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保健品公司在推销“生长激素口服制剂”，声称它能够终止或逆转衰老过程。但是生长激素是一种蛋白质，会被肠胃消化掉，口服无效，而必须通过注射才能起作用，而且非常昂贵。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可通过注射生长激素进行治疗，但是健康人试图通过注射生长激素来抗衰老并没有可靠的临床证据。临床试验表明，对健康老年人来说，注射生长激素的效果非常有限，能降低大约2000克脂肪质量，相应增加2000克肌质量，但是体重、骨密度、血脂浓度都无变化，副作用倒有一大堆：软组织水肿、关节痛、腕管综合征、男性乳房发育……足以让人吓得举不起注射针筒。高强度的锻炼和充足的睡眠才是更安全、更便宜的增加体内生长激素含量的自然办法。
奶是妈妈的好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有人认为这是追求高科技产品的恶果，呼吁回归自然，如果无法哺乳，就改用传统的米汤、豆浆或自家养的牛羊奶代替婴儿配方奶粉。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会导致婴儿营养不良、过敏或肾脏损害。婴儿配方奶粉仍然是母乳的最佳替代品，只有它能够做到在营养上与母乳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又让许多人产生错觉，以为婴儿配方奶粉已可以完全取代母乳，一开始就放弃了哺乳。国内医院的产房虽然照例会悬挂提倡母乳喂养的张贴，空泛地讲讲“母乳喂养的婴儿不容易生病”的道理，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比如有的标榜是纯母乳喂养的医院产房在临产妇入院时，就要求选定配方奶粉的牌子，奶粉钱是算在住院费用里头的。有的医院把产妇信息透露过奶粉推销商，产妇回到家里，推销电话也随之而至。也许在一些产科、儿科医生看来，配方奶粉已足以和母乳媲美，那些一出生就完全用配方奶粉喂养的婴儿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其实现在的配方奶粉并没有完全复制母乳。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至今对母乳的成分及其功能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如果未来某一天，我们对母乳的成分已完全明了，是否有可能复制出成分与母乳完全一样的婴儿配方奶粉呢？
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一个原因是母乳中含有许多种微量活性物质，已知的已多达上百种。这些活性物质中，有的是母乳生产过程中遗留的副产品，例如乳糖合成酶、脂肪酸合成酶，不太可能对婴儿的身体有用处。但是其他活性物质显然与婴儿的健康有关：
母乳中含有消化酶和能转运锌、镁、硒等矿物质的酶，以帮助婴儿的消化、吸收。母乳中含有免疫球蛋白、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在婴儿肠道里消灭病原体；还含有其他一些有助于婴儿抵御病菌、病毒的物质：乳铁蛋白能与铁结合，除了帮助铁的吸收，还使得病菌由于缺铁而难以生存，溶菌酶能提高免疫球蛋白的抗菌能力，粘液素能帮助消灭病菌、病毒，干扰素、纤连蛋白具有抗病毒的作用，等等。母乳中还含有许多种生长因子，被证明能刺激小肠细胞的繁殖，影响婴儿肠道的成熟和生长。1998年，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母乳中甚至含有内源性大麻素，和大麻一样能刺激食欲，调节婴儿的吮吸动作。
有的厂家试图通过添加其他动物的活性物质来模仿母乳，例如在奶粉中添加含牛免疫蛋白或牛乳铁蛋白，而其实牛奶中的这些活性物质并不能被婴儿利用。假如有一天，我们能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一一生产出了这些活性物质，又如何能保持其活性呢？在奶粉生产、储存过程中许多活性物质会失去活性，婴儿的胃酸也会杀死它们。母乳中的活性物质之所以能被婴儿利用，是因为它们被乳汁脂肪巧妙地一个个包装、保护起来，所以躲过了胃酸，活着抵达婴儿的肠道。
复制母乳的另一个困难是，母乳的成分并非恒定。不同母亲的乳汁成分不同，同一个母亲的乳汁成分在一次喂奶的前后阶段以及婴儿的不同发育时期，也都在发生变化，以满足婴儿的不同需要。母亲的饮食会影响到乳汁的成分，甚至出现不同的味道，因此母乳喂养的婴儿从小就在从母乳中适应母亲的饮食，而配方奶粉只有一种味道，用配方奶粉喂养的婴儿以后容易偏食。母亲身体还能根据接触到的病菌、病毒分泌相应的抗体通过乳汁传给婴儿加以保护，这种个性化抗体生产更是没有哪种配方奶粉有可能做到的。
母乳对婴儿的益处并不限于哺乳期。母乳喂养的婴儿与配方奶粉喂养的婴儿相比，长大以后患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糖尿病、免疫系统等方面的疾病以及肥胖的风险都降低了。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哺乳期应持续两年，前6个月纯母乳喂养。
不过，母乳并非完美食物，和配方奶粉相比，也有不足之处。母乳的维生素D含量很低，这对经常在野外活动、赤身裸体的人类祖先来说不成问题，因为阳光照射下婴儿皮肤可以自己合成维生素D，但是在现代社会婴儿就有可能因缺乏维生素D而妨碍骨骼发育了，因此母乳喂养的婴儿应每天补充维生素D制剂。母乳的铁含量也很低（少于1 mg/L），在前4～6个月，婴儿体内有从母体带来的铁可用，此后铁的储备用完了，就应该注意通过辅食补充铁。母亲如果营养不良，也能使乳汁缺乏某些营养素。从饮食、药物摄入体内的毒素，以及多种传染病，都能通过母乳传给婴儿。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民间有用通草、王不留行、穿山甲等中药下乳的习惯，这显然是这些药名中的“通”、“不留”、“穿”等字眼引起的牵强附会，而药物中的毒素却有可能分泌到乳汁中毒害婴儿。
母乳的不足是可以预防和克服的，而母乳做为哺乳动物上亿年、人类数百万年进化出来的，母子之间相依为命的产物，却是无可取代的。
飞不用学，走也不用学
我的老家有一句讽刺好高骛远的谚语：“未学走先学飞。”其实，人去学飞固然浪费时间，学走也不是必须的。
即使是鸟，也不必学飞。我们看到翅膀初长成的雏鸟在笨拙地扑打着翅膀试图飞起来，就以为它们是在学飞，而实际上那只是在锻炼翅膀的肌肉。飞行是鸟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要翅膀长好了就自然而然地会飞行，不用靠后天的学习。鸟不用学飞行，就像鱼不用学游泳，马不用学奔跑，以及人不用学走路一样。
但是一般人想当然地以为如果大人不对婴儿进行训练和引导，他们是不会走路的。这还有“狼孩”传说为证。数百年来印度一直有传说称有的新生儿被父母遗弃后由母狼养大，后来被人们发现时，有狼一样的习性，不会讲话，也不会直立行走，只会像狼一样用四肢奔跑。但这些传说都是无稽之谈，不足为凭。最著名的是1920年发现的女“狼孩”卡玛拉和阿玛拉，因为是一位名叫辛格的印度传教士发现的，而且辛格还写有日记记载整个过程，被认为是所有狼孩传说中最可靠的一个。其实那本日记是伪造的，所述经不起推敲。比如它声称“狼孩”的眼睛在黑暗中能像狼眼似的闪闪发光，再热也不出汗，而是象狼一样张大嘴巴喘气，就明显是不懂生物学的人捏造的：人眼不具有反射层，不会因为和狼一起生活就能够发光，人身上的汗腺也不会因为被狼抚养大就全部萎缩。母狼的哺乳期只有4个月，人的婴儿显然不能光靠狼奶来抚养，也不能像小狼一样断奶靠吃生肉生存。所谓的“狼孩”不可能真是由狼抚养大的，其实只是一些先天患有残疾的智障儿童，他们无法直立行走，不是由于没有学习的机会，而是由于残疾造成的。
健康的婴儿即使没有机会学习走路，在其相关骨骼、肌肉发育好之后，也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走路。北美印第安人有一个独特的习俗：婴儿出生后就被包裹起来，被直直地绑在木板上，只露出头来。他们相信让婴儿的背部、四肢一直保持笔直状态能让婴儿的身体变得更强壮。这样要一直绑一年左右。被绑着的婴儿的脚几乎没有活动的空间，更不可能学走路。但是研究表明，被绑着的婴儿与没被绑的婴儿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按相同的顺序，发育出相同的运动技能，包括走路。
这项经典的研究是在1940年对美国霍皮人的婴儿做的。当时也发现霍皮人的婴儿会走路的时间晚于白人。这并不是由于绑婴儿引起的（因为对霍皮人的婴儿来说，被绑的与没绑的会走路的时间无差别）。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40年后，另有研究人员对霍皮人婴儿做了调查，在证实被绑不影响其走路的同时，却发现霍皮人婴儿会走路的时间与40年前相比平均提前了2个半月，与白人婴儿无区别了。这很可能是因为霍皮人的饮食营养获得改善导致的。
但是育儿书还在教父母应该如何教一岁左右的婴儿学走路，心急一点的父母可能在婴儿七、八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教了。除了手把手地教，人们还发明了学步车，这大约是在17世纪中叶发明的，至今还非常流行，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婴儿使用过学步车。人们认为用学步车不仅能帮助婴儿学会走路，而且让婴儿获得乐趣，能够很安全地自得其乐，不用父母时时盯着。
其实学步车不仅不能帮助婴儿学走路，反而会妨碍其正常的运动机能和心理发育。学步车只能锻炼到小腿的肌肉，但是锻炼不到大腿和髋部的肌肉，而后者才是与走路密切相关，最需要锻炼的。由于学步车能够很容易地让婴儿到处跑，反而降低了婴儿走路的欲望。更严重的是，学步车容易对婴儿造成损伤。它们在碰到玩具、地毯之类的障碍物时容易翻倒。最常见的事故是学步车带着婴儿从楼梯上一头栽了下去。由于学步车扩大了婴儿的活动范围，使得他们能够进入危险区域，接触到火或有毒物质。学步车行动速度很快，能达到每秒1米，父母在发现危险时已难以阻止。大多数学步车的事故都是父母在场的时候发生的。估计12～40％使用学步车的婴儿曾经受到过伤害。
2001年美国儿科学会发布过一份有关学步车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光是在1999年就有8800名15个月以下的美国婴儿因为与学步车有关的伤害而接受急诊治疗（实际受伤害的人数可能是接受治疗人数的10倍）。1973～1998年间有34名美国婴儿因学步车事故而死亡。因此美国儿科学会建议禁止学步车的生产和销售。2007年美国儿科学会重申了这一立场。但是即使禁售学步车也禁不住父母使用学步车的热情。加拿大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禁售学步车，但父母仍设法获得二手货或从美国进口，因学步车受到的伤害仍时有发生。
人们很难仅凭经验区分先天的本能和后天习得的能力，因此会固执地相信一种天生的本能是需要引导的，而且即使明知有危险也要去做。当然，无用而危险的学步车不要用，手把手“教”婴儿学走路还是值得提倡的。父母在“教”的时候，自己享受到了乐趣，也有助于婴儿身心的发育，婴儿锻炼了肌肉，可能会促进婴儿获得走路的能力，缩短能够走路的时间。但是这是一个锻炼过程，而不是学习。
我们都是非洲人
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一书时，小心翼翼地避免讨论人类的起源，只在结束语部分暗示了一句：“我看到在遥远的将来会有广阔领域供重要得多的研究。心理学将会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亦即每一智力和智能必然都是经由级进而获得的。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将会得到阐明。”
它暗示的结论很明显：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必定是从猿进化来的。进化论之所以引起许多人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这个结论。达尔文很清楚这一点，不能贸然地提出一个容易引起争端的论点，而必须有充分的证据。经过12年的精心准备，达尔文出版了研究人类进化的专著《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在确认了大猩猩和黑猩猩是最近似于人的动物之后，他预言：“因此，非洲在从前非常可能是那些与大猩猩和黑猩猩密切相近的已灭绝猿类的栖息地；而由于这两个物种是现在人类最亲的同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早期的祖先生活在非洲大陆要比在其他地方更为可能。”
但是在当时，达尔文的这个预言完全被科学界忽视了。做为万物之灵的人怎么可能诞生在“低等”的非洲大陆？欧洲和亚洲似乎是更合适的地点。达尔文之后最有影响的进化论学者、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就认为亚洲的猩猩和长臂猿才是人类的近亲，从猿到人的过渡型——他将它称为“缺环”——应该到亚洲去找。
受海格尔的影响，荷兰医生杜布瓦特地到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当军医，以便能在那里寻找“缺环”。1892年，杜布瓦特在爪哇岛发现了“爪哇人”化石。他认为这就是猿与人的“缺环”。1921年，“北京人”化石的出土更是轰动一时。这似乎都证明了海格尔“亚洲起源说”的正确，以至于1924年第一具南方猿化石在南非出土时，学术界的权威们都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跟人类没有关系的早期猿类。
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更多的南方猿化石在南非出土，证明南方猿具有猿一样的脑袋，人一样的下颌，而且能够直立行走，学术界才基本有了共识：南方猿才是真正的猿人“缺环”。达尔文是对的，非洲是人类的故乡。之后，寻找猿人化石的舞台逐渐从南非转移到了东非。到现在，在东非发现的猿人化石已多得难以统计，起码也有几千具。而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类进化谱系，表明人类是如何在非洲从南方猿、能人、直立人到智人一步一步进化出来的。
在亚洲、欧洲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包括“爪哇人”、“北京人”）都属于直立人，没有比它们更早的了，这说明直立人不是在当地进化出来的，而是在大约100万年前先在非洲进化出来，然后再走出非洲，分散到亚洲和欧洲的。
在非洲、亚洲和欧洲还都发现了智人（也即现代人）的化石，那么他们是各自从当地的直立人进化出来的（“多起源说”），还是从某个地方的直立人进化出来，而后迁移过去的呢（“单起源说”）？在80年代之前，古人类学家们都相信多起源说。但是1987年之后的遗传学研究结果对这一信条提出挑战。
我们体内的基因是记载人类进化的“分子化石”，因此遗传学研究也能让我们了解人类的进化历程。例如通过比较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基因序列，发现非洲人的遗传变异要比其他地方的人高。我们可以推测，其他地方的人的变异较少，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只是原来非洲人的一个分支。这说明人类的共同祖先的确来自非洲。这与化石证据相符。问题在于，通过追溯基因谱系可以算出，现在所有人的共同始祖大约生活于20万年前的非洲。但是在亚洲和欧洲发现的直立人的生活年代比这个年代久远得多，比如，“北京人”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从时间上看不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先。
怎样解决这个时间上的矛盾呢？遗传学家认为人类有过两次走出非洲。第一次是大约100万年前直立人那次。第二次，则是在大约20万年前，智人在非洲首先从直立人进化出来，分布到世界各地去，消灭了当地的直立人。根据这个说法，所有的现代人都是非洲智人的后代，中国人也不例外。
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看，单起源说也更为合理。按照现代进化论的观点，一个新物种的出现是特定条件下的特殊事件，是不可重复的。多起源说却认为直立人这一物种在不同的地方分别独立地演变成了新的相同物种智人，这种可能性极低。
由于有了众多遗传学证据，单起源说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学说。一些中国学者之所以仍然坚持中国人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大概是出于“民族感情”。但是感情不应该凌驾于科学事实之上。何况，承认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都是非洲人的后裔，无损于民族尊严，正如承认人类是从古猿进化来的，无损于人类尊严。
男人爱貌，女人爱财
在许多国家，越来越盛行为征婚者提供“快速约会”服务。这通常是在某家婚恋公司的组织下，大约20名征婚男子与相同数量的征婚女子聚会，每个人都轮流与每个异性交谈3～7分钟，交谈后在卡片上写下是否愿意与之再次见面。如果双方都有意，婚恋公司再提供对方的联系方式。在外人看来这种方式似乎显得很仓促，但是研究一再表明，人们通过短时间的接触就能对人形成很准确的判断，即使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交谈，也已足以对对方的外表、性格、智力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了解。
显然，这是研究人类如何择偶的一个很好的材料。研究人员让参加快速约会的人事先填写问卷，询问他们对自己的外表（相貌、身体健康状况）、地位（She会地位、经济状况）和家庭义务（是否愿意要小孩、抚养质量）等几方面进行评价，然后表明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配偶。结果表明，不论男女，他们想要的配偶的各个方面一般来说都与他们对自己的评价相当（例如，觉得自己相貌平平的，也想要一个相貌平平的配偶）。或者说，“门当户对”是一般人心目中理想的婚姻状况。进化生物学把这称为“相似－吸引”假说。
但是研究人员也发现，虽然人们心目中这么想，实际做出选择时，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男性和女性不知不觉地表现出了非常不同的倾向。不管是什么样的男性，他们都非常看重女性的外表，而不太在乎女性的其他方面。女性也主要是根据自己对自己的外表的评价，而对男性的外表、地位和家庭义务各个方面做出综合的衡量。例如，如果女性觉得自己长得漂亮、身材好，那么就会想找一个各方面都不错的配偶。而且，在择偶时，女性要比男性挑剔得多。在一次“快速约会”之后，男性平均来说愿意和其中一半的女性再次见面，而女性只愿意和其中三分之一的男性再见面。
这符合进化生物学的“潜能－吸引”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动物的择偶实际上是在为繁殖后代、传播自己的基因进行投资，所以要找最有潜力的合作伙伴。但是雄性和雌性在生殖方面的投资状况不同，对合作伙伴的要求也就不同。对大多数哺乳动物来说，雄性的投资、负担比较小，主要就是贡献出了基因，受精之后其使命差不多就完成了。因此他对雌性不会很挑剔，最关心的是雌性是否有生育能力、是否能生下有良好基因的后代。女性吸引男性的那些外表特征，其实都是有生育能力、有好基因的标志。
但是雌性则不然，她的生殖投资要大多得。在受精之后，她还得忍受长时间怀孕的不便，还要承担抚养后代的主要责任。因此，她要比雄性挑剔得多，不光要看雄性是否有生育能力和好基因，还要看他是否有丰富的资源和强烈的意愿为她及其子女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后者可能是更重要的。
这一点，早在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一书中就已经提出了，可以归纳为“挑剔的雌性、竞争的雄性”原则。我们人类其实也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遵循着这条择偶原则，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乃至有意否认这一点，但是已写入基因的本能仍然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选择。
人的性格是不是基因决定的？
国内第一部武侠动画片正在热播，有人认为该片“内容低级，充满了暴力、情色、脏口、恐吓、威胁”，孩子们长期观看，“会产生很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请求停播该片。但有一位被称为“童话大王”的儿童文学作家对此很不以为然，对记者表示：“我认为一个孩子怎么样，基本上是遗传基因决定的。后天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父母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基本上就应该是怎样的了。”
如果不是记者转述有误的话，“童话大王”的这个评论是自相矛盾的。既然他不清楚环境的影响有多大，又何以能够断言一个孩子的性格基本上是遗传基因决定的呢？
“童话大王”的观点，是属于所谓遗传决定论。一个人的性格是基本上先天决定的，还是受环境的影响后天使然的，曾经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遗传决定论向来被认为是反动的、保守的，环境决定论则被认为是进步的、开明的。争论虽然激烈，在以前却缺乏严谨而客观的科学研究，或者是出于社会偏见，或者是出于美好的愿望。近二十年来，才有了比较可靠的科学研究，可以对基因、环境对人的性格的影响下一个结论。
在遗传学上，要研究基因与环境的关系，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实验：让有着相同的基因组的个体（也就是所谓克隆）控制在不同的环境中生长，比较其结果。同卵孪生子有着相同的基因组，是很好的实验材料，但是我们却无法拿人来做这种控制实验，只能进行调查统计。
这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比较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的异同。同卵孪生子是由同一个受精卵分裂发育来的，他们的基因组相同，遗传相似程度达到100％。异卵孪生子则是两个（或更多个）卵分别被两个（或更多个）精子受精产生的不同受精卵分别发育而来的，虽然他们在同一时间位于同一子宫，但是他们的遗传相似程度与同一对父母在不同时间生下的两个孩子是一样的，平均为50％。如果某种行为特征在同卵孪生子之间的相似程度并不比异卵孪生子高，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特征的遗传程度很弱。反之，如果同卵孪生子在某种行为特征的相似程度高于异卵孪生子，那么它就很可能是受到遗传影响的。
另一种方法是比较出生后不久就被分开在不同家庭抚养的同卵孪生子和在同一个家庭抚养的同卵孪生子。这个办法的依据是认为在不同家庭抚养的孪生子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因此其相似性就可认为是由于有相同的基因导致的。这个依据并不完全可靠，因为孪生子在被分开抚养之前，至少已有九个月的时间是处于相同的环境中的（母亲的子宫），而且在不同的家庭抚育，并不等于其生长环境就完全不同，其中完全有可能有很相同的环境因素。
不管采用哪一种方法，都不能只比较个案，而必须对大量的孪生子做调查、统计。在世界上，已有多项这种调查，其中最大的一项是美国明尼苏答大学的研究人员负责的，他们共研究了8000多对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包括130多对在不同的家庭长大的同卵孪生子。他们之所以能找到这么多被分开抚育的同卵孪生子，得益于美国历史上一个悲惨的时期：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迫使许多贫苦家庭把刚出生的孪生子分开送人抚养。以后很可能再难以有这样的研究机会。
研究者对孪生子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面试，以了解其生活环境，对社会、宗教、哲学问题的看法，并用一系列心理测试判断其职业兴趣、思维能力和性格倾向。结果表明，同卵孪生子的性格相似程度明显大于异卵孪生子。明尼苏答大学的研究结果是，一起长大的同卵孪生子的相关性平均为0.46（0表示两个人没有一点相似之处，1表示两个人完全相同），分开长大的同卵孪生子，这一数字为0.45。这说明同卵孪生子的性格相关程度，与他们是否在相同还是不同的环境长大无关。分开长大的异卵孪生子的性格相关程度平均为0.26，大约是同卵孪生子的一半，这与他们的遗传相似程度是同卵孪生子的一半相符。从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得到的相关性可以用于计算遗传差异与性格差异的相关性。平均来说，大约50％的性格差异是由于遗传差异导致的，或者说，遗传因素对性格的影响大约占了一半。遗传学家把这个数字称为遗传率。如果性状差异是完全由遗传差异引起的，遗传率为1，如果性状差异与遗传差异毫无关系，遗传率为0。其他的类似研究的结果，所得到的性格遗传率，一般在0.2-0.5之间。
由此可见，遗传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都是错误的，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对性格的影响大约同等重要。两个人的遗传差异越大，环境越不同，性格差异也就会越大。而两个人的性格相似主要是由于相似的遗传因素引起的，环境的影响很小。但是我们必须记住，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实际上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而是混杂在一起、交互发生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分影响性格的因素有多少属于遗传的影响，有多少属于环境的影响，是不可能的。简单地说，遗传、环境，以及经常被忽视的随机因素，都对人性有重要的影响。
达尔文曾经深刻地指出，那些顽固地坚持遗传决定论、认为一切都是天生注定的人，实际上是在推卸社会责任：“如果穷人的惨状不是自然法则而是我们的制度导致的，那么我们的罪过就会很大。”“童话大王”本人的童话作品也曾经遭受批评，认为它们不适合儿童阅读，会对儿童的生长产生不良影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明知自己并不了解后天环境的影响有多大，却要断言儿童的性格基本上是遗传基因决定的。暴力动画片、另类童话是否会对儿童产生不良影响当然可以讨论，但是不应该因此一概否定儿童的成长会受不良环境的影响。编导、作家在向儿童推销自己的作品时，还是要多一点社会责任感。
西方也有“阴阳五行”
近年来国内有不少人倡导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例如卜卦、风水、中医）树立为“东方科学”，以与被称为“西方科学”的现代科学相对抗。“东方科学”的主要特色，就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的。“东方科学”在国际上没能获得承认的原因，据说是由于西方人理解不了阴阳五行。其实在西方历史上，也曾经流行过类似阴阳五行的学说，统治西方思想界达两千年之久，那就是源自古希腊哲学的四元素学说。这个思想体系非常精致、巧妙而庞杂，其“博大精深”的程度丝毫不比阴阳五行说逊色。
这个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约公元前625～547），他是第一个尝试完全用自然因素解释自然现象的人，并提出了这么一个大问题：物质归根结底是由什么构成的？他猜测宇宙万物都是由同一种基本元素构成的，那就是水。
其他古希腊哲学家都跟着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分别给出自己的答案，连师生都会为此互相吵架，真正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例如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546）认为基本元素不可能是水，而是某种不明确的无限物质。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约公元前585～525）则认为基本元素是气，气稀释成了火，浓缩则成了风，风浓缩成了云，云浓缩成了水，水浓缩成了石头，然后由这一切构成了万物。那位留下了“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这一名言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35～475）认为万物由火而生，所以永远处于变化之中。
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0～430）对此来个兼容并包，综合了前人的这些看法，再添加“土”，就有了水、气、火、土四元素。特别看重几何学的柏拉图（公元前427～347）把四元素几何化，认为组成它们的原子形状分别是体现其性质的一种正多面体：火原子是最为锐利的正四面体，气原子是几乎让人感觉不到的正八面体，水是像小球一样滑溜的正二十面体，土是能够堆砌起来的立方体。
正多面体共有5种，还剩下一种正十二面体没有元素可与之对应，柏拉图说它是神用来排列天空的星座的。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认为组成天体的元素与地球不同，是纯粹的“以太”。多了这一第五元素，各种元素倒是可以和各种正多面体一一对应了。不过亚里士多德不像他的老师那样痴迷几何学，对这种做法并不感兴趣。
亚里士多德把四元素学说发展成了一个能自圆其说的体系，看上去很迷人。例如，这个学说能解释为何宇宙以地球为中心，井然有序：土最重，组成了地球的核心；水较轻，覆盖在地球的表面；气、火更轻，笼罩着地球或向上飘扬；以太最轻，位于天上，绕着地球运行。
亚里士多德认为，四种两两互相对立的原始性质才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冷－热、干－湿。不同的元素是由这些性质按不同比例组合而成的。火是热加干，气是湿加热，水是冷加湿，土是干加冷。因此元素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把水加热，水中的冷被热取代，水就变成了气。
四元素学说渗透进了西方传统学术的各个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370）据此提出的四体液学说。它认为人体有四种体液分别与四种元素相对应：由肝制造的血液（气），肺制造的黏液（水），胆囊制造的黄胆汁（火）和脾制造的黑胆汁（土）。人之所以会生病，是由于四种体液失去了平衡所致，治病就是要让体液恢复平衡，因此衍生出了放血、发汗、催吐、排泄等疗法。西方传统医学用整体的观念看待人体和疾病，主要用草药入药，认为不同的草药有不同的冷－热、干－湿属性，可以借助它们让体液恢复平衡。处方往往同时用很多味草药，讲究不同草药之间的相互搭配。这些观念和做法都与中国传统医学很相似。
第一个认真地质疑四元素学说的学者是英国化学家波义耳（公元1627～1691）。他在1661年发表《怀疑派的化学家》，对古代元素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它们都不是真正的元素。他提出，元素应该是指既不能由其他物质生成，也不能相互转换，无法再分解的某种原始、简单的东西。他并提出，元素的种类有很多，什么东西能被算是元素，要用实验来确定。对古代元素学说的否定，可以视为化学创建的一个标志。四体液学说的寿命还要长一些，直到19世纪还有很多医生相信，随着现代医学的兴起才遭到了彻底的否定。现在西方学界实际上已无人还相信四元素学说，但是在民间还有人信奉，例如星相术仍然把它当成理论依据之一。
四元素说其实并不是很离谱，可以把它看做四种物质形态的象征：土、水、气、火分别对应着固态、液体、气态、等离子态。但是那毕竟只是古人对世界本源的一个充满臆想的朴素看法，不管其体系是多么的博大精深，在现代科学兴起后，在西方就被无情地抛弃。而更为简陋的阴阳五行说却至今风靡中国学界，甚至被当成了科学，继续用它来指导治病看风水，这倒是很有东方特色的。还有人幻想用“东方科学”来拯救“西方科学”、西方文明，则是对西方思想史的无知。
阿基米德的镜子
公元前213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罗马执政官马塞卢斯率领一支60艘战船的舰队，攻向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叙拉古。
此时，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正带着大军在罗马大地上游荡。罗马军团不敢与之正面交锋，试图切断汉尼拔大军的补给线。叙拉古正是从汉尼拔的北非老家到意大利这条补给线上的关键港口。叙拉古原来一直与罗马结盟，在3年前汉尼拔大败罗马军团后，就倒向了迦太基。
罗马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军，每艘战舰有三层甲板，由150名桨手行驶，载着75名士兵，25名军官和水手。其中有8艘战船经过改造，每两艘连在一起，载着一架威力巨大的攻城机。罗马军队用它来攻城，几乎攻无不克。但是马塞卢斯知道这一次非同寻常，因为叙拉古城里住着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和工程师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靠给政府设计武器获得报酬，因此得以衣食无忧地研究纯学术问题。
当罗马战船驶近城墙时，它们遇到了阿基米德的第一种武器——巨大的投石机抛出大石头，向甲板、桅杆和水兵砸去。有的战船躲过了被砸沉的命运，驶得更近了，这时阿基米德的第二种武器派上了用场，小型的投石机从墙洞射出石头，虽然石头较小，但是速度更快，更密集，罗马水兵纷纷被击落水。有一些战船还是驶到了墙底下，开始攻城了。这时从墙头伸出一根根又长又粗的木梁，扔下沉重的铅块，把战船和攻城机砸烂。然后，罗马水兵见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奇怪武器：一架架起重机从墙后伸出来，晃动铁爪，钩住了船头，把战船垂直地吊起来，一松开铁爪，战船就被翻了个底朝天。马塞卢斯见了此情此景，感叹道：阿基米德在用我们的船从海里舀水。
最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群叙拉古士兵出现在墙头，一致地晃动手臂，一道白光射向一艘还在一箭之遥的战船，这艘船就被点燃了。然后又射向第二艘、第三艘……罗马战船一艘艘地烧了起来，马塞卢斯赶快下令撤退。在这场被马塞卢斯称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个人的战争中，阿基米德取得了胜利。马塞卢斯必须另找攻占叙拉古的办法。
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吗？
我们可以确定发生过这场战斗，而且罗马舰队被击退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阿基米德设计的武器在击退罗马人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靠的记载表明罗马舰队饱受石头、铅块的狂轰乱砸，也遭遇铁爪起重机的重创。但是早期的记载都没有提到阿基米德还用了能点燃战船的秘密武器，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罗马战船起火了。
到了公元2世纪后期，罗马诗人卢坎才首次说到阿基米德用科学办法把敌人的船只点燃。此时距离这次战斗已过了400年，而且卢坎也没有具体地说阿基米德用的什么办法，可能只是用了更普通一些的点火办法，例如向甲板抛掷装了硫磺、油脂、沥青的火罐。还要再过300年，才有一名希腊数学家首次记载，根据传统说法，阿基米德用镜子点燃了一箭之遥的敌人舰队。
可见这个传统说法缺乏可靠的史料，很可能只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阿基米德研究过光学，显然知道用凹面镜能够聚焦阳光。但是当时的技术是制造不出一面足够大的凹面镜的。替代办法是用很多面平面镜排列成一个抛物面，同样能够聚焦阳光。传说阿基米德就是这么设计的，让许多士兵人手一面镜子，排成了一个镜子阵。
阿基米德掌握了足够的光学知识能设计出这种光学武器。但是这样的武器真的能派上用场吗？轻信的古人从不怀疑，文艺复兴之后就不同了。笛卡儿认为那是虚构的故事，而布封却在1747年用实验证明阿基米德能够办到。布封用168面20x15厘米的镜子聚焦阳光，点燃了大约50米外的木头。1973年，希腊科学家试图重现当时的情景。阿基米德时代古希腊人还不会生产玻璃镜子，只能用的是铜镜或磨光的盾牌。在雅典的一个海军基地，士兵们举起了70面1.5x1米的铜镜，瞄准了50米外的一艘小木船。起初，许多人没法聚焦，经过反复练习后，终于对准了，几秒钟后木船开始冒烟，很快就烧了起来。
2005年10月，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在校园里做了演示，把127面30x30厘米的镜子对准30米处的木船模型。对准大约10分钟，木头烧了起来，他们让它烧了一分钟再扑灭，在木板上烧出了一个洞。随后他们到旧金山，对停泊在海上的真木船做实验。这回用了300面镜子，让船舷冒烟、烤焦，有一个地方出现小火，持续燃烧了2个小时后只烧出了一个小洞。但是并没能点燃木船。
这些实验结果不足以令人信服，用到实战上就更成问题了：叙拉古士兵如何知道要准确地把光线对准哪一点？即使目标被一致对准了，罗马战船怎么会保持静止一段时间让他们聚焦？浸泡在海水里的战船是否能像干木头那样被点燃？如果点燃了，火势很小，会不会很快就被船上的士兵扑灭？
即使这一光学武器在理论上可行，在实战中也不实用，还不如发射火箭或用抛石机发射火团更好用。但是它听上去比火箭、抛石机神奇多了，更适合用来讲故事，传说于是出现。就算明知它不可信，人们还是会津津乐道，让它一直流传下去。
“神医”华佗的手术神话
近日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在央视百家论坛节目讲“神医华佗”，称其“料病如神，预知生死；治疗神奇，手到病除；外科神奇，开刀剖腹；医学流派，器重神奇”，所以世界华人总爱拿华佗作为神医代称。他主要依据的是《三国志》和《后汉书》所谓“正史”的记载，认为“这些传说都应当符合史实，并非是虚构和神化”。
但是，王教授的前辈、真正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早在1930年写过一篇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考证出华佗故事就是个神话故事，故事原型来自印度佛教传说。陈寅恪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华佗这个奇怪的名字其实源自印度药神阿伽佗（“华”、“伽”的古音相同）。二、华佗的神奇医术与后汉安世高翻译的《来女耆域因缘经》所载神医耆域的神奇医术雷同，明显是抄袭来的，“为外来神话，附益于本国之史实也”。
其实，即使没有国学大学的考证，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华佗的事迹也完全不可信。正史所载的华佗神奇医术，大抵荒诞不经，稍有科学头脑者即不会信以为真，在今天已很少还有人把它们当史实介绍。只有华佗用“麻沸散”为病人做开腹手术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甚至被写入中国科学史、医学史。
这项据称早于西方一千多年的创举，《三国志》和《后汉书》所载大同小异，《后汉书》的说法是（据王教授的翻译）：华佗对需要开刀的病人，先让他用酒服用“麻沸散”，喝过“麻沸散”的病人像喝醉了酒一样失去了知觉，再为病人剖开腹部，取出结积物。如果病在肠胃，华佗能开刀取出肠子，剪掉有病的肠子，选涤干净后，再缝合好，敷上药膏，四、五天就会愈合，一个月就能长好，因为不疼，病人也没有什么感觉，一个月之内，病人就恢复了健康。
陈寅恪已指出，这个破腹断肠的记载也为抄袭印度神话之作。即使是中国原创，其真实性也令人起疑。那个神奇的麻醉药“麻沸散”只有一个名称，没有具体成分。后人推测说其主要成分可能是曼陀罗花。“曼陀罗”是梵语，印度古籍有用曼陀罗花当麻醉剂的记载，华佗故事在这里再次与印度发生了关系。中国古籍则迟至宋代才有用曼陀罗花做麻醉剂的记载。后来中医也用它当止痛剂做一些小手术，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割疮灸火，先宜服此，则不觉苦也。”
曼陀罗花起麻醉作用的主要成分是东莨菪碱，但是麻醉深度不够，镇痛不强，肌松作用不完全，并不适合于做开腹手术。文革期间（上世纪70年代初），根据“麻沸散”的成分主要是曼陀罗花（又称洋金花）的推测，为发扬“中药麻醉”，我国许多医院尝试静脉注射洋金花总碱或东莨菪碱进行全身麻醉，同时还要结合氯丙嗪、哌替啶等现代麻醉药才能做手术，最终也由于效果不佳放弃了。如果是单独口服曼陀罗花，当然效果更差。很显然，口服曼陀罗花只能够用于“割疮灸火”之类的小手术，是不可能用于开腹手术的。事实上，全身麻醉手术都必须用吸入或静脉注射麻醉药，不能口服。
“麻沸散”当然也可能不是曼陀罗花。也许华佗发现了今天众多科研人员用科学方法也没能发现的一种神奇的口服麻醉药。这就能保证其开腹手术能够成功吗？不能。成功的麻醉只是成功完成开腹手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却不是唯一的条件。做手术的医生需要有系统的解剖学知识，对腹部结构、脏器解剖有精细的了解，对疾病有准确的诊断，还要知道如何消毒防止伤口感染，如何在手术中止血。这都是华佗的时代所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即使华佗真能成功地实施麻醉，也不等于他就能成功地动手术。在缺乏系统的解剖学知识的指导，连消毒、止血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实施破腹切肠手术，病人必死，何况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病是可以通过切开肠子进行清洗来治的。
华佗庙有一副对联云：“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军惊”，说的是华佗两项尽人皆知“外科事迹”：为关羽刮骨疗毒，向曹操建议用利斧砍开脑袋治疗头风病而惹下杀身之祸。这本是《三国演义》的小说家言，连“正史”都不载，却也被当成了华佗的主要事迹。如果华佗真的是因为想开曹操的头颅而被杀，倒是咎由自取。且不说开颅术治不了头风，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接受开颅术无异于自杀。
