格一些。儿子对我提意见：“你好像更喜欢那一个。”
我回答：
“他没有爸爸、妈妈（这一次确实这样），而你有妈妈。即使我骂你，我还是你的妈妈。”
马卡连柯因为我更爱你，所以我对你更严格些。
有人在座位上说我的女儿14岁了。她很内向。她没有女友。她在训犬小组工作已经第二年了，她训练狗。而我和她父亲认为女孩子与狗搞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只要一与女儿说起什么时候你停止训狗，她就回答：或者我训练狗，或者我到偏僻的地方去。我和她父亲认为这是没意思的事情。我们为此很发愁。
对于服装她不在乎，只要干净就行。升到七年级了，只有俄语写作得了“中”。她想当训狗员，研究生物学。
马卡连科您的不安让我感到奇怪。这是多好的事情啊。除了参加晚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青年才让人恼火呢。这才是最不幸的情况。如果女孩迷恋狗，对生物学感兴趣，这很棒，让她去迷恋吧。狗，这是很妙的生物。它们的社会永远是无害的。
有人在座位上说有一位同志在谈到教育自己的孩子时说，她由于孩子表现得好而奖励他，这样做对不对？
马卡连柯关于这一点我写过。我反对用巧克力来奖励。在家里只应有一种奖励：“您做得正确。”您可以给他巧克力，但这与他的行为无关。
我们的公社社员们生活得比许多生活在家庭里的孩子富裕一些。他们制造照相机。我们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大楼：镶木地板、镜子、美丽的图片。你们可以读一读刊登在《红色处女地》上的《塔上旗》。老是有人向我提出这个关于奖励的问题。收买孩子，这样做有多简单；去做这个，你可以得到奖品，我一直反对这样做。没有任何奖品。最大的奖励就是：“正确地去做”。更重要的一种奖励是通令嘉奖。这是最高的奖赏，没有一个公社社员得到过其它的任何奖励。
如果某个孩子的行为不成体统，不体面，我就惩罚他。我能怎样惩罚呢？关禁闭或者派勤务，我从来不允许用剥夺食物或糖果、不给某种东西来进行惩罚。巧克力人人都有，你也有，不管你表现得有多坏。借助于糖果的任何奖励和惩罚都是不允许的。
这虽然没多大危险，但这会导致斤斤计较。11岁前“善于计较的人”还表现不出来，但到了他18—20岁时您就会看到不愉快的后果了。您有很好的严厉和慈爱的准则，但关于巧克力有点什么问题，应该重新考虑一下。
Л．同志我不是每天都奖励他们。我要去开会，让他们自己留在家里。我就对他们说：
“孩子们，你们大家都表现好一点，我给你们带好吃的来。”
马卡连柯在这种场合您的表现就像一台过时了的机器一样。您是这样一位有能力的母亲，您完全可以不那样做。对您的孩子来说，这可能不会有什么害处，因为他们已经很好了，而对一些稍差的孩子来说，这可能是有害的。
Л．同志可是在工厂里奖励优秀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孩子们也知道爸爸受到过奖励。爸爸得到了奖品，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马卡连柯如果您在一年前为孩子们安排了一项长期的任务，为了提前完成计划是可以给奖品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奖品不应是糖果，不应是巧克力，不应是自行车，而应该是他工作需要的某种东西：工具或者锤子。选择奖品是不那么容易的。而“好好干，给你们糖果”我是从来不采用的。您还常常夸奖。如果少一点夸奖，它起的作用会更大。有时候我用书面形式正式邀请某个公社社员：“请11点钟到我这里来。”当他来时，我站起来对他说；“你做得很对。”这对整个公社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我承认了他的行为是正确的。而在家庭里这样做是很容易的。
我再讲一个问题：丈夫和妻子。家庭总是由两个平等的成员组成的；有时候妻子温和一些，丈夫严厉一些，而有时候相反：丈夫是那样的献媚，那样的慈爱，简直不可救药，妻子因此而大权在握。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必须进行一些调整——在家庭里应有两个审级，低级和高级。在家里谁对孩子关心得多？如果是妻子，丈夫就应该作为后备力量。他应该观察，在与孩子发生小的冲突时应该很少说话。而在高审级上的谈话应该是遇上了小“丑事”了。当孩子犯了小小的过失时，父亲最好不要干预；让母亲一个人去处理就行了。当男孩子的行为“太过分”时，才可以叫爸爸这门“重炮”来帮忙。这是有必要的。
当父亲和母亲同时“扑上来”时，对孩子的压力是他无法承受的。这里需要做出分工；谁是上诉审级，谁是上诉的，而谁是常设执行的。
有人在座位上说您认为在家庭环境中什么东西是多余的，什么东西不是多余的？如果我在一个“光光的”环境中教育孩子，这对不对？假设许多东西都是不必要的，但它们必须放在严格规定好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力这样做，因为房间的混乱也意味着子女教育的混乱。
我不是说我家里的东西很少。我本人是个画家，我家里挂着许多画。整个房间都挂满了画，这也许不卫生，如果我把画取下来是不是好一些呢？
但我的儿子到一位数学老师的家里。这位老师在教室里，孩子们都觉得他是个干巴巴的书呆子，是个好找茬的、麻木不仁的人。这位老师的家庭环境给我的儿子（孩子8岁）留下了什么印象啊！孩子说；
“我原以为他是个干巴巴的乏味的人，而当我到他家去时，我是多么愿意坐在他家里啊。在他家里挂着一些很好的画，摆着老式的沙发、老式的桌子，这一切看着感到很愉快，都不想离开了，而在教室里巴不得他快点走。”
还有一件事。我用屏风为孩子们分出一间房间来。我尽量不在他们的房间里挂面。不久前在普希金纪念会上一位画家送给我们一幅普希金的肖像画。我把它放在镜框里，挂在孩子们的房间里。
“多好啊，普希金！”他们说。“不能再挂点什么别的吗？”
好的环境，好的东西，能让孩子们变得高尚，而您说不需要多余的东西。恐怕我不这样想。什么东西是多余的呢？
马卡连柯作为一个画家，您自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多余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是多余的。喜欢普希金的肖像，它产生了印象，这就不是多余的东西。多余的东西，这是不需要的东西。它矗在房间里不会对任何人产生任何印象。难道您没看到过那些像家具店的住宅吗。有些人觉得这是豪华，而事实上这是家具仓库。如果您只是在您的房间里挂上许多画，那么里而有一半是多余的。
不应该有破旧不堪的东西。不应该有谁也不读的书，不应该放着许多过期的杂志，不应该摆着谁也不坐的只能堵塞房间的沙发。不应该有多余的、积满灰尘的、破烂的东西。一般说来，美丽的、富裕的环境是没有什么不好的。您为孩子们挂了普希金的肖像，这好极了。
有人在座位上说我是教师。我不得不在学习方面与孩子们发生冲突。你把家长叫来，对他们说，孩子没有系统地准备功课。家长就发火了。但是，我没能做到让家长注意孩子的记分册和让孩子按时做作业。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不要对孩子突然袭击，而要采用一定的教育方法，向孩子提出要求，并要经常遵守这些要求。
马卡连柯同志恰好也有这条原则。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曾经在他的工学团里，终生保留着鲜明的印象。我看到了孩子们非常好地知道他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种模范的秩序提供了教育孩子的可能性，家庭里也应该有这样的秩序。母亲一会儿对着孩子吼，一会儿打他，一会儿又允许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地没有秩序是最碍事的。不履行诺言的影响也是很有害的。
马卡连柯我不作总结了。这个问题永远也讲不完，我们还可以长时间地讨论它。
我只想回答一个问题：这是关于家庭有无物质保证的问题。关于零用钱的问题。如果您自己不去买东西，而是给孩子一个预算，由他来完成这个预算，这时对预算的修正在家庭中是十分重要的。当然，钱不必给得太多。
人们有时候说，在没有物质保证的情况下教育孩子是很困难的。我不认为在物质收入拮据的家庭中的教育，要比富裕的家庭中差。在这两类家庭中，儿童教育中的不合格品率大致是相同的。这完全取决于家长的关心和注意。我的同事说得报对，应该系统地教育孩子，而不是一个月教育一次。系统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至于学校和家庭，我从来不把家长叫来。我是教师。我教了16年的书，我认为，如果孩子在我这里受教育，我是一个熟练的教育工作者，我要促使孩子们给家庭带去积极的影响。
请试一试从这种观点出发，你们就会发现教孩子感觉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是很容易的。在学校应该这样教育孩子，使他们向家中注入一股朴实的、健康的空气，这不是改造家庭，而是让孩子们作为国立学校的代表走进家庭，并把这一思想贯彻到生活中去。
问题当然还可以讨论。等下次吧。谢谢大家的关心。
注释：
①这是1938年7月22日马卡连何在《女社会活动家》杂志编辑部所做的儿童教育讲座的速记稿。
马卡连柯在谈到家庭和儿童教育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论点，即必须把个性的全面和谐发展，看作是矛盾的个性特征和品质（如积极性和“克制”能力、慷慨大方和勤俭节约、宽宏大量和严格要求）的辩证统一。他把掌握分寸的原则推广到教育手段上：孩子的独立性与成人的指导的正确关系，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的严格要求和慈爱的尺度，等等。马卡连柯在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去研究教育现象的基础上得到的结论，对研究教育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②马卡连柯在这里显然是为了强调儿童早期教育对人的今后发展的重要性。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的经验表明了对14—15岁的少年进行教育和再教育的极大可能性。
③现在大部分苏维埃教育家都坚持认为在教育上被耽误了的孩子与普通孩子应该在一起受教育和学习。
④A．C．马卡连柯把衣服问题看作是在教育上合理组织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
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教育①
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教育，这个题目这么大，可以谈上不止一个晚上，而且根本谈不完。一个晚上我们只能涉及某几个主要问题。而主要的是我可能不是一个专家。你们问为什么？你们自己会发现的。我简要地对你们说说我自己。
我是个教师。从17岁就开始当教师了，最初16年我在一所铁路学校中工作。我是工人的儿子，并在我父亲工作的那个工厂教书。在那里工作了16年。这还是在旧制度下，在旧学校中。
在我从事教育工作的最初16年，我就在探索像家庭与学校的联系这样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极其困难的问题，虽然我所处的条件比你们中的许多人有利一些。
为什么？因为我是个教师，后来当了厂校的校长，学校把住在一个工人住宅区的工人们的孩子结合在一起。我本人也是工人集体中的一员，是工人家庭的一员。我的学生和家长们结成同一个工厂的一个不大的统一的工人社会。
因此，我的机会很多。你们在莫斯科这样的机会可能少一些，因为你们是按儿童的地区分布来招收学生的。
他们的家长没有结合成一个统一的工人集钵。你们接近家庭的机会可能比我少一些。但你们有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个极好的条件。我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那时候是旧的、专制的俄罗斯。
革命后，命运使我远离了家庭。我与没有父母、没有家庭的孩子们一起工作了16年。我几乎没有会见过家长。
在最近几年来，我确实又与家庭接近了，但我在苏维埃政权下的主要工作是在机关里的工作，在这样的机关里生活的受教育者是“根本”不承认家庭的人。
如果我们这里来了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在很远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他们就会稍稍傲慢地对待这个孩子：据说你是贱民出身，而我们是街道上的真正的显贵。
如果爸爸、妈妈离得很近，有时甚至还到公社来看看，他们的会面是很不客气的，他们说，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你们在这里需要什么？没有你们我们过得很好，你们的儿子没有你们也活得棒极了，你们在这里没什么可做。
还有更悲剧性的情况。
我有过一次不寻常的经历，这件事是在一个有趣的环境中发生的。
一位电影摄影师受某个电影制片组织的委托，到我这里来拍摄位于哈尔科夫的捷尔任斯基公社。他是一个动作敏捷的小老头，非常地不拘小节，非常地机灵，是那一类善于观察、善于发现的人。
他非常高兴能到公社来。公社的一切他都喜欢。有一次，我正与他在办公室商量些什么，这时非常意外地闯进来一个看上去是很有教养的一位同志。看得出他刚下火车．风尘仆仆的，他说：“我从梅里托波里来。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我的儿子瓦夏．斯托利亚罗夫在你们这里。”
“是的，有这样一个人。”
“我是他的父亲。他从家里出走了。我找了他半年，现在知道了他在你们这里，所以来找他了。”
这个人很激动，嗓音发抖。
“好吧，请把瓦夏叫来吧。”
瓦夏来了。男孩14岁。这个孩子在公社已有半年了。他穿着制服，外表整洁、神态端正，他站有站相，看有看相，一切都恰到好处。他来了，站在那里向；
“您叫我吗？”
“是的，你的父亲来了。”
“父亲？”
一下子所有的形式都不见了，互相扑了上去，拥抱，亲吻，不—般的爱：父亲爱儿子，儿子爱父亲，等等。
拥抱和亲吻结束了。男孩恢复了常态；父亲说；
“那么你们能放他跟我一起走吗？”
“让儿子自己决定吧。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想和您一起走。”
“那就走吧。”
但是就是这个男孩，刚才还高兴得哭了，满脸通红，非常严肃地看着我，他摇着头说：
“我不走。”
“为什么？要知道这是你的父亲啊！”
“反正我不走。”
父亲脸色苍白。
“你怎么不走呢？”
“我不走。”
“为什么？”
“不走就是不走。”
“为什么你不愿定？
“我不愿。不走。”
父亲开始发火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要把你带走。”
我的队长们参与进来了：“在这里您不能把任何人带走，他是捷尔任斯基公社社员；您可以央告他，他愿意他就走，他要是不愿意他就不走。”
父亲倒在椅子里。由于过分激动歇斯底里症发作了，大家不断地安慰他，给他水喝。稍微安静后他说：“请把瓦夏叫来。”
“不，现在不能叫。”
“只不过是跟他告别。”
我叫来了通讯员：“去问一下。瓦夏是否愿意与父亲告别。”
瓦夏来了。又开始了哭，拥抱，亲吻。当一切结束时瓦夏问：“我可以走了吗？”
“请吧。”
他走了，而我又与他父亲坐了两个小时，看着他。他坐在椅子里，叹着气，哭着，镇静了一会儿，又哭了。就这样他一个人走了，没把瓦夏带走。
但在这个事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我的摄影师，这个场面让他欣喜若狂，他完全是不由自主地在父亲与儿子痛哭、亲吻、拥抱的时候巧妙地把这一切都拍摄了下来，他对此非常满意：“我的摄影师弟兄们一辈子也难得碰上一次这样的机会。”
我想在这里尖锐地提出家庭和家庭教育的问题。1935年，委派我去乌克兰消除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现象。就在那里，我通过自己的实践知道了家庭是怎样教育孩子的，知道了为什么家庭为我们提供了年轻的无家可归的违法者。
我访问过许多家庭，认识了许多家长，当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他们帮助。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更接近了家庭，主要是那些在孩子的教育上遭到失败的家庭。
在自己的这些印象和自己的工作的影响下，我决定了写《父母必读》。
《父母必读》的构思是写成四卷，所以没有把什么都放进第一卷中。第一卷阐述作为集体的家庭。超出这个范围的其它所有问题不可能进入第一卷中。
我想在第一卷中说明：为了成功地教育孩子，家庭首先应该成为苏维埃的集体。当由于各种原因（或者由于父母不和，或者由于父母中的一个离家出走，或者由于缺乏制度、家长没有威信，甚至可能由于这样一些至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原因，如家庭中的独生子女问题）这个集体出现裂缝时，教育的条件就变得很艰难，因为集体已失去了集体的特征。从家庭的某些部分看家庭似乎已不再是集体了。
在第一卷中我只研究这一个问题。
同志们，总的说来我很少与家长见面。但在最近几年，1932年、1933—1935年，我们的公社发展了，公社开始制造“莱卡”照相机，变得富裕了，过渡到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并能为国家提供自己的产品，许多家长开始请求我们接收他们的孩子。
他们原则上不是这些家长的支持者，但与他们见面时总归要做出一些让步。我们开始根据家长的请求接收有家的孩子了。
来找我的家长很多，他们来自苏联各地，但我们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即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孩子是极好的一个人，我们需要与他交往时，我们才接收他。
好孩子，听话的孩子，我们当然原则上是不接收的。我们要的是那些偷窃家长的财物、殴打母亲、用各种各样恶毒的语言骂母亲的孩子，一般说来，是有着“坚强的性格的那些孩子。
我夸口地认为，自己在改造各种各样的违法分子方面是个伟大的专家。我想；“有家的孩子究竟是什么样的，难道很难改造他吗，这是小事一件。”无论我怎么看待这些有家的孩子，我都发现，我们的违法者比起他们来差远了。
杀人犯、淫荡的人、小偷、最不要命的“旅行者”，与这些有爸爸、妈妈的孩子相比，简直像羊羔一样驯顺。
有家的孩子大部分来自好家庭，都是娇生惯养的。有些人已习惯了乘坐国际列车。这些人是最困难的。
无人照管的孩子只能指望我一个人，他看着我一个人，心想：这个人给我发生活的通行证。（在这里“生活通行证”指的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生活必须具备的在学识、经验、技能等方面的条件。——译者注）即使我有时很粗暴地发放这种生活的通行证，但他知道这反正是生活的通行证。
那么，这个孩子怎样看着我呢？
“你怎么这样跟我说话，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你知道我妈妈是谁吗？”
也有溜回家的情况。
这就是这些有家的孩子点也不比无人照管的孩子容易和简单。
第二卷中讲儿童在家庭中的政治道德教育校，因为家庭与学校是不可分离的。
第三卷将讲讲劳动教育和职业选择。
最后，第四卷要阐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在教育学中至今尚未提到，这就是如何培养人的问题，要让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工作人员，还是一个好公民，是一个幸福的人。
请不要认为我想把人教成幸福的。把人教成幸福的是不可能的，但培养他，使他成为幸福的，这是可能的。
这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所有的家长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这是家长生活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家长准备放弃自己的幸福，准备牺牲自己的幸福，只要儿女能够幸福就行了。很难找到不考虑这个问题和不希望孩子幸福的家长。而如果我们发现了有这样的家长，我们就会谴责他们。
同志们，这个问题看来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任何时候都没有得到过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幸福取决于怎样的性格，怎样的习惯、传统、发展相信念，什么是幸福。
如果四卷《父母必读》一起写出来并同时出版，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那时就请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吧，事情已经做完了。我先出版第一卷可能是个错误，许多人指责我这个没说；那个没谈。既然我的计划中还有三卷，这些我当然没有说：
同志们，我简要地与你们说了说我自己、我过去的工作和自己将来的工作。可以说，这是一个短短的开场白。现在我们转入基本问题；谈谈家庭与学校的关系。
提出下面这类问题是合适的：谁在进行教育，是家庭还是学校？可以很诱人地简短地回答：既是家庭，也是学校。通常都是这样回答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稍稍地改变一下问题：谁应该是主导的因素，是家庭还是学校？我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拜访过许多家庭，去过许多学校。许多人到我这里来，他们大部分都有过各种各样的“不幸的”经历。看来对这个问题没有一致的意见。
我几乎没听到过家长说：“我们应该教育孩子，为什么学校要妨碍我们？”我也没听到过教师说：“学校应该进行教育，为什么家庭要妨碍我们？”
通常人们这样说；“我们——学校，你们——家长，都应该教育孩子，为什么你们不教育？”家长反驳说：“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让学校去教育他们，为什么学校不教育？”
结果是家庭和学校都不愿把教育孩子的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上。相反，双方都力图把教育的整个重担都推到另一方身上。
口头上的情况是这样，实际情况更糟。假设学生学习不好，教师就把母亲或父亲叫来（并非每个教师都这样做，但有这样的教师）。并说：
“您的儿子学习很差，请采取措施吧。”
“是，采取措施。”
这表明，教师认为：我没掌握什么教育手段，而家长所掌握的这类手段要多一些。父亲或母亲将采用这些较有力的手段，孩子就会成为有教养的，至少能开始好好学习了。
有些教师认为，家庭是更有力的教育因素，家庭能做的事比教师多。
我不站在某一个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打算单独地谈教师或单独地谈家庭。我赞成另一种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涉及到我的一些教育信念，这些信念常被看作异端，但我仍然坚持它们。
我认为不可以指望个别的、孤立的教师，即使他是班主任也不行。为什么？因为这是在指望他的天才和能力。②如果我们在考虑我们的数千万儿童——男女青少年的教育，那么就让我们像所有的生产者一样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允许多大的不合格品率？
在每个工厂都有一定的不合格品率，有的工厂的不合格品率是0．5%，有的是1%，有的是2%。有的工厂，譬如，生产光学玻璃的工厂，允许不合格品率达到50%。
而在我们的生产中不合格品率是怎样的呢？我们什么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吗？3000万儿童中可以有多少是不合格的，即教育得很差的？让我们考虑一下吧。
我们从简单的算术题开始吧。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说，允许有1056的不合格品率，我们就会把这个人称作人民的敌人，因为3000万的10%，这就是300万儿童啊。
300万不合格的儿童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有300万人背离了我们苏维埃的道德规范。所以我说：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不合格品，1%的不合格品率也不允许有。谁能反对我？谁能说，在我们的儿童教育事业中允许有某种，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不合格品？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我一生都在这样说；不许有1%的不合格品，不许有一个被断送了的生命。
同志们，让我们接受这个定额吧：在教育工作中，不能有1%的不合格品。
如果我们寄希望于个别的教师，这就是说我们不仅允许1%、2%、l0%的不合格品，总之，无数的不合格品，还表明我们想撂下这个问题不管了：要出多少不合格品就出多少吧，这全部取决于教师的能力和勤劳程度了。
我们有多少缺乏经验的、不熟练的、年轻的、平庸的教师啊。假设在我们的百万教师大军中有100个不好的教师。那么，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说，就让这100个不好的教师去制造不合格的产品吗？没有的事。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
不可以根据个别教师的品质和能力来提出教育问题。如果我们就全苏范围而言，如果我们考虑整个一代的教育，那么我们就不是个别的教师，而是统一的教师大军的代表，统一的苏维埃教育界的代表，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没有权力把全部责任推倒一个教师身上。
至少我的逻辑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愿对工作负责的公民的逻辑。我的经验也是这样说的。
我曾经也相信过，个别的教师就是一切，正是这个教师应该进行教育工作。我曾经也认为教育是一对一的过程，就像老的教育学书籍中那么写的，教师、教师、教师，儿童、儿童、儿童，所有的都是单数。我还这样想：我是教师，你是儿童，我们是一对一，我在教育你。
现在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学校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统一的学校集体，对于个别教师来说，对于个别学生来说，对于家庭来说，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教育组织，起指导作用的教育组织，
我们只要一接受这个论点，马上就有无数的有关学校教育方法的问题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怕是分析不清所有这些问题的。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指出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教师集体。
第二个问题——关于被教师集体领导的儿童集体。
第三个问题——教师集体和家庭。
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又分成许多小问题。如果我和你们一起谈上20个晚上，那就可以谈出点什么东西来。
我们从教师集体的问题谈起吧。我在自己的实践中进行过许多尝试，产生过许多怀疑，并为这些疑问而痛苦，而最终得到了关于教师集体的一定的程式。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在学校的所有教师之间没有达成充分团结一致的地方，在教师不能互相帮助和相互提出严格要求的地方，在不善于对自己的同志谈不愉快的事情和在别人对你谈不愉快的事情时你会生气的地方，在不善于帮助同志（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能力）和服从同志（这是一种更难掌握的能力）的地方，那里就没有教师集体。
顺便说说，没有一种专业是人所学不会的。人能够掌握任何专业，而教师专业就是当教育者，教育家。
这是很容易的事。我要你们相信，教育人是十分容易的、很好的、美妙的事情。但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教育呢？下而我就来谈这个问题。
不必具有教育天才。我不具有教育天才，我是偶然地，在对此没有任何使命感的情况下进入教育界的。我的父亲是油漆匠。他对我说：“去当老师吧。”没有多加考虑，我就成了教师。很长时间，我一直感到我的工作进行得不太好。我是一个不太好的教师。是一个不太好的教育者。
但是我学会了。我成了我这一行的能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能手，如果有人帮助他，如果他自己努力工作的话。但是，只有在好的教师集体中才能成为好的能手。
同志们，在其它任何专业中也是这样的情况。要知道任何一所学院都培养不出工程师，它只能授予工程师的称号，一个人只有在工厂工作三四年后，在好的工厂集体中好好地工作一阵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工程师。
同样的情况，一个入要在好的教师集体中工作几年之后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教师、教育者。
近年来，我无论聘请什么样的教师，首先我都要努力地教他们。我已经是能手了，而他们还年轻。我对他们中的每个人说：你到我这里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学习吧。他也发现了我说的是事实。
在捷尔任斯基公社，我有一位助手名叫塔塔里诺夫。
我是个多少有点严厉的人，我会训斥人。而他恰恰相反，软得像蜡。他不会提高了嗓门训斥人。他是个很能干的人，出色的教师。非常勤劳，而且想当个好的教育者。
你们猜怎么样？我要到一个地方去出差半个月，把他留在公社里代替我。我回来后问他：
“事情怎么样？”
“很好。”
晚上孩子们集会时他们大笑。
“笑什么？”
“太好笑了。”
“什么？。
“他完全像您那样做。您说；见你的鬼去吧。他也说‘见你的鬼去吧’，但是嗓门很低。”
“那么，你们听话吗？”
“怎么能不听呢，我们发现了他在生气。”
这个人不能提高嗓门，但在这一句柔和的“见你的鬼去吧”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他成为了真正的教育能手。
为什么他能成为这样的人呢？因为他相信我这个集体的领导者，因为他在集体中工作，因为他不把自己的才能、自己个人的某些成就与集体对立起来。他为集体的利益而生活，他生活在集体之中。
如果在学校中有这样的教师集体，这些教师把整个学校的成绩放在第一位，自己班级的成绩放在第二位，然后放在第三位的是他作为教师个人的成绩，那么在这样的集体中就有真正的教育工作。
进一步发展我的思想，我坚持赋予集体的领导特殊的意义。在你们的学校里有校长，有教导主任、共青团书记、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在有些学校中所有这些力量，当然也包括教师在内，都服从领导，信任领导，听领导的话，就是说、在出现了分歧的情况下大家仍然按领导说的去做。
在有些学校中分不清谁是领导：校长在领导，教导主任也在领导，共青团书记也在领导，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也在领导，分不清谁在负责，谁教谁，谁真的在领导谁。
按编制，我这里应该有一位教导主任，但我从来没有聘请过。我感到很难。我要做自己的工作，还要做教导主任的工作。此外，我还有一个有着上百万卢布生产财务计划的工厂，还有一个公共宿舍。
所以，我就要处理日常生活问题、食堂问题、服装问题，等等。我一直没有助手，而是一个人干。③所有其他人都担当同样的角色，彼此处于同样的关系中。我是唯一的一个领导者。我因此而成功了。
在有统一的领导的情况下，很快就会有统一的集体。
我不再与你们进一步谈关于统一的教师集体的问题了，因为这会使我们离今天讨论的题目太远，但这是在学校中正确地进行教育工作的最重要的条件。
我认为第二个重要条件是学校中的统一的学生集体。我已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没有学校的集体，而有的只是班级的集体。学校集体似乎还没建立起来。高年级助学生不认识低年级助学生。即使认识，只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我是十年级的被派到五年级当少先队辅导员，所以我知道我的五年级班级中该做点什么事情。
同志们，学生集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不是统一的学校集体。学校依然被分成好几个集体，每个集体都是独自生活。九年级只知道自己班级的事情。可能还知道其他九年级班级的事情，但不会知道更多的了。
我不能想象这样的工作。如果我没有统一的学校集体，我就不会工作。
我没有权利向你们推荐什么，因为我工作的条件与你们不一样，可能条件要比你们好。我有集体，这个集体不仅在学校中学习，还在学校里生活，在学校的工厂里工作。大家始终在一起。
但是，同志们，我在其它工学团里看到这样的情形，大家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但是依然没有统一的集体，而有的只是个别的集体。远非在所有的工学团里建立起了统一的集体。因此不可以推托说据说这是个工学团。在学校里也是可以建立起统一的集体的。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现在给我一所学校，我提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建立统一的学校集体。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我相信为了建立统一的学校集体必须有统一的学校利益、统一的学校工作方式、统一的学校自治，最后，还要有这个集体成员的交往相接触。
关于基层集体和全校集体的问题，我们还没有从方法论上进行研究，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中我最关心的是我的分队。我设法使这一个分队始终是完整的，使它尽可能久地不分裂，使这个分队必然成为整个公社集体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也就解决了所有的教育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容易地摆在自己的位置上。
你们有学校集体和基层集体——班级这样的工具。这些集体彼此很接近，应当处于正常的相互关系中。
当有了这样的集体时，解决与家庭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得多了。
当然没有好的纪律是很难想象学校集体的。就拿召开全体大会这样一个纯技术问题来说吧。首先必须很好组织全体大会。
首先需要做什么呢？首先需要精确性。大会定于8点30分开。8点29分（不是28分，也不是30分）吹号，准8点30分召开大会。
一天这样做是很难的，而一个月这样做就容易一些了，而成年累月这样做，就非常容易了。传统就形成了。起初是每个自觉的人，后来是每个公社社员都看钟；8点25分。为了等一会儿吹号时不用奔跑，他把书收拾好，拿起工具，走进会场。如果吹号时他还在工作，他就必须跑着去，否则开会就要迟到。
这已成了习惯。队长会议秘书看着钟，正好8点半时他说“宣布大会开始”。我们一分钟也不白白浪费掉。
规则简单地确定了；用沙漏计时，每人发言不超过一分钟。
“发言吧。”
“好的。”
把沙漏反过来。沙流下去了。一分钟过去了。在大会上谈一件事只能用一分钟。起初这很困难，但以后就习惯了，结果简直好极了。有些人甚至说得更简短。
这个看上去不大的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第一，我们可以在大会上谈所有的问题。第二，每个人都习惯了只说必须说的话。
由于有了这样严格的规定，人们习惯了说得很简要，说得不啰嗦，不说废话。人人都学得很干练。
有时候问题特别重要，或者有时候提出了特别重要的建议言者就会说：
“我不能在一分钟内说完。”
“你需要多少时间？”
“三分钟。”
“太多。”
“那么，两分钟吧。”
“就给你两分钟。”
这样的会议占用我们最多20分钟的时间，谁也不迟到，谁也不等谁。
分配时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甚至似乎不是一个教育学问题。但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应该准时，应该坚持精确性。
精确性，这是第一条法则；精确性保证了可以每天开一次全体大会。而全体大会是对集体的经常性监督，使彼此经常相互了解，经常了解彼此的和基层集体的事情。
我认为在学校中举行这样的会议也是有益的。起初，会觉得枯燥无味。十年级学生会感到无聊。为什么？因为在会上讨论小孩和中年级学生的行为。但是当这个小孩在大会上出现过一次、两次、三次后，十年级学生就认识他了，也就不由自主地对他感兴趣了。以后很可能在走廊上看到他在淘气时，就会想起来：
“你昨天在大会上吃过苦，今天怎么又像疯子似地胡闹？”
小孩子明白了这位大同学参加了会，注意到了他，并且现在还认识他。
这种技术也许看来不合逻辑，但它是自己在那个实行全体会议制度的集体中产生的。
请不要误解我。我赞成在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化”。这不是机械地操练，而是节省力量。……
军事化的形式有很多；可以是很吸引孩子们的集体游戏和其它的形式。在这样的军事化的情况下很容易领导集体，也很容易提出和解决一些非一般性的问题。
集体，这是统一的集体的舆论，这是500个人的意见，这种意见甚至不是反映在发言中，而是用简单的对话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