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希腊人那儿学到的谚语，诸如“过犹不及”、“实际测量一切事物”，往往一针见血地为我们指出事物的关键所在，但是，却从来没有人为我们阐述其中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显然，也从没有人教导过我们，让我们按照这些谚语所阐述的哲学道理来生活：此外，人们也不愿意去考虑这些“好高骛远”的事情，因为一旦这些“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以失败告终的话，人们便会认定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以“实际测置一切事物”为主导思想的人，往往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需要并满足了这样的生活。他们能够在众多可能值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选择，并能够意识到白和黑之间所存在的无穷多种灰色度。但是，绝大多数人却并非这样来看待问题，他们往往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分析问题，他们所希望和所需要的，只是强烈而明显的黑／白式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周密严谨的、基于程度或最简朴的事实的表述方式。
在哲学和科学领域，古希腊人曾经无可救药地陷入错凝的深渊。2000年前那段“辉煌而古老的时光”，事实上，只能算是人类理解自然的启蒙时期。
然而，古希腊人留给我们的最惊人的课题，既不是他们所未知的事物，也不是他们明确地知道不正确的东西，而是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能力去发掘那些有用的、有意义的、有效的思维方式，尤其在当时他们仅仅继承了先辈们极为有限的知识遗产的条件下，而且所能够采用的探索大自然的工具又是如此原始的条件下。我们现在，则完全可以充分地利用他们所留给我们的思想工具，并应用到我们当今的工作中。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赞赏和接受那些适用于我们当前的现实条件的任何知识，例如建筑学、文学、数学和逻辑学等等，并把它们当作我们前进的基石。
古希腊人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可以用短语简短地表述为“过犹不及”，另一条类似的短语则称作“实际测量一切事物”。这种适度的理念、合理的有效原则，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所必须所面对的大量问题，提出了最佳的答案。只要认识到这一点，人们便不会被栓在那棵“好高骛远”的大树上。而且，他们也不会再去强求什么绝对的成功，或是绝对的诚实，或是绝对的慷慨；一句话，他们将从此摆脱一元论的定位理论，从此过上正常人的自由生活，面不是圣徒般的“纯洁”生活。他们从此，将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而不是虚构出一幅高级抽象的景象，并活在它虚幻的影子里。
当然，对于某些人、或者是大部分人而言，追求完美并不是件坏事情。正如伯朗宁(罗伯特•伯朗宁，英国诗人Robert Brownin9，1812～1889年)所说的，“我内心的渴望，正是我的慰籍。”这句话真实地体现了我们所受到的思维敦育，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教导我们，只要我们把目标高高地挂在天空，只要我们瞄准远处天边的塔尖，那么，五论如何，我们最后所得到的结果，也将比那些“胸无大志”之辈要完美得多。
然而，我们的目标如此远大，如此绝对，或者如此模糊不清，以致于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希望能够实现它(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认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那么，我们头脑中的一元价值定位的观念只会导致我们信心丧失、士气消沉。当我们踏上独木小桥，期望能够摘到那枚惟一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把自己逼人了绝路：只要最后的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出现任何微4'ff9偏差，就必将引起全盘的、致命的失败。而饱受不能实现这些不现宴目标的挫折的人们，必将感受到一种被彻底击败的感觉，终日受到绝望和焦虑的折磨。
古希腊人早已为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但是，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同时也是一把遗失了的钥匙，因为我们早已被训练得彻底忘却了这把钥匙的使用方法。我们身处的文化氛围，从不鼓励“实际地测量一切事物”。我们所学到的，只是鼓足干劲、下定决心，然后全力以赴地向目标进军。我们希望自己，要么摘到那枚最好的果子，要么干脆什么也没有。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使得本应该用至少三值系统、甚至用多值系统、或是无穷值系统来处理的各种问题，被我们错误地以一元论、或二元论的模式来论处，后果可想而知，它极大地限制了我们成功的机会。
把问题简单化和片而化的思维模式，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思维抽象的过程戚戚相关。我们并不能说它全盘皆错，而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它无比危险。也就是说，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只要稍有不当，便将无可救药地陷入错误的陷阱。你可以告诉某人，告诉他，将“友好”(一个相当高层次的抽象概念)的价值标准定义得如此之高的做法，明显是个错误；而当他怒目以对那个向他的小轿车扔石头的小孩时所感受到的那份内疚，也大可不必；此外他也不应该如此轻易地走向二值论的另一个极端：如果不坚信友好的话，你必定坚信毫无顾忌地残酷对待小孩。
同样的道理，如果某人在某些必要的场合，偶尔说些不怀恶意的谎话，那么，必定有人会认为他已将诚实抛出了窗外，从此将肆无忌惮地漫天撒谎。如果某时某刻，我声称，自己对于所有的股票都显现的上涨行情并不满意的话，那么，也一定会有某些人把我的话，当做是我坚信当前的股市为熊市行情的一项声明。
在上和下之间，黑和白之间，好和坏之间以及成功与失败之间，其实，还存在着其他许多东西。以实际测量一切事物为主导思想的人们，完全有可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悦。他们完全可能取得一份必要的、足够的成功。
工程师们十分清楚这一点。由于所有的工程测量都只能得到近似的测量值，于是，他们对问题的研究便演化成为：究竟多大的精度能够并足以来说明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值得去苛求尽善尽美。不能取得完美的结果(通常，我们根本不可能取得完美的结果)也并不意味着彻底的毁灭或失败。
我们可以在某一条件下实现某个既定的目标(修正后的一元系统)。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值，也可以选择那个值，以及它们之间的任何选择值(修正后的二元系统)。我们还可以选择走这条路，或那条路，也可以停在原地不动，或是这三种选择的任意组合(修正后的三元系统)。此外，我们还可以在一系列的值中作出我们的选择，尽管有时，这些选择值会受到某些条件的制约(多值系统)。
这些新鲜的观念，人们并不总是能够自由地接受和应用。我们知道，要想改变一种早巳成形的习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这一习惯根植于我们幼年时期的反复灌输。人们会为了捍卫那些古老的地图或古老的符号而战，而根本无视这些地图或符号在现实的条件下，是否真的代表客观事实，或是否与我们被告知的情形相吻合。即便人们把他们的地图，带到客观事实的面前，加以比较，并已看出这幅地图必须进行修改和校正，人们也将仍然固执地坚守他们过时的地图。记忆中的那幅游泳池的图画，就真的比我们今天实地拍摄到的相片意义更丰富?!
我们执着地坚守着我们对待家庭、对待性生活、对待祖国、对待上帝、对待自己、对待邻居的方式，就好像这些烙印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地图比外界客观的事实本身还要真实一样，以致于当外界的客观事实本身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早巳证据确凿地表明它们与地图的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也仍然倾向于拒绝承认外界的客观事实，而认可地图的真实性。我们知道，在许多情况下，以不同的程度去看待问题，而不是绝对化地处理事情，对我们更有好处，但是，那些根深蒂固的老习惯却执拗地阻碍着我们的思维。我们非常清楚事情的利弊所在，但是，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沿着老路继续前进。
某些情况下，人们并不难做到以不同的“程度”看问题。比如说，肯定没有人会把房间的温度限制在热或冷这两种简单的极端情况之中。这些词涵义都过于广泛，而非冷即热的观点的前提假设就是：如果房间不热的话，那么它就一定很冷．反之亦然。不过，哪怕是这样的一份报告，你也不可以说它毫无用处。例如，两间不同的房间，其中一间室温高达100华氏度，而另一间则仅为20华氏度，这种情况下，我想，绝大多数人恐怕都会同意前一间房间很热，而后一间房间不热，即很冷的说法吧。不过，这样的说法显然不能够做到很好地辨别房间的温度。
这样的说法同样限制了任何个性化的选择。由于热和冷属于高度抽象的两个概念，因此，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它们的具体涵义也就有所不同，而且，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我们不能够直接地比较这些不同的地图。但是，当我们以多值或无穷值的系统来测量室温的时候，我们便可以赋予热或冷更细致的值(一般来说，也更容易验证)。我们可以问一问，到底有多热？究竟有多冷？
在诸如温度、电压、压力以及距离等简单的物理测量的过程中，以不同的程度来衡量问题的方法显而易见，也容易理解。而当我们所处理的问题涉及到爱、纯洁、成功，或是涉及到对股票市场的评价的时候，“度”的观念便开始变得不那么易于接受。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教给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文化环境教给几乎每个人的思维方法，都似乎在大声抗议：我们不喜欢以“程度”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尽管我们同时也接受过“实际测量一切事物”的教导，或是尊崇“过犹不及”的原则。
我们对于最简单的、非此即彼的观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远远地好于我们对于深邃的、测量考评的观点的理解。这是因为，在人们的头脑中，那些处于高度抽象层级上的模糊的、定义疏松的一般性的概念，似乎比我们从客观实际中得来的那些并不完美的具体的测量值更有意义。当我们因为自己能够抽象出大自然的各种规律而兴奋不已的时候(这一点是任何其他动物都不可能做到的)，我们却彻底地忘却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即高度抽象的规律要真正实用的话，它首先必须打下深深的外界客观事实的根基。而我们的许多高度抽象的概念却在一味地拒绝现实，拒绝真相的真正来源，原因只是，与美好而金光闪闪的抽象概念相比，现实具有不可企及的完美性、绝对性、以及涵盖一切的特性等等。也就是说，人们更偏爱那些光环笼罩下的一般规律，却往往不屑于粗糙朴实的客观事实。一位大谈友谊、神圣和忠诚的演讲者，很可能赢得众多的听众，而如果一位经过严格训练的观察家希望自己的演讲能够帮助人类做些事情，能够为某些现实的问题提供一些解决方案的话，那么，他将永远不可能激起人们的太多热情，也不可能赢得多少追随者。
我们大可不必把决策前的一些实地测量，看作是有损自己立场的潜在威胁。或许，我们也并不一定非要得出某个员工究竟是诚实还是不诚实的结论，相反．我们或许可以具体地调查他究竟有多诚实，即诚实的程度究竟如何。我们也不必质问自己，自己究竟是一个成功者呢，还是一个失败的人。相反，我们可以具体地确定究竟是什么构成我们眼中的成功，并具体地测评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喜欢中庸的立场。他们需要一位黑自分明、勇往直前的引路人。从不妥协，从不测量，极端而绝对地处理问题，便是他们所希望的理想作风。我们都知道(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犹太人曾经一度成为德国的替罪羊。但其实，当时的许多人根本没有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犹太人，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会有引起麻烦的嫌疑。许多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接受(而且已付之行动)了对犹太人的谴责，即犹太人总体上讲就是一个劣等民族的说法。不仅如此，他们同时还接受(而且已采用)了这样的补救措施，即尽可能地统统灭绝所有的犹太人。这就是那种不顾一切的思维模式最容易导致的结果。回顾人类历史发展的篇章，一幕幕血淋淋的战争、屠杀、宗教迫害的悲剧，就是最好的见证。
人们喜欢那些轮廓鲜明、直截了当、如炮弹般可以轻快而大声说出的口号或标语。他们不希望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某些股票呈现出弱市的行情，但是，大约60％的股票仍然持续雄牛走势”。他们所期望看到的声明往往是这样的：“昨日的市场形态确认了其持续向上的走势。股票市场即将攀升到两年来的最高点。现在人市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必将获得丰厚的回报。”或许，你曾经在某些金融专家的评论文章或是广告中看到过诸如此类的表述吧!
人们往往自信自己能够理解牛市的涵义。“牛市”这一标签，也从来不会引起人们对究竟什么是牛市、究竟哪支股票走出牛市行情等问题的质疑。它只是简单地措示——“即刻购买!”如同大多数的绝对命令一样，这些带有某种“不顾一切”的色彩的词汇，往往同时携带着某种暗含的预测性的前提假设．就像对股市的声明——“如果你现在投资购买股票的话，你将获得丰厚的汇报。”其他一些命令式的声明中，也有类似的潜在希望的描述，如：“如果你让你的父母无尚荣光，那么，你的生命将得到上帝的祝福，并因此长命百岁。”“如果你是位诚实的人，那么，这将是一份最好的保险单。”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简单命令，直接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生活中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每一周的每一天(尤其是在星期天的时候)，你都能够听到或看到这样的命令。它们的出现，并不受限于某个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点、或是特定的条件。它们只是作为一些绝对的命令被表述出来，没有限制，没有程度上的区别，而且，它们也从不解释它们并不具体代表某一外界的客观事实，而只是许多阶段的逻辑抽象和推导后得出的结果，如同那些沉淀下来的结晶观点或判断等。这实在是太糟了。大多数的命令都有一个结实的核心真理，它们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它们必须从多兀系统或是无穷值系统的观点出发，进行必要的验证和修订。
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得到某个问题的最有效的答案，那么，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去参加群众性的集会，或是去聆听演讲者声形并茂地为我们讲解那些简单化了的、总结和归纳后的、一般性的祖先们的智慧，而是应该走进实验室，认真地研究各项事实依据，并确定那些古老的原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用于当今的现实状况。也就是说，我们测量，然后决定：测量值的充分的精度是什么，必要的精度又是什么，那些古老的知识究竟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必须增加内容的，而哪些又是必须更改后才能够适用于我们当今的时代的。我们将慎重地接受那些局部的、并不完美的答案，而这将完全基于我们所能够验证的各项数据。当我们遇
到不懂的地方时，我们将坦诚地说道：“我确宴不知道，除非我们找到进一步的事实依据。”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即测试、检验、校正，并最终只接受那些我们能够进行合理地验证的指令的话，我们可能会被指责为过于软弱。因为此时，我们将不能够直接地得出结论，说某个事物究竟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从而也不能够下定决心，作出我们的决策。我们势必陷入过于无知或过于谨慎的状态，而最终不能够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除非我们可以毅然决然地断言，埃及人绝对正确，而苏丹人就完全错误，否则，优柔寡断，在所难免。在两种极端的状态之间，没有任何的余地，也没有部分正确或部分错误的可能。我们必须承认当前的牛市，否则我们便只有等待股票危机的到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二元论的两个极端状态中，挑选其中的一种状态，而彻底地忘却另一种状态，以及忘记两个极端状态之间的所有可能的东西。
那么，这是否就是那条通往更好地理解大自然的道路呢?或者是那条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更好地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途径呢？难道你不觉得，道德学家以及股票分析人员之间所持观点的矛盾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各自都坚持一种不顾一切的绝对观点，并完全忽略了那些不能够支持他们所持观点的任何论据?
要知道，客观事实本身并没有矛盾可言。1957年，当金融专家们发表声明，宣告股票市场的熊市特征的时候，罗瑞纳得(Lorillard)公司的股票走势却与大盘背道而驰。确实，某些股票，许多股票，或是说绝大多少股票，在当时都呈现出了熊市行情，其市值纷纷下跌了多个百分点。但是，不论从哪一个指标来考量，罗瑞纳得公司的股票都可以说是逆势走出了一轮漂亮的雄牛行情，其市值在1957年上涨一倍有余。这是“熊市”这一高级抽象概念里的某个矛盾的现象，但是，我们却不可以说，罗瑞纳得公司股票的走势本身是一个矛盾。
我们能够与那些高级的抽象概念保持足够远的距离，而去仔细地观察客观的事实，那么，我们将不可能发现任何矛盾的存在。惟一的矛盾的来源所在，便是我们自己过于高度抽象、过于绝对断言的种种声明。如果我们把地图的价值看得比客观事实还要重要，我们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地图总是与客观的事实有所出入。当出现这样的情形时，理智的人便应该更改自己的地图，而不是试图寻找逃避现实的借口。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我们同时也大可不必抛弃或是烧毁那幅与事实相悖的地图。
现代的科学知识，早已超越了亚里斯多德(古希腊大哲学家，科学家)时代的逻辑理论，欧几里德(约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时代的几何学学说，牛顿时代的物理理论，以及佛洛伊德(Freud)的心理学研究等等，甚至在股票市场走势的技术研究领域，我们也超越了道琼斯或是汉密尔顿(Hamilton)的指数理论。但是，知识的进步和不断的超越，并不能够说明，我们可以抛弃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德、牛顿、佛洛伊德等人的伟大理论学说，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抛弃道琼斯或是汉密尔顿在金融领域的贡献。我们只不过是在伟人们留给我们的地图上增添某些补充的内容，或作出某些必要的改动，然后我们便可以继续使用这些再版后的最新的地图。
某些时候，我们对某些地图的更新，意味着我们将修改其中的大量陈述和说明。有时我们甚至需要重新确定新的前提假设，以便更好地表述我们所看到的外部客观世界。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对其中的某些用词稍做修改。比方说，某些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观点，完全可以通过添加某些后缀词语来消除，例如，在“这一说法符合所有的情况”的前面，加上“本声明除外”的后缀。同样的道理，为了让“我来自德克萨斯州(Texas)。德克萨斯人从不吐露真言”这一绝对性的声明看起来逻辑严谨，我们必须加上这样的后缀：“除了这句话本身。”即便如此，我们也仍然可以质疑，这一声明是否真的经得住考验。但是，无论如何，在添加了“后缀”之后，它至少在字面上逻辑严谨，而不象没有添加后缀时的情形。然而，我们对陈旧的地图所做的最大、最有效的变动，却是在于我们在这幅地图上所添加的“程度”的概念。当我们为一幅地图加上：“以多大程度”或“有多少数量”等程度概念的限制性用语时，我们已经比那些“所有的”、“每一个人”、“永远的”、“绝对的”等等说法进步了很多。在我们学会了“实际测量一切事物”之后，我们也将懂得“过犹不及”的真正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