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馆成立之后，分为二办，一办由达海及刚林、苏明、顾尔马珲、托布戚翻译汉文书籍；另一办由库尔缠、吴巴升、查素喀、胡球、詹霸记注国家政要。达海为文馆总领袖，长期从事文馆工作。
皇太极把这些人摆在明处，是给他的对手看的，暗地里却选拔精明练达的汉族降官、在努尔哈赤时代幸存下来的汉族知识分子，不看文凭，不看出身，只要有能力，有本事，都可以在馆内谋一个饭碗。
其中，皇太极以文馆为依托，建立了为他以后开疆拓土、铲除异己出谋划策的“智囊团”，主要成员是：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罗锦秀、张存仁、马光远、石廷柱等。
范文程，沈阳人，在明朝圈子里很不得势。他主动投靠努尔哈赤后，希望在新主子手下得到重用，实现他的政治报复和人生价值。可惜努尔哈赤重武轻文，只给范文程一个无足轻重的章京小职。
宁完我，辽阳人，儒生。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阳，他被俘，在贝勒萨哈粼手下为奴，受尽苦难。
鲍承先，山西应州人。他先在明朝沈阳总兵贺世贤手下当差，努尔哈赤攻占沈阳，他败走广宁，后他又在广宁战败，亡命数日后被俘，押送沈阳。作为战俘，几年中，他只能生活在满族社会的最底层，缺衣少食，举步维艰。
这些人，都是标准的封建文人，接受过“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思想教育。但是，他们又遭遇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挫折，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虽胸怀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大志，却一直不受当权者赏识。
皇太极高人一等，发现了这些人身上巨大的能量。在他们落魄之时，以伯乐的身份出现他们面前，送给他们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舞台。这些人对皇太极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暗下决心，誓死捍卫知音的利益。
老百姓有两怕。一怕当官没文化，二怕流氓有文化。皇太极不是老百姓，但也怕身边那些流氓有文化。要对付那群流氓，靠打手不行，得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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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意见的错误提法
皇太极把左邻、右舍、自家后院收拾停当之后，便开始琢磨攻打大明了。
1629年6月，皇太极开始为征讨大明政府制造舆论。在一次贝勒级会议上，皇太极说：“从前，我主张派白喇嘛向明政府提出议和，是这样想的。如果明政府愿意与我们和好，共享太平，那么，我们就会采参开矿，拿这些东西与他们做买卖，互通有无，各取所需。如果明政府不愿意与我们和好，做买卖，那么，我们缺少的，也不过是丝绸之类的东西而已。缺这些东西，也不要紧，积极发动广大群众，种棉纺线，也无所谓。我们屡次与明政府议和，可是，明政府当局却给脸不要脸，跟我们装灯整景，我们岂能善罢甘休？所以，我决定，再次教训不知好歹的明政府当局。为了保险起见，这次出兵，不能像以往那样，靠我军单兵作战。我们要与科尔沁、喀尔喀、扎鲁特、敖汉、奈曼等蒙古各部，组成满蒙联军，一起讨伐明政府。”
为了麻痹袁崇焕，在为进兵做准备的同时，皇太极还举着和谈大旗。两家各有自己的目的，根本不想真心谈判，自然无法坐到谈判桌前。皇太极便因此制造出兵舆论，把战争的发起责任，全部推到袁崇焕身上。
经过精心的筹划和准备，皇太极决定，1629年10月带重兵出沈阳，奔西北方向，经彰武、喀喇沁科尔沁、老河、喜峰口进入关内，直插北京。
为了麻痹明政府和袁崇焕，在8月粮食成熟季节，皇太极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掩盖自己要绕道入关前的军队调动迹象，派出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对锦、宁地区发动佯攻。
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率兵前往锦、宁地区，一路上大肆杀掠。后金兵所到之处，焚烧明人屯粮，纵马蹂躏田禾，掠获人、兽3000余。9月，两个人带兵返回沈阳，立刻参加入边战役。
皇太极对这次入关，下了必胜的决心，要求后金能征善战者，如代善、莽古尔泰、济尔哈郎、阿巴泰、阿济格、德格类、多尔衮、多铎、岳托、杜度、豪格、范文程、宁完我等将领悉数参战，并调蒙古科尔沁部奥巴等23位贝勒遣兵联合出兵。只留阿敏、硕托、图赖留守沈阳。皇太极对阿敏不放心，他临走时叮嘱硕托、图赖一定要看紧阿敏，防止他趁大家不在，私下里搞小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