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思想就如同一个档案系统。最新的数据被置于系统的顶层，而以往的数据则被依次置于顶层下面的各个层级上，也就是其原始记录的位置上。与我们所想像的不同，我们几乎能够以某种方式调出档案系统里所有的历史数据——那些我们认为自己曾经意识到的，尘封的记忆。即便是我们只有四岁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中也已经存储了无数的信息，并早已学会足够多的本领来使自己“社会化”。我们学会了判断究竟什么是肮脏的、什么是美好的，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生存技巧。
但与此同时，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以及我们所经历的社会化的过程，除非特别地与众不周，都将把我们的思维拖离具体的、实践的领域，而走向概括的、抽象的空间。文化的整体趋势便是用抽象的地图来取代我们对客观事物的实践经验。地图本身将扮演安慰剂的角色，它向人们保证：太阳是围绕地球旋转的，而地球则是方形的。当伽里略向罗马教皇发起挑战的时候，人们的安全感和确定的信念同时受到了震撼，于是，作为安慰，导师们更加不断地宣讲这些神圣的地图。
大多数的办公室里，你都能够在每一张办公桌上的文件夹或文件框中，发现许多当前往来的信函。许多答复过的信件，许多对方答复信函的复印件等等，都将被归人到固定的文件夹中。时不时地，文件夹中的有些东西将被运送到存储室中的变速箱内封存。而大部分手头的工作都集中在处理当天的邮件，或者是最近一周的邮件，不时地，我们将查找桌上的文件箱，只有极为少数的情况，我们需要到储存室里翻找那些已封存的旧文档。
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旧文档就没有价值，或者说，并不重要。公司的原始章程或许就锁在存储室的某个保险箱里。而那些变速箱中封存的文件则收集了各种重要的记录、合同、以及交流沟通的情况，它们也许随时都会派上用场。
我们的大脑也基本上以类似的方式工作。当然，你早巳知道这一点。那些支配你的意识的事情，大多数都在当天发生。你的思维将主要集中在手头的事情上。有时你也会回想起前几天发生的某件事，或是为下周制定计划。但是，你身边还随时发生着许许多多的事情，它们有的与你相关，而有的则没有引起你的注意，如果你全神贯注地听着留声机里的唱片，你很可能会完全忽略了散热器发出的兹兹的声响。在某种感觉上，我们确实忽略了散热器的兹兹声，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彻底忽略掉它的声响。如果此时有人碰碰你的胳膊，问你是否听到散热器的兹兹声，你将会突然意识到，你其实早已听到了散热器发出的声响，你身体的某个部分其实一直都在倾听这一声响：
也许，你曾经有过阅读股票报价屏幕的经历。你只对其中的几支股票感兴趣。当你在观看报价屏幕时，你便会将注意力集中关注这几支股票，而根本不会去关注其他的股票。实际上，当有人问起你某些股票的名称以及它们的报价时，你的确会感到回忆这些信息的困难。但是，如果屋里的某个人突然尖声问道：“有人看到某某股票了吗，”你很可能脱口而出：“我看到它10分钟前以435／8美元的价格成交了800股”，而这一精确的回答往往连自己都吃惊不小。
这一信息究竟从哪里来的呢?那些你根本没有看到的东西，究竟是如何屈从我们的命令，而钻入我们的脑海里的呢?我们的各种感觉器官似乎总是不停地为我们捕捉信息，甚至是在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能看到类似的现象。比如说，当你在阅读的时候，你的大脑实际上也在同时收集其他各种各样的信息，例如家里那条来回跑动的狗，接近傍晚时，光线的逐渐变化，窗外汽车喇叭的鸣笛，邻居家的电话铃声等等，所有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讲，无时不在我们的大脑的“监控”之中，尽管我们的身体并没有为之付出任何努力，甚至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它们所处的“被监控”的状态。你或许会说，你身边那些鸡毛蒜皮的小动静只不过是“由左耳进，从右耳出”罢了，但是，你或许已发现——就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所发现的那样，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通常能够“神奇”般地“记住”那些我们根本没有刻意去关注的事情，而当这些记忆跌跌撞撞地闯人我们的脑海中时，我们往往只有惊叹它的神奇。
我们的思想意识具有层次性的结构，而这些意识却并非深层次的下意识的发源地。我们必须记住很重要的一点，那些锁在变速箱里，被灰尘覆盖了很多年的文件当中，或许恰好保留了那些至关重要的记录。如果你有少许空闲时间，并有兴趣尝试一些小小的试验的话，你可以挑选出你的一生中某段“记忆”很少的时间(比方说，你四、五岁时的幼年时期)：在纸上写下你记忆中的几个地方，几个人，以及你做过的几件事情，然后，再仔细想想你能够想到的与之有关的各种事情。这时，你会发现，在那年久而尘封的记忆里，竞有如此丰富、如此醉人的故事。
我自己在大约一年以前，曾经尝试过对我自己四、五岁的幼年时代的回忆。对于我当时所居住的蒙大拿州(Montana)的小镇，我只能勾画出寥寥几个模模糊糊的印象。我能记住汉弥尔顿(Hamiltion)的锯木厂，苦根河(Bitter Root River)上的阵阵涟漪，沿河激流而下的园木，以及石堆旁的浅滩。急驰而来的漩涡搅乱了静止的水面，激起了阵阵涟漪．最终一起奔向苦根河的主干道。平静的池塘里，黑色的蝌蚪在黄褐色的塘底游曳。锯木厂里，伐木工人们从这根园木跳到那根园木，他们把园木排列得整整齐齐，并一根根地送人锯木机，而一根根的园木也在锯木厂尖锐刺耳的声响中销声匿迹。那些燃烧木屑的大火炉，就像一口巨大的发射井，通过它圆形的顶端，慢慢地冒出几许轻烟。冬天，我们在锯木厂的池塘里溜冰，冰刀的印迹告诉我们冰面上较薄的位置。迎着寒风，我们慢慢地步行回家……拉发里宾馆(Ravalli Hotel)：它外表看起来的样子，餐厅的布置，每日例行的菜单，以及餐后在一张陈旧的就餐卡上切掉的小角。大街。马库斯•达利庄园(Marcus Daly Ranch)。华特•格雷戈里(Waiter Gregory)家的帐篷。布强(Dr．Buchan)大夫。村庄上而延绵千里的苦根山脉，在暮霭中忽隐忽现。
有这么多的事情跃然眼前，而我以前却从不知道。对于那片空白的“记忆”，就在那一时刻，我一口气写下了满满几页纸的回忆，不仅如此，我甚至还强烈地感觉到我所不能够表达的千言万语：它们从不曾被遗忘，也从没有丢失，它们只是被封存到了地窖的变速箱里。
如果你曾经尝试过回忆过去，我敢打赌，你也能够挖掘出比你想像中还要多得多的记忆。你将会慢慢地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和那曾经上演过的一幕幕场景。你会记起上幼儿园之前和你一起玩耍的小朋友的名字……而最终，你会意识到，尽管这些发黄的记忆封存了太长的时间，但是，一颗年轻的心却总是拥有经久不衰的感觉，它们会伴随你很长很长的时间。
如果你有位年长的亲戚，你就会知道记忆究竟能够“生存”多久了。老人们 共同的一种经历，就是“仿佛回到了过去的生活”。我的姨妈依丝•帕特南（Esther Putnum)，年事已高，她常常弄不清楚我究竟是在昨天还是在三周前去看 过她。事实上，她常常把我和我的约翰叔叔和霍华德叔叔搅和在一起。对于每天 所发生的事情，她看在眼里、听在耳中，但是，她那早已疲惫不堪的身心，却不 再积极活跃地思考那些新鲜的东西了，她所吸收到大脑中的印象电日益稀薄起来。
但是，你可以问问我那年迈的姨蚂，关于她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到墨西哥的那 次旅游!当你拿起那只墨西哥制造的小碗，或者是那枝天然的绿宝石，或者是那 套能发出响声的响尾蛇模型，依丝姨妈将准确地告诉你各种关于它们的种种信息： 她和她亲爱的帕特南教授在哪个地方发现了那只墨西哥小碗，小碗的制造年代， 以及小碗上绘制的土著部落的生活方式等等。此外，你还将听到依丝姨妈宝贵的 记忆中的各种地方、各个日期，以及其他种种的细节描述等等。而所有这一切， 都是在依丝姨妈的思维极端活跃和极端敏感的时期打下的烙印。我们越年轻，我 们的学习能力也越强，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也越忠实于我们。
前面，我们已经描述过我们对四、五岁时的那段幼年生活的回忆，它同时也 是我们快速学习知识的时期。从中，你可以看出，我们在四、五岁大的时候，其实早已学会了许多的东西。你学会了走路和爬行，或许，你还学会了擦洗自己的背，或者你也学会了让自己的身体做出自己所期望的各种动作。你或许还学会了使用自己的眼睛，学会了识别那些对你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的脸，你甚至还学会了判断究竟谁和你站在一起，而谁又总是和你作对。你知道了什么是棒棒糖，什么是干豆子弹的玩具枪，什么是鸟巢，学会了围着草坪上的喷水器奔跑，也学会了玩游戏，甚至学会了打架。你巳能够分辨各种不同的颜色，并喜欢上了某种好听的音乐。而最为重要的是，你学会了说话，学会了理解我们所称为的语言这一奇妙的交流系统。
与此同时，我们四岁的时候，早已构建起了基本的、大量的判断和观点。那时候，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了滑稽和淘气，肮脏与美好。有时，我们靠直接的实际经验学到这许多的知识，每一次“烫伤的手指和炙热的火炉”的经历，都教会我们：某种行为将会导致某种理想的、或不理想的结果。
事实上，一个四岁的孩子，对于那些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早已经能够进行相当完整的抽象思维，并构筑出相当严谨的抽象链。例如，假设三年级有个小孩，十分霸道，专门爱欺凌弱小的同学，他经常穿一件红色的外套，每天放学后，他都会穿过院子抄近路回家。当他的身影闪现在篱笆墙附近的时候，一个四岁的小孩将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威胁的逼近，并带着自己的玩具小狗和玩具车，早早地逃离了院子。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任何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小男孩在篱笆附近的突然出现，都会引起小男孩避难的行为。为了安全起见，这个四岁的小孩，很可能会在学校放学之前．早早地收拾自己的玩具，回到屋子里去了。
我们这里并不是说，这个四岁的小孩在其今后的一生中，都一定要避开穿红外套的家伙，或是当他长大后，都会因此患上“午后三点忧虑症”。正常的情况下，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跃，这个小孩会慢慢地明白，“红外套”和“三点钟”本身并不是威胁的来源。但是，一旦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对某一事物形成了强烈的印象，并通过严密细致的教育和反复的强调，在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那么，要想改变这一原始的印迹则已不是简单的言语或是教导能够起作用的了，这一印迹将根深蒂崮地停留在我们的心目中，在我们的意识中、潜意识中、或是下意识中，都将牢固树立，水不改变。
我们称之为判断和观念的许多东西则来源于这样的教育途径：我们首先学习到这些观念和判断，然后是不断地、进一步地加深对它们的学习，而从未对此加以严肃地求证或质疑。这些判断和观念属于高层次的抽象概念、符号或地图，而根本不是什么客观的事寅。但是，它们却仍然如同客观事物一样长存不衰，甚至比大多数的客观事实还要“经久耐用”。它们正是一些常常与我们的内心或人际关系相联系的词语。“好的”、“坏的”、“鬼鬼祟祟的”、“慷慨大方的”、“逃避推托的”等，便属于这一类型的词语，它们与社会伦理观念相伴，并带有强烈的赞同或反对的色彩。
有一个惊人的事实向我们表明，我们早期所学到的知识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如何根深蒂固，那就是我们的味觉。很遗憾，我们每个人都不曾受过系统的味觉教育，你甚至可以把味觉看成是被忽略的感觉。对于各种气味，我们并没有太好的命名规则。人们通常会忽略掉包围在我们周围的各种气息，只是期待着，在丁香花和山梅花开放的季节，能够偶尔闻到它们迷人的香味，我们一般也不会有意识地走出门外，利用这一来自客观事实的抽象手段和思维方式。
气味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早已声名狼籍，它总让人联想到化学实验室里的恶臭，或是火车站卫生问内非同一般的气味，或是炎炎夏日里垃圾箱散发的浓烈气息。人们总是有意识地避开厨房，只因为里面充满一股饭菜的味道。甚至是那些让人愉快的芳香剂，也受到人们普遍的谴责，它们被认定与人们的性冲动有关。人们一般认为，嗅觉与其他的感觉器官之间关系不大，不仅仅是关系不大，而且还有些声名狼藉，就像是你的酒鬼堂兄一样不受欢迎。生活中，以及我们所受到的教育，都不鼓励我们训练或开发这一重要的感觉器官。你或许早已听到过许多赞美咖啡的“芳香”的词语了吧，尤其是电视或电台广告里对那些知名咖啡品牌的吹捧。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地销售我们的嗅觉，我们往往忽视了它的存在，我们的文化氛围并没有给予嗅觉太多的注意。
但是，即便是缺乏后天的培养，我们仍然拥有嗅觉，即便是缺步后天的系统训练，嗅觉仍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效运作，并与我们的逻辑思维中强大的观念机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咖啡的芳香，如果你真的希望找回它最原始的涵义的话，那么，你只要用一个手工研磨机试着研磨几粒咖啡豆就行(就像我们每天早餐时所做的那样)。把你的鼻子放低，吸口新磨的咖啡豆所散发出的气味。这时，你的脑海里，调用的将是哪一幅地图呢，
记住，如果此前我们根本没有做过记录，那么，外界的任何激励也不可能得到调用的内容。我毫不怀疑，面对浓浓的新磨出的咖啡的芳香，我的孩子们调出的，只会是一幅大牧场超市(Longmeadow SuperMarket)的情景。
显然，对于我的孩子们而言，这正是与“咖啡豆的芳香”相关联的那幅地图。但是，对于我来说，或许对你来说也同样，这一嗅觉的外部激励则让我们回忆起另一时间、另一地点、另一个超市的另一幅详尽的地图。它让我回想起那个窄小的商店，满地的锯末，狭窄的过道两边摆满了长长的柜台。其中某个柜台的后面摆放着的那个带有金色字样的黑色漆布箱中，则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咖啡豆和茶叶。商店前端的柜台上，有一台大型的研磨机，转动研磨机侧面滑轮上的手柄，你的咖啡豆便将慢慢地变成香浓的咖啡。高大肥硕的万•胡里先生(Mr Van Heule)愉快地站在研磨机旁，随时准备为你研磨一镑镑的咖啡豆，并把磨好的咖啡从研磨机下端的金属漏斗中倒入准备好的纸袋里。在商店门口附近，则是一盒盒迷人的饼干盒子，顶上开着个18英寸的口，或者有个玻璃做的盖子。在柜台后面的某个地方，则是一桶桶普通的饼干。店门口的柜台上，还摆放着许多可口的话梅和杏干。往里走，即商店的后面，则是肉食柜，柜台上有一部秤和无数的秤砣，卖肉的屠夫随时向人们提出各种建议：“麦吉太太(Mrs Magee)，我们今天有些上好的排骨……要不，来点儿比目鱼?”头顶昏暗的天花板上，无数的小吊扇慢慢腾腾地旋转着，宛若遨游漫步在空中的直升飞机。每天中午，人们都习惯于看到查理叫嚷着：“服务员!”而后应声从后门进人店内，手里拖着的那只木头箱子，装满了当天的所有供货。
所有这些，都只小过是一阵咖啡的芳香所勾起的回忆，并来自一幅内容丰富的地图，一幅早已过时了的陈年地图。
你也许会想，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人们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也许都将对我们尽可能地靠近客观实际、或是尽可能地降低判断和观点的抽象层次起到重要的作用。
你也许会告诉我说，山姆•古特曼(Sam Goodman，作者这里意用谐音指代某个好人)慷慨而大方。但是，如果你能够向我详细地描述山姆所做的那些引导你得出他慷慨大方这一结论的具体事例，那么，这无疑能够帮助我得到更好的信息，并进一步地了解山姆，面最终得出我自己对山姆的理智的看法。例如，山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让你感觉到他的慷慨大方，在那一时刻、那一地点，山姆又具体做了什么事情，给你这种慷慨大方的感觉?
你也可能会告诉我，戴维(Dave)是个不诚实的家伙，理由是他告诉妻子，他已在周一邮寄出了燃气账单，但实际上，他却是在周三的时候，才邮走的账单。同时，你也可能会认为迈克(Mike)也不诚实，因为他干脆就是位炸保险箱行窃的职业盗贼。瞧，我们对他们两入的形容如出一辙．都是：不诚实。而我们得出这一相同结论的事实依据却毫无相似之处。换句话说，也就是两件天壤之别的事件，也能够创造出纯粹的语言上的一致。
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已学会了种种判断性的词语，以及种种表达观点的词汇，另外，我们还学会了种种并不能够用言语表达，但却能够体现赞同或不赞同的意见的表达方式。这些东西似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钻入了我们的大脑。也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帮助我们衡量和评价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特别地，还包括对我们自己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认识。
然而，这一价值观体系却并非尽善尽美，它最令人遗憾的地方就在于，当我们遇到究竟是选择地图还是选择客观事实作为检验我们的观点的依据时，很多时候，或者说是绝大多数时候，人们都将选择地图，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实际。
你也许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在那些罪行最为恶劣的罪犯当中，从来不乏好心的父母、神圣的牧师(包括所有的部长大臣们，以及教士或大师们)、高尚的教师或是正义的律师们。他们无疑是我们社会文化的楷模，为我们的家庭、教堂、学校或我们的国家鞠躬尽瘁。但是，从本质上讲，他们也仍然只是逻辑上的某个抽象的符号而已。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恰恰是把我们从客观的现实世界推人到这些高层次的抽象空问。当然，只要我们同时也能够意识到这一推移的过程，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感到特别的困惑。但是，我们的教育却从未提及这一推移的过程。例如，当我们为某个事物下定义的时候，我们学会的是，把该事物归入高层次的、更高层次的抽象类别当中，如果我问你，这一“事物”究竟是什么，你会告诉我，它是“巴多”。“巴多”，到底是什么玩艺?一只“拉布拉多猎犬”(Labrador，位于加拿大东北部)。当然，一只拉布拉多猎犬也就是一条“狗”啦!而“一条狗”也就是一只“哺乳动物”。一只“哺乳动物”不就是一只“动物”吗?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并没有入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思维的演绎过程中所用到的“是”这一等同公式，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将“巴多”、“狗”、“哺乳动物”、“动物”扔进了同一个大盒子里了，并把它们统统归人了同一个模糊的种类之中。所以，我们还用得着去猜想我们究竟是如何将类似的事物混为一谈吗?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本身没有教导我们去观察事物之间的差别。我们也似乎没有必要再去猜想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因为我们的教育本身便让我们远离客观事实。
如果你遇到了某些个人的问题，比如说找工作或是支付账单等等，在仔细地研究了一番自已所拥自的资源之后，你或许已能够自行解决。如果不能的话，你可以把问题提交到家庭会议，你的亲人或许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或是物质上的帮助。如果你的家人仍然帮不上忙，那么，你也可以向你所居住的城市委员会申请帮助(瞧，我们正逐步远离你以及你的某个具体而现实的问题，不是吗?)。如果该城市委员会同样无能为力，那么，你可以试着向州委员会提出申请。这一过程中，你很可能卷入越来越多的红色地带，并有可能由此产生许多的误会，而你的感觉则是越来越多的困惑(为什么不呢?你巳越来越远离你的个人问题的领域了!)。如果州委员会对你的问题仍然束手无策，那么．你或许可以尝试着给某位议员大人写信，看看是否有什么联邦机构能够给予援助。如果这一行动仍以失败告终的话．你便只好上书联邦政府了。如果联邦政府还是没有任何回应，那么，你惟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既有需要仔细地观察和关注细节的时候，同时，我们也会碰到需要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情形。不过，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找工作的案例里，我们惟有找到一份工作．才能支付房东太太的的房租，才能购买新鞋子，那么，究竟是什么更靠近这一客观的现实问题呢：是勇敢地面对自己和寻找帮助呢．还是“听天由命”。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哺乳动物”的涵义远比“巴多”重要，而“人类”也远比“自己”意义重大，同样，“原则”也比“行动”更有意义。一句话，教育让我们远离了外部客观世界的各种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